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20餘年的寫作生涯中，奧威爾公開發表了近200萬字的著作。彼德·戴維森出版社出版的《奧威爾全集》佔據了書架近4英尺長的地方。奧威爾曾經說過，如果他能活到70歲，按照一名普通礦工的工作量來計算，他的全部著作將會擺滿整整一書架。他年紀輕輕就去世了，在他50幾歲和60幾歲時應該寫出來的小說和文章也寫不成了。但是，不管怎麼說，熱愛他的編輯和編纂者在他身後幫助他實現了雄心壯志。奧威爾關於與礦工比較的話再一次表現了他心之所繫的寫作力度，他認為，一個多產作家的童年故事在作家一生的創作中就是取之不盡的素材，若印書成冊，幾乎可以覆蓋近一英畝的土地。他自身的勞動展現在一頁又一頁的紙上，這些紙張大約覆蓋了諾裡奇市中心的一個區域。在他逝世後的50年裡，又出現了200多萬字的各類著作：傳記、嚴肅的研究以及文學同仁和孩提時候的朋友所撰寫的回憶，甚至還有一本小說(戴維·考特所著的《奧威爾醫生和文明用語先生》)，奧威爾是書中的主角。為什麼別人要寫那麼多的字呢?
薩克雷〔Thackeray(1811—1863)，英國小說家，作品多諷刺上層社會，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名利場》和《彭登尼斯》、歷史小說《亨利·埃斯蒙德》及散文集《勢利人臉譜》等——譯者注〕曾經宣稱，他讀完一本書後，留在腦子裡的只有作者本人的形象。這種說法雖然界定了現代文學理論已知的全部規律，但是，仍然有不足之處。奧威爾令我著迷達25年之久，從我父母親房間裡的書架上取下來的第一部「成人」小說是企鵝出版社出版的平裝本《牧師的女兒》，是母親在20世紀60年代初本能地買下的。大約一年以後，我像是有什麼預感似地著手撰寫了普通水準英語論文「你最喜歡閱讀哪個人的傳記?」在我的青春期，奧威爾的書總是陪伴著我，栩栩如生的形象總是在激勵著我。奧威爾書中蘊涵的獨特個性是非常強烈的，越是年輕人，感覺越強烈。
「他瞭解我的一切」，你會覺得，「他為我而寫」——這些話原本是奧威爾評論亨利·米勒時說的，奇怪得很，竟然也是我對奧威爾的感覺。倘若我能在天國般的格魯秋俱樂部見到他影子的話——不，見不到的，也許你會想，奧威爾總會在某處現身吧——我就會說菲利普·拉金在奧頓紀念儀式上見到西裡爾·康諾利時所說的話，「先生，您塑造了我」。在這些歲月裡，企鵝出版社出的書很便宜，在離東英吉利大學一箭之遙的書店裡，50便士就能買到4卷本的索尼亞·奧威爾和伊恩·安格斯合著的《論文、日記、書信集》。這本書是我中學最高年級時的私人藏書中的珍本，它像是一個躺著的巨大的糖盆，勺子反覆舀出來的沒有別的東西，只有糖。
狄更斯〔文明用語ens(1812—1870)，英國作家，所寫小說反映並鞭笞英國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醜惡現實，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傳》、《大衛·科波菲爾》、《雙城記》等——譯者注〕、薩克雷、吉辛〔Gissing(1857—1903)，英國小說家，一生窮困潦倒，作品以否定現代社會的態度反映倫敦下層生活，代表作為《新格魯勃街》——譯者注〕、斯摩萊特〔Smollett(1721—1771)，英國小說家，以行醫和寫作為生，曾寫過詩、醫學論文和《英國通史》，主要作品有小說《藍登傳》和書信體小說《亨佛利·克林克》等——譯者注〕等少數文學文明用語的思想衝上了20世紀初期的海岸，可是，即使沒有奧威爾佔據我的心靈，恐怕也不會有別的任何人可以常駐在我摻雜著各種各樣思想的心靈之中。
當然還不止這些。奧威爾著作中的獨特風格完全可以進入「好書指南」之列，就像溫斯頓·丘吉爾爵士是保守黨最能幹的領導人一樣。最重要的是，奧威爾有一股道德力量，它像一道黑暗中閃射的光線、一條穿越晦瞑的大道。作為一種道德試金石，他的個人行為舉止並不是源於所謂「體面正派的舉止」，也不是源於被層層盔甲包裹的一般西方生活方式所要求的體面舉止。一般說來，他已經意識到，20世紀最嚴重的危機是公眾文明用語信仰的下降及其必然所導致的個人道德水準的下降，他的這種認識要比左翼或者右翼的評論家們早得多。上帝死了，世俗的替代品被置於上帝的位置，無論是極權主義還是西方消費資本主義，都僅僅在滑稽地模仿著人類的理想和靈感。正如奧威爾所見，現代人面臨的任務就是要控制本質上是精神體驗的巨大的情感水庫，使用它來灌溉成千上萬的民眾和數不清的生命，因為所有的道德感都在尋求一個家園。納粹德國和文明用語主義的殘暴行徑都是無文明用語信仰造成的，因為他們主觀認為，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毫無道德可言，至關重要的一點就是既要控制住同伴還要控制住他們所職掌的部分歷史以及歷史記錄，奧威爾的這個觀點在他以後的著作中反反覆覆地重現。死後有來生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可是，伴隨終生的信仰卻是不可或缺的。出於諸種原因，在此展開討論純屬多此一舉。我相信，上帝並沒有完全死去，可是，我更相信奧威爾構築的精神的反面東西。奧威爾在1940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一句話來說明，「它是一種發出難聞氣味的、正在爭奪我們靈魂的正統觀念」。應當指出，這種正統觀念在60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不過是更加精心偽裝，以更加紛繁的形式出現，全力抵制是我們的責任，就像當年奧威爾抵制文明用語和文明用語一樣。
我常以一種奇怪的方式在想，我應該停止寫有關奧威爾的東西。我知道，奧威爾對我的影響是無人可比的，比方說，他的文章《牡蠣和褐色胖子》讓我第一次知道了還有一個叫薩克雷的作家，還有關於狄更斯的文章，讀後會讓你認同狄更斯的感情，因為當你在閱讀文章時，奧威爾彷彿就坐在教室裡與你娓娓交談。對奧威爾的強烈迷戀佔據了我20幾歲時的大部分時間，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段時間裡，我竟然發現了奧威爾的謬誤之處，主要是他那些令人激動的概括，可是在這些概括中，成人的審視並非如他們看上去的那樣滴水不漏。舉他那著名的論斷「好的散文像一塊窗玻璃」為例吧，一個不必是文學理論家的人都知道，這純粹是廢話。羅納德·弗班克、馬塞爾·普魯斯特〔Proust(1871—1922)，法國小說家，其創作強調生活的真實和人物的內心世界，以長篇小說《追憶似水年華》(7卷)而名聞世界——譯者注〕、詹姆斯·喬伊斯〔Joyce(1882—1941)，愛爾蘭小說家，作品揭露西方現代社會的腐朽一面，多用「意識流」手法，語言隱晦，代表作《尤利西斯》——譯者注〕(奧威爾至少對最後一位是無限讚賞的)都寫過種類繁多的「好的散文」，他們之中沒有哪一位的語言哪怕有一丁點兒像一塊窗玻璃吧。透明當然不是文章唯一要求的優點。同樣，奧威爾關於語言簡單明瞭的規定也是廢話。例如，他極為討厭雙重否定的句式，如「他的才能不是不大的」。我們完全可以論證，複雜的句式暗示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意思，反駁「他的才能是不大的」一說，或者，作者強調語言的抑揚頓挫勝過對才能大小迷惑的討論，所以，這種句式值得一用。例如，我深信，奧威爾本人對猶太人的態度是絕無偏見的，同樣，也有人認為，奧威爾在採取強硬立場時對猶太人是帶有偏見的。
在挖掘奧威爾的過程中，不管是公開的還是私下的，對奧威爾方方面面的瞭解越積越多。在早期的倫敦文學圈中，任何一位60歲左右的文人與他人剛見面時就立刻會情不自禁地問道，「你知道喬治·奧威爾嗎?」我評論的第一本書是伯納德·克裡克的《喬治·奧威爾傳》，當時，我很有點不快之感，竟然敢有人闖入我的私人領地?利用著名文人、對克裡克教授傲慢不恭，我所做的這一切事情並不是出於一種溜鬚拍馬的好古癖精神，而是出於一種堅定的信念，那就是，奧威爾借鑒了克利斯托弗·希欽的最近引起激烈爭論的文章《事態》的原標題寫了一篇文章。這一舉動，我敢說，99%的作家是不會做的。作為一名讀者，我謹慎對待與文學「相關的事宜」：這就意味著，我常常拋開集團劇院的文稿、蘇維埃社會的現實主義和諸如有著《白利克斯頓販毒者》標題的小說。一切藝術，如奧威爾的著名論斷，都是宣傳；同樣，並非一切宣傳都是藝術。我們可以確切地說，在奧威爾逝世後的50年中，他統攝的廣大的政治思想和普通語言的範疇對於那些守在他靈床邊上的朋友們似乎有著深刻的影響。狄更斯或許是一位深入到國民潛意識中去的作家，與之相比，奧威爾的情況與他極為相似。狄更斯幾段最膾炙人口的對話都是未曾讀過他一行字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用語。再與狄更斯相比較，不可思議的是，人們是通過第二手資料知道奧威爾的：是呀，一切生物生來平等，但是，有的生物比其他的生物更加適合生存；老大哥〔BigBrother，奧威爾諷刺小說《一九八四》中的獨裁者——譯者注〕正瞧著你呢；走進101室，你一定會遭遇到巨大的恐怖。
業已證實，經歷認同過程中的喧嘩文明用語動之後，全民的生活在狹窄的範圍內被集中到一個區域。印證了奧威爾思想的這種情況是在祝賀彼德·戴維森出版的於1998年上市的《奧威爾全集》，這是媒體反應的一件大事。媒體反應更為重大的一件事情就是2001年的「9/11事件」。不必大驚小怪，奧威爾是無處不在：顧問、導師、積極精神、意識。正如一位評論家隨時準備猛烈抨擊「同性戀左派」和建議在去阿富汗打仗的英國士兵的背包裡都放入一本奧威爾著作一樣，有的人會發洩自己的悲觀情緒，他們看到的是戰爭不可逃脫的道德後果。所有這一切似乎是我們與半個多世紀前在醫院的病床上那位臨終前形容枯槁的人之間的巨大距離，然而，叫人心馳神往的是，或許奧威爾那時已經洞察到了。馬爾科姆·馬格裡奇認為，在奧威爾逝世後的那周裡，要區分現實與神話是極度困難的。53年後，這種區分就更難了。然而，正是現代人對奧威爾的專注才使得我們能夠看清那張奇特、灰白而憂鬱的臉是如何不屈不撓地凝視著時間、才使得我們能夠證明他思想之由來；我們不但要建立起關於他以及他生活的那個世界的全部檔案，還要建立起關於我們的事情他能對我們說些什麼的資料。
奧威爾傳記的歷史一波三折。奧威爾在遺囑中要求不要為他寫傳記。奧威爾的遺孀索尼亞費了多年的時間嚴格遵照其丈夫的吩咐去做，堅決反對越來越多的、錯綜複雜的不同意見。在奧威爾逝世幾年後，最早嚴肅認真研究奧威爾著作的人是勞倫斯·布蘭德(他是在英國廣播公司認識奧威爾的)和約翰·阿特金斯。20世紀50年代晚期，回憶奧威爾的文章已經廣有市場。保羅·波茨的傳記文章《自行車上的堂吉珂德》刊登在1957年的「倫敦雜誌」上。4年後，出現了理查德·裡斯的全面展開研究的長文《逃離勝利營的亡命者》，其時還有奧威爾妹妹阿弗麗爾的無線電廣播《我的哥哥喬治·奧威爾》。索尼亞對付這股高漲興趣潮流的反應是雙管齊下，一方面，她著手與倫敦大學圖書館的代表伊恩·安格斯協作，最終編成4卷《新聞報道、書信、論文集》，於1968年由塞克和沃博出版公司出版。另一方面，她指定奧威爾40年代的密友馬爾科姆·馬格裡奇為正式的傳記作者。現在似乎清清楚楚，馬格裡奇對於恩賜的回報是恣意糟蹋。我們可以想像到，索尼亞原來認為馬格裡奇是一位全職的編輯、電視主持人和善辯者，是能擔當此任的。不料，馬格裡奇本人發現，全方位的傳記要求超出了他的能力。他準備性的研究資料至今還被保存著，沒有證據表明他作過任何認真的完成書稿的努力。不管怎樣，索尼亞的意圖是編4卷本的、厚達1500頁的奧威爾作品選，成為他的紀念碑。至於真正傳記式的紀念碑嘛，倒也有對此事感興趣的人在幹著。彼得·斯坦斯基和威廉·亞伯拉罕合著《陌生的奧威爾》，此書雖未得到索尼亞的贊同和支持，卻展示出經過大量煞費苦心的研究之後的碩果，自1972年出版後，廣受歡迎。西裡爾·康諾利讀後深受感動，大聲宣佈說，他和奧威爾相處的歲月被「描述得絲絲入扣，入木三分，以至我常常被騙認為，作者當時在場」。正是這種情況明顯地決定了索尼亞必須指定一位新的「正式的」傳記作者，而且要確信，這位新人最終會寫出一部傳記。索尼亞讀過伯納德·克裡克寫的文章，而且印象深刻，所以，她採納了伯克貝克的意見，指定伯納德·克裡克先生。《喬治·奧威爾傳》在1980年底正式出版。索尼亞活得很久，讀到了書中的描述時，她或許會認真思索：是否已經在記憶中把故世的丈夫忘得乾乾淨淨了。
究竟為什麼索尼亞會持有這樣一種審慎的態度?為什麼她會對書中有關奧威爾生活的許多方面的敘述沒有把握呢?你或許會想到，任何一部傳記作品到了這種份上可能都不會百分之百地符合索尼亞心中的要求。正如本書所說，索尼亞是一個奇怪的女人和更加奇怪的文人遺孀：忠誠丈夫、保護丈夫，渴望做事正確，但是，按照她個人之好惡所作的判斷常常是錯誤的，而且又變幻莫測。在沒有索尼亞的日子裡，研究奧威爾大潮的閘門打開了，1984年不可避免地成了「洪水氾濫」的一年：奧德裡·科珀德和伯納德·克裡克彙集編纂了第一手記敘資料《紀念奧威爾》；斯蒂芬·沃德姆編輯了相似的集子《懷念奧威爾》；W.J.韋斯特所著的《奧威爾：戰爭廣播》，此書史料基於設在卡文沙姆的英國廣播公司的資料室(一本與之配成雙的書《奧威爾：戰爭紀事》在第二年出現)。接下去，潮流變成了洶湧澎湃的急流：文明用語學者邁克爾·謝爾頓於1991年發表第二本奧威爾傳記；傑弗裡·邁耶於2000年發表了第三本。在這些標誌著研究奧威爾高潮的書中，還有對奧威爾小說進行研究的著作。在這樣的氛圍之中，奧威爾的著作一版再版，廣受歡迎，於是，又進一步出現了更多憶舊的文章以及對所謂「奧威爾神話」作研究而撰寫的論文。這是一條常常被人踩踏的小徑，令人不快的風景也極為熟悉。我曾經給一個女人寫過信，奧威爾在1946年曾怯生生地向她提出過結婚的要求，她給我回了信。信中，在夾雜著別的文明用語以外，她列出了剛對她進行過採訪的7位研究人的名單，這位女士實在不明白，關於奧威爾，還有什麼可說呢?
這是一個好問題，現在也還是。實際上，不管什麼人，不管他怎樣記述奧威爾近半生的公眾生活，都已成了記錄，而奧威爾在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卻有著一種完全不同的形象：他們並沒被他死後50年的神聖化而感動，在他們的心中，奧威爾更像是一個凡人。例如，3年前，我去了牛津郡狄德考特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採訪一位名叫喬治·薩默斯的老人，當時，他已經90歲出頭了。20年前，我在大學讀書，他女兒安妮是我的同學，我就見過薩默斯先生，當時就聽說了他與奧威爾之間的許多謠傳。薩默斯先生在前屋與我又見面了，他和藹可親，但也狡黠。經過漫無邊際、許許多多的枝節內容，故事總算能串聯起來，包括30年代初期奧威爾返回薩福克郡，千方百計地努力，企圖獲得當時薩默斯先生的未婚妻、一位名叫多蘿西·羅傑斯女子的青睞。他們以在索思沃德的荒原上賽跑來決斷——奧威爾跑步，薩默斯先生騎摩托車追趕。65年後，追趕者的回憶如下(這是錄音的原話)：「我四下尋找……找不到他……我向前大約50碼，看見了他，也看見了她……我可是個護花使者……我爬上高處……我有意推開他……我並未殺他，」薩默斯先生平淡無味地結束了談話。
儘管90歲的老人艱苦地回憶起往事，卻也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非同尋常的情景：報仇心切的人蜷伏在摩托車的把手上；身材過分瘦長的闖入者在有彈性的草地上在他前面飛奔(我們倒要問一下，當時，多蘿西在做什麼，跟在他們後面?還是站在高處的有利位置上觀看他們的追逐?還是回家，讓這兩個男人去打鬧吧?)。然而，讓我覺得不和諧的是，在我20年的對奧威爾的研究中，沒有哪一件事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像這件事這樣清楚地給我留下有關奧威爾是什麼樣的一個人的印象。薩默斯先生大概花去45分鐘的時間結束追逐，可以繼續自己的童話。結束對薩默斯先生的採訪後，安妮和我開車在鄉間小道上行駛幾英里後到達薩頓·考特尼，我們去查看一下位於村子教堂土地上的奧威爾墓地，奧威爾的朋友大衛·阿斯頓照看著它。在對奧威爾的一切諷刺中，並非不重要的有一條，那就是，這位專業人士作為英、美貴族的代理人應該被葬於牛津郡的翠綠的青山之中。
50年前，人們可以看見另外兩個人在薩頓·考特尼的墓地留戀徘徊：一位是有著一頭醒目金髮的30歲剛出頭的女人，臉色蒼白，幾許緊張，幾許焦慮，另一位是陪伴她的、年歲稍長的男人。他們倆是《觀察家》雜誌的編輯大衛·阿斯頓和奧威爾的遺孀索尼亞。他們倆不是單獨前來的，陪同他們而來的有一位律師、一輛殯儀館的車子、喪葬人員和一口加長的棺材。奧威爾的安葬儀式是在1950年1月26日舉行。在記錄這件事情的幾個人中間，馬爾科姆·馬格裡奇或許耍足了詭計，正是他給包括地下死者在內的許多人帶來了麻煩。普通大眾多多少少有點吃驚，因為奧威爾在遺囑中要求，他的葬禮必須按照英國教堂的儀式進行，並且被埋在公墓裡。可是，奧威爾從未宣稱過他信仰文明用語教，而且，至少在他生命的後期，也未曾與任何顯示崇拜的地方有聯繫，所以，他的這個要求很難實現。最後，安葬在倫敦某一墓地的想法被拋棄了。這時，阿斯頓的影響力在薩頓·考特尼的教堂主持的身上起作用了。與此同時，馬格裡奇和奧威爾的密友安東尼·鮑威爾(據阿斯頓所說，鮑威爾是一個「忠於教會的人」，且通曉禮節)請求鮑威爾做禮拜的奧爾巴尼大街文明用語教堂的主持為奧威爾在倫敦作安魂儀式。對諸如此類的事情很留意的馬格裡奇非常感興趣地發現，喪葬人員認識羅斯牧師大人，事實上，就在當天還一起共進午餐並且討論以後的生意。在過去的幾天裡，索尼亞極度憂傷，人們就安葬事宜徵求過她的意見，但她從未在這些安排中積極行動。馬格裡奇寫道，她「在這件事情上十分無能為力」。
1月26日，星期四，天寒地凍，倫敦正處在隆冬之中。大衛·阿斯頓和奧威爾的妹妹阿弗麗爾同乘一輛出租車去教堂。阿斯頓找到一位掃除冰雪的女人，同她聊了幾句，問她奧威爾是不是值得崇拜的人。阿弗麗爾誤解了這個問題——阿斯頓是指奧威爾個人而不是指他那種類型的人——立即反擊「這位有著8個孩子的工人階級的母親」。弔唁者走進教堂時，索尼亞連致意答謝的事都擔當不起來。相反，教堂的前廳都是由奧威爾的出版商配備招待人員。根據瓦奧萊特·鮑威爾女士所說，弗雷德·沃伯格以及他的生意合夥人羅傑·森豪斯的行為舉止「像是在參加出版商聚會」。後廳裡，馬格裡奇那雙冷漠的眼睛環顧著弔唁的人群，他判斷，絕大部分是猶太人和幾乎都是不信文明用語教的人。羅斯牧師大人「擺足了堂區牧師的架子」，教堂的氣氛熱烈不起來。至於弔唁的那些人，弗雷德·沃伯格和妻子帕米拉佔據了前排的座位，緊隨其後的是一大幫子奧威爾第一任妻子艾琳·奧肖內西的親戚，艾琳的不幸，在馬格裡奇看來，「實際上是整個弔唁活動中唯一的僅有實質性內容的東西」。然而，矯揉造作的馬格裡奇或許會認為，弔唁過程就像鮑威爾為之挑選的、給他深刻印象的《傳道書》第12章所說，「亡人回到久久的家，弔唁者上街閒逛……然後，來自大地的塵埃回歸大地，神賦予的靈魂回到神的身邊」。人人都認為，雖然少數古代的傑出文人並沒有享受到身後的榮耀，但是，年僅46歲就辭世而未曾享受到成功的果實，這實在是一樁令人傷心欲絕的悲事。索尼亞「茫然發呆」；長長的靈柩被抬走的時候，馬格裡奇感到一陣揪心的疼痛，他特別注意了棺材的長度，「不管怎麼說，這種情況反映了喬治的身高，給人印象強烈」。25年後，安東尼·鮑威爾回憶說，這次葬禮儀式是他參加過的、最令人痛苦的儀式之一。
喪葬儀式結束後，大多數人都去了位於切斯特門大街的鮑威爾寓所；索尼亞、阿斯頓和奧威爾的靈車出發去牛津郡，由宣讀公禱文的戈登·鄧斯坦牧師大人領頭的喪葬人員緊隨車後，「一小群人」(牧師語)在野外行進著。薩頓·考特尼的教堂墓地碰巧與政府的一幢檢測泰晤士河水質的實驗大樓毗鄰。阿斯頓回憶說，除了在場的索尼亞、他本人以及專業喪葬人員之外，奧威爾的墓地看上去有著一種獨一無二的奇觀：彷彿一位穿著實驗服、抽著香煙的科學家正在注視著實驗，阿斯頓突然想到，這情景與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描繪何其相似乃爾!在倫敦，馬格裡奇閱讀了阿瑟·凱斯特勒〔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國小說家、新聞記者，20世紀30年代曾為文明用語員，被關進文明用語集中營，代表作為小說《正午的黑暗》——譯者注〕、V.S.普裡切特、朱利安·西蒙斯和其他的人共同撰寫的訃告，他覺得，他在這些人的身上看到了「有關一個凡人的神話是怎樣被創造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