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405號公路上驅車向南，直奔機場而去。康納凝神望著車窗外。外面的世界籠罩在一層淡淡的薄霧之中。
「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永遠不會有人給你打這樣的電話。局長把你給晾了出去。他自己一點責任都不承擔——現在都成了你的事。他把一些與你不相干的事也怪罪到你的頭上，像格雷厄姆的事，還有我的事。」說到這裡康納無可奈何地搖搖頭。「日本人就不幹這種事。日本人有一句名言：要解決問題，不要委過他人。在美國人的組織機構中，總是追究是誰的過失，然後這個人就該倒霉了。在日本人的組織機構中，首先考慮的是問題在哪裡，該怎樣解決，而不是去責怪什麼人。他們這種辦法就比較好。」
康納眼睛望著窗外，沉默下來。此刻，我們正飛速駛過斯勞頓，濛濛薄霧中，馬裡納高速公路巨大的弧形輪廓在我們頭頂上方依稀可見。
我說道：「局長不過是有些蒙頭轉向罷了。」
「是啊，跟以往一樣，不瞭解情況。即使如此，聽他的口氣，我們最好能在他明天早上起床之前連夜就把案子了結。」
「能做得到嗎？」
「只要石倉交出錄像帶就行。」
這時電話鈴又響起來。我抓起電話。
是石倉打來的。
我把電話遞給康納。
我隱約可以聽見電話聽筒裡傳出的石倉的聲音。他似乎很緊張，用日語急促地說：「喂，喂，康納先生。我給警衛室打過電話，可是沒有人接。」
康納用手捂著受話器，用英語翻譯了他的話：「他給保安值班室打了電話，但沒有人接電話。」
「後來，」對方仍然在說日語，「我跟中央警衛室聯繫，讓他們派人下來檢查錄像帶。」
康納用英語重複了他的話：「後來他跟保安中心聯繫，讓他們派人下去檢查錄像帶。」
「錄像帶統統都在錄像機裡，沒有被人換過，一切都沒有問題。」石倉說的還是日語。
康納一邊翻譯他的話，一邊直皺眉頭。接著他用日語說：「我看錄像帶是被人換走了。你要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先生，一切都沒有問題，你叫我怎麼辦？」
康納聽完後對我說：「他咬定一切都沒有問題。」
「把帶子找回來！」康納用日語對他下命令似的說道，然後他對我說：「我告訴他我要那些錄像帶。」
「我已經說過帶子沒有問題，你為什麼老纏著我要找帶子？」
「我知道帶子已經不在了。」康納說著又冒出一句英語：「石倉先生，我瞭解的情況比你想像的要多。」接著又是日語：「我再說一遍，把帶子找回來！」
康納掛斷電話，靠在坐椅上憤憤地罵道：「這幫狗雜種。他們一口咬定說沒少帶子。」
「這意味著什麼呢？」我問道。
「他們決心與我們較量一番。」康納望著窗外的車流，用手指敲了敲自己的牙齒。「他們敢於如此猖狂，是因為他們認為自己處於強有力的地位，一個難以攻克的地位。這就意味著……」
康納陷入了沉思。隨著路燈在我們頭頂上方不斷地掠閃而過，我從反光鏡裡看到他沉思的面孔不時地被照亮。「不，不，不。」他好像是在與某個人談話似的說了這幾個字。
「不什麼？」
「這不大可能是格雷厄姆。」他搖搖頭。「格雷厄姆膽子太大，而且過去的辮子太多。也不會是我。我的事已經是陳年舊賬了。所以一定是你，彼得。」
「你在說什麼呀？」我問道。
「石倉認為有一件事情讓他抓住了把柄，」康納說道，「我覺得這件事跟你有關。」
「跟我？」
「是啊。而且肯定是一件個人的事情。你過去有什麼能讓人抓把柄的事嗎？」
「什麼樣的事呢？」
「像犯有前科啦，被拘捕過啦，接受過內部事務調查啦，受過諸如酗酒、同性戀或跟蹤婦女等不軌行為的指控啦。或者是否參加過吸毒康復治療，與父母關係或與上司的關係上有沒有問題等等。任何涉及個人的或職業上的問題，不管是哪個方面的問題。」
我聳聳肩說：「啊呀呀，哪有的事啊！」
康納只是靜靜地看著我，然後，他說道：「他們認為他們抓住了你的什麼把柄，彼得。」
「我離了婚，現在一個人帶著孩子。我有個小女兒，叫米歇爾，才兩歲。」
「唔……」
「我現在的生活很平靜。我負責照管孩子。」
「那你妻子呢？」
「我的前妻是地方檢察官辦事處的律師。」
「你們什麼時候離婚的？」
「兩年前。」
「孩子出生之前？」
「剛出生。」
「為什麼要離婚呢？」
「天啦，別人為什麼離婚呢？」
康納一聲沒吭。
「我們結婚只有一年。我們認識的時候她很年輕，才24歲。她對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我們是在法庭上相識的。她以為我是個剛毅、堅強，每天都在潛在的危險中生活的警探。她很喜歡我有一支槍。就這樣，我們便有了關係。她懷孕之後不願意做人工流產，而是提出要結婚。這只是出於她的某些浪漫的想法，沒有經過深思熟慮。懷孕的日子很不好過，而且再做流產也為時太晚。沒過多久，她就覺得她不喜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是我的公寓住房太小，掙的錢也有限，而且又不住在布倫特伍德，而是住在卡爾弗城。等到孩子出世的時候，她的幻想似乎也完全破滅了。她說她鑄成了一宗大錯，說她要追求自己的事業，說她不想跟一個警察過一輩子，也不想帶小孩。她說一切的一切都是錯誤的，她感到很遺憾，最後就離開了這個家。」
康納閉著眼睛聽我講。「唔……」
「我不明白這些事上有什麼把柄可抓的。她兩年前就離開這個家了。從那以後，我就無法、也不再願意幹警探了，因為我有個孩子拖累著。於是在通過考核之後，我就被調到特勤處去跟新聞界打交道。在那兒工作也沒出什麼差錯，可以說幹得還挺好。到了去年，負責亞洲人聯絡事務的工作需要人，而且薪金也高，每月要多200美金呢。所以我就提出了申請。」
「唔……」
「我是說，我真的用得著那筆錢呢。眼下我有額外的開銷，比如給米歇爾找個保姆之類的事。你知道為一個兩歲小孩找個白天照顧她的保姆費用是多少嗎？我雇了個人專門在家裡照看她，而勞倫在多數情況下連孩子的撫養費也不付。她說她那點薪金還不夠花的，可是她卻買了一輛寶馬車。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跟她上法庭？可她是為該死的地區檢察官工作的人呀！」
康納依然一語不發。我已經看見前方高速公路上空正在降落的飛機。快到機場了。
「不管怎麼說吧，」我說道，「我幹上聯絡官的差事之後還是挺高興的，因為這種工作從時間上來說比較理想，薪水也高。這就是我會到這裡來，和你一起坐在這輛車裡的原因。就這樣。」
「後輩，」康納平心靜氣地說道，「我們兩人現在是拴在一起了。還是告訴我吧，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問題呀！」
「後輩。」
「真沒有哇。」
「後輩……」
「喂，我說約翰，我跟你說吧，在申請去特勤處工作的時候，我的檔案要經過5個委員會的審查。當聯絡官的人必須在歷史上沒有污點。我的檔案經過那些委員會的審查，他們沒有發現什麼實質性的問題。」
康納點了點頭：「可是他們發現了一些問題。」
「見鬼，」我說道，「我干了5年警探。幹這麼長時間難免會被人投訴，這你也知道。」
「投訴你什麼呢？」
我搖搖頭。「沒有什麼，雞毛蒜皮。我第一年拘捕過一個人，他指控我對他濫用暴力，但經過瞭解之後，那個指控被認為是不實之辭。我曾經逮捕過一個持槍搶劫的女人。她說我故意在她身上放了一克毒品進行栽贓，其實那是她自己身上帶的毒品，指控不能成立。一個殺人嫌疑犯說我在審訊的時候打他踢他，可是整個審訊過程中還有其他警官在場嘛。一樁家庭暴力案中，一個醉醺醺的女人事後打電話指責我騷擾她的孩子，後來她撤回了這個指控。一個青少年團伙的頭頭因殺人而被逮捕，他說我跟他搞同性戀，後來也撤回了指控。就這樣。」
你要是個警察，你就會明白這類投訴就像馬路上的車輛發出的噪音一樣，令人毫無辦法。你總是處在那些人的對立面，指控他們犯有這樣那樣的罪行。他們就反過來咬你一口。事情就是這樣。只要這些投訴的內容不是固定的說法，不是反覆抱怨同樣的事，局裡是根本不管的。如果一兩年之中有三四個投訴都說你濫用暴力，那麼局裡就要進行一下調查。或者說有一連串的投訴都說你搞種族歧視，那你也得接受一番調查。其實嘛，就像局長助理吉姆·奧爾森經常說的，當警察就得皮厚一些才行。
康納老半天沒吭聲。他皺起眉頭沉思起來。然後，他問道：「那麼離婚的事呢？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你跟你前妻現在相互還講話嗎？」
「講的。還可以吧，不是很熱情，但還說得過去。」
他仍然雙眉緊鎖，仍在尋找問題之所在。「你是兩年前離開刑偵處的？」
「是的。」
「原因呢？」
「我剛才說過了。」
「你說是幹警探的工作時間對你不合適。」
「是的，那是主要原因。」
「除此而外，還有呢！」
我聳了聳肩。「離婚之後我就不想再幹這種與殺人案有關的差事了。我覺得——我也不知道——是幻想的破滅吧。我身邊拉扯一個嬰兒，妻子又走了。她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去了，跟一個有本事的檢察官搞上了。我倒要來帶孩子。我感到喪氣，再也不想當警探了。」
「當時你進行過心理咨詢沒有？或心理治療？」
「沒有。」
「有沒有吸毒或者酗酒呢？」
「也沒有。」
「有沒有相好的女人？」
「有。」
「還沒有離婚的時候就有？」
我猶豫了一下。
「是法利？市長辦公室的那一位？」
「不是，那是後來的事了。」
「可是，沒有離婚之前你有過相好的？」
「是的。她現在住菲尼克斯城，她丈夫工作調動了。」
「她以前也在局裡？」
我聳了聳肩。
康納靠在坐椅上。「好啦，後輩，」他說道，「如果只有這一點事情，那你就沒問題了。」他看著我。
「就這些。」
「不過我得告誡你，我以前在跟日本人打交道時就碰到過這類事情。當日本人決心與你對抗的時候，他們可以使事情變得非常棘手。確確實實很棘手。」
「你是想嚇唬我？」
「不是。只是告訴你事情往往就是這樣。」
「去他媽的日本人，」我說道，「我沒有什麼虧心事。」
「那好，我想你最好現在就打電話找新聞界的朋友，告訴他們，我們處理完下一件事之後就到他們那兒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