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克萊爾都是工作狂，又年富力強，所以根本不用鬧鐘，特別是週一的早晨當我們面對新的一周工作挑戰的時候。我們五點鐘就已起床，五點三十分吃點麥片粥，然後就各奔東西了，甚至比賽似的看誰先離開家。
可能是喝了些酒的緣故，我一夜沒有做夢，沒有夢到週末所發生的事情。在我開車上班的路上，我決心從此以後要讓自己和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保持一定距離。但我仍要參加葬禮，不時地為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做些公益性的工作，並且保持同莫迪凱的友誼，經常到他的辦公室去。也偶爾會到多利小姐那兒幫忙，去為無家可歸的人做飯。我會捐一些錢讓他們改善一下伙食。我想我如果出錢肯定比那些窮律師出得更多。
我來到辦公室時，天色尚未亮，我決心每天工作十八小時，一連工作幾天，這樣可以調整我自己。我近來的所為已和我的事業脫了軌，這樣瘋狂地工作一陣子會把事情正過來。只有傻瓜才會離開我現在的軌道而跑到別的什麼地方去。
我乘電梯時特意不再進那位先生曾經乘過的那一部。他已成為了歷史，我決心不再想他。我也不再去看那間會議室，當時他就死在那裡。我把公文包和大衣扔在辦公桌後的椅子上，去沖咖啡。還不到六點鐘，我就已走在辦公大樓的廳廊裡，與這位同事打個招呼，與那位職員問個早，脫去上衣，捲起袖子，一切都是重新開始的架勢。
我先瀏覽了一下《華爾街日報》，因為我知道這樣的報紙是從不報道無家可歸的流浪漢的。接著我又讀了一下《郵報》，在「大都市」欄中對朗蒂-伯頓一家有一段簡單的報道，還有一幅照片，是她的奶奶在一所房子外面哭泣的情景。我看過之後，把報紙放到一旁。我比報道的內容知道得更多，我已決心不再為之所動。
在《郵報》下面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法律文件大小的馬尼拉紙文件夾，這類文件夾我們公司每天不知用上多少。上面沒有任何標記，所以格外讓人疑惑，它就放在那裡，沒有封口，在我的桌子角上，一定是有人偷偷地放的，我慢慢地打開它。
裡面只有兩頁紙，第一張上就是《郵報》上昨天登載過的那報道的複印件，也就是我昨晚給克萊爾讀過好幾遍的那個報道。在這張紙的下面是從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官方文件中提出來的一份檔案，標題上寫著：被驅逐者的名單——河橡公司。
在左欄中有從一到十七的編號，其中第四號就是德文-哈迪。第十五號上寫的是朗蒂-伯頓以及三四個孩子。
我慢慢地把這份檔案放在桌子上，先是站在那裡，然後又走到門邊，把門鎖好，又靠門站了一會。開頭的幾分鐘裡一切都是那麼平靜，我注視著桌子中間的那份檔案，我不得不相信這份檔案是真實可靠的，可是是誰把它放到我這兒來的呢？於是，我又一次拿起這份材料，仔細看，在第二頁紙下面，就在檔案裡，這位不肯通報姓名的人用鉛筆寫下這樣的字：這次驅逐住戶的行動是不合法的，也是不人道的。
這些字都是用印刷體字母寫成，很顯然是怕我分析字跡而認出寫字的人。筆跡也十分不清楚，就好像用鉛筆十分輕地在檔案上寫上去的。
我的辦公室門一直鎖了一個小時，在這段時間，我一會兒站在窗前看日出，一會兒坐在桌子那兒看看這份檔案。樓廳，走廊中的人漸漸多起來，我可以聽到波利說話的聲音。我打開了門，向她問好，好像一切都很正常，並要繼續裝下去。
整個一個上午除了開會還是開會，其中有兩個會是魯道夫和他的客戶的。我表現得很得體，儘管我已根本不記得我們都說了些什麼又做了些什麼。魯道夫看到他的一員幹將又精力充沛地回到工作崗位，他感到十分驕傲。
我對那些仍想談起人質事件或問起我事後感覺的人都不很客氣。我仍然和以前一樣，精力充沛，幹勁十足。所以，人們漸漸就不再關心這些事了。後來，父親給我打來電話。他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打電話到我辦公室的我也記不清了。他說孟菲斯在下雨。他每天就在房子周圍坐一坐，感到很無聊，還說他和我媽媽對我都有點擔心。我對他們說克萊爾挺好，為了怕他們進一步問起她，我找了個話題，把她弟弟詹姆斯的事告訴了他們，他們在我婚禮上曾見過他一面。我表現出對克萊爾一家人的關心，這能讓他高興。
爸爸往我辦公室裡通了電話，他很高興。我仍在這裡工作，掙著大錢，而且會越掙越多。他要我常給他打電話。
半小時後，我的哥哥沃納也從他在亞特蘭大市中心區的辦公室給我打來電話。他比我大六歲，也是一家資金雄厚的大公司股東，是一位不受任何限制的律師。沃納和我小時候並不總在一起，但我們在一起時又是彼此感到很愉快。在三年前他離婚期間，他幾乎每週都打電話給我，把他的心裡話和我說一說。
他也和我一樣是個守時的人，所以，我知道我們的電話不會很長的。「多和爸爸談一談。」他說，「他把一切都告訴我了。」
「我想他是會告訴你的。」
「我知道你現在的感覺，我們都經歷過。你工作努力，收入可觀，從來不停止地幫助小人物。後來發生了點事，你就回想起法學院，想到我們在一年級時的事情，那時我們充滿理想，想將來用我們的法學知識來拯救人類，你還記得嗎？」
「記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點不錯，我們一年級時，學校做過一次調查，我們班有一半的同學都想學公共利益法。可三年後當我們畢業時，大家又都想去掙大錢去了。我真不知道是怎麼搞的。」
「法學院讓你變得貪婪。」
「大概是吧，我們公司有一項計劃，你可以有一年的假期，就像學術年假之類的假期，在這一年之中你可以從事公益法。十二個月後你再回來，就像從來沒離開一樣。你們公司怎麼樣？」
文塔吉-沃納有過同一個問題，他已然解決了這個問題，乾淨利落地解決了。十二個月，我就可以脫胎換骨了。真是一條捷徑，而且我的前途也不受任何影響。
「可非股東成員不行，」我說，「我也聽說有一兩個股東曾離開這裡為別的什麼機構干一兩年，然後又回到這裡。但從來沒有一個非股東成員這樣做過。」
「但你的情況不同，因為你是這一公司的成員，精神受到極大傷害，甚至幾乎喪了命。我會用我的力量去說服一些人，告訴他們你需要一段時間休息。就休一年吧，然後再回來幹。」
「這可能會奏效。」我說，盡量不打擊他的情緒。他是A型行為者１，有時會一意孤行，常常一句話不當就會爭論起來，特別是在家庭成員中問。「我得忙去了。」我說，他也有事要做，我們約定以後再詳談。
１A型行為是一種行為類型，常表現為高度進取心和緊迫感，性情急躁，凡事認真求全。這類人易引發心臟病。與之相對的B型行為則是輕鬆悠閒，無緊迫感。這些用語是美國心臟病專家MeyerFriedman等人首先使用。
午飯是與魯道夫以及一個客戶在一家豪華的飯店吃的。這種情況我們稱之為工作午餐，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喝酒，同時也意味著我們的客戶對這段時間也要付費。為魯道夫一小時要付四百美元，而我則是三百。我們連工作，談話，再加吃飯共是兩個小時，那位客戶就要為這頓午餐付出一千四百美元。我們公司在這家飯店有賬戶，所以飯錢可以記在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賬上，如果教堂地下室的伙食管理員也把賬記在這位客戶的賬上就好了。
整個一個下午又是不停的電話，一個接一個的會議。僅憑我的意志力就能使我看上去是精神抖擻、幹勁十足的，所以這些事我是應付裕如的。我這樣每天的收入都是十分可觀的。但反壟斷法也從未像今天這樣顯得繁忙和無聊。
直到五點鐘時我才得空一個人坐一會兒。我和波利說了聲再見，又鎖上了門。開始打開那份神秘的檔案，並在記事本上胡亂地記一些什麼。劃了許多帶箭頭的線條，從各個方向指向河橡公司與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其中大部分箭頭都指向了佈雷登-錢斯，這個我曾在檔案中看到的房地產股東。我想送這檔案來的是他的律師幫辦，那個曾聽到過我們尖刻的話，並在幾秒鐘之後當我們離開他們房間時把錢斯比作蠢驢的那個年輕人。他對這次驅逐行動的底細一定十分清楚，他會有機會接觸這份檔案的。
為了避免公司錄音，我使用我的手機向反壟斷部門的一位幫辦打電話。他的辦公室從我這個辦公室轉個彎才到。他把我當成了另外一個什麼人了，而我沒費多大勁就知道我所要找的人是赫克托-帕爾馬。他在公司已工作三年了，一直搞房地產方面的工作。我想找到他，但是不能在公司裡找他。
莫迪凱打來電話，他問我晚飯打算在哪兒吃，他說：「我請客。」
「請我喝湯？」
他笑了：「當然不是，我知道一個很不錯的地方。」
我們約好七點鐘碰面。克萊爾又回到那種外科醫生的精神狀態中去了，把時間、吃飯、丈夫早就忘到了腦後。她下午三四點鐘才上班，簡簡單單說上兩句話，然後就不知何時才能回家，總之是不會早的，至於晚飯男人只有自己照顧自己了。這一點我並不反對。她已從我這裡學會了快節奏的生活方式了。
我們在杜邦廣場附近的一家餐館碰頭。餐館裡酒吧櫃檯前站滿了一些收入可觀的政府工作人員，他們在進城上班之前在這裡喝點什麼。我們是在後面一個小包廂裡喝著啤酒。
「伯頓的事越來越引人矚目。」他呷了一口乾啤，說道。
「對不起，在過去的十二小時裡我就像在山洞裡一樣，外面什麼事也不知道。出了什麼事？」
「許多報紙都報道了這件事，四個孩子和他們的母親都住在汽車裡，一起死在了大街上。他們死的地方就離國會山不到一英里，而國會山上還正在開會要改革福利政策，這會使更多的母親和孩子流落街頭。你看吧，有好瞧的了。」
「這樣一來，他們的葬禮就會更讓人注意了。」
「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已經和十幾個這方面的積極分子談過話了，他們打算把他們的人都帶上，這樣葬禮的會場就會擠滿那些無家可歸的人，報紙、電台又會報道一番。四口小棺材再加上他們母親的棺材排成一排，攝影，照像，六點鐘的新聞你就看吧。我們先集會，後遊行。」
「這樣一來，他們的死很可能帶來好的結果。」
「很有可能。」
作為一名有經驗的大城市的律師，我當然知道每次午餐或晚餐的邀請背後總是有些目的的。莫迪凱準是找我有事，從他的眼神我就看得出來。
「知道他們為什麼成為無家可歸的嗎？」我問道，試探一下他是否知道什麼。
「不知道，大概和其他無家可歸的人情況差不多吧。我還沒來得及打聽這些事。」
我轉念一想，決定還是先不能告訴他那份神秘檔案和裡面的內容。這還是保密的。我能知道這件事只是因為我在公司中的位置。要把我所知道的一位客戶的活動情況曝光，是有違職業道德的，更何況我還沒有得到任何證實。
侍者上了色拉，我們開始吃起來。「我們今天下午開了個會。」莫迪凱邊吃邊說，「我一個，亞伯拉罕一個，還有索菲亞，我們需要有人幫助。」
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什麼樣的幫助？」
「還需要一名律師。」
「我想你已破產了。」
「我們還有一點儲備，我們打算採取一種新的營銷策略。」
十四街的律師事務所還在考慮什麼營銷策略讓人聽起來感到滑稽，但他卻是認真的。我們倆都笑了。
「如果我們要是再有一個律師每週花十小時的時間來搞募捐，那他就能自給自足。」
我們又是相視一笑。
他繼續說道：「儘管我們不願意承認，我也不得不說，我們的存在將依靠我們募捐的能力，科恩信託公司每況愈下，幸好我們還沒去行乞，不過，現在情況變了。」
「其他的工作呢？」
「搞貧民法，你對這個不外行，我們那個地方你也看見了，就那麼個地方，索菲亞是個潑婦，亞伯拉罕是個蠢貨，客戶身上儘是味兒，錢嗎，就是叫人笑掉牙的幾個子兒。」
「工資是多少呢？」
「我們一年可以給你三萬，但我們只能先付你頭六個月的。」
「為什麼呢？」
「信託公司六月三十日結賬。到那時他們會告訴我們下一個財政年度會有多少錢，新的財政年度是從七月一日開始。這樣我們就有足夠的儲備來支付你後六個月的工資了。最後我們四個人再把支出之餘的錢分了。」
「亞伯拉罕和索菲亞會同意嗎？」
「他們同意，我沒費多少口舌，我們想你和律師界很熟，又受過良好的教育，人長得也帥，這些加到一塊，你要是搞募捐真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了。」
「要是我不願意搞募捐呢？」
「那我們四個人的收入就更低了，每人每年能拿到二萬就不錯了。甚至會是一萬五，如果公司再一垮，我們也得流落街頭，和我們的客戶沒什麼兩樣了，成了無家可歸的律師了。」
「這麼說我成了十四街律師事務所的前途和希望了？」
「這正是我們的意思。我們把你作為正式股東，讓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著急去吧。」
「我有點動心。」我說，但我也有點害怕。這份工作報酬並不是沒有預料到的，只是這件事實際是向我敞開了一扇門，而我實在是猶豫不決：是進還是退。
黑豆湯上來了，我們又要了一些啤酒。
「亞伯拉罕是怎麼個人？」我問道。
「他是布魯克林人，猶太小伙子，他來到華盛頓是做莫伊納漢參議員的工作人員，在國會山上待了幾年，後來失業流落街頭。這個人絕頂精明，他經常和那些大公司的公益律師合作辦案，他現在正在催促統計局把無家可歸的人數量搞准，也在要求特區的教育系統要保證無家可歸者的孩子能有書讀，他不會為人處事，但他在幕後策劃方面十分擅長。」
「那索菲亞呢？」
「她是個職業社會工作者，在法學院夜校聽課長達十一年，無論言行都與律師無異，特別是在和政府工作人員打交道時更是這樣。你一天不止十次地聽她在接電話時說：『我是索菲亞-門多薩，法律代理人。』」
「她也是秘書嗎？」
「不，我們沒有什麼秘書。我們自己打字，整理檔案，沖咖啡。」他向前探了探身子，壓低嗓門，「我們三個人已在一起工作多年了。邁克爾，我們都是老面孔，老一套了，說實在的，我們需要一個新的面孔，新的思路。」
「工資倒是挺吸引人的。」我說，勉強做出幽默的樣子。
他也笑了：「我們不是為錢而工作，而是為了我們的靈魂。」
我的靈魂讓我幾乎一夜未能入睡。我有退出的勇氣嗎？我是否認真考慮過選擇一個收入如此之低的工作呢？這就等於是向數百萬美元說再見。
我所夢寐以求的東西將成為泡影。
但是時機是很不錯的，婚姻一結束，如果一切都來個戲劇性變化也是恰逢其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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