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在辦公室。他的秘書給我接通了電話。我說：「你好，卡爾。」
「你好，保羅。」他說話仍然帶點德國口音。
我們沒有開玩笑，我直接告訴他：「這兒發生了一起強xx殺人案。」
「噢！」
「是坎貝爾將軍的女兒，安-坎貝爾上尉。」
電話裡一陣沉默。
我接著說：「可能是強xx殺人，但肯定是性虐待。」
「在基地裡嗎？」
「是的，在一個步槍射擊場。」
「什麼時候？」
我回答說：「凌晨2點17分到4點25分之間。」到此，我已經回答完了所有關於時間、地點、人物和事件的問題。
「什麼動機？」
「不知道。」
「有嫌疑犯嗎？」
「沒有。」
「案發時被害人在做什麼？」
「她那天晚上值班，出去檢查哨所。」我把肯特的任命、與森希爾小姐的相遇，還有我們對被害人住所搜查的具體情況向他一一作了匯報，只是沒提在地下室發現的那些東西。我知道我們的談話很可能被人錄音，嚴格說來，這不是什麼特別的情報，只是不想讓卡爾感到很難為情。
他沉默了一會兒，說：「等屍體搬走後，你再回犯罪現場，就用那些柱子把森希爾小姐綁在地上。」
「你什麼意思？」
「我不明白一個健康的女人為什麼不能把那些樁子拔出來。」
「啊，我明白了。卡爾，那些樁子是按不同角度釘在地上的，與屍體有一定距離，所以她沒有力量反抗，而且有人把一根繩子套在了她的脖子上，我想——我猜想他們開始可能是在玩遊戲——」
「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但從某種程度上說，她應該知道那不是遊戲。我們憑過去的經驗知道，當一個女人有生命危險時，她是會拚命的。也可能她是被麻醉了或是被鎮定了，讓毒物學家找找鎮靜劑。同時，你和森希爾小姐必須從頭至尾把犯罪過程重演一遍。」
「我希望你說的是模仿。」
「是。但不要玩真的。」
「你變得溫柔些了，卡爾。好吧，我會轉達你的建議的。」
「不是建議，是命令。現在請你更詳細地告訴我，你們在坎貝爾上尉的住所發現了什麼？」
我告訴了他。關於我沒通知地方當局一事，他不置可否。我問他：「我進入了她的住所並搬走了她的東西，你認為這對我今後的工作有影響嗎？」
「你的記錄上會寫著，你已經通知了她最親近的人，而且是他們同意，甚至建議你那麼幹的。要學會自己保護自己，保羅。我不能老幹這種事。」
「我知道。」
「很好。你需要聯邦調查局的幫助嗎？」
「不需要。」
「你需要從這兒再派一個調查員，還是從哈德雷堡分部找一個？」
「咱們別幹了。我真不想按這個案子。」
「為什麼？」
「卡爾，你知道，這個案子很微妙……很……」
「你和被害人之間有什麼瓜葛嗎？」
「沒有。」
「今晚5點前給我電傳一份初步報告來。迪納會給案子編上號碼的。還有什麼問題嗎？」
「我想森希爾小姐最好退出本案。」
「你為什麼不想讓她參加此案的調查？」
「我們都不喜歡對方。」
「你們從未合作過。你們互相不喜歡的原因是什麼？」
「卡爾，我記得我們已經討論過這個問題。你保證過不把我們倆同時分配到一個案子中，那她現在為什麼還要參加？」
「我從沒做過這樣的保證。部隊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
「很好。你今天重新給她分配任務，就是最好地體現了軍隊的需要，因為她在這兒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等一下。」
我只好等著。卡爾這個人並不特別敏感，而且很難對付。我真希望他能變得更有人情味。
「保羅？」
「是我。」
「我剛才接了森希爾小姐的電話。」
我猜就是她。我說：「她的事情與我無關。」
「我告訴了她，你不願和她一起工作。她說你是歧視她的性別、年齡和宗教信仰。」
「什麼？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信仰什麼宗教。」
「這可是對你的一次嚴厲指責。」
「我不是跟你說過嘛，這是個人的事情。我們兩人合不來。」
「據我所知，你們在布魯塞爾時不是相處得很好嗎？」
見你的鬼，卡爾。「你想讓我把事情都講出來嗎？」
「不必了。去年我已經聽別人講過了，而且一分鐘前森希爾小姐也講清楚了。我相信我們的軍官都會恰當地處理自己的私生活。我並不要求你獨身，只希望你能謹慎一點，不要做一些不利於你自己，也不利於部隊和你的任務的事。」
「我從來沒做過這種事。」
「很好。記住你是一名職業警官。我希望你能大度一些，和森希爾小組建立一種職業上的合作關係。就這樣吧。」
「是，長官。」我又問他：「她結婚了嗎？」
「這與你還有什麼關係嗎？」
「是有一些個人的考慮。」
「你們兩人在這個案子了結之前都不許談私生活。還有什麼問題嗎？」
「你把你那個怪誕的重演方案跟她講了嗎？」
「那是你的事。」卡爾-古斯塔爾掛斷了電話。我坐了一會兒，考慮起自己的選擇來。我現在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繼續執行任務，二是辭職。實際上我從事這個工作已經二十多年了，我可以隨時提出辭職，仍可得到一半的薪水，而且從此可以有自己的生活。
結束軍事生涯有幾種不同的方式。大多數人在最後一年左右的時間裡揀一些比較安全的案子去辦，慢慢地自然也就隱退了。也有一些軍官在軍隊裡工作得時間過長，又沒自動隱退，就被悄悄地辭退了。只有少數人能帶著一身榮耀隱退。再就是那些為了最後時刻的那份榮耀而奔命的人，結果卻不小心闖進了火海。人生最重要的是要抓住時機。
拋開事業上的考慮，我如果從這個案子中退出來，那它會永遠使我不得安寧。現在真是進退兩難，其實如果卡爾讓我放棄此案的偵破工作，我還不知道自己會說或者會做什麼呢。卡爾就是這樣一個專門和人對著干的傢伙，因為我說不接這個案子，結果這個案子還是歸了我。我說了不要辛西婭參加，辛西婭也成了我的搭檔。卡爾並不像他自己想像的那麼聰明。
我的新辦公桌上放著安-坎貝爾上尉的個人簡歷和病歷。我先翻看了一下個人簡歷，因為它包括了一個戰士的軍事生涯，肯定很有意思，很有啟發性。簡歷是按年代順序寫的，安-坎貝爾是12年前進西點軍校學習的，畢業時屬於班級前10％的學生，所以按規定她能享受30天的假期。之後，接她自己的要求，她被分配到了亞利桑納州的瓦兵卡堡，擔任軍事情報官員訓練課程，後來又在喬治城讀了研究生，取得了心理學碩士學位。之後，她申請讀了實用性課程心理戰術。她先在布萊格堡的肯尼迪特種戰術學校完成了所有必修課，參加了第4心理訓練隊，又從那兒去了德國，後來又回到布萊格堡，再後來去了海灣，進了五角大樓，最後到了哈德雷堡。
她的工作效率報告一看就非同一般，這是我預料之中的事。我找到她的智商測驗結果，她是屬於軍隊裡的2％的天才之列。從我過去的經歷中得知，這2％的天才一般都是殺人案中的嫌疑犯，一般說來，天才對那些招惹了自己或者妨礙自己的人都不能容忍，而且總以為他們不必遵守那些人們都遵守的法規。這些人經常不愉快而且缺乏耐心，他們甚至可能成為反社會的人，有時候還可能心理變態。心理變態者常把自己看成法官或者陪審團成員，或者劊子手。他們到了這一步也就到了和我打交道的時候了。
可是現在，我正研究的這個天才不是殺人犯，卻是被害者，也許這個事實在本案中毫無意義。但是直覺告訴我，安-坎貝爾被害之前肯定傷害過別人。
我直接把她的病歷翻到了最後一面，因為如果有精神方面的記錄，肯定會寫在那兒。我果然找到了一份心理分析報告，是她進西點軍校體檢時的記錄。報告上寫著：
此人目的性很明確，很聰明，適應力強。從兩小時的面談和測試結果中看不出有專橫的表現，也沒有幻覺紊亂、情緒紊亂、渴望紊亂、性格紊亂和性紊亂的跡象。
報告的最後一部分寫著，沒有明顯的心理問題會妨礙她完成美國軍事學院的課程。安-坎貝爾是個很正常的18歲美國姑娘。不管這話在20世紀後期的美國意味著什麼，總之，一切正常。
但心理病歷中還有幾頁報告，寫得很短，時間是在她上軍校三年級下半學年期間。當時，她被命令去做心理檢查。是誰下的命令和命令的原因都沒有記錄。心理醫生韋爾斯寫道：
軍校學員坎貝爾被推薦來此進行心理治療或者心理分析。她說：「我什麼問題都沒有。」她不合作，但還沒達到要我向她的上司報告的程度。在每次大約兩小時的四次談話中，她都反覆強調說她只是太累了，體力訓練和學術訓練壓力太大，又擔心考試成績，總之是疲勞過度。這些對於一二年級的軍校學員來說，是很普通的事，但對三年級的學員來說就很少見了。我問她，有沒有別的事情，比如說愛情糾葛或家庭問題，那也會導致這種疲勞和壓力感。她向我保證，家裡都很好，她本人在本地或其他地方也沒有愛情糾葛。
我看得出她的體重明顯偏低，而且注意力明顯不集中。總而言之，一副很壓抑、很憂慮的樣子。在談話期間，她哭過幾次，但每一次都很快地控制住了，並向我道了歉。
有好幾次，她差點說出一些超越了一般軍校學生所能說出的抱怨詞語，但每次沒等講出就停住了。有一次，她說：「我去不去上課都無所謂，我在這兒幹什麼都無所謂。反正他們總得讓我畢業。」我問她那是不是因為她是將軍的女兒。她回答說：「不是的。因為我幫了他們的忙。」
我問她幫了什麼忙？「他們」又是誰？她只回答說：「那些老傢伙。」其他問題都沒有回答。
我相信我們的談話到該出結果的時候了，可是她的上司卻給她安排了另外的約見，我們的談話則無緣無故地被取消了。我不知道這位上司的名字。
我認為，坎貝爾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和治療，不管是自願的還是強制性的。不然，應該由一個精神分析小組，來診斷是否需要對她進行隔離治療。我是認為應該對她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和分析。
我仔細閱讀了這篇報告，有些納悶，為什麼一個很正常的18歲妙齡少女到了20歲就變得憂鬱低沉？當然可以用軍隊生活的紀律森嚴去解釋，但韋爾斯醫生顯然是不同意這個說法，我也有同樣的看法。
我從頭到尾翻閱了這些檔案，正準備合上時，忽然看到一張小紙條夾在裡面，上面有幾行手寫的字：與魔鬼搏鬥的人應當留心在這個過程中自己不要變成魔鬼。當你長久地看著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看著你——尼采。
這張紙條放在這兒做什麼，我不清楚。但它放在一個戰爭心理學軍官的檔案裡是非常合適的。在犯罪調查處官員的檔案中也該放上一張這樣的紙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