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幸福對思想的襲擾

    當寒冷在大街上降臨,生命就變得透明了:可以看見呼吸。匆匆走過的呼吸使它所屬的那個人具有了雙重的身份。這種雙重化的過程會在路人的陌生上滯留一段時間。
    我遇見了一個熟人。在這張熟悉的臉前,一道陌生的呼吸飄走了。我的心中產生了一個疑問:如果我覺得他的呼吸是陌生的,那麼他身上有什麼是我熟悉的呢。這個疑問,就在我和他交談的過程中,令我感到孤獨。想像著,如果生命是透明的,那我就誰也不認識了。
    我看見自己的呼吸比看見別人的呼吸晚很多。就連我自己的呼吸我也覺得陌生。如果它能變成一面鏡子,那麼面對自己的呼吸我會看不見自己的臉。
    大樹托舉著它們硬邦邦的光禿禿的木頭。大樹之間是聖誕集市。香腸攤和土豆攤散發出香味,老遠就能聞到。它們有自己的呼吸。它們的呼吸被刀叉切分了。紙盤子上有輕巧的靈活的動物在牽拉,它們在逃避由買和賣組成的籠頭,但是卻被套在由飢餓和金錢組成的籠頭上。
    賣甜品的攤子沒有呼吸。它們可以像裹在杏仁上的糖稀一樣默不做聲。像樹上的木頭。但是愛心甜餅在呼喚。它們身上有字:「你真了不起」,或「你是我的夢中情郎」,或「抱抱我」。女售貨員用一把堅硬的鏟子在杏仁糖中間鏟來剷去。
    吃,吃,不停地吃。有些人的生活就長在紙盤子和臉之間的嘴上。
    聖誕節,沒有題材了,不要拿人不當回事,也不要拿自己不當回事。如果天不要下雪,或者雪是灰色的,髒兮兮的,在路邊,像一種另類的瀝青,人們就會用歌曲把它們唱成是白色的。要堅信一點,他們是好的。好人。好孩子。成年人用歌用花錢把自己帶回到童年,但是不是他們自己的童年,而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虛假的童年。
    因為這個概念必須盡可能保持抽像:做好人。只有這樣才可以用在任何地方,而且沒有任何特性。在這些日子,做好人需要它的時刻,作為禮品的時刻。它或可以吃,或可以穿,或擺放在房間裡:做好人。
    誰不知道做好人的禮物。友誼被打破了。禮物伴隨著一生。沒人希望有這個禮物,禮物伴隨了他們的歲月的那些人不希望有,把禮物送出去的那些人也不希望有。禮物從來沒有呼吸,甚至連能令人心生一驚的陌生的呼吸也沒有。它們托舉著自己的尷尬,如同聖誕集市上大樹托舉著它們硬邦邦的光禿禿的木頭。
    凡是人們形容為幸福的東西都有很高的要求:幸福實現了,幸福就會襲擾人們的思想。如果節假日為了許諾幸福而向我們提供平庸,這是一種不幸。
    一根紅繩上掛著那個大大的愛心甜餅。只要售貨員從沉默的杏仁糖旁邊走開,它就會遮住她的臉。售貨員在糖果攤上越往後走,她臉頰上的愛心甜餅就越大。畫面有些嚇人。如果我把這塊甜餅買下來,它就不會吃掉售貨員的臉,我想,然後離開。
    一段回憶斜斜地躺在我的腦海裡:在這段回憶中我是一個孩子。我面前有一張桌子和一個盤子。桌子中間有一隻碗,碗裡有一隻雞。我不餓。媽媽把雞的各個部分指給我看。她用叉子高高叉起一塊雞腿,說:「吃了,你的腿會強壯。」又叉起翅膀說:「吃了,你的胳膊會強壯。」又叉起雞頭說:「裡面有腦子,吃了,你會變聰明。」我對她的每句話都搖頭。然後她從碗裡叉起雞心。小小的雞心在叉尖上的形狀是尖尖的。媽媽說:「吃了你會成為好人。」我抬起目光,看著媽媽。她知道這句話起作用了。我把雞心吃了。是的,我知道,後來每次都不餓,但是每次都把雞心吃了。
    我要做個「好人」。作為孩子我想做一個像大人在聖誕節時那樣的好人。
    愛心甜餅再也迷糊不了我,在歌曲中被唱成白色的雪也迷糊不了我。做好人需要準確的理由。做好人是思想的事。當年媽媽讓我看雞頭時,她應當說:「裡面有腦子,吃了,你會成為好人。」這樣她就可以帶著這句話被永久地保存在童話中,而不是被保留在謊言中。
    媽媽給我許諾的是沒有道德地做好人。這對我沒有用處。後來我不得不自己去瞭解:她的心不是我的心。
    但是我的心有時還是會變成一枚硬幣,從我張開的手中落在乞丐的帽子裡。此時我沒有想什麼。套在一顆平靜的良心的籠頭裡,我往下走,走過這一天。
    晚上,電視機上閃現出呼籲:「給俄羅斯獻上一顆愛心。」然後是銀行賬號:「六個三,」女主持人說。「俄羅斯」對良心的依靠要比「蘇聯」更服帖。
    在電視上看不見饑,也看不見陌生的、長時間積雪的大城市中路人的呼吸。說到了心。心在理智的背後將錢從一個心室遞送到另外一個心室。
    把我們聯繫在一起的,也分開了我們。有一種飢餓是胃中的空空蕩蕩和腳底的沒有希望。還有一種飢餓是對滿足的渴望,在這種滿足中,吃成為了家常便飯。
    如果聖誕節結束了,那片陌生的土地會在什麼地方。在頭腦的任何地方做好人都沒有了準確的理由。沒有了思想。甚至沒有一個能讓幸福襲擾的思想。
    1991年2月

《一顆熱土豆是一張溫馨的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