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這一天的旅行對他來說一切如常。他被烈日，酷暑，外加那時時在眼前跳動的藍色窗簾弄得頭暈目眩，無暇顧及周圍。只是事後，當他在雜亂無章的感受、極不連貫的思緒中搜尋時，才能追回一點準確的記憶。
從洛桑開始一切正好相反，不管是自己的事情還是別人的事情都變得極為清晰，精確度可與達格雷相機相比。他彷彿突然有了分身術，活生生的他卻也冷眼觀察到另一個朱斯坦·卡爾馬，只見他身材粗壯，正在朝前奔跑，汗水把棕色的頭髮緊貼在額頭，突然他停下了，在五號站台上踟躕不前，兩隻手提箱放在身邊。
的確，從那一時刻開始他就面臨著一項選擇。他有一系列的決定要做，他決計按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的標準權衡一切，因為他的舉止一向是以此為準的，既帶有一定的毅力，可能也帶有一定的謙遜。
在威尼斯令人眼花繚亂的告別場合，他印象最深的是穿著紅色游泳衣，手拿冰糕的女兒。他隱約覺察到坐在身邊的一個男人上下打量著他。後來他又注意到這個人手裡還拿著一張用斯拉夫文字印刷的報紙。
這個人一步步地通過一些細微的問題探詢他的生活、家人以及拖的工作情況，而他則俯首貼耳地和盤托出，他真為此感到有些羞愧。
為什麼陌生人在他心目中非同一般人呢？他的外表，除了鎮定，除了那雙彷彿無視一切而實際攝入一切的眼睛外，沒有任何一點可以吸引人的地方。
卡爾馬不勝感慨：“這是個強者！”
同他的老闆、諾義街上從前的五金商、後來變成工業家的約瑟夫·博德蘭一樣是個強者。並不把自己視為弱者的卡爾馬對那些不需要旁人扶植，不受章程約束，聆聽別人講話時不屑一笑，不論何時何地一概我行我素，毫不顧忌輿論的強者總有一些不可名狀的嫉妒。
拿他的老闆為例，他需要把自己視為上流社會有教養的人嗎？他同車的旅伴是有教養的人或力圖於做一個有教養的人嗎？
對於後者，首要的問題是弄清應不應該把他失蹤的消息告訴什麼人，比如說車站站長或警察分署署長。
卡爾馬不是已經含蓄地對在布瑞格檢查護照的官員提到了這一情況嗎？
那個人走到遠處的車廂後，為什麼不能在布瑞格下車，然後混入人流離開車站？
話又說回來了，他有什麼權利介入呢？人家托付給他一項使命，使命這個詞重了點，應該是一件小小的傳送委託，無論什麼入都可以取代他去完成。在他口袋裡有一把寄存箱的鑰匙，有瑞士硬幣及乘出租汽車用的一張十法郎的票子。
他終於走進了地道，那兒同布瑞格一樣也賣巧克力，然後走上一號站台。時間很充裕。他先走向寄存處，排了幾分鐘的隊把自己的兩隻箱子存了起來。金屬製的存放箱就在對面，每隻箱子上都有一個號碼。他找到155號，發現只需要付15法郎。
他現在還一無所知，也一無所料，但他的動作、他環視周圍的目光裡已出現一些偷偷摸摸的色彩，彷彿他此刻做的事情雖不一定該受譴責，但起碼也是暖昧的。
由於並不是他把手提箱存入箱內的，在看了箱子上的說明之後，他才知道收費標準為每日30生丁。這就是說，手提箱是五天以前放進來的。
這把鑰匙是在什麼情況下，又是通過什麼方式從這裡送到陌生人手中的呢？而這個人昨天晚上還在的裡稚斯特或貝爾格萊德。
當他把鑰匙插入鎖孔時，他覺得自己從此建立了與陌生人的某種同謀關係。可他又是什麼事件的同謀犯呢？
他往投幣口內塞進一枚一法郎的硬幣，接著又塞進去50生丁，轉動了鑰匙。當他確信沒有任何人在注意他時，便從裡面抽出一隻棕色手提箱。箱子既不重，也不大。可以說這是被商人們稱做文件箱的那種東西，厚約15公分，長約70公分，寬25到30公分的樣子。
不一會兒，他已來到車站外面，踏上了停在那裡的頭一輛出租汽車。迎面看到一些大小伙子，身穿短褲，腳踏釘鞋，肩背墨綠色的登山包，頭戴綠色的帽子，外觀和明信片上的人物一模一樣。一股男性汗味和軍用飯盒味撲鼻而來，他們活像一群操練歸來的士兵。
他該把放在錢夾內、那個人給他寫的那張紙拿出來了。他一直還沒顧上看一眼：
布尼翁街24號阿爾萊特·斯多布
“布尼翁大街24號，好像只有五分鐘的路。”
“可能連五分鐘都不用，除非是星期日。”
他忘記了今天是星期日，如果說他看到公路上擠滿了車，可市區的大街上卻空蕩蕩、靜悄悄的。
汽車爬坡、拐彎，再爬坡。洛桑城彷彿建在一座陡峭的斜坡上。他看到了大片的建築、醫院，以及窗戶後、平台上的病人及護士們。
汽車在不知不覺中停住了。
“到了。”
這是建在醫院對面的一座現代化樓房。每套房子都帶有平台。出祖汽車停在一家酒店前。酒店淡綠色的頂篷下擺著幾張圓桌。
“請等我一下，我只去幾分鐘。”
司機懶得張口回答，而卡爾馬卻突然產生了一種有罪的感覺。他按照一位陌生人草草地在一張從記事薄上撕下來的紙上寫的地址把手提箱送去，此舉並不違法，也不該受到指責。
那為什麼他如此害怕引起別人的注意，甚至懷疑起自己這身近於白色的意大利式西服來，認為必定引起了在露天平台上喝咖啡及啤酒的人們的好寄了呢？
他原以為會同在巴黎一樣先遇到一間守門人的房間，不料只見到了一排排信箱，上面或插有名片，或有蘸水筆寫的名字。共有四排信箱，每排數目相等，無疑是與每層樓的房間相對應。阿爾萊特·斯多布的名字寫在第3排37號的下面。
他乘電梯來到一條相當長的走廊上。每扇門上也貼有一張名片或手寫的名字。門上均嵌有一個扣子大小的玻璃孔，房客在開門之前可以先觀察一下來訪者。
37號——走廊盡頭最後一扇門。他按了按門鈴。他此時如同處在一天中氣溫最高的時刻那樣大汗淋漓。一種不明緣由的驚慌向他襲來，他急切地想把事情趕緊了結。
在這扇用桃花心木或黃檀木做的門後面也許有一隻眼睛正透過玻璃孔在窺視他。
他等得不耐煩了，又按了按鈴，並伸長了耳朵。門始終紋絲不動。由於聽不到任何動靜，他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在了門把上。
他並未用力，門卻啟開了，於是他朝前邁了一步。
“有人嗎？……斯多布小姐……有人嗎？……”
進門處迎面掛著一件米色的大衣。左邊有一扇門開著，門內是一間灑滿陽光的客廳。通向平台的門也天開著，外面的風吹進來，窗簾也像在來自威尼斯的火車上那樣被吹得鼓漲起來。
“喂！有人嗎……”他遲遲疑疑地又喊了一聲，“沒有人嗎？”
他正準備把手提箱放在地上，走出去，把門關好，然後乘車回車站，突然在套著淺藍色外罩的沙發腳處看到一雙鞋，隨後是兩條腿、連衣褲，最後看到一個女人的頸項和棕色的頭髮。這個女人整個身體都趴在顏色比沙發罩的藍色還要深的地毯上面，一隻胳膊伸著，另一隻彎曲著收攏在身下。
他看不見她的臉，因為她俯臥著。也看不見血。他彎下身去摸了摸她的手。
“斯多布小姐……”
事情很清楚，斯多布小姐已經死了。他未加思索，亦未考慮可以採取什麼態度，便退了出去，迅速關上房門，連電梯也沒叫，逕直奔向樓梯。到了樓下，他才發覺手裡還拿著那個手提箱。
一瞬間，他曾想返身上樓，可是司機看見了他，從車裡伸出一隻胳膊把車門打開了。
幸虧如此。否則他說不定得跑進小咖啡館去胡亂要上一杯酒借來保持鎮定。
“去車站？”
“對，去車站。”
車站，或者是其它地方，都無所謂，關鍵是要馬上離開此地。就在汽車拐上馬路時，他看見大樓的一個平台上有一對男女正把胳膊肘兒支在欄杆上站著。另一個平台有一個像她女兒一樣穿著紅游泳衣的孩子正蹲在一輛色彩艷麗的小車前玩耍。四樓上，影影綽綽地看出有位婦女正在曬日光浴，用的也是俯臥姿勢。
當時該怎麼辦？他好像記得三樓的客廳裡有一部電話，他是不是有責任立即呼叫警察局？他沒有想到。當時唯一的想法是盡快跑出門外。到這時他才看明白自己的處境。
在這座他生平第一次來到的城市裡，如果警察發現他站在這間陌生的房屋裡，面對一具陌生女人的屍體時，他該作何解釋呢？
“有人讓我把這隻手提箱轉交給她……”
“誰？”
“我不認識。是我從威尼斯乘火車來時與我同包廂的一位上了點年歲的男人。”
“他的姓名？地址？”
“我不知道。”
“他為什麼托你辦這件事？”
“因為他要繼續乘車前往日內瓦，而火車在車站只停三四分鐘。”
“還有別的車次嘛！”
“飛機在關壇【注】等著他。”(【注】關壇：地名——注)
“飛往哪兒？”
“他沒對我講。”
“可他卻把這只提箱交給您，而且告訴您他要乘飛機。”
“是的。”
“那麼他此刻是在前往日內瓦的途中了？”
“我不那麼以為。”
“為什麼？”
“因為在過了聖普龍隧道之後就沒再見到過他。”
“您認為他能在火車過隧道時離開火車嗎？”
“我不知道。”
“您畢竟帶著箱子來了。他是在哪兒把它交給您的？”
“他沒有親目交給我。他給了我車站自動寄存箱的一把鑰匙……155號……我還記得號碼。他還給了我一點瑞士硬幣和乘出租汽車用的十法郎……”
這是不可能的！他臆想著屆時必定會有的場面。然後還要到警察分局的辦公室回答同樣的問題，接著再到調查法官的辦公室再重複一遍。
他沒有做任何壞事。事實上，他也沒有產生過要為人效勞的慾望。可以說是別人強迫他幹的，完全是在一種偶然的場合下給別人幫個小忙，他絕不是心甘情願地去敲阿爾萊特·斯多布的門的。儘管在他的錢夾裡放著一張寫有她名字的紙條，幾分鐘前他根本不認識她。
看她的樣子的確像是死了。兩手冰涼。他只知道她在高筒襪外面套了雙高跟鞋，穿著一身淺玫瑰紅的連衣裙，外表象個已婚婦女。在死神以某種方式襲擊她的時候，她正忙著穿衣服。
她當時只剩下穿連衣裙，隨後再提起放在沙發上的手提包了。
客廳的氣氛很有誘惑性。除了浴室、廚房外，可能還有一個房間？莫非是夜間把沙發改為床用？他不得而知。他一味地猜想，卻毫無結果。
然而，在被詢問此事時，他無權回答說一無所知。
“47法郎……”
他遞過去那張十法郎票子，同時心裡猶豫著是否可以把手提箱丟在車上。說不定在他乘車奔赴巴黎之前就會有人找到他，因為他那身奶油色的西裝在他從威尼斯到此地九個小時的旅途中已被揉搓得皺皺巴巴的，構成了一個極易辨認的特徵。
現在才六點半。在利都，多米尼克和孩子們已經穿上浴衣，帶著小桶、鏟子、吹圓了的氣球和鼓囊囊的口袋離開了海灘，返回寄宿戶，因為海灘上一到夜晚通常很涼。
“就同意我明天早上再洗澡吧，媽媽……你瞧我一點也不髒……”
每天晚上都來這一套！
“你們倆渾身都是沙子……”
“沙子並不髒……海水淨化一切。”
一般情況下，多米尼克就該呼叫了：“朱斯坦！讓他們聽話。只要你女兒不爭辯……”
他走進車站的洗漱間，又想把手提箱扔在那兒，但他明白，此舉肯定要被人發現，於是他又失望地走上來了。
他幾乎想一屁股坐在台階上，用手托住腦袋，任憑事態發展了。
還要等差不多兩個小時，極其危險的兩個小時。
不管有沒有道理，他認為一乘上火車就會安全，特別是過了邊境之後。
他推開了一等車廂的餐廳門。沒有站立坎酒的酒吧，他只好坐下來要了瓶威士忌。這在他是很罕見的，他平時除了佐餐喝點葡萄酒外，幾乎不喝酒。使他產生品嚐香檳汽酒念頭的，正是那位陌生人。結果他一天之內喝了五、六瓶。
“我是個有教養的人！”
他一直是這樣的人。他辦事總是盡心竭力，就像他在那結束的海濱度假期間的所作所為那樣，儘管他從第一天起就十分反感。
寄宿戶的臥室很狹小，也沒有舒適的設備。有時要等上半小時，走廊盡頭的淋浴室才能空出來。孩子們堅持讓父母房間與他們房間之間的門整夜開著，於是兩周之內他和妻子只能偶爾偷幾分鐘的空兒親熱親熱，中間還不時被多米尼克的“噓……”聲和“當心”聲打斷。
他有必要像個罪犯似地自我責備，並在行動上也真的像個罪犯嗎？
那位陌生人為什麼偏偏在火車穿越多莫多索拉與布瑞格之間漫長的聖普龍隧道時消失不見？一天來他的情緒絕不像一位準備自殺的人。
但是他找了個借口——因為這越來越像是借口了——他把一件似乎很重要的任務交給了一天前還不認識的卡爾馬。
這個手提箱現在就放在他身邊的椅子上，裡面放著什麼呢？如果他沒有自殺，他為什麼，又是怎麼樣失蹤的呢？是不是在他走進或走出衛生間時有人把他從火車上推了出去？這比說他混入人流去了布瑞格更可信一些，因為那裡是邊防檢查站，不管在火車上還是在出站口，全體旅客都要受到檢查。
“小姐，”他邊喊邊用手指打了個響兒，好引起女招待的注意，“請再來一杯。”
“還要一杯威士忌！”
假如到了法國海關，人家要求他打開這隻手提箱呢？這是很可能的。他連鑰匙都沒有。
“對不起，先生……我在路上把鑰匙丟了……”
這只箱子可真結實，是真皮革，而不是塑料製品，他完全在行，他在塑料行業干了已近十年！
無疑，這是只舊箱子，外表已不雅觀，那個人肯定提著它往返奔波於各車站的候車室、機場的候機廳、各辦事機構，才把它磨損成這樣的。可是鎖的質量非常高，不是用個刀尖就可以捅開的普通用鎖。
“上帝，發發慈悲吧……”
他不相信上帝，也許是不再相信，也許是處在困境時心裡還有那麼一點相信。兩年前，當約瑟患急性闌尾炎需要做手術時，他也小聲嘀咕過：“上帝，發發慈悲吧……”
他甚至許了個願，現在已記不清內容了，另外他也並沒還願。如果人們聽說他作為在洛桑一套陌生的房子裡殺害一名年輕婦女的嫌疑犯而被捕，他女兒會怎樣想，他妻子又該怎樣想？
還有博德蘭先生？他的朋友、畫家博帕先生以及所有的同事？
“小姐，我不知道是不是該吃點東西。巴黎的車上有餐車嗎？”
“20點37分的車？我想怕是沒有。給您端點什麼來？有鱸魚裡脊、奶油雞，還有羊肚菌吐司。”
他並不餓，可還是要了個羊肚菌吐司，一方面是由於它的名字，一方面是在家裡也很少吃羊肚菌。
“喝什麼酒？當地酒還是博熱蘭酒？”
“博熱蘭吧……”
這對他無所謂。除了拴在他身上的這隻手提箱及妻子執意要他穿的這身西服外，一切都對他無所謂。他覺得穿著這身衣服同扛著一面大旗招搖過市沒有什麼區別。
“上帝，發發慈悲吧……”
包廂裡坐著五位旅客，其中一位是牧師。
卡爾馬沒能坐在角落裡，而是坐在一位五十上下的夫人及一位佩帶榮譽勳位玫瑰徽章的長者中間。那泣夫人一個勁地躲著他，好像相互接觸使她感到不適。那位長者正在讀費加羅報，一過了邊境，他就像躺在自己床上一樣安安穩穩地進入夢鄉。
坐在他對面的牧師腳穿一雙帶有大銀環的黑皮鞋。那位夫人的對面是她那又小，又瘦，又神經質的丈夫，他一次次起身說對不起，從同伴們的腿中繞出去到廁所或走廊去。
“你服用藥片了嗎？”
“服了。在洛桑，剛一用完晚餐後。”
“兩片？”
“當然。”
“你消化不良？”
他面帶窘色地望了望周圍的人，希望他們沒有聽到。
“你本不該吃小牛舌。你知道你吃不了這東酉的……”
另一個角落裡坐著一位姑娘，身材修長，體態輕盈，很稚氣地坦露出雙腿。她的頭髮同阿爾萊特·斯多布一樣是淺紅棕色的，每當卡爾馬無意瞥見她襪子以上的腿部時，都不由得聯想到布尼翁大街那藍色地毯上的軀體。
最使他恐慌的是，假使他在任何一個地方，比如說在這列火車上遇到阿爾萊特，他很可能認不出來。可是他應該有這種能力。法國報紙大概不會對她的死亡作出報導，除非這是一起轟動社會的罪行。
他曾聽說歌劇院廣場、和平咖啡館對面的報亭出售各國報紙，他決定第二天到那裡去買一份瑞士報紙。
人們已經開始討論這件事了嗎？此刻屍體是否已經被發現？如果這個年輕女人獨自生活，如果她沒有僱用女僕，就有可能要過幾天以後才會被人發現，尤其是在這種度假的高峰季節。
他真不該喝威士忌，也不該吃羊肚菌。他的自我感覺與鄰座太太的丈夫一樣不妙。如果有可能，他很想到廁所裡去嘔吐一氣。一想到臨近海關，他就極不自在。他第一次感到在生活中是這樣孤獨，而孤獨正是他平日最厭惡的。
假如他果真一個人在包廂裡，就不至於這樣受煎熬，現在六個人面面相覷，卻又互不交談。可以說，所有的目光，不只是落到他身上的，也包括落到其他人身上的，都是相互提防、不無懷疑的色彩。
左邊那位婦女和他的丈夫也不例外。她埋怨他不該吃他吃下的那些東西，埋怨他每次起身打擾了別人，而他也埋怨她非但不體諒他，反而還責備他。
他和別人在一起總覺得不舒服。買了一輛小汽車曾使他欣喜若狂，並非因為他從此可以隨心所欲地到他想去的地方，而是因為他可以逃避地鐵或公共汽車中你盯著我，我盯著你的視線。
他當然不會對多米尼克承認：他娶她為妻首先是為了逃避孤獨。撬然，他愛她，他從第一天起就看上了她。然而，倘若他沒有遇見她，他也會娶另一位女人的。
正像他的鄰座埋怨自己的丈夫一樣，他也埋怨多米尼克把利都的人群強加於他，特別是那些投宿寄宿戶的混雜人群，飯廳裡你看著我，我看著你的情景同在餐車裡沒什麼區別。
更為嚴重的是他還會埋怨她為什麼要這樣凝視著他，那如泣如訴的目光分明是在說：
“這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他是我的丈夫，我們同床共寢生活了十三年，彼此的身體沒有任何秘密。但是，就在他下班回來擁抱我的時候他腦子裡想的是什麼？他都幹了些什麼？萬一我死了，會發生什麼事情？他對孩子究竟有多少感情？”
瓦洛爾帕站到了。警察和海關工作人員登車例行公事。
“請出示護照。”
他懷著一個罪犯的心理，等待著比別人更嚴格的檢查。
人家只是略略掃了一眼就歸還給他了。
“先生們、太太們，有什麼要申報的嗎？”
連牧師的眼神都起了變化，他做出了一副與別人相仿的假天真的樣子。
“沒有，先生……”
“這箱子裡有什麼？”
“襯衣，還有我為教區百姓從羅馬帶回的一點聖物……”
“沒有金子、首飾、鐘錶？沒有巧克力、雪茄、香煙嗎？”
那位太太的丈夫不得不登上長椅，把責令他打開的那只粽色箱子拿下來。海關工作人員把手伸到衣服下面去摸了摸。
“這隻手提箱裡裝的什麼？”
“幾份文件、資料……”卡爾馬以一種連他自己都吃驚的自然神態一字一句地說。
“這箱子是您的嗎？”
“是的。”
“打開……”
瞧，箱子裡沒有任何需要申報的東西，他得到了海關工作人員的認可。沒有一個人受罰。海關工作人員轉到隔壁包廂去了。
那些人的心地想必並不十分坦然。有一對夫婦肩扛著很重的行李被帶到海關辦公室，那個女的腳踩高跟鞋，臉上的表情說明她已預料到會有麻煩。
火車又啟程了，拖著沉寂的臥鋪車——卡爾馬沒能訂上臥鋪票——還拖著許多與這節車廂一樣的普通車廂。車廂裡燈光剛一轉暗，大家就都想盡量睡一會兒。那位老先生已在輕聲打鼾，對面那位姑娘因雙腿蜷曲、腿露出來得更多了。
他盡力讓自己順應列車的擺動，避免思考問題，但是，每當他昏昏欲睡時，白天的事情便一幕幕浮現在眼前，於是大腦也跟著運轉起來。
為什麼陌生人從威尼斯一開始就選中了他呢？
蠢話。他沒有經過選擇，因為包廂裡沒有其他人。他不過對他進行了一番考查。他提出的那些問題不是無償的。他執意要瞭解自己是在和一種什麼樣的人打交道。
他立刻瞭解到了。可以把這種性質的任務交給一個有教養的人，一個呆頭呆腦的老實人。否則，他會換一個包廂另找一個人攀談的。至於他的失蹤……突然，他想到了綁架，可人們不會在聖普龍這樣的隧道裡到火車上去綁架一個人！那末，是有意識的匿跡或自殺！那他就有可能受人戲弄。
誠然，這個人不知道阿爾萊特·斯多布已經死了，否則他就沒有必要費盡周折把這只對她已毫無意義的手提箱送到她那兒去了。
卡爾馬不該把問題想得如此嚴重：那個年輕女人不死，他的角色就僅僅局限於一個義務替人幫忙的人，既普普通通、又毫無風險。
但是……還有自動行李箱的問題，手提箱在那裡只放了五天，然而陌生人卻是從威尼斯以外的裡雅斯特或貝爾格萊德等地攜帶鑰匙返回。有人用快件把鑰匙寄給他了？是不是他自己在踏上旅途前把手提箱放在那裡了？這是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又為什麼要那樣？為什麼是他？這一切都是為什麼？
他終於進入半睡眠狀態，恍恍惚惚聽到下面喊“第戎”，聽到車門咯咯響，聽到鐵路職員的叫喊聲。他醒來時，天已經大亮了。牧師沒有睡，正在注視著他，冷不防被對方發現了，一下子也很尷尬，好像自己利用睡覺的機會偷偷檢驗了對方的良心……
太愚蠢了！不該往這方面想。他站了起來，從箱子裡拿出刮鬍刀，到洗漱間反鎖上門待了整整一刻鐘。出來後他在走廊滯留了片刻，想測定一下方位。他辨認出這是塞納河莫蘭一側。他隨後去尋找餐車。穿過了約六節車廂，碰到的一位列車員告訴他車上沒有餐車。
清晨六時三十分，總算到了里昂車站。他須走過整個列車的長度，因為他位於車尾。路過書報亭時，好奇心驅使他問道：“洛桑法庭報來了嗎？”
“有，先生。法庭報及新聞報都有。”
“我想你們還沒有今天早上的吧？”
“星期一早上的報要中午12點半左右才來。”
“市內也有嗎？”
“得到香榭麗捨大街或歌劇院的報亭去買。”
“謝謝。”
他原先紛亂的思緒現在都集中起來變成一個念頭：平安無恙地回到家中。他朝一輛出祖車招了招手：
“洛讓得爾大街。到哪兒停我告訴您。”
他又讓車在一家煙草店前等了他一下，因為他沒有煙了，同時他還想喝一杯咖啡。他機械地嚼了兩個麵包圈。
儘管他心事重重，一種滿足的感覺仍舊油然而生，因為他又嘗到了真正的法國麵包圈。
“請再來杯咖啡。”
到家了。他不可避免地碰見了看門女人。
“卡爾馬先生，太太好嗎？孩子們呢？我敢說如果要想把威尼斯所有的好東西都看遍的話，兩個可愛的小傢伙眼睛都不夠用了……”她遞給他一些廣告單，幾張她停止給他轉郵局後收到的發票，“您一定會感覺出樓裡空蕩蕩的。現在已經八月二十號了，幾乎還沒人回來。連賣東西的也如此。您知道要買點肉得跑到哪兒去嗎？”
仍在使用的那陳舊、搖晃的電梯使他又重新嗅到那既熟悉又難於言表的氣味。樓梯上鋪著棕色地毯。棕色門上的銅扣由於多米尼克不在家每天無人掃拭而略微發烏。
他產生的第一種感情是失望。到處一片昏暗。他沒料到室內的百葉窗全都關閉著。他立即將包括孩子們房間在內的所有百葉窗打開。走過冰箱時，又想起應該插上電源。最後，他返回起居室兼飯廳，剛才進門時把手提箱放在桌上了。
應該把它打開。撬開？按理說他沒有權利，因為這隻手提箱以及裡面裝的東西都不屬他所有。
但是，事到如今，難道沒有必要，沒有絕對必要看一看裡面裝的到底是什麼東西嗎、？
他耍了個滑頭。事情明擺著，這對他來說不是個權利問題，而是個好奇心的問題，是為了滿足想要瞭解內情的慾望。
為什麼不能為自己辯解？不管怎麼說，正是這隻手提箱使他剛才受到幾個小時的煎熬，嘗到了只有罪犯才會嘗受的滋味。這隻手提箱應該對他經歷的波折作出解釋。
他自己也有一隻帶鎖的公文包，是下班後需要回家處理公務時帶資料用的。他走進臥室，在一隻抽屜裡找到了他的那串鑰匙。這時他又看到已經停止走動的鬧鐘，於是又給鬧鐘上了弦。似乎內心還有些猶豫不決。於是他又走到客廳給大理石壁爐上方的掛鐘上弦，鑰匙一下子被擰彎了：都是買的便宜貨。
他返回廚房，一般家庭的應具備的工具全都放在那兒了：一把鎯頭，一把改錐、鉗子、夾剪、開瓶蓋用的起子、還有各式各樣的罐頭刀。
他最後一次鼓起了勇氣。彷彿自己覺得有罪似的，他先鎖上了大門，然後脫去上衣，解下領帶，開始用力撬鎖。他先用了鉗子，沒有成功，又用改錐。
兩隻金屬爪子跳了出來，箱蓋輕輕彈起。他用手把箱蓋掀開，一疊疊如同出自會計、出納之手，理得齊齊整整的鈔票立刻展現在他眼前。
不是法國法郎。大部分是面額一百元的美元。他憑眼力估計出每捆有一百張。旁邊放著成捆的五十英鎊一張的票子，還有小捆的瑞士法郎。
他本能地抬頭望望街對面。對面房裡的婦人走來走去忙著收拾房間，一次也不曾朝他這邊轉過身來。
“過一會兒再說……”他喃喃道。
稍候片刻。他需要恢復平靜，需要時間思考。經過火車上一天一夜的顛簸，他疲憊不堪、心煩意亂。身體的各個部位尚未恢復常態。首先必須恢復平衡。
他把手提箱提過來，關好，塞進臥室的衣櫃下面。幾分鐘之後，他脫了個精光，扭開浴池的水龍頭。
一股從未體驗過的裸露和孤獨感把他包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