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在那天傍晚打電話到我公司。“你沒事吧？”他的語氣淡淡的。這是他第一次直接打電話到我工作的地方，我除了小小地吃驚，也不由唏噓地回憶起十年前那喬丹球棒事件。
“為什麼你會事先知道我們公司會起火的事情？”
“我也沒說一定會起火啊。”
“你是覺得有這個可能嗎？”
“明天能見個面嗎？正好星期六，一起去看爸爸吧？”
我問他是不是有關縱火的事情到時也可以再解釋清楚，他卻自顧自地說了碰頭地點便掛了電話。
“泉水先生，剛才是你弟弟打來的嗎？”
坐在我旁邊座位、從事事務工作的女子對我微笑。她約莫二十出頭，雖然在傳達電話留言的時候經常會弄錯對方的姓名，卻從不會因此挨批評——但我卻會被罵。有一次，我曾詢問過上司為什麼會被這麼區別對待，上司理所當然地回答我說：“因為她很可愛不是嗎？”而我卻也以一句“既然這樣那也沒辦法了”接受了這個理由。
這不，她現在正趁著上班時間翻看海外旅行的宣傳冊，也同樣不會有人去責備她。
我望向辦公室的牆上，那裡懸掛著一副寫有可稱為標語或警句字樣的豎幅，上面大刺刺地印著如下字句：“工作須分清輕重緩急，依序進行。”
“你跟弟弟的關係好嗎？”
“嗯，關係很好。”我立刻回答。
“好羨慕啊……像我就是獨生女。你弟弟是什麼樣的？”
“很帥，而且運動能力超群。”從二樓掉下來都沒事。“而且不乏幽默感。”
“那不是很厲害嗎！”為什麼她兩眼放光？是覺得我在開玩笑嗎？
“而且很會畫畫，在藝術方面很有天賦。”
“這樣的男人一定很吃香吧。”
“很吃香。”我對於“吃香”這個詞語是否算是正式的日語持懷疑態度，但依舊點頭表示同意，“不過，他可能對女人沒什麼興趣。”
“難道他是……”是想問是不是同性戀吧。
“比較複雜。”
“人生就是要複雜才好。”她若有所思。或許她想到了自己碌碌無為、每日忙於事務工作的人生吧？
我不由聯想起芥川龍之介寫的《軌道列車》[注]。那本小說的最後，寫有感歎人生無聊的句子。高中老師對我們說：“芥川想寫的，簡而言之就是這最後一段吧。”而我們則怒從中來：“什麼嘛！那麼我們只讀這最後一段不就好了！”
[註：芥川龍之介，日本大正時代小說家，代表作有《羅生門》、《竹林中》等。《軌道列車》是其超過150篇的短篇小說中的一篇，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偷偷和兩個陌生人推著軌道列車離開村子卻在晚上害怕得哭著步行回家的故事。]
“我的名字是泉水，而弟弟的名字則是春。”
“寫成英語都是spring呢。”看上去很可愛的她頭腦也很靈活。
“答對了。”
我從未正面問過父親與母親究竟是懷著什麼樣的打算來為我們取名的，但可以推測的是，他們大概是想讓我和弟弟之間有著某種連續性吧。畢竟所謂命名，其實跟許願也差不太多。在我們還小的時候，母親逢事必言：“因為你們是兄弟。”而每次我都會很惱火：“這種沒必要說的事情不要特地掛在嘴上！”
“說起來，”她忽然換了話題，“昨天的火災果真是縱火嗎？”
“實際上我沒看新聞，早上到了公司才發現的。”
“我奶奶說，電視會讓人看傻的。”
“我也這麼想。”
“社長好像對被人放火的事情很高興。今天早上去開全體會議的課長說的。好像是說我們大樓上了電視，起到了宣傳的效果。”
“看電視的明明都是傻子。”
“我覺得犯人一定很年輕，比如是個高中生。”她毫無根據地下著結論，“因為最近的未成年人都有暴力傾向嘛。”她鼓著臉，“大概因為無聊才放火的。”
我想到了那個侵犯母親的未成年犯。自然，如今他早已不是未成年人，應該還泰然自若地成長為一個四十四歲的中年人。在那些專家眼裡，似乎看不到少年犯罪增加的事實以及惡化的事實。有人還說：“所以，沒必要修正少年法。”其實這種事情對我來說根本無所謂。犯罪數量的增加與統計結果無法改變母親曾被人像玩耍般侵犯的事實，也同樣絲毫無法變更那犯人如今逍遙自在的生活。
這不過是社會上的又一起強姦案而已——有些人會這麼說。就算沒有說出口，也有多得超乎想像的人抱著這種想法。
實際上，在我的親戚當中，也有人曾這麼說過：“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是比較常見的，反正也沒死人不是嗎。”說這話的人是我叔叔，“命還在就好。”他這話說得似乎比我們當事人要更精通有關少年犯罪的事。在我看來，身為高中教師的叔叔是那種堅信世間一切都能以書本中的條理、法則之類的東西來解釋清楚的人。
“但是，”我卻是這麼想的，“不管是多麼普遍的犯罪，都會如地震一般改變只此一次的人生；不管是多老套的案件，都足夠給人帶來不幸。”順帶一提的是，從那以後，我就當沒了那個叔叔。
“你想去國外旅行嗎？”我指著她手上的小冊子不怎麼感興趣地問道。
“是啊，”她說，將小冊子的封面對著我，“想去摩洛哥。”
我剛剛還在想芥川龍之介的《軌道列車》，此刻卻輪到我小小地驚訝了。
“還真像呢。”
“像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