當就寢的號聲響起，威利上了床時，他忽然想起他一整天都沒想過梅·溫了，也沒想過父母，連一次都沒想過。自從當天早晨在第116街和母親吻別以來似乎已過去了好幾個星期。他的身子離曼哈塞特並不遠，不比百老匯裡那個他常去的地方離得更遠。可是，他覺得自己離曼哈塞特就像他離北極一樣遙遠。他環室掃了一眼，光禿禿的四壁塗成了黃色，黑木的牆圍子，書架上裝滿了沉甸甸的書，令人望而生畏。那兩個穿著內衣的陌生人爬上床後，便開始和威利聊起了一些在公開場合不便講的趣事，那種事情威利在自己家裡是永遠聽不到的。他對這種帶有冒險性的舒適生活產生了一種非常複雜的感覺，彷彿他是在野地裡搭帳篷過夜，並且為失去了的自由深感後悔。
威利的徵兵序號是排在最後的那一批，所以他不用躲進海軍裡去就平平靜靜地度過了戰爭的第一年。
曾經有人議論說他在讀完文學碩士之後會回到普林斯頓大學去，因為這是開始教學生涯的第一步。但是，威利在羅得島他祖父母家裡打了一夏天網球並做了許多浪漫事之後，9月裡在紐約一家小飯店的酒吧謀得一份工作，給人家彈鋼琴，演唱他自己獨創的小曲兒。初次掙得的錢對決定一個人的職業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威利選擇了藝術。他掙的錢並不多。實際上，那點錢是音樂家工會所許可的給彈鋼琴的人的最低數目。只要一張張50元面值的鈔票從母親那裡源源不斷地繼續往他這兒流，他就不用擔心。正如那個皮膚黝黑，滿臉皺紋的希臘人業主所說，威利正在取得職業經驗。
他的歌讓人覺得做作，不夠詼諧，曲調也不夠優美。他的主要作品《你若是知道羚羊所知道的》講的是動物與人類做愛方式的比較，而且只有在聽眾人數多的時候才演唱。他的其他作品倚重的大量手段是運用諸如“酒桶”與“雜種”、“拉扯”與“婊子”這種押韻方法——威利並不直接將這些髒字說出口而是衝著聽眾笑笑，換用一些不押韻但無傷大雅的字眼。這種表演通常會逗得那些專在酒吧間扎堆兒的聽眾高興得大聲尖叫。威利的那一頭普林斯頓式短髮、昂貴的衣服和他那張甜蜜的娃娃臉恰好掩飾了他才氣上的不足。他出場時，通常穿一條寬鬆的淺黃褐色褲子，一件棕黃間綠色的雜色夾克上衣，一雙用哥多華皮革製作的英式大皮鞋，棕黃間綠色的花格短襪和白襯衫，領帶打的是最時髦的領結。僅從其畫面效果考慮，這個娛樂節目就使那位希臘老闆從威利身上撈了不少便宜。
過了幾個月，第52街上一家昏暗骯髒的夜總會——塔希提俱樂部的老闆看了他的表演後以酬金每週增加10美元的價錢把他從希臘人那裡買了過去。這樁買賣是一天下午在塔希提俱樂部的一次面談中成交的。所謂塔希提俱樂部只不過是一間潮濕的地下室，裡面有許多假造的棕櫚樹，佈滿塵土的椰子和倒扣在餐桌上的椅子。日期是1941年12月7號。
會面後，威利回到陽光普照的大街上時，感到既高興又自豪。他的薪金已高過了音樂家工會所規定的最低標準。他覺得自己好像已經趕上了科爾·波特【科爾·波特（ColePorter，1891－1964），美國百老匯的音樂創作巨星。——譯者注】，而且離勝過諾爾·考德【諾爾·考德（NoelCoward，1899－1973），英國劇作家，同時身兼演員、導演、作曲家。——譯者注】的日子也不遠了。在他眼裡，街上那些花哨的，久經風吹日曬的夜總會招牌以及像他一樣的無名之輩的放大了的相片都顯得很美。他在一個報攤前停住了腳步，一行特大的黑字標題“日本人轟炸珍珠港”吸引了他的注意。他不知道珍珠港在哪兒，想了一下，覺得應該是在巴拿馬運河的太平洋一側。他意識到這意味著美國就要參戰了，但局勢的這種轉變絕對沒有他在塔希提找到的工作重要。在那些日子裡，一個非常靠後的徵兵序號可以幫人對戰爭保持鎮定。
當晚，他向家人公佈了他在娛樂界地位的上升。這個消息對基思太太簡直是致命的一擊，因為她一直在吞吞吐吐地勸說威利回頭去研究比較文學。當然也談到過威利應徵入伍的問題。在乘火車去曼哈塞特的路上，他受了那些情緒興奮的上班族的戰爭熱的感染，怠惰的良知震動了，促使他要有所行動。在晚飯結束時他提出了這個問題。“我真正應該做的，”當時基思太太正往她的甜食碟子裡添加第二份由牛奶雞蛋等做成的冷甜食，“是拋棄鋼琴和比較文學，加入海軍。我知道我會獲得尉官軍銜的。”
基思太太向她丈夫看了一眼。那位身材短小、性情溫和、長著和威利一樣的圓臉的醫生嘴裡繼續叼著雪茄煙作為他不能開口講話只好保持沉默的借口。
“別荒唐了，威利。”基思太太以閃電般的速度估計了一下形勢，便放棄了那個關於傑出人物、哲學博士威利·索德·基思教授的幻象。“正當你的事業顯示出實實在在大有前途的時候？顯然我是看錯你了。既然你能如此快地取得這樣引人注目的上升，你必定是很有天賦的。我希望你能充分發揮自己的天才。我現在真的相信你將成為第二個諾爾·考德。”
“總得有人去打仗吧，媽。”
“別以為你比軍方還聰明，孩子。他們需要你的時候會招你去的。”
威利說：“爸，你的想法是什麼？”
那位胖乎乎的醫生用手梳理著頭上還留下的幾綹黑髮，吐出了嘴裡的雪茄煙，聲音溫和、平靜地說：“是啊，威利。我想你母親看到你走了會感到很遺憾的。”
就這麼著，威利便從1941年12月到1942年4月間一直在為塔希提俱樂部的顧客們彈鋼琴，而就在此期間，日本人佔領了菲律賓，“威爾士親王號”和“反擊號”軍艦沉沒了，新加坡也陷落了。同時，德國人的焚屍爐也在鼓足風力每天燒掉數以千計的男人、婦女和兒童。
這年春天，威利的生活中發生了兩件大事：一是他談戀愛了；二是他接到了徵兵機關招他入伍的通知書。
之前，他曾經有過大學裡男孩子那種通常以花錢為能事的戀愛經歷。他曾向同班的一些女孩子獻過慇勤，還硬要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女孩子和他進一步發展關係。有那麼三四次，他認為自己已經陷入了情網。但這次，梅·溫突然闖入了他的生活，事情可就完全不同了。
一天，他冒著濛濛細雨，踏著泥濘的道路到塔希提俱樂部去給新節目的試演作鋼琴伴奏。塔希提俱樂部在各個季節、各種天氣裡都是陰冷、淒涼的，尤其是下午。從臨街的大門射進來的慘白光線照出了大廳裡陳舊污穢的紅色天鵝絨掛毯上的白斑、被踩踏得粘在藍地毯上的口香糖的黑漬和門上以及門框上橘黃色油漆的爆裂與脫落的斑點。在一幅表現南太平洋風情的壁畫裡的裸女們，由於酒漬、煙熏，加上十分顯眼的油污，看上去特別地色彩斑駁雜亂。威利喜歡的正是這地方的這種樣子。儘管這裡看起來不怎麼樣，儘管這裡煙草、烈酒、廉價除臭香水的氣味很難聞，這裡卻是他威利顯示力量和取得成就的地盤。
房間那頭靠近鋼琴的地方坐著兩個姑娘。業主是個膚色蒼白的大胖子，下巴留著花白的胡茬子，臉上刻著一道道深深的皺紋，說明他曾經歷過辛酸。他斜倚在鋼琴上，嘴裡叼著半截雪茄，手裡正翻閱著一份改編的樂曲。
“好啦，普林斯頓人來了，咱們開始吧，姑娘們。”
威利把濕淋淋的長筒橡膠套鞋脫在鋼琴旁邊，摘下了兔皮襯裡的棕色手套，就穿著大衣坐在凳子上，用一種類似22歲的馬販子的眼光打量著兩位姑娘。那位金髮碧眼的姑娘站起來把一份樂譜遞給他，“你看著樂譜就能變調嗎，寶貝兒？這是G調，我寧願要降E調。”她說，從她那帶鼻音的百老匯腔調裡威利心裡立刻就清楚了那張漂亮的面孔只不過是個徒有其表的繡花枕頭，是那種數以百計的在第52街附近遊蕩的街頭女郎之一。
“降E調來啦，”他的目光移向了那第二個歌手，一個矮小的說不出有什麼特點的女孩，頭上戴的黑色大帽子把她的頭髮全遮住了。“今天是幹不出什麼名堂了。”他想。
金髮女郎說：“但願我這次感冒別把我全給毀了。我可以來個序曲嗎？”她費勁但堅定地唱完了《黑夜與白天》，如此而已。老闆丹尼斯先生向她表示感謝並說他將給她打電話。矮個兒姑娘摘下帽子走上前來。她把一疊異常厚的改編樂曲放在威利面前的樂譜架上。
“你也許想看看這一首吧，這首有點不好對付。”她提高嗓門對老闆說，“我不脫外套你不介意吧？”
“隨便你，親愛的，只想在你走之前讓我看看你的身材。”
“那還不如現在就看呢。”女孩敞開她寬大的棕色防水外套，將身子轉了一圈。
“很好，”丹尼斯先生說，“你也能唱嗎？”
威利正在看樂譜，雖然扭過臉來看，可是沒看見，外套又合上了。女孩看著他，惡作劇似的朝他微笑了一下，兩手仍舊插在口袋裡。“你的意見也算數嗎，基思先生？”她作了個敞開外衣的姿態。
威利咧嘴一笑，指著那份改編樂曲說：“真不一般。”
“花了我100美元呢，”女孩說，“嗨，準備好了嗎？”
這個改編樂曲的雄心絕不亞於《費加羅的婚禮》【奧地利作曲家沃爾夫岡·阿瑪迪烏斯·莫扎特（WolfgangAmadeusMozart，1756－1791）眾多歌劇作品中最為著名的一部，《費加羅的婚禮》（TheMarriageofFigaro）故事取材於法國劇作家加隆·德·博馬捨（CarondeBeaumarchais，1732－1799）的同名喜劇。意大利詩人、劇作家洛倫佐·達·蓬特（LorenzoeDaPonte，1749－1838）編劇，莫扎特作曲。——譯者注】中凱魯比【諾伯爵家的僕人，假扮女聲，作為一種特殊用法，作曲家會讓女聲代替劇中那些尚未成年的男孩，《費加羅的婚禮》中的凱魯比諾就是這樣的角色。——譯者注】的詠歎調“你們可知道什麼是愛情”，歌詞用的是意大利文。中途突然轉成了用切分法演奏的拙劣模仿曲調，歌詞也變成了笨拙的英語。末尾回到了莫扎特的樂曲和達·蓬特的歌詞。“你沒有別的東西了嗎？”威利說，注意到歌手的兩隻非常明亮的眼睛和她那栗色頭髮盤成的漂亮的大髮髻。他希望能看一看她的身段。這是個奇怪的願望，因為他向來對身材矮小的女孩不感興趣而且不喜歡顏色發紅的頭髮。他在讀大學二年級時曾借助弗洛伊德的理論解釋說這是他戀母情結的抑制機制。
“怎麼了？你能彈奏這個曲子的。”
“我覺得，”威利用舞台上故意使用的別人能聽得見的耳語說，“他不會喜歡這個的，太高級了。”
“是的，為了親愛的老普林斯頓，就來一次。咱們試一下好嗎？”
威利開始演奏樂曲。莫扎特的音樂是這個世界上很少的幾種能深深觸動威利的事物之一。他對這個曲子早已爛熟於心。他從破舊、發黃、燒痕斑斑的鍵盤上奏出開頭的幾個音符。
那位姑娘倚著鋼琴，一隻胳膊放在鋼琴頂上，讓手指鬆鬆拳著的手懸吊在他眼旁的琴邊上。那是只小手，手掌比女孩應有的大得多，手指短、細、強壯，指關節周圍粗糙的皮膚表露出她常洗碗碟。
那姑娘唱歌似乎是為了朋友的快樂而不是為了謀求迫切需要的工作。威利的耳朵，受過多年聽歌劇的訓練，一聽就知道其聲音算不上很好，甚至，算不上專業。這只是一個熱愛音樂又嗓音好聽的聰明女孩能夠達到的歌唱水平，有大歌唱家所沒有的特殊魅力，唱出了歌曲所自有的歡快清新氣息。
優美的旋律使陰暗的地下室充滿了燦爛的陽光。那金髮女郎正要往門外走，卻停住了腳步，回頭傾聽。威利一面彈著鋼琴一面仰起臉看那姑娘，又是點頭又是微笑。她也報以微笑並作了一個想像著給蘇珊娜詠歎調吉他伴奏的簡明姿勢。動作裡充滿了漫不經心的幽默和優雅。她唱的意大利語歌詞重音都正確，可見她瞭解歌詞的意思。
“小心突變。”在演唱的一次停頓中她突然小聲對他說。她動作敏捷的伸手翻過一頁樂譜，指了指。威利隨即轉入了改編樂曲中的爵士樂部分。歌手從鋼琴邊站開，用夜總會歌手的慣用姿勢展開雙手，用心地唱著一個疊句，扭動著屁股，聳動著鼻子，模仿著南方口音，滿臉堆笑，每逢一個高音就把頭向後一甩，轉動著手腕。她的魅力蕩然無存。
爵士樂部分結束了。改編樂曲回到了莫扎特的原曲，那姑娘也恢復了她的自然放鬆狀態。威利心想，沒有比看她雙手深深地插在外衣口袋裡，隨意地倚著鋼琴，用顫音將歌聲逐漸結束更令人愉快的了。他遺憾地奏完了曲子最後的曲終回音。
老闆說：“親愛的，你是否還有什麼大路點的東西？”
“我有《親愛的蘇》【美國資格最老的爵士音樂大師、爵士樂之王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Armstrong，1901－1971）的作品《SweetSue，JustYou》（《親愛的蘇，就是你》）。——譯者注】《慈母淚》【美國著名導演喬治·史蒂文斯（GeorgeStevens，1904－1975）1942年的作品，其中有20世紀30年代旋律淒美令人心動的爵士情歌。——譯者注】——我就有這些，不過我可以做更——”
“好，稍等一下，好嗎？威利，跟我到裡面來一下。”
老闆的辦公室是地下室後部一個漆成綠色的小房間。牆上貼滿了演員和歌唱家的照片。只有一個掛在天花板上的燈泡照明。丹尼斯先生絕不在顧客看不見的裝飾上浪費錢。
“你認為如何？”他說，用火柴點燃一截未吸完的雪茄。
“哦，那個金髮的成不了什麼大氣候。”
“我想也是。那個紅頭髮的呢？”
“啊——她叫什麼名字？”
“梅·溫。”業主說，斜眼看著威利，可能是因為燃著的煙頭離他的臉太貼近了。
有時候說出一個名字會在一個人心中激起強烈的反響，彷彿是在一個空蕩蕩的大廳裡被人高聲喊出來似的。這種感覺常常被證明是幻覺。總之，威利被“梅·溫”二字的發聲震動了。他一句話都沒說。
“為什麼不說話？你覺得她怎麼樣？”
“她的身段如何？”威利回答道。
業主被煙嗆了一下，把剩下的一點煙頭在煙缸裡壓滅，“你還不如問菲魚多少錢一斤呢，那跟她的身段有什麼關係？我問的是你對她的演唱有什麼看法。”
“哦，我喜歡莫扎特，”威利含糊地說，“但——”
“她是便宜貨。”丹尼斯先生心裡盤算著說。
“便宜貨？”威利生氣了。
“薪金，普林斯頓，如果她不會把治安警察引來，那就是最便宜的了。我不知道。也許那首莫扎特的東西會給這裡帶來令人愉快的新氣象——名聲、檔次、魅力。但它也有可能像一枚臭氣彈把這裡的客人全嚇跑——咱們且去聽聽她怎樣唱簡單點的東西。”
梅·溫的《親愛的蘇》比前面唱爵士樂唱得要好——可能是因為它不是插在莫扎特樂曲的框架裡的，沒有那麼多的手的、牙的、臀部的動作，南方口音也沒那麼重了。
“你的代理人是誰，親愛的——比爾·曼斯菲爾德？”丹尼斯先生問。
“馬蒂·魯賓。”梅·溫說話時緊張得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了。
“你能禮拜一就開始嗎？”
“怎麼不能？”姑娘喘著氣說。
“定了，領她四處看看，普林斯頓。”丹尼斯先生說完就進了他的辦公室。
威利·基思和梅·溫單獨處在那些假棕櫚葉與椰子果中間。
“祝賀你。”威利伸出手說。那姑娘用她那溫暖、堅實的小手緊緊地和他握了一下。
“謝謝。我是怎麼得到這份工作的？我把莫扎特的——害死了。”
威利俯身穿上他的膠質套鞋，“你願意去哪兒吃飯？”
“吃飯！我這就回家去吃飯，謝謝你。你不是要領我四處看看的嗎？”
“有什麼可看的？你的化妝室就是那邊女洗手間對面掛著綠簾子的那間屋子。簡直就是個洞，沒有窗戶，沒有洗手池。我們每天10點、12點、2點演出。你應該8點30分到這兒。這就是這裡的全部情況。”他站住腳，“你喜歡比薩餅嗎？”
“你幹嗎要帶我去吃飯？你不必。”
“因為，”威利說，“此刻我生活中再無別的可做的事了。”
梅·溫睜大眼睛，驚奇中混雜著野生獵物的警惕姿態。威利牢牢地挽著她的臂肘，“走吧，嗯？”
“我得打個電話。”姑娘說，任由自己被拉著朝門口走去。
路易吉餐館是一家明亮的小飯館，擺滿了一排排用隔板分開的小餐桌。從外面寒冷潮濕的黃昏中走進去，裡面的溫暖和芳香味兒使人感到愉快。梅·溫沒脫下她身上的濕外衣就在一個靠近廚房的座位上坐下來，廚房的門是敞開的，聽得見裡面在油炸東西的吱吱響聲。威利眼睛盯著她說：“把濕外衣脫了吧，穿在身上多不舒服。”
“我不，我冷。”
“瞎說，這是紐約最熱、最悶的餐館。”
梅·溫像有人要強迫她脫光衣服似的，很不情願地站了起來。“我現在開始覺得你很傻——哎，”她臉紅了起來，接著說，“別那樣看著我——”
威利的樣子像一頭牡鹿——這是有充分理由的。梅·溫的身材美極了。她穿一件紫絲綢上衣，系一條窄窄的月白色皮帶。她一臉迷惑地坐下，盡力不去嘲笑威利。
“你體形真好，”威利說，緩慢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我原以為你很可能長著大象一樣的粗腿，或是沒有胸脯。”
“這全因為我有過辛酸的經驗，”梅·溫說，“我不喜歡靠自己身材的優勢謀得工作或交朋友。人們總是期待從我身上得到我不能給的東西。”
“梅·溫，”威利沉思著說，“我喜歡這個名字。”
“那就好。我是想了很長時間才想出這個名字的。”
“這不是你的真名嗎？”
姑娘聳了聳肩，“當然不是。它太美了。”
“你的名字叫什麼？”
“如果你不介意我這麼說的話，你這樣跟我談話太奇怪了。你怎麼能對我如此刨根問底呢？”
“對不起——”
“我告訴你沒關係，儘管我平時是不隨便說的。我的名字叫瑪麗·米諾蒂。”
“噢。”威利看著一個服務員端來滿滿一盤意大利麵條。
“那麼你對這裡很熟悉了。”
“很熟。”
威利對知道了梅·溫有個意大利名字的反應是複雜而重要的：一種混合著如釋重負、高興和失望的感覺。它清除了有關這位姑娘的神秘感。一個夜總會歌手能理解並唱好莫扎特的詠歎調是個奇跡。因為在威利的圈子裡，熟悉歌劇標誌著出身高貴——除非你是意大利人。
隨後，它又成了下層社會群體的一個無足輕重的種族特點而失去了它的標識意義。瑪麗·米諾蒂是威利能夠對付得了的人。她畢竟僅僅是個夜總會歌手，只是長得很漂亮而已。那種他已闖入了一場真正的戀情糾葛只是一個幻覺。他知道得很清楚，自己是絕不會和一個意大利人結婚的。他們大都貧窮、邋遢、俗氣、信奉天主教。這並不暗示這件好玩的事就此結束了。相反，他現在可以更安全地享受與這位姑娘相處的快樂了，因為那是完全不會有任何結果的。
梅·溫瞇著眼睛看著他，問：“你在想什麼？”
“有關你的最最美好的事情。”
“你的名字，毫無疑問，真的是威利·索德·基思了？”
“嗯，是的。”
“你家是個優秀古老的家族？”
“最古老，最優秀的——我母親出身索德家族，就是乘‘五月花號’到美國來的那個索德家族。我父親似乎是個私生子，因為基思家族直到1795年才來到這裡。”
“啊呀，沒趕上那次革命。”
“差遠了，只是移民罷了。我的祖父稍微彌補了這點不足，他當了蔡斯醫院的外科主任，據認為是東部醫學界該學科的大角色。”
“哦，普林斯頓，”姑娘輕聲笑了笑說，“我們兩人顯然是永遠抹不掉這個痕跡了。說到移民，我的家人是1920年來到這兒的。我父親在布朗克斯經營一個水果店。我母親幾乎連英語都不會說。”
他們要的比薩餅被盛在兩個大圓白鐵碟子裡端了上來：熱氣騰騰的麵餅子上覆蓋著乳酪和西紅柿汁——而在威利的碟子裡，邊上還撒著一些比目魚丁。梅·溫撿起一塊三角形的餅，手指頭一翻，就靈巧地把餅對折了起來，咬了一口，“我母親做的比薩餅比這還好。事實上，我覺得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比薩餅了。”
“你願意跟我結婚嗎？”
“不，你母親不會喜歡的。”
“好極了，”威利說，“我們相互理解。那就讓我告訴你吧，我要愛上你了。”
那姑娘的臉上忽然罩上了一層陰影，“說話可別越軌啊，朋友。”
“絕無傷害你的意思。”
“你多大年紀？”梅問。
“22歲，幹嗎？”
“你似乎年輕得多。”
“我是娃娃臉。在70歲之前，我很可能連進投票站投票都不能獲准。”
“是的，就是——你就是這樣。我想我喜歡它。”
“你多大？”
“還沒到選舉投票的年齡。”
“你訂婚了嗎，梅？或是已有心上人了，或者是什麼，什麼了？”
“哎呀！”梅大叫道，咳嗽了起來。
“怎麼啦？”
“咱們還是談書吧。你可是個普林斯頓人。”
他們確實聊起了書，一邊吃喝，一邊聊。威利開始談最新的暢銷書，梅對這些書的知識還算過得去。當談到他喜愛的那些18、19世紀的作家時，姑娘的對答就不順暢了。
“狄更斯，”威利熱烈地就他的比較文學高談闊論起來，“我如果還有一點性格力量的話，就將用畢生的精力去研究、評價狄更斯。在英語像拉丁語一樣死亡之後，他和莎士比亞還會留在世上。你讀過他的作品嗎？”
“我只讀過他的《聖誕歡歌》。”
“哦。”
“你要知道，朋友，我只讀完了中學。我中學畢業時，水果店的日子不好過。有時連我的服裝、長筒襪子——和全家人的飯食都成了問題。我曾在一家一毛錢商店和賣橘汁飲料的攤子上幹過。我碰過幾次狄更斯，站了一整天再去攻他真是難啊。”
“有朝一日你會愛上狄更斯的。”
“我希望如此。我想，要欣賞狄更斯，銀行裡得有上萬的存款才行。”
“我在銀行裡一毛錢也沒有。”
“你媽媽有，還不是一樣。”
威利放浪地往後靠著，點了一支煙。他好像在講習班上一樣，“愛藝術得有空閒，這一點兒都沒錯，但這絕不敗壞藝術的正當性。古希臘人——”
“咱們走吧，我今晚要溫習我的樂譜，只要這份工作還在，我就得干。”
外面正在下大雨。藍色、綠色、紅色的螢光燈招牌在濕漉漉、黑糊糊的街面上投下了一片片模糊的五顏六色的亮光。梅伸出一隻帶著手套的手，“再見。謝謝你的比薩餅。”
“再見？我要叫一輛出租車送你回家。”
“老兄，坐出租車到布朗克斯區赫尼威爾街你得花5美元呢。”
“我有5美元。”
“不，謝謝。像我這樣的人只坐地鐵。”
“好吧，那就坐出租車到地鐵站。”
“出租車，出租車！上帝為什麼給咱們兩隻腳？陪我走到第50街好了。”
威利在雨中的便道上走著，想起了喬治·梅瑞狄斯【喬治·梅瑞狄斯（GeorgeMeredith，1828－1909），英國詩人、小說家。——譯者注】的某些狂想曲，身子靠緊著歌手，她挽起他的手臂。他們默默地漫步走著，雨點打在他們臉上又從他們的衣服上滾下。挽著他手臂的那隻手把一股溫柔的熱流送入了他的全身，“在雨中漫步真是美妙。”他說。
梅側目看了他一眼，“如果你不得不這麼做時你就不會這樣想了，普林斯頓。”
“喂，得啦，”威利說，“別再扮演那個可憐的賣火柴的小女孩了。這是你第一次干歌手的差事嗎？”
“在紐約的第一次。我唱了四個月。是在新澤西州許多低級酒店裡。”
“莫扎特在新澤西的小酒館裡的行情如何？”
梅禁不住打了一個冷顫，“從來沒試過。那邊的人認為《星塵往事》【《星塵往事，Stardust》，世人耳熟能詳的爵士樂經典曲目。——譯者注】就像巴赫【約翰·塞巴斯提安·巴赫（JohannSebastianBach，1685－1750），德國著名古典作曲家。——譯者注】的《彌撒曲》一樣是重大的經典著作。”
“那些英文歌詞是誰給你寫的？你自己？”
“我的代理人，馬蒂·魯賓。”
“寫得糟糕透了。”
“那你就給我寫好一點的吧。”
“我會的，”威利大聲說道，他們正在橫過百老匯大街，正從堵塞得寸步難行的鳴著喇叭的出租車和公共汽車之間穿過，“今天晚上就寫。”
“我剛才是說著玩的。我可給不起酬金。”
“你已經給了。我這輩子還從來沒有像今天下午這樣享受過莫扎特的音樂呢。”
梅把手從他的手臂上抽了回來，“你用不著說這種話。我可不喜歡油腔滑調。這種話我已經聽得夠膩的了。”
“偶爾聽一聽吧，”威利答道，“譬如說，一周裡只聽一次，我是真誠的。”
梅看著他的臉說：“抱歉了。”
他們在一個書報攤前停下。那個衣衫破舊、滿臉皺紋的賣報人用嘶啞的聲音兜售著莫須有的勝利消息，將報紙的一些大標題用塗了焦油的防雨紙遮著。往來的人群與他們擦肩而過。“謝謝你的晚餐，”梅·溫說，“星期一見。”
“不能早一點兒嗎？我真想早一點。你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我沒有電話。”威利一下子愣住了。梅·溫的確是出身下層社會。“我家隔壁有家糖果店，”她接著說，“有急事時可以通過那裡和我聯繫，只能告訴你這些了。”
“如果真有了緊急情況呢？那家糖果店的電話號碼是多少？”
“下次再說吧。”她微微一笑，臉上那種謹慎小心的表情頃刻間消退成了煽情賣俏。“反正週一之前不能見你。不得不在樂譜上下點苦功夫。再見。”
“只怕是我談論書談得讓你膩煩了吧。”威利說，實在不想讓這次會面就此結束，便沒話找話，想把行將熄滅的火星煽燃。
“不是的，我玩得很高興。”她停頓了一下，伸出了手，“這是個有教育意義的下午。”
她還未走到樓梯腳下就被人群吞沒了。威利從地鐵入口處走開時有一種獲得新生的可笑的感覺。羅克西門口的彩色玻璃棚罩、無線電城裝飾著黃色燈泡的黑門柱、餐館的招牌、嗚嗚疾駛的出租車在奇妙的光影中來來往往。他覺得紐約就像巴格達一樣既美麗又神秘。
第二天早晨3點鐘，威利的母親睜開眼睛，房間裡還黑糊糊的。她做了一個非常逼真的夢，夢見她在聽歌劇。她聽了一會兒依然在她腦海裡迴響著的音樂，便坐了起來，因為她意識到她聽到的是真實的音樂——從威利的房間穿過過廳飄過來的凱魯比諾的情歌。她起床，穿上一件藍色絲綢和服式女式晨衣。“威利，親愛的——在這個鐘點聽唱片嗎？”
他穿著襯衫坐在他的手提留聲機旁，手裡拿著一個拍紙簿、一枝鉛筆。他歉疚地抬頭看了看，關上了留聲機，“對不起，媽媽。沒想到傳那麼遠。”
“你在幹什麼呢？”
“正在竊取莫扎特的一個樂段放在新曲子裡用，我想我是在剽竊。”
“你真可惡。”她仔細端詳她兒子，確定他那興高采烈的怪異表情是一種創作的狂熱。“你平時是一進家就上床睡覺的。”
威利站起來把拍紙簿翻過來扣在椅子上，打了個哈欠，“這件事正好在腦子裡閃過。我困了。明早再說吧。”
“想不想喝杯牛奶？馬蒂娜做的巧克力餡餅好極了。”
“我已在廚房裡吃了一大塊了。對不起，吵醒你了，媽媽。晚安。”
“這是一段好聽的曲調，剽竊得好。”她說，讓兒子在面頰上吻了一下。
“沒有比這一段更好聽的了。”威利說，在她身後關上了門。
梅·溫在塔希提俱樂部的工作持續了三個星期。她新奇的莫扎特節目上座率很不錯。她一晚比一晚唱得好，更單純，更明澈，手勢動作也沒那麼繁多了。她的代理人兼教練，馬蒂·魯賓每週來幾次看她演出。在她演完後，就在一張桌子邊或她的化妝室裡同她談一個小時或更久一些。他是個矮壯的圓臉漢子，大約35歲，頭髮蒼白，戴一副很厚的無鏡框眼鏡。他那身肩部過寬，褲腿肥大的套服表明那是從百老匯購買的，不過顏色卻是不太刺眼的棕色和灰色。威利同他說話時很隨便。他確信魯賓是個猶太人，但並不因此而輕視他。威利喜歡作為群體的猶太人，喜歡他們的熱情、幽默和機警。這是真的，儘管他家住在猶太人買不起的房地產開發區裡。
除了與魯賓的這些談話外，梅的每兩次演出之間的時間全都被威利壟斷了。他們通常坐在化妝室裡抽煙聊天——威利是受過教育的權威，梅是態度一半恭敬一半挖苦的無知學生。這樣過了幾個晚上之後，威利說服了她改為白天見面。他帶她參觀現代藝術博物館，但那卻是一次失敗。她在看達利【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Dali，1904－1989），西班牙超現實主義藝術大師，著名的加泰羅尼亞畫家。——譯者注】、夏加爾【馬爾克·夏加爾（MarcChagall，1887－1985），俄裔法籍畫家，猶太人，生於俄國，1922年移居國外，後定居法國，他是第一個用圖畫記錄夢境世界的人，他的作品對超現實主義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超現實主義流派是以馬爾克·夏加爾為起點的。——譯者注】和切爾利塔切夫【帕維爾·切爾利塔切夫（PavelTchelitchew，1898－1957），生於俄國，1923年定居巴黎，最初為抽像派畫家，後與抽像派決裂，成為超現實主義畫家，創作了像薩爾瓦多·達利那樣以極大的技術精確記錄的奇異的幻象。——譯者注】的傑作時，瞪著眼大驚小怪，還突然大聲笑了出來。他們在大都會博物館裡的情況好一些。她立即就被勒努瓦【皮埃爾·奧古斯特·勒努瓦（PierreAugusteRenoir，1841－1919），法國印象派著名畫師，他與克洛德·莫奈（ClaudeMonet，1840－1926）可說是印象派的創立者之一，他是印象派中惟一擅長使用黑色的畫家。——譯者注】和埃爾·格雷科【埃爾·格雷科（ElGreco，1541－1614），西班牙畫家，作品多用宗教題材，並用陰冷色調渲染超現實的氣氛。——譯者注】深深地陶醉了。她讓威利又帶她去了一次。他是個好講解員。當他給她簡略地介紹惠斯勒【詹姆斯·艾博特·麥克尼爾·惠斯勒（JamesAbbottMcNeillWhistler，1834－1903），美國畫家，長期僑居英國，作品風格獨特，線條與色彩和諧。——譯者注】的生平事跡時，她喊道：“哇，這些東西真的全都是你在大學四年裡學到的嗎？”
“不全是，從我五歲時起母親就帶我參觀博物館。她是這裡的博物館的贊助人。”
“哦。”姑娘有點失望地說。
威利不久就得到了布朗克斯糖果店的電話號碼，並且在梅與那個俱樂部的簽約結束之後還繼續互相約會。4月裡，他們的關係發展到包括在鮮花盛開春色滿園的公園里長時間散步，在昂貴的餐館裡就餐，在出租車裡親吻和贈送諸如牙雕小貓、毛茸茸的小黑熊以及許多鮮花之類的禮品等等。威利還寫了一些拙劣的十四行詩。梅將它們帶回家，一遍又一遍地讀，感動得熱淚盈眶。以前從來沒有人給她寫過詩。
4月下旬，威利接到了徵兵局的明信片，請他去檢查身體。這個警報信號使他記起了戰爭，於是便立即去了海軍軍官招募站。他被編進了後備海軍學校12月那一期。這使他遠離了陸軍的魔爪，有了可以在較長時間內免服現役的機會。
但是，基思太太卻把他的應徵入伍當成了悲劇。她對華盛頓的那些笨蛋們竟讓戰爭拖得如此之久而大為憤怒。她仍然相信戰爭將在威利穿上軍裝之前結束，但是有時一想到他可能真的被帶走，心裡就直冒寒氣。在小心翼翼地向有權勢的朋友們探詢之後，她發現她想為威利在美國謀一份安全工作的想法處處碰到的都是一種極其冷淡的回應。因此，她決心要使威利在還享有自由的這最後幾個月裡過得美好。梅·溫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當然，基思太太對此毫不知情。她根本不知道這位姑娘的存在。她強迫威利辭掉了他的工作，帶著他和那位惟命是從的醫生一起乘車去墨西哥旅行。由於厭煩了墨西哥那裡的闊邊帽、燦爛的陽光和刻在腐朽的金字塔上的長羽毛的大蛇，威利把錢都花在了偷偷地給糖果店打長途電話上。梅總是責怪他亂花錢。但她說這話時熱情洋溢的語調卻給了威利莫大的安慰。當他們在7月份回到美國時，基思太太又硬拽著他到羅得島去度“最後一個美妙的夏天”。他找了一些蹩腳的借口到紐約去了五六次，而且將這幾次出遊時刻銘記於心。那年秋天，馬蒂·魯賓單獨帶著梅·溫到芝加哥和聖路易斯的俱樂部去旅行參訪。11月份，她回來時正好還來得及和威利共度了三個星期的快樂時光。他為了對母親解釋他的離家外出，編造的那些離奇的故事，編一本短篇小說集都足夠了。
梅從未和他談起過結婚的事。他有時對她為什麼不提這個話頭很是好奇，但他很高興她讓他們的關係止於瘋狂的親吻就滿足了。他也覺得那甜蜜的感覺將足夠他在四個月的海校生活中繼續享用了。然後，他將到海上去，而那正是整件事情又合適又毫無痛苦的結局。他對自己能把這段戀愛料理得既從中享受到了最大限度的樂趣又將纏人的麻煩減到了最低限度感到十分得意。這表明他是個會享樂的成熟男子。他為自己未試圖和梅·溫上床而感到自豪。他認為正確的策略是享受與姑娘在一起的火熱與刺激而不陷入亂局。這個策略確實是夠英明的，不過其成功的光彩可不像他自命屬於他的那麼大，因為這是以一種冷靜的、潛意識的揣摸為基礎的：他若真的要那樣干很可能也成功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