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來到前線大約三個星期的時候，一支由英國獨立工黨派遣的二三十人的民兵志願者小隊，從英國的本土出發，來到了阿爾庫維耶雷。為了把前線上的所有英國志願者集中編隊，我和威廉也參與其中。我們在奧斯庫羅山的新陣地，西去數十英里就是薩拉戈薩，近得甚至能夠看到薩拉戈薩。
在我們的這個陣地上，石灰岩像剃刀背一般突出地面，防空壕以水平狀態一直延伸至懸崖峭壁，有如崖沙燕的巢穴。防空壕建在地面以下很深的地方，壕內漆黑一片，而且非常低矮，人們根本無法站立起來，只能彎腰屈膝地跪在裡面。在我們左面的山頂上還有兩個馬統工黨的陣地，其中一個是前線每一個男兵都夢寐以求的地方，因為那裡有三位負責燒飯的女民兵。這些女人其實算不上漂亮，但我們發現她們已使這個陣地在清一色男性駐守的眾多陣地中非同尋常。在我們右面五百碼左右的阿爾庫維耶雷要道的轉彎處，有一個加聯社黨的哨所。道路就是在那兒出現拐彎的。每到夜晚，你就能夠看到給我們運送給養的車隊的串串光柱在阿爾庫維耶雷蜿蜒而行。與此同時，法西斯分子陣地的給養來自薩拉戈薩。你能看到西南方向十二英里處的薩拉戈薩，城內建築物的燈光形成了一條條細長光帶，宛如一艘夜航巨輪舷窗中透出的一排排光亮。政府軍隊從1936年8月起就在虎視著薩拉戈薩，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我們這支民兵分隊約有三十人，其中包括一個西班牙人（雷蒙?威廉的連襟），還有一打西班牙機槍手。其中也難免有個把討厭鬼——因為，人人都知道，戰爭本身就在吸引著烏合之眾。這裡的英國人則與那些西班牙人不同，無論在體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算得上是一個優秀的群體。其中最優秀的也許就是鮑勃?斯邁利了——一個著名礦工領袖的孫子——他後來非常無辜和不幸地死在巴倫西亞。關於西班牙人的民族特質，說法很多，但英國人和他們總是能夠融洽相處，儘管存在著語言障礙。我們發現，所有的西班牙人都熟知兩個英語詞彙的意義。一個是「O.K.，寶貝」，另一個是巴塞羅那妓女在與英國水手交易時使用的單詞，我即使把這個單詞寫出來，恐怕排字工也不會把它排印出來。
日復一日，整條戰線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只有偶然的子彈嘯叫聲，或者更為偶然的法西斯分子發射的迫擊炮彈爆炸聲，這會吸引我們每一個人爬上塹壕頂部，仔細看看炮彈究竟是落在哪座山上爆炸的。在這裡，雙方陣地相距稍近一些，大約有三四百碼遠。他們最近的那個陣地就直衝著我們，陣地上有個配置機槍的碉堡，碉堡上的射彈孔經常引誘人們浪費彈藥。法西斯分子通常懶得使用來復槍射擊，而是用機槍猛烈掃射任何可疑目標。然而，在首起傷亡迄今的十天或更長的時間裡，我們無一傷亡。與我們對峙的是西班牙法西斯分子的部隊，但據叛逃者說，其中也有一些德國N.C.O.的成員。在前些時候，那裡還有摩爾人——可憐的壞蛋，他們從熱帶來到這裡該感到多麼的冷啊！——有一具摩爾人的屍體躺在軍事無人區的那邊，這是我們能夠隱約看到的東西之一。在我們左邊的一兩英里處，戰線不再延續，那裡是鄉村開闊地帶，地勢低窪，樹木茂盛，既沒有法西斯分子控制，也沒為我方控制。白天雙方都會在那裡巡邏。對於我們的那些大男孩來說，到這種地方巡邏，倒是一種不壞的娛樂。不過，我從未看到法西斯分子在靠近我們數百碼的地方巡邏。通過匍匐爬行，你可以穿過法西斯分子的防線接近敵人後方，甚至能夠看到農莊上飄揚著的君主制旗幟，那裡是當地法西斯分子的司令部。我們偶爾也會對那裡來一次來復槍齊射，並在敵人的機槍瞄準我們之前溜進掩體。我希望我們擊碎了那裡的一些窗戶，但她距離我們至少八百米，用我們的這種來復槍那麼遠的目標，只怕是連老大的房子都未必能夠擊中。
在大多數時候天氣總是晴朗和寒冷的，有時太陽也會在中午露一下面，但仍然很冷。在向陽的山坡上，到處都能看到野番紅花的綠色苞芽和鳶尾屬植物從泥土中探出頭來，很顯然春天已經來了，只是來得非常慢。夜晚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冷。我們從崗上下來，都會去伙房裡掏點尚在燃燒的爐燼，然後站在滾燙的餘燼上焐腳。這對自己的靴子來說很糟糕，但對自己的雙腳來說卻很有好處。不過也有很多早晨，黎明的曙光會從群山的頂部照射過來，在這些不敬神的日子裡，早點起床也似乎有些值得了。我恨山，儘管景色很壯觀。有時候，晨曦為我們身後的群山阻擋，一道道奇長無比的金光，如同寶劍劈向黑暗，接下來，逐漸增強的光芒和火紅色的雲海漸漸地向遠處延伸，直至無限。為了觀賞這樣的景色，即使你得熬個通宵，即使你站得雙腳發麻失去知覺，即使你明知還得繼續餓上三個小時，所有這些全都是值得的。在那次戰役期間，我觀賞晨曦的次數，比有生以來其他時候觀賞的總數還要多——也許還得包括未來歲月，我想。
我們這裡編製不足，這意味著要站更長時間的崗和更加疲憊不堪。我那時已在相當程度上受到睡眠不足的困擾，因為即使在這種最平靜的戰線上，此類情況也是無可避免的。除了站崗和巡邏之外，無論如何你都無法在一個獸穴般的地方安然入睡，況且你的腳正被凍得有如針刺。在前線的最初三至四個月裡，我記得自己連續二十四小時不睡覺的次數不會超過十二次，可我得到充分睡眠的次數同樣也不會超過十二次。每個星期只睡二十至三十個小時，這是家常便飯。長期睡眠不足的後果，其實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麼糟。只不過是人會變得愚笨木訥，上下山執行任務變得更艱難，但自己的自我感覺還算好。我們總是經常感到飢餓——上帝呀，真餓啊！所有的食物看上去都不錯，哪怕是沒完沒了的蔬菜燉扁豆也很好。這些都是每個在西班牙待過的人，臨走時看都不想看的東西。至於我們的生活用水，，水源距我們這裡有數英里遠，完全是靠騾子或矮小而又經常遭到虐待的毛驢馱來的。不知道究竟為什麼，阿拉貢的農民待他們的騾子疼愛有加，而待他們的小毛驢簡直是太殘忍了。如果哪一頭毛驢不想往前走，農民們的通常做發是狠狠地踢它的睪丸。蠟燭已經停止供給，火柴配給也日漸減少。西班牙人教會我們用牛奶罐、彈藥桶和破布製作橄欖油燈，只要有一點橄欖油（通常很難弄到），這種燈就能被點起來，搖曳的燈火上方直冒黑煙，亮度只有燭光的四分之一，只夠勉強看得見自己的來復槍的所在位置。
看來已經無望進行任何真正的戰鬥了。在我們的部隊離開波切洛山時，我清點了一下自己的子彈匣，發現在最近三個星期裡，我只對敵人開過三次槍。有人說，打死一個敵人至少要耗費一千顆子彈，按照這個說法計算，如果我要消滅第一個法西斯分子，至少也得花上二十年的時間。在奧斯庫羅山，雙方的陣地更靠近，開槍的頻率也更高，但我非常有理由相信，我從未擊中過任何人。事實上，在這兒的前沿陣地和戰爭的這個階段，真正有用的武器並非來復槍，而是擴音器。因為既然用來復槍無法殺死遠在射程之外的敵人，那就改用衝著對面陣地大喊大叫的辦法來整敵人。這種作戰方法是十分特別，以至於需要對其稍加解釋。
無論在何處，只要敵我雙方陣地之間的距離近到了叫一聲對方就能聽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會日夜不斷地向對方進行高聲咒罵。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戀！」法西斯分子則高呼：「西班牙萬歲！佛朗哥萬歲！」——或者，當他們知道對面是英國人時便高喊：「滾回老家去，你們這些英國佬！我們這裡不需要外國佬！」在民兵中，特別是那些站在政府一邊的黨派成員，他們力圖破壞敵人士氣的宣傳性喊話，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駕輕就熟的常規技巧。每一個佔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機槍手，都被賦予了喊話任務，並且都發了擴音器。他們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們充滿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們解釋，你們都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僱傭兵，你們是在與自己的階級作戰，等等，等等，並敦促對方趕緊棄暗投明往我們這邊跑。這些話語由輪番替換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複廣播，甚至持續通宵。這種喊話是有作用的，人們對此幾乎不存爭議；每個人都認為法西斯逃兵逐漸增多，與這種宣傳性喊話有很大關係。完全可以想像，站在敵方某個哨位的某個可憐的傢伙——很可能是違背自己意願而被強徵入伍的社會主義者或無政府主義工會成員，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凍僵了，聽到「不要與你自己的階級作戰！」的口號在黑暗中反覆響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就有可能促使他決定是否應該叛逃。當然，這樣的做法不適合英國人的戰爭觀念。我承認，在我第一次見到這種做法時，我感到非常吃驚，也非常反感。天下竟然會有試圖轉變敵人的觀念而非對敵人開火這樣的離奇古怪的事情！不過，現在我認為，無論從哪方面來看，這都是一種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陣地戰中，如果沒有火炮，那就很難避免在重創敵人的同時己方也要付出同樣的傷亡代價。如果你能以策動叛逃的方法削弱敵方群體，那是再好不過了。叛逃者實際上比敵人屍體更有意義，因為他們能夠提供有用的情報。但在剛開始時，我們都曾為此深感不安，覺得這些西班牙人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太不嚴肅。在我們右邊地勢稍低的那個地方，有個加聯社黨的哨所，那裡有個該黨男子在從事策反工作方面簡直像個藝術家。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號，而只是心平氣和地告訴法西斯分子，我們這邊吃的食品比他們那邊好多了。他所列舉的政府配給，帶有相當多的想像的成分。「奶油土司！」——誰都能夠聽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靜的山谷裡迴響——「就在這兒，我們正坐下來吃奶油土司！多麼可愛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實，我絲毫也不懷疑，他和我們一樣，已經有好幾個星期或者好幾個月沒見到過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關於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會使許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這甚至也讓我流了口水，儘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謊。
二月的一天，我們發現一架法西斯分子的飛機正在向我們的陣地逼近。像往常一樣，機關鎗被拖到空曠處，槍管豎起，每個機槍手都仰臥操作，力求瞄得更準。一般地說，我們這些孤立的陣地根本不值得轟炸，少數經過我們上空的法西斯分子的飛機通常會繞飛，以比開機槍火力。這一次敵機倒是直接飛了過來，可是飛得太高，超出了機槍的射程；不一會，飛機不是投下炸彈，而是投下白色閃光的東西，並在空中不停地翻滾。有一些落到了我們的陣地上。原來是法西斯主義者報紙《阿拉貢先驅報》的複印件，報紙宣稱我們的在馬拉加失守了。
那天晚上，法西斯分子發動了一次夭折的進攻。我剛剛躺下睡覺，尚在似睡非睡之間，突然傳來一陣猛烈的射擊聲，隨即有人在防空壕裡高聲大叫：「他們進攻了！」我翻身抓起來復槍，跑向自己的崗位。我的崗位在陣地的最高點，機槍位的旁邊。這裡伸手不見五指，射擊聲宛如惡魔一般。關於敵方火力，我推測大概有五挺機槍對我們開火。法西斯分子那邊發出了一種可怕的爆炸聲，那是他們有人以一種白癡般的方式把手榴彈投在了己方的胸牆上。夜空極度黑暗。在我們左面的山谷中，我看到了來復槍發出的綠色火焰，那裡有一小隊法西斯分子，很可能是在巡邏，他們從側面向我們發起攻擊。黑暗中，子彈在我們周圍飛來飛去。爆炸——尖嘯——爆炸。一些炮彈呼嘯著飛來，但落地點離我們還遠著呢。如同以往常見的那樣，敵人扔過來的多數炸彈都沒有爆炸。接下來，我們開始了一段糟糕的時光，我們的背後的山頂上又有一挺機槍在射擊——實際上是調上來支援我們這一方的，可當時感覺我們似乎已經被包圍……不久，我們的機槍又被卡住了，它好像被糟透了的彈藥堵慣了似的，更麻煩的是推彈桿也在黑暗中丟失了。顯然，大家除了站著挨打什麼也做不成了。西班牙機槍手們對於隱蔽持蔑視態度，實際上就是故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也只能這樣做。儘管如此，這種經歷仍然非常有趣。確切地說，我還是第一次這樣暴露在戰火之中，讓我感到恥辱的是，我發現自己被嚇得冷汗直冒。我注意到，當遭遇重火力攻擊的時候人們都有同樣的感覺——你最害怕的不是被打中，而是不知道什麼地方會被打中。長時間地緊繃神經，不知道子彈會擊中哪個部位，這會給你的整個身心帶來巨大的痛苦。
雙方交火一兩個小時後，敵方火力漸漸減弱，以至停止。其間我們僅有一人負傷。法西斯分子將一些機槍前移至軍事無人區，但留出一段安全距離，也無意於將槍口對準我們的胸牆。事實上，法西斯部隊並不是真的發動進攻，主要是為了槍彈齊鳴，製造歡快氣氛，慶祝他們奪取馬拉加。此事的重要之處在於，教會了我萬萬不可輕信報紙刊登的戰時新聞。一兩天之後，許多報紙和廣播都同時報道了一則消息：一支擁有大量騎兵和坦克的強大法西斯部隊對我方發動了大規模進攻（戰場是在一處近乎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國人擊潰了。
在法西斯分子最初宣稱我們失守馬拉加的時候，我們把這則消息當作一個謊言。但第二天又出現了進一步的謠傳，大概又過了好幾天，此事方才得到了官方的證實。僅就事件過程而言，整個不光彩的故事——守軍如何沒放一槍就撤離了馬拉加，意大利人的暴怒沒能發洩在撤退的對方軍隊身上，餓是發洩在那些可憐的市民身上，市民們被意大利人用機關鎗去看出一百英里遠。這則新聞讓整個戰線都感到掃興，因為，無論事實真相究竟如何，民兵中的每個人都確信，馬拉加的失守應該歸咎於背叛行為。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有關背叛行為或目標分歧的談論，也使我第一次產生了對這場戰爭的茫然和疑問，而此前我卻認為正確和錯誤全都是那麼簡單。
在二月中旬，我們離開了奧斯庫羅殺，與在這一戰區的其他所有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一起，成為圍困韋斯卡的政府軍的一部分。這是一段五十英里的行程，我們乘卡車穿過寒冷的平原，道路兩旁修剪過的蔓生植物尚未發芽，越冬大麥剛從高低不平的土壤中露出細細的葉尖來。我們的新陣地距韋斯卡大約四公里，從這裡可以看到韋斯卡的點點燈火，以及有如玩具般的各種建築物。幾個月以前，在謝塔莫被攻克之後，政府軍的總指揮極為樂觀地說道：「明天我們將在韋斯卡喝咖啡。」但事實證明他錯了。我們雖然發動了慘烈的進攻，卻並沒能夠攻克這座城鎮，而「明天我們將在韋斯卡喝咖啡」的豪言壯語則成為全軍的笑料。如果日後我能夠重遊西班牙，我會專程前往韋斯卡喝上一杯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