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生命攸關的採訪的前言
我想告訴大家我第一次遇到漢尼拔·萊克特的經歷。
那是在1979年的秋天，我因為家人生病而回到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家中並在那裡待了十八個月。在那裡我繼續寫《紅龍》。與我同住裡奇村的鄰居好心地讓我借宿在他的一間放獵槍的裝備庫裡。那房子在一片棉花地中央，我就在那裡寫作，經常到深夜。
寫小說就要從你看到的事情開始，然後加上之前和之後發生的事情。就在這裡，密西西比的裡奇村，在極其有限的條件下，我可以看到聯邦調查員威爾·格雷厄姆在遇害者的家中——在所有人被謀殺了的房間裡——看遇害者的家庭自製影片。那時候我還不知道兇犯是誰，或者之後會是什麼結果。我與威爾一起在毫無線索的情況下走遍了受害者的屋子和作案現場，我看到的比他能看到的不多也不少。
有時候我會在屋裡留著燈，走到曠野中去散步。當我遠遠地從田地中回頭望房子的時候，它看上去彷彿是汪洋大海中的一葉小舟，而我則被汪洋所淹沒。
我很快地同一群半野生的狗認識了。它們在曠野中自由地遊蕩，而且集體行動。它們中有一些與農場的家庭混得半熟，但是大部分時間它們都只能自己獵食養活自己。在寒冷的冬天，土地都凍得硬邦邦的，它們很難覓到食。我就買狗糧餵它們。很快它們的食量就長到了每星期五十磅狗糧。我走到哪裡它們都跟到哪裡，一大幫成群結隊的——有高大的，也有矮小的，有相對比較友善的，也有凶悍不讓碰的。晚上它們和我一起在田野裡走。我雖然看不到它們，卻能感覺到它們都在我身邊，它們在黑暗裡呼吸，噴鼻息。我在小屋裡寫作的時候，它們就在門廊前面等著，每當滿月的時候它們就會唱歌。
夜晚最黑暗的時候我站在小屋前荒蕪的曠野裡，我的心仍然困惑著，四周只有我呼吸的聲音，眼前仍然留著檯燈的光與形。我試圖想像在作案現場到底發生了什麼。在我可視的昏暗的狹小範圍內出現的只有蜃景和暗示，還有一個動物的視網膜反射著月光，偶爾發出耀眼的光。毫無疑問，肯定發生了一些事情。你必須理解當你寫小說的時候，你其實沒有編造任何事情。所有的都在那，你只不過需要去發現它們。
威爾·格雷厄姆不得不問別人一些事情，他需要幫助而且他知道該從哪裡獲得。在他允許自己思考去哪裡尋求幫助之前，他就知道他必須去那個地方。格雷厄姆在以前的一次辦案中受了重傷。我知道他非常不願意去與他掌握的最有用的人探討問題。在那段日子裡，我自己每天都在積累痛苦的記憶。在夜晚的寫作中，我對格雷厄姆很同情。
所以我是帶著一些恐懼跟隨他走進巴爾的摩精神病犯罪醫院的。讓人無法忍受的是，在那裡，在我們能坐下來工作之前，我們碰到了那種你在日常工作當中也能碰到的傻瓜，弗雷德裡克·奇爾頓博士，他整整拖延了我們兩三天的時間。
我發現我可以把奇爾頓留在開著燈的小屋裡，然後從黑暗的原野，與我的「好朋友」們一起看著他。那時候我是隱形的，在黑暗裡，正如我和我的主人公們在一起的時候一樣。我們在同一個房間裡，可他們決定著自己的命運，沒有從我這裡得到多少，或乾脆根本沒從我這裡得到任何幫助。
終於擺脫了無聊的奇爾頓以後，我和格雷厄姆去了頂級警備的牢房。鋼門在我們身後砰的關上了，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響聲。
威爾·格雷厄姆和我，慢慢地走近萊克特博士的牢房。格雷厄姆很緊張，我能感覺出他的恐懼。我以為萊克特博士睡著了，誰知他在雙眼緊閉的情況下就辨別出了威爾·格雷厄姆身上的氣味，著實嚇了我一跳。
在寫作的時候我一直可以享受並保持我的隱形狀態，在與奇爾頓、格雷厄姆和其他職員在一起的時候一直如此。可是當來到萊克特博士面前時我感到不舒服，我確定不了這位醫生是不是真的看不到我。
和格雷厄姆一樣，我那時覺得——而且現在也一樣——萊克特博士犀利的雙眼讓人坐立不安，就像你做X光片時你腦袋裡會有嗡嗡聲一樣。格雷厄姆對萊克特博士的走訪很快就進行完了。他們的對話像擊劍搏擊一樣敏捷而且尖銳地碰撞。我的神經緊繃著，並飛速地在筆記本上狂記，本子的邊沿和桌上鋪的紙上都記滿了我狂亂的筆跡。走訪結束以後我已經筋疲力盡了——精神病院的病房裡偶爾的爭吵和號叫一直在我的腦海裡響著。在我回到裡奇村我的小屋裡寫作的時候，它們還縈繞在腦海裡。而同時十三條狗坐在我的門廊上哼唱著，它們閉著眼睛，仰著臉對著天上的滿月，有幾隻在它們能發出的兩個元音O與U之間低唱，而其餘的就跟在後面一齊哼哼。
我不得不在我的腦海裡重複一百遍格雷厄姆對萊克特博士的訪談，這樣才能理解它的全部內容，去除不必要的口角、精神病院的噪音干擾，還有那些可惡的人發出的尖叫，這尖叫把一些詞弄得很難聽清。
那時我仍然不知道是誰犯下的罪行，不過從那時起我開始意識到我們會發現他是誰的，也一定會找到他的。我也深知這個結果會使書中一些其他的人物付出沉重甚至悲劇性的代價。而事實果然印證了這一點。
許多年以後，當我開始寫《沉默的羔羊》時，我起初並不知道萊克特博士會重返。我喜歡達麗亞·依裡亞在《黑色的星期天》中扮演的角色，而且我想在我的小說中塑造一個女強人的主角。於是我就開始描寫克拉麗絲·史達琳。可是沒等新小說開始兩頁，我就發現史達琳必須去接觸萊克特博士。我非常敬佩史達琳，而且我覺得自己甚至對萊克特博士產生了忌妒，因為他是那麼輕而易舉地把她看得通透，而我卻那樣笨拙而困難地試圖瞭解她。在我著手準備《漢尼拔》一書時，我驚奇地發現博士已經開始獨自決定他的路程了。你會發現在書中他有奇特的可愛之處，就像我看到的那樣。
我一直害怕寫《漢尼拔》，害怕自己的人性被蹂躪和破裂，害怕我必須面對的抉擇，還要為史達琳擔驚受怕。但後來，我把他們都放飛了，因為你必須放手讓你的人物自己去表演，讓萊克特和克拉麗絲按照他（她）們的天性去決定和主宰。這裡面也有一部分禮節的原因使然。
一位蘇丹王曾說過：「我沒有養獵鷹——是他們和我活在了一起。」
在1979年的冬天當我走進巴爾的摩國家精神病犯罪醫院，當厚重的鐵門在我身後重重地關上時，我幾乎一點也不知道在走廊的盡頭等待我的將是什麼。正如當我們命運的門閂滑進鎖道時，我們其實很少聽到它的聲音。
T.H.
邁阿密，2001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