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九一六年底，我終於受傷了。
那時，我們剛剛從戰壕裡出來，正在一段路上行軍，距前線大約一英里，應該是安全的，但可能此前不久，那裡已處於德國人的射程之內。突然，他們開始打過來幾發炮彈——是那種高能量的玩意兒，差不多一分鐘才打一發，就是常見的「啾——！」，然後是「彭！」的一聲，炸響在左邊地裡。我想打中我的是第三發，聽它飛來，我馬上就知道是衝我來的，上面寫有我的名字呢。聽別人說，你總是知道哪一發是衝你來的，它的聲音不是一般炮彈所發出的聲音，而是：「我衝你來了，你個XX，你，你個XX，你！」——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大約三秒鐘內，最後的一聲「你」就是爆炸聲。
我感到好像有只空氣做的巨手把我掃開。馬上，隨著迸破和碎裂的感覺，我掉進路邊溝裡的一大堆舊罐頭盒、木頭碎片、銹鐵絲網、糞便、空彈兩天它都區別藥盒和其他亂七八糟的東西中。人們把我拖出來並把我身上的灰塵清理了一部分後，發現我傷得不厲害，只是有很多彈殼小碎片炸進我屁股一側和腿後部靠下面的地方安營紮寨。但幸運的是，我落下時摔斷了一根肋骨，受傷程度剛好讓我可以被送回英國。我那個冬天的時間都花在一個醫護營裡，就在靠近伊斯特本的石灰岩地區。
你知不知道那種戰時的醫護營？一長排一長排的木製小屋就像雞捨，直接建在能凍死人的石灰岩上——人們曾稱之為「南岸」，讓我納悶「北岸」會是怎麼樣——那裡的風好像吹自四面八方。穿著灰藍色法蘭絨軍裝、繫著紅色領帶的夥計一群群游來蕩去，想找個避風處，可是從來找不到。有時，伊斯特本有名男校的小孩兒會兩個一排被領著給我們發煙卷和薄荷冰淇淋，他們稱我們為「掛綵的大兵」。會有一個臉蛋粉紅、年齡八歲左右的小孩兒走到坐在草地上的一堆傷兵那裡，撕開一包伍德百恩煙卷，然後神情肅穆地給每人發一支，就好像在動物園裡喂猴子一樣。不管是誰，只要身體還行，都會在那片石灰岩地區逛上幾英里，希望能碰到女孩，可附近從來沒有幾個女孩。營房下面的山谷裡有片矮樹林，離黃昏還很早時，能看到每顆樹那裡都靠著黏在一塊的一對男女。有時，如果那剛好是棵粗樹，每邊就會有一對。關於那段日子，我主要記著的是坐在荊豆樹叢邊上，就在凜烈的寒風裡，手指被凍得彎曲，嘴裡是薄荷冰淇淋味道。那就是當兵時的代表性記憶，但是不管怎樣，我那時已不再是個大兵。我受傷前，我們的指揮官把我作為提級對像報了上去。不過這次軍官奇缺，任何人只要不完全是個文盲，只要他願意，就能得到任命。出院後，我直接去了考爾切斯特的軍官培訓營。
戰爭對人的影響很奇怪。僅僅不到三年前，我還是個手腳麻利的鋪子裡的售貨員，繫著白圍裙，腰彎在櫃檯上，嘴裡說著「是，太太！沒問題，太太！還要點什麼，太太？」往前看，當個雜貨商就是我的前途，至於當軍官，在我腦子裡跟得到騎士爵位一樣遙不可及。而如今的我，已經戴上了怪裡怪氣的帽子和黃色領圈，大搖大擺地走路了，跟其他臨時的上等人（有人出身便是如此）混在一起，也差不多能做到不掉份。而且——這才是我要說的——從哪方面說都不會感到奇怪，那年頭，什麼都見怪不怪。
就好像你被一台巨型機器捉住，你感覺到再也無法隨心所欲地行事，同時也沒有想抵抗的念頭。人們如果沒這種感覺，那麼不管什麼仗，都不會打得超過三個月，部隊也就收拾傢伙各自回國了。我為什麼要參軍？還有，為什麼有一百萬別的蠢貨會在強制徵兵前參軍？一半是因為好玩，一半是因為英國，英格蘭我的英格蘭，我的布列顛千秋萬代如何如何的玩意兒。但那些又能持續多久？我所認識的多數夥計還沒到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前，就忘得一乾二淨。戰壕裡的那些人不是愛國者。他們不恨德國皇帝，根本不在乎英勇的小個子比利時人以及德國人在布魯塞爾的街道上在桌子上強xx修女（總是在「桌子上」，好像那樣更惡劣似的）。另一方面，他們也沒想著要當逃兵。那機器已經捉住了你，它想把你怎麼樣就能把你怎麼樣。它把你抓起來，然後把你扔到某些地方干某些事情，那都是你做夢也想不到的。就算它把你扔到月亮上，也不會特別離奇。從我參軍那天起，老日子就算過到了頭，好像不再與我有關。從參軍那天起，我惟一一次回下賓非爾德就是參加我媽的葬禮，不知道你信不信？現在說起來難以置信，但在當時好像再正常不過。我承認部分是因為愛爾西·沃特斯，不用說，我走了二三個月後就不再給她寫信。毫無疑問她又搭上了別人，我不想跟她再見面。如果不是為了這，我在有點假期時也許會回去看看我媽，她曾在我參軍時大發脾氣，可是她也會因為有個穿軍裝的兒子而自豪。
我爸一九一五年死的，我當時在法洗衣粉放在紅國。跟那時比起來，我爸的死現在更讓我傷心，這並非言過其辭。在當時，那只是壞消息中的一條，我接受了這個消息，卻幾乎毫無興趣，腦子裡空空的，感情淡漠。在戰壕裡，人們就是那樣對待任何事的。我記得我爬到地下掩體的進口處，好趁著亮光看信，我還記得我媽滴在信上的淚痕，還有膝蓋上的痛覺和泥巴的氣味。我爸的壽險保險單幾乎按全部價值抵押了，不過銀行裡還有點錢。撒拉辛斯準備購下存貨，而且出於好意，甚至多付了點錢。不管怎樣，我媽有兩百鎊多一點，還不包括傢俱。她暫時去住在她表妹家，她表妹嫁的是個小農場主，從戰爭中撈了不少，地方是在沃爾頓另一邊幾英里遠的多克西利附近。我媽住在那兒只是「臨時的」，當時無論對什麼，都有種「臨時的」感覺。要在那年頭——說是那年頭，其實僅僅過去了一年——這種事會是令人震驚的大災大難。我爸死了，鋪子賣掉了，我媽在這世上還有兩百鎊錢，往前看，未來有點像是場十幾幕長的悲劇，最後一幕便是窮人的葬禮。但在那時，戰爭和無法掌握自己命運的感覺籠罩了一切，人們幾乎不再想破產和濟貧院的事。甚至對我媽來說也是這樣，老天為證，她曾經對戰爭僅僅有著極為模糊的概念。還有，她當時已在走向死亡，雖然我們倆都不知道。
我在伊斯特本住院時，她來看過我，那時我已有兩年多沒見過她了，她的樣子讓我有點震驚。她似乎退了些顏色，不知道為什麼，也縮小了。部分原因是到那時我已經長成大人，也出門見了世面，對我來說，無論什麼都變小了，但無疑她是變瘦了，膚色也黃了些。她用她一貫的絮絮叨叨的方式說著瑪莎姨媽（就是跟她一塊住的她的表妹）和下賓非爾德的變化。小伙子都「走了」（意思是參軍了），她消化不良的毛病「一天比一天厲害」，還有我那可憐的爸爸的墓碑以及他死時樣子多麼安詳等等。都是那些老話，我聽了很多年的老話，卻不知為何，好像是由鬼魂說出，再也打動不了我。我所知道的她一直是個很了不起的，類似保護者的角色，有點像是船頭的飾像，還有點像孵蛋的母雞，但不管怎樣，那時的她只不過是個穿黑裙子的小個子女人。她的一切都變化了，退色了。那是她死之前我跟她見的最後一面。我在考爾切斯特訓練學校時接到一封電報，裡面說她病得很重，我就馬上請了一星期的假，但還是太晚，我趕到多克西利時她已經死了。她自己還有別人想像的消化不良其實是體內長了某種腫瘤，一次胃突受風寒而最終奪去了她的生命。醫生想讓我不致過份傷心，說腫瘤是「良性」的，那讓我想到用這詞來稱呼它真是怪事，因為照我看，正是那個害死了她。
我們把她埋在挨著我爸的地方，那是我對下賓非爾德的最後一眼。它變化很大，儘管僅僅才過去三年時間。有些鋪子關門了，有些換了名字。幾乎所有我從小就認識的男的都不在了，有幾個死了。錫德·拉夫格魯夫死了，是在索姆河戰役中戰死的；「黃毛」沃森，那個曾屬於「黑手幫」的農場小伙子，能活捉兔子的，他死在埃及；有個跟我在格裡梅特的鋪子裡一起幹過的夥計斷了兩條腿；老拉夫格魯夫關了他的鋪子，那時住在離沃爾頓不遠的小屋裡，靠的是一份微薄的年金。老格裡梅特則不一樣，他在戰爭中撈了不少，而且成了一個愛國者，是本地拒服兵役者審訊委員會成員。但是讓這個鎮子顯得空蕩荒涼的最主要因素，是馬匹全沒了，每一匹值得拉走的馬很早之前就被徵用。出租馬車還有，但是拉它的那匹畜生如果不是有轅桿撐著，站都站不住。葬禮開始前一個鐘頭左右，我在鎮上轉了一下，跟人們打招呼，也在炫耀我的軍裝。幸運的是我沒碰到愛爾西。我看到了所有變化，但好像又沒留意到變化，我的心思跑到了別的事情上，主要是讓人看到我身穿少尉軍裝時心裡的那股得意勁兒。我戴著黑色的臂章（配在卡其布軍服上很是醒目），穿著新的呢料子馬褲。我清清楚楚記得我們站在墳墓邊上時，我還在想著我的呢料馬褲。後來，他們把一些土拋在棺材上，我突然意識到我媽躺在幾英尺的土下意味著什麼。我鼻子一酸，眼裡有了淚水，但即使在那時，呢料馬褲也並未完全從我腦子裡消失。
不要覺得我對我媽的死無動於衷，我的確在乎。我不再是在戰壕裡了，我對死會感到難過。但是我他媽根本不關心，甚至也沒意識到正在發生的，是我所瞭解的那種老生活方式一去不再回。瑪莎姨媽對有我這樣一個當「真正軍官」的外甥很感自豪，要不是我攔著，她就會對葬禮大操大辦。辦完後，她坐公共汽車回了多克西利，我則乘出租馬車到了火車站，坐火車去倫敦，然後再到考爾切斯特。馬車經過了我們家的鋪子，自從我爸死後，就沒人接手它。它關著門，窗玻璃上的灰多得成了黑色，招牌上的「S.保靈」字樣被他們拿水管工用的噴燈燒掉了。唉，那就是我從小孩兒長成男孩兒，最後成為一個大小伙子所住的房子。在那裡，我在廚房的地板上爬來爬去過，聞到過豆飼料的氣味，讀過《無畏者多諾文》，做過文法學校的家庭作業，做過麵包糊，補過自行車胎，試戴過我的第一副高領圈。在我眼裡，它曾經像金字塔一樣永恆不變，現在我卻只會在有什麼事時才會重返。我爸，我媽，喬，跑腿的男孩兒，老獵犬尼勒，「點點」——尼勒之後的那只獵犬，紅腹灰雀傑基，貓，閣樓上的耗子——全不在了，除了灰塵，什麼也沒留下，可是我他媽都無所謂。我為我媽的死感到難過，那會兒，我甚至為我爸的死感到難過，但同時，我心裡還想到了別的事情。我因為被人看到坐在出租馬車裡而感到有點自豪，當時我對那玩意兒還不習慣。我還在想著我的新呢料馬褲有多麼合身，還有我那軍官用的光滑平展的綁腿，跟大兵們用的粗料貨太不一樣了。我也在想著考爾切斯特的夥計們，想到我媽留給我的六十鎊和那筆錢能讓我們吃多少頓大餐。我還在感謝上帝沒讓我不巧再碰到愛爾西。
戰爭對人的影響異乎尋常，跟它殺人這方面比起來，有時候它在並非把人殺死這方面更異乎尋常。就像那是一股特大洪水，把你向死亡裹挾而去，然而突然，它把你衝到一個回水處，在那兒，你會發現自己在做著匪夷所思而且毫無意義的事情，而且為此領著不薄的薪水。有些工兵營在沙漠裡修著哪兒也通不到的鐵路，有些夥計被放逐到大洋裡的島上，來警戒德國人幾年前就被炸沉的巡洋艦，還有這樣那樣養著大批文職人員和打字員的政府部門，在其功能不存後仍年復一年存在著，靠的是某種慣性。人們經常被派去做一些無意義的工作，然後被當局一忘就是幾年。發生在我身上的正是這樣，否則我也不會待在那裡。但事情的前後經過倒挺有意思。
在對我的任命宣佈後沒多久，軍火供應委員會需要招進軍官。訓練營的指揮官聽說我懂一點雜貨生意（我沒說漏嘴我實際上只是站過櫃檯），他馬上要把我的名字報上去。一切順利，我就要去另一個位於英格蘭中部某處的軍火供應委員會軍官訓練營時，當時又需要找一名懂點雜貨生意的年輕軍官去給約瑟夫·奇姆爵士做秘書之類的工作，他是軍火供應委員會裡的大人物。天曉得他們是怎麼回事，但不管怎樣，確實是選中了我，我一直以為他們是把我的名字跟別的搞混了。三天後，我到了約瑟夫·奇姆爵士的辦公室向他敬禮報到。他是個身材瘦削，腰幹筆直，很帥氣的老頭子，頭髮灰白，鼻子長得很端正，我馬上對他有了好感。他看上去是那種完美的職業軍人，是個有軍階的KCMG或DSO(註：兩種勳位)。他也可能是德·雷什克的廣告裡那個夥計的孿生兄弟，可他在非公職生活裡，是個連鎖雜貨店的總裁，他因為「奇姆減薪制度」而在全世界都知名。我進去時，他停筆打量了我。
「你是個上等人嗎？」
「不是，先生。」
「好，那我們也許可以一起幹點兒活。」
只用了三分鐘，他就套出來我沒有當過秘書的經驗，不會速記，不會使用打字機，在雜貨店幹過工資為一星期二十八先令的活計。但他說我也行，還說軍隊裡他媽的太多上等人了，而他一直在找個能數到十以上的人。我喜歡上了他，也盼望能在他手下工作。但就在那時，似乎在操縱著戰爭的神秘力量又把我們分開。有支所謂的西岸防衛軍正在組建，或者說正在討論，有過隱隱約約的說法要在海岸邊上建立一處處據點，儲存配給及其他儲備品。據說約瑟夫爵士負責英格蘭西南角的據點。我加入他辦公室後的第二天，他派我去一個位於北考尼什海岸，名為十二英里據點的地方檢查儲備品，或者說我的工作是看有沒有儲備品，那好像誰也不能肯定。我剛到那兒，並發現儲備品包括有十一罐醃牛肉後，就收到戰爭部的一封電報，命我負責看管十二英里據點的儲備品，並留在那兒等待進一步通知。我回了封電報說「十二英里據點無儲備品」，可是太晚了，第二天，我收到正式信件，通知我是十二英里據點的指揮官。這就是故事的真正結尾，我一直擔任十二英里據點的指揮官，直至戰爭結束。
天曉得那都是怎麼回事，你也別問我西岸防衛軍是怎麼回事，或者按說是什麼，問我也沒用。在那時，甚至誰也不會裝作知道，反正它不存在，只是某個人腦子裡掠過的一個計劃——我想那是在有謠傳說德國人會從愛爾蘭那邊入侵時——而且沿海岸所有食品配給據點也全是憑空想像出來的。所有這一切只存在有三天，好像是種肥皂泡，然後就被遺忘，而我跟著它一起被遺忘了。那十一罐醃牛肉是由早些時候到那兒執行別的神秘任務的幾個軍官所留，他們還留下一個耳朵很背的老頭子，為二等兵利吉伯德，他怎麼會留在那兒我可從來沒能搞清楚。從戰爭打到一半的當兒，從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初，我一直留在那兒保衛十一罐醃牛肉。你信不信？大概不會，可事實就是如此。而且在當時，甚至好像那樣也沒什麼特別奇怪。到一九一八年，誰都不再指望事情會按道理如何如何了。
每月一次，他們寄給我一張內容龐雜的正式表格，要求填寫我掌管的下列物品的數量及狀況：丁字鎬，挖戰壕工具，帶刺鐵絲網，毛毯，鋪地防潮布，急救包，波紋鐵和李子、蘋果罐頭等。我在全部欄目中填了「無」之後，就把表格再寄回去。從來都是一點反應也沒有。在倫敦，有個人在不聲不響地登記表格，然後寄出表格，然後再登記，就這樣繼續下去。當時，事情就是那樣進行著。負責打仗的高層神秘人物完全忘了我的存在，他們的記憶裡沒有我的影子,我被衝到一個回水處，哪兒也去不了。我在法洗衣粉放在紅國待了兩年後，不再有熾熱的愛國觀念，想的只是置身於外。
那段海岸很空曠，除了幾個幾乎從來沒聽說正在打仗的鄉巴佬，一直見不到任何人。大海只有四分之一英里遠，在一座小山下面。大海洶湧澎湃，拍打著那片極其廣闊的沙灘。一年裡頭有九個月下雨，剩下三個月吹著來自大西洋的狂風。那兒除了二等兵利吉伯德，我，還有兩座臨時營房外再無他物。兩座營房中有座帶兩間房的還過得去，我就住進了那座——還有十一罐醃牛肉。利吉伯德是個粗魯的老混蛋，我對他從來沒瞭解到什麼，只知道他參軍前是個賣花的花農，有意思的是看到他多麼快就干回老本行：甚至在我到達十二英里據點之前，他就在臨時營房的周圍開了片地種土豆，後來秋天時他又開了一塊，直到最後，他有了半頃左右的地種東西。他從一九一八年初開始養母雞，到夏天快結束時，他有了相當大數量的一群雞。到年底，天曉得他又從哪兒搞來了一頭豬。我想他腦子裡沒琢磨過我們到底他媽的在那兒幹嗎，也沒想過西岸防衛軍是什麼或者是否真正存在過。要是現在聽說他還在以前十二英里據點所在的地方養豬種土豆，我是不會感到驚奇的。我希望他的確在那兒，祝他好運。
與此同時，我在做著以前從未有機會做的專職工作——讀書。
之前在那兒待過的軍官留下了幾本書，多數價錢是七便士一本，差不多全是那年頭人們讀的無聊書，伊安·哈伊、塞波、克裡格·肯尼迪的小說等等。那個不知什麼時候到過那裡的人知道什麼書值得看，什麼書不值得看，當時的我對這些一無所知。我自願讀過的書是偵探小說，偶而也會看一本黃書。老天為證，直到今天，我也沒打算當個趣味高雅之人。如果你在那時要我說出幾本「好」書的名字，我會說是《你給我的女人》或者《芝麻與百合》（想到了那位牧師）。不管怎樣，「好」書是人們不願去讀的書。但我當時所做的工作便是無所事事。海洋在海灘上轟鳴，雨在窗戶玻璃上流個不停——還有一整排書在某個人靠著小屋的牆搭起的書架上跟我對望。自然而然，我開始一本本讀起來，一開始不分好壞，跟一頭豬在垃圾堆裡一路拱過去差不多。
然而在那些書裡頭，有那麼三四本跟其他書不一樣。別，你誤會我了！不要按你自己的想法，以為我發現了馬塞爾·普魯斯特或者亨利·詹姆斯或者別的什麼人，就算那兒有他們的書我也不會去看。我要提到的書根本不算高雅，但時不時會有這種事情發生，就是你會碰到一本跟你目前達到的思維水平剛好處於同一等級的書，以至於讓這本書看來就像專為你寫的。那些書中有一本HG.威爾斯的《波利先生的歷史》，是那種廉價的一先令價錢版本，快散開了。像我這樣一個作為鋪主的兒子、在農村長大的人遇到那樣一本書，它對我產生的影響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像得到？另外一本書是康普頓·麥肯齊的《邪物，其中一件惡街》。幾年前這本書一時很有爭議，我在下賓非爾德隱隱約約聽說過。另一本書是康拉德的《勝利》，其中有些部分讓我看得煩，但那種書可以啟人思考。那兒還有本藍色封面的某種雜誌舊刊，裡面有D.H.勞倫斯的一個短篇，我不記得題目了。它是關於一個德國應徵新兵把他的准尉推下防禦工事後跑掉，後來在他的女朋友臥室裡被抓到的事。這篇小說讓我感到困惑，不明白它講的是什麼，卻給我了一種隱隱約約的感覺，就是我要再去讀一下別的類似作品。
就那麼著，一連幾個月，我讀書胃口大開，幾乎像是種生理上的飢餓。那是我自閱讀迪克·多諾文的故事以後頭一次全身心投入地讀書。一開始，我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書本，我以為惟一的途徑就是買。我覺得這有點意思，因為它說明了在不同出身下成長對人們的影響。我想中產階屋裡，雖然還級的人，也就是一年收入有五百英鎊的人自打在搖籃裡時起，就知道穆迪流通圖書館和泰晤士讀書會了。後來沒多久，我知道世界上有可以借書的圖書館，就在穆迪和另外一家位於布里斯托爾的圖書館辦了入會手續。此後一年左右時間裡我讀了多少本書啊！作者包括威爾斯、康拉德、吉布林、高爾斯華綏、巴裡·培恩、W·W·傑克布斯、派特·瑞基、奧利佛·奧尼恩斯、H·塞頓·麥裡曼、莫裡斯·巴林、斯蒂芬·麥肯那、梅·辛克萊、阿諾德·貝尼特、安東尼·霍普、愛裡娜·格林、歐·亨利、斯蒂芬·利考克，甚至還有西拉斯·霍京和吉恩·斯特拉頓·波特。這些名字你知道幾個？那年頭人們重視過的書，到現在半數都已被忘掉。但在開始時，我把那些書全囫圇吞棗讀了下來，就像一頭鯨魚游進了蝦群。我完全陶醉其中不可自拔。當然，過了一段時間，我的趣味提高了些，開始能夠辨別哪些是無聊的書，哪些不是。我拿到一本勞倫斯的《兒子和情人》，有點喜歡，後來讀奧斯卡·王爾德的《道林·格雷》和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談》也特別喜歡。威爾斯是給我印象最深的作家。我讀過喬治·摩爾的《埃斯特·沃特斯》並喜歡上了它。我也試過讀哈代的幾個長篇，可總是看了一半就看不下去。我甚至還看了點易卜生的書，給我留下的模糊印象是挪威天天下雨。
這很古怪，真的，即使在當時，我也覺得很古怪。我是個少尉，幾乎已經沒有倫敦腔了，我已經能分辨出阿諾德·貝尼特和愛裡娜·格利的風格，但僅僅四年前，我還在櫃檯後面切著奶酪，指望有一天能當上一流的雜貨鋪主呢。全面衡量一下，我想我肯定會承認戰爭對我的影響有好有壞。不管怎樣，讀了一年的小說，在學習書本的意義上，那是我經歷的惟一一次真正的教育，對我的心智產生一定作用，讓我有了種態度，一種懷疑的態度，那是倘若我按部就班過日子就無法獲得的。但是——我懷疑你能否明白這一點——真正將我改變，真正給我留下印象的，更多來自我所經歷的糟糕透頂、了無意義的日子，而不是那些書本。
那真是無法形容的了無意義，就是在一九一八年。你看我，坐在臨時營房的火爐邊看小說，而在幾百英里遠的法洗衣粉放在紅國，槍炮在吼著，那些可憐的孩子們嚇得屁滾尿流，卻還是被驅趕進機關鎗的火力網中，就像向爐子裡扔小塊焦炭一樣。我是個幸運兒，那些高層人物漏了我，結果我就待在我那個溫暖舒適的小窩裡，為一份並不存在的工作領薪水。有時，我會心裡一陣慌張，他們可得記著我，別把我永遠丟那兒，但這從來不曾發生。那份印在粗質灰色紙上的正式表格每月都寄給我，我填了後再寄回去。然後還有表格寄來，我都填好後寄回，就這樣一天天過下去。整件事情像精神錯亂的人所做的夢一樣沒道理，所有這些，再加上我讀過的那些書，留給我的是種不相信任何事情的感覺。
我不是惟一特例，整場戰爭中充滿了沒頭緒的事和被遺忘的角落。到這時，那些人——不打折扣地說有上百萬——被滯留在這樣那樣的回水處。整支整支的軍隊在前線無所事事，番號已被忘掉。還有一些龐大的政府部門，養著大批一星期掙兩鎊的文職人員和打字員，只是往上堆著文件山，而且他們也一清二楚他們所做的，只是往上堆積文件山。誰也不再相信暴行和英勇的比利時人的傳說，當兵的不認為德國人是壞人，卻對法洗衣粉放在紅國人恨之入骨。所有低級軍官都認為參謀人員是思想偵探。有種懷疑的風氣正席捲英國，甚至也到了十二英里據點。要說戰爭把每個人都變成了高雅之士有點誇張，但是它的確暫時把人們變成了虛無主義者。一般情況下，人們不大可能覺得自己如板油布丁那樣微不足道，同樣，他們也不大可能成為左翼人士，戰爭卻將他們變成了左翼人士。如果不是因為戰爭，我現在會在哪兒？我不知道，但不會是現在這樣。如果戰爭沒能要你的命，它會讓你開始思考。經過那些其蠢無比的混亂局面，你不會還認為社會是像金字塔那樣永恆不變和無可置疑，你瞭解到它不過是一片混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