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大概以為我現在要講那些忠於我們古老的奧地利的人都關在那裡的集中營，以及我在那裡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這樣的事情並沒有發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種囚犯。我沒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盡一切辦法折磨他們的心靈和肉體，把積聚起來的憤懣都發洩在他們身上。我則被列入另外一類人之中，這種人數目很少，國社黨徒指望從他們身上敲詐金錢或者勒索重要情報。蓋世太保對我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當然毫無興趣，不過他們大概聽說，我們是他們最大的敵人的財產委託人、監護人和心腹。他們想從我這兒詐取的，是一些罪證材料，可以用來向修道院提出公訴，證明它們隱瞞財產；他們可以用這些罪證材料來反對皇室和一切在奧地利為皇室奮鬥犧牲的人們，他們估計，而且也並非沒有根據，我們經手的大部分基金還隱藏得好好的，他們要想侵佔還很難辦到。正因為如此，他們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們指望用他們屢試不爽的方法從我這裡獲得這些秘密。由於他們想從我這一類人身上敲詐金錢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們沒有被送到集中營去，而是受到一種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記得，我們的首相以及羅特希爾德男爵（納粹分子希望從他的親戚那裡詐取幾百萬元）都沒有被投入圍著鐵絲網的集中營，卻似乎是備受優待，被安置在『大都會飯店』裡，——蓋世太保的總部也設在那裡——每人住一個單間。連我這個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獲得了這種優厚待遇。
「在大旅館裡獨自住單間——這話聽起來極為人道，不是嗎？不過，請您相信我，他們沒有把我們這些『要人』塞到二十個人擠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裡，而是讓我們住在大旅館還算暖和的單間裡，這並不是什麼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為陰險的手段。他們想從我們這裡獲得需要的『材料』，不是採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體的折磨，而是採用更加精緻、更加險惡的酷刑，這是想得出來的最惡毒的酷刑——把一個人完全孤立起來。他們並沒有把我們怎麼樣——他們只是把我們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虛無之中，因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像虛無那樣對人的心靈產生這樣一種壓力。他們把我們每一個人分別關進一個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關進一間和外界嚴密隔絕的空房間裡，不是通過鞭笞和嚴寒從外部對我們施加壓力，而是從內部產生壓力，最後迫使我們開口。乍一看來，分給我的房間似乎並沒有什麼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裡有門，有床，有張小沙發，有個洗臉盆和一個帶柵格的窗戶。不過房門日夜都是鎖著的；桌上不得有書報，不得有鉛筆和紙張；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磚牆；我周圍和我身上全都空空如也。我所有的東西都被拿走了：表給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時間：鉛筆拿走了，使我不能寫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斷動脈；甚至像香煙這樣極小的慰藉也拒絕給我。除了看守，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一張人的臉，就是看守也不許同我說話，不許回答我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聽見過任何人的聲音。從早晨到夜晚，從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他感官都得不到絲毫滋養。我真是形影柑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籌莫展地守著我自己的身體以及四五件不會說話的東西，如桌子、床、窗戶、洗臉盆；我就像潛水球裡的潛水員一樣，置身於寂靜無聲的漆黑大海裡，甚至模糊地意識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纜索已經扯斷，再也不會被人從這無聲的深處拉回水面了。我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沒有什麼可聽，沒有什麼可看。我身邊是一片虛無，一個沒有時間、沒有空間的虛無之境，處處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裡踱來踱去，你的思想也跟著你走過來走過去，走過來走過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無實無形的思想，也需要一個支撐點，不然它們就開始毫無意義地圍著自己轉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了這空無一物的虛無之境。從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著什麼，可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就這樣等著等著，什麼也沒有發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腦袋發痛。什麼也沒有發生，你仍然是獨自一人，獨自一人，獨自一人。
「這樣繼續了兩個星期，這兩個星期我是置身於時間之外，置身於世界之外活過來的。要是當時爆發了一場戰爭，我也不會知道；我的世界僅限於桌子、門、床、洗臉盆、小沙發、窗戶和牆壁之間。我老是一個勁地望著同一面牆上的同一張糊牆紙，我盯著它看的時間如此之長，以致糊牆紙上那種鋸齒形圖案的每一根線條都像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腦最深的褶紋裡。最後審訊終於開始了。我被突如其來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還是黑夜。被叫之後，就給帶著穿過幾條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兒去；然後，在一個什麼地方等著，也不知道是個什麼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張桌子前面，桌旁坐著幾個穿軍裝的人。桌上放著一疊紙——那是檔案，不知道裡面是些什麼；接著開始提問：問題真真假假，有的明確，有的刁鑽，有的打掩護，有的設圈套；你回答問題時，別人惡毒的手指在翻動著文件，而你不知道那裡面寫的是什麼，別人惡毒的手在做著記錄，而你不知道它在寫些什麼。不過，對我來說，在這些審訊中，最可怕的是，我永遠也猜不出，而且也無法料到，關於我的事務所辦理的業務，蓋世太保究竟已經知道了什麼，他們到底還想從我口裡掏些什麼出來？我已經給您說過，我在最後時刻，已經把一些可以構成罪證的文件通過我的女管家帶去交給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這些文件呢，還是沒有收到？我們的那個僱員究竟洩露了多少秘密？他們到底截住了我們多少信件？這期間他們從我們代理事務的那些德國修道院裡，說不定已經從哪一個笨拙的神父那裡詐出了多少線索？他們盤問再三。我為某某修道院買過哪些有價證券？我同哪些銀行有業務往來？我認識不認識一個名叫某某的先生？我從瑞士以及天曉得還從什麼地方收到過信沒有？因為我無法揣測他們究竟已經查明了多少情況，我的每一個回答便承擔了極其嚴重的責任。如果我承認了他們還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無必要地使別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認的事情過多，結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審訊還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審訊之後回到我的虛無中去——回到那同一個房間去。那裡還是同一張桌子，同一張床，同一個洗臉盆，同樣的糊牆紙。因為我一旦隻身獨處，我就設法逐一回想審訊時的情景，思考著我該怎麼回答才最聰明，盤算著下一次我得說些什麼，才能打消我說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懷疑。我來回考慮、反覆思考、仔細檢查我向審判官說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話，我重新想起他們提出的每一個問題，我作出的每一個回答。我試圖掂量一下，我說的哪些話可能被他們記錄了下來，可我心裡明白，這種事情我是永遠也不可能猜出來，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這種思想，一旦在空房間裡開始運轉，就不停地在我腦子裡盤旋，一再週而復始，引起各式各樣別的聯想，連睡夢中也不得安寧。每次蓋世太保審訊之後，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樣無情地折磨我，腦子裡一再重複盤問、追究、虐待的苦刑。這說不定比審訊之苦還更加殘忍，因為在審判官那兒的審訊經過一個小時總是要結束的，但是由於這種孤獨的陰險折磨，我腦子裡的審訊卻永無休止。在我的身邊總是只有桌子、櫃子、床、糊牆紙、窗戶。沒有任何使人分心的東西，沒有書，沒有報紙，沒有新來的人的臉，沒有可以寫點什麼的鉛筆，沒有一根可以拿來玩的火柴棒，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一無所有。現在我才發現，把人單獨囚禁在大旅館的房間裡，這種辦法是多麼惡毒，對人的心理打擊是多麼致命。在集中營裡，你大概得用手推車去推石頭，直到雙手鮮血淋漓，鞋裡的雙腳凍壞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個人擠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裡。然而在那兒看得見好多人的臉，那兒有田野，有手推車，有樹木，有星星，那兒總有點什麼可以瞧瞧。而這兒呢，你身邊的東西從來也不改變，絕對不變，那可怕的一成不變。這兒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擺脫我的思想、我的瘋狂的想像和我的病態的重複。而這個恰好就是他們想要達到的目的：他們企圖用我自己的思想來窒息我，直到我喘不過氣來，那時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傾吐出來，招出口供，招出他們想要知道的一切，供出別人和材料，此外別無出路。
「我漸漸感到，在這一片虛無的可怕壓力下，我的神經開始鬆弛。意識到這個危險，我就竭盡全力繃緊我的神經，緊到快要繃斷的地步，我拚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來散散心。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試著在腦子裡重現過去背熟的東西，把它們朗誦出來，民歌啊，兒歌啊，中學裡學的荷馬史詩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條文啊。後來我就試著演算算術題，我在腦子裡任意加著和除著數字，但是我的記憶力在一片空虛之中什麼也抓不住。我沒法把思想集中在什麼事情上。想著想著就會冒出同一個思想，而且老是出現：他們知道什麼？昨天我說了什麼？下一次我該說些什麼？
「這種實在難以描繪的狀況持續了四個月之久。四個月——寫起來容易，不過才三個字！說起來也容易：四個月，一共才幾個音節。用四分之一秒的時間，嘴唇就迅速地發出這些音：四個月！但是誰也沒法描繪、衡量，並且說清楚，在沒有空間、沒有時間的情況下，一段時間究竟拉得有多麼長，這事你向任何人也講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講不清楚。你周圍空虛一片，一片空虛，成天看見的老是桌子、床、臉盆、糊牆紙，身邊老是一片沉默，看見的老是那個看守，他把飯塞進來，連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樣的一些思想在虛無之中老是在你腦海裡盤旋，直到你發瘋為止。你向誰也沒法解釋，這一切是如何使我崩潰和毀滅的。我從某些細微的徵兆中極為不安地意識到，我的頭腦已經陷人混亂狀態。起初，我被提審時，頭腦還是很清楚的，我回答問題泰然自若，深思熟慮，那種雙重的思路還在起著作用，想到哪些話該說，哪些話不該說。而現在，就是最簡單的句子，我也只能結結巴巴地說出來，因為我在招口供的時候，我像著了魔似的，眼睛死盯著在紙上滑來滑去記錄口供的那支筆，彷彿我想緊緊跟上我自己說的話似的。我感覺到，我的力量漸漸支持不住，我感到這一時刻漸漸逼近：我為了救我自己，我將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說不定還有更多的東西都說出來，為了逃脫這使人窒息的虛無，我將出賣十二個人，供出他們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別無所獲。一天晚上，的確已經到了這個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時候給我送飯來了，於是我忽然衝著他的背影大叫起來：『帶我去受審！我什麼都說！我什麼都交代！我要告訴他們文件和錢在哪兒！我都說，我什麼都說！』幸虧他沒有再聽我說下去。說不定他也不想聽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