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我們像抓住救生艇那般必須牢牢抓住的事實就是成為一個正常體面的人同時至少要活著。
——評論西裡爾·康諾利的《巖池》，1936
我想，當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窮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堵塞的排水溝時，生活是多麼的可怕啊!
——1936年2月15日日記
那是1936年1月的最後一天，奧威爾乘火車去考文垂。據他當時開始記載的日記所說，那日的夜晚是在一個住宿加次日早餐的「非常齷齪」的地方度過的，花了3英鎊6便士。之後的一個星期，他靠著公共交通工具以及一雙腳，頂著嚴寒、沿著長途跋涉內陸公路一路北上。2月1日，他先是走路去伯明翰，然後乘公共汽車去斯特爾河橋，最後又走路去附近的青年旅店。對於這次有目的的觀察旅行，他的解釋有兩方面：對黑暗、魔鬼般地貌的畏懼和嫌惡的同時要孜孜不倦地記錄自然。有時你會覺得，奧威爾像是一隻禿鼻烏鴉跟在隊伍最後遊戲般追逐它那難求的伴侶，飛躍斯塔福德郡的灌木籬笆牆。上路的第3天，他就到了斯坦福，住進一家禁酒旅店，那裡的「一般糟糕的房間」只要5個先令。到那時為止，奧威爾就像鑒賞家一樣評判旅館的房間，他已經很熟悉它附帶的不便之處。從此，在這家禁酒旅店的浴室裡就有了一位旅行推銷員，他沖洗快照；最終他走了。
對於要去哪裡，在奧威爾的腦海中可能並沒有非常清楚的想法。《阿黛菲》擁有一系列地方代表和代理人，理查德·裡斯承諾把這些人的地址給奧威爾，但是卻沒有。奧威爾把在曼徹斯特留在郵局待取的地址給了裡斯。離開倫敦前，奧威爾寫信給《凱列班的尖叫》的作者，傑克·希爾頓，詢問他是否可以來希爾頓的家鄉羅奇代爾和他一起。希爾頓當時正在積極參加還處在萌芽期的全國工人運動並且手邊已經有了一些相關數據。他建議把維根當作來到北方的南方人認識瞭解蕭條的北方全部情況最好的地點。奧威爾很有可能打算去曼徹斯特，然後利用裡斯的聯繫表來策劃一個合適的去彭寧山脈東部和西部的路線。到2月3日，他已經走過了漢雷和波斯勒姆兩座陶鎮。那裡天氣非常冷。滿目儘是貧窮的景象，奧威爾注意到在街道上滿是邋遢的居民和低等的商舖。魯德雅湖是在他的路線上的一個市立康樂設施，使他非常的失落。因為冬季的關係，這個湖已經關閉了。上了凍，表面覆蓋著冰，裂成一塊塊的，被風吹到了湖的南端，上下浮動、叮叮作響。「這是我聽過最為憂鬱的聲音了，」他想，並記下了一些東西。這些東西從來沒有發表過，但是這個圖像後來被用在了一部小說中，被描述成一根香煙在浮冰中上下晃動。他又接著向另外一個青年旅館挺進，住在一個仿19世紀的城堡裡，那裡有數不盡的石頭通道，用蠟燭照明。這時候，他的錢已經花得差不多了。奧威爾數了一下，只剩下2英鎊6便士，連再住一個晚上的錢都不夠了。第二天破曉，非常冷，他不得不先在火旁烤烤手才能穿衣服。他仍然向西北方向前進，繼續大步走向曼科勒斯菲爾德又走了10公里，終於在下午到達曼徹斯特。這時危機出現了。所有的銀行都已經關門了，並且找人兌現支票也是不可能的。由於不想在街上過夜，奧威爾典當了他的圍巾，得了1英鎊9便士，用作住宿。幸運的是，奧威爾的信到了郵局：他可以找到幫助他的人了。
和愛慕虛榮的倫敦相比，西北地區的鵝卵石砌成的街道、工廠的煙囪和泛著油光的河流對奧威爾的想像力有著直接影響。在《通向維根堤之路》第一章中，奧威爾披露了一個內情，當他在寄宿旅店的臥室中，一個帶著倫敦腔的商人不知何故猜想他也是個南方佬。「這些傢伙」，他氣憤地叫道，「這些該死的傢伙！」這是對維根寄宿旅店房間標準的抱怨，但是，事實上，在更深處卻代表著真實和想像、南方和北方、城裡和城外、富有和貧窮的分水嶺。毋庸置疑，奧威爾的敏感、熱愛自然的那一面被他在北方所發現的場景震驚了：充滿濃煙的空氣，施放有毒物質的工廠，玻璃破碎的銀行。他以前的貧窮經歷，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在倫敦東區的客棧，都沒有讓他準備好如何面對南約克郡的貧窮。接下來是一個發現之旅：在文明的廢墟中，孤獨小心地前進。「凶暴的，恐怖的，殘忍的」——所有奧威爾鍾愛的形容輕蔑的詞在他對英國北部特倫特的描述中都被使用出來了。同時在《通向維根堤之路》的核心部分，正如奧威爾小說核心部分的孤立人物一樣，這種人物形象並不是對小說作者本人的精確描述，而是作為提供顯著素材的報道文學的消息來源。奧威爾，可能會被說成只身前往一個充滿敵對勢力的世界。事實上，他的每一步或多或少都是在祝福和詛咒中走過的。這不是報道文學的價值問題，僅僅是對奧威爾使用方法的強調。《巴黎倫敦落難記》也是採用了相似的手法，以此讓他和他周圍的人分開。
奧威爾不可避免地乘坐火車去了考文垂，帶著他生命中的其他東西，包括和艾琳的關係（只在《通向維根堤之路》的日記中提及過）以及他最新一本書出版中的不穩定事宜。事實上，關於《讓葉蘭繼續飛揚》的出版問題跟隨奧威爾好幾個星期了。在奧威爾啟程後不久，他接到了一封來自多蘿西·豪斯曼的信，她是維克托·戈蘭茨的同事。這封信包含了哈羅德·魯賓斯坦對他提出的各種可疑的通路的解決方法的評論。奧威爾回復了這封信，並把手稿寄給了印刷工。接著在2月中旬，諾曼·科林斯寫信給他要作進一步變化，大部分原因與虛假廣告有關，這些廣告與事實有著讓人不如意的關係。這封信非常詳盡，甚至超過了奧威爾在月底前需返還的校正過的部分。在那個月月底前，奧威爾需要做進一步的修改。奧威爾很惱火，不僅僅是膽怯的問題，而是完完全全的無能啊——他想知道，為什麼沒有要求他早些處理這些事呢？——他的憤怒最終在給戈蘭茨的電報和給摩爾的信中爆發了。這本書就這樣被「毀掉」了，他抱怨道。他與諾曼·科林斯在戰爭中建立的關係就在這次爭吵後再也沒有恢復過。首先，他認為，這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分心，那些詭辯似的細節會威脅到他的觀察，這使他非常生氣。當看到戈蘭茨所要求的那些變化時，或許會明白他的意思。可是遠在150英里之外、完全沉浸在新工作中的奧威爾是不能明白的。
在1936年的頭幾個月中，奧威爾在一定程度上鼓勵傳統的觀點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當時，戈蘭茨不惜付出大代價委託為奧威爾為他剛剛成立的左翼圖書俱樂部北上調查一則消息。這次經歷和其他的一些事情使奧威爾轉變成為一個社會主義信仰者，或者說，至少增強了他本來就對它的興趣；他的所見所思成為這部書的源泉。事實上，每一部分都需要充足的條件。有著特別橘紅色標記的左翼圖書俱樂部，就是《通向維根堤之路》最終發表的地方。那個時候的戈蘭茨眼中只有這一處風景。其實，出版人、工黨政治家斯塔福德·克裡普斯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約翰·思查克在午餐桌上醞釀的最初計劃的時候只比奧威爾啟程早一、兩個星期。接下來就是對奧威爾預付款問題。據傑弗裡·戈爾所述，奧威爾告訴他，戈蘭茨對整個旅行承諾支付500英鎊。就奧威爾的要求來說，這筆錢是個非常大的數目，不僅是平常兩年的收入，還夠他結婚的費用：他當下就接受了。但是，就我們對戈蘭茨的瞭解，這樣的寬宏大量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儘管他非常喜愛奧威爾的著作，但他同時也是一個精明的經營者。在戈蘭茨經手出版奧威爾著作的3年中，奧威爾的總收入也不超過400英鎊。為了一個還未成形只能想像的作品付現500英鎊，在整個戈蘭茨的出版生涯中都是沒有過的（金斯利·埃米斯可能會在20年後抱怨他的主辦者是如此的吝嗇）。而且假如奧威爾突然拿到了兩年的薪水，為什麼他在1936年的下半年會那麼的拮据，並且還兢兢業業做了赫特福德郡村莊的店員來補貼他的文學新聞事業呢？似乎更可能的是，戈爾被奧威爾在他著作出版後從書中賺取的利潤弄糊塗了，可能只有50英鎊，是戈蘭茨在2月和3月中給他補助的差旅費。
對於這件事不完全瞭解的另一個標誌是，當奧威爾啟程時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內，在腦海中對要寫什麼只有最模糊的印象。他對裡斯報告，整整4個月的旅行，他收集了許多數據，記錄了許多筆記「儘管他還沒有決定以什麼樣的方式使用它們」。到了10月份，他回來半年後，他思忖著寫一本散文集。在這段時期，從戈蘭茨寫給戈爾的信來看，戈蘭茨想知道奧威爾決定做什麼，而不是要求他交付委託的手稿。如果他最終的目的在這個階段還未完全確定，那麼這就意味著對社會主義的讚許或是對它最真實的理解。譬如，為奧威爾介紹的人之一的裡斯被描述成「在社會主義運動中有著顯著的表現」。奧威爾與社會主義運動的距離可以同禁酒運動和婦女運動相比較。以相同的方式，在利物浦做的有關市立住房政策的調查，儘管是保守派鼓吹的但對他而言，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激起了他的一些不太專業的看法：在某種意義上講，區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並不是十分容易的。奧威爾對於政治的看法，正如他計劃要寫的那種書籍一樣，都在堅持自己的思想。
那麼，首先是什麼驅使他去英國北部的呢？就像大部分的近代歷史現象一樣，1929年華爾街股災，之後一段時間的經濟不景氣為許多的文學作品提供了素材。許多作者出自工人階級。還有一些是中產階級的旁觀者。這種分裂的觀點在奧威爾的作品以及他的讀者中都有反映。以工業中心蘭開夏和南約克郡為主，在20世紀30年代在傑克·希爾頓讓奧威爾去的維根，失業率佔到人口的25％到30％之間——大蕭條時期有助於無產階級作家的成長。這個過程也頗具有諷刺意味。比如說萊斯利·霍沃德，如果他沒有失去泥水匠的工作，那他可能就不會成為一個作家。沃爾特·格林伍德寫了《失業救濟中的愛》（1933），這本書至今仍是同類作品中的經典；而他是在被一家曼徹斯特的百貨公司辭退後才開始寫作的。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幾乎每個蕭條的地區都有幾個有思想的來自工人階級的作家：利物浦的詹姆斯·漢高，達拉謨的哈里·赫斯洛普和J.C.格蘭特，諾丁漢郡的沃爾特·布裡爾利（經典性題目為《經濟調查人》的作者）和F.C.博登。舉例來說，赫斯洛普的《最後的牢籠》，描繪了泰恩河畔因為無序和大規模的失業造成的荒蕪：「沒有造一隻戰船，沒有啟動一台起重機，沒有一個人做工，一片死氣沉沉的景象。」作為一個小規模的接受這種人才的雜誌——《阿黛菲》是「無產階級文學」突出的支持者——奧威爾覺察到這種現象並評論了一些同這種現象有聯繫的書籍。正如他在對弗雷德·鮑恩所著的《搖擺的石匠》評論中所說：「大眾教育鼓舞人心的成效之一就是，在很短的間隔內，站在真正的工人階級立場上的書籍開始出現了。」
他們在中產階級報道文學的澎湃的潮水中堅持著，以J.B.普裡斯特利的暢銷書《英國之旅》（1934）為典型代表。在普裡斯特利之後，英國北部的特倫特幾乎被尋求模仿的倫敦文人擠滿。其中之一的著名的訪問者就是奧爾德斯·赫胥黎，他幾乎是同奧威爾在同一時期啟程去諾丁漢郡煤田的。在那裡，他下煤礦，並訪問了好幾個失業率很高的地區。南下後奧威爾讀了休·馬辛厄姆的《我摘下領帶》（1936），並且非常喜歡這本書。在書中，作者是在倫敦東區收房租的人。同馬辛厄姆在白教堂的出現一樣，源自這些短途旅行的書籍和報道都受到了置疑。奧威爾同希爾頓的關係也因如此讓他非常的不舒服。儘管希爾頓建議奧威爾去維根，他同時對結果的要求也非常嚴厲。「喬治去了維根，」他晚些時候評論道，「但是，有可能他還待在家中。他只是在浪費錢、精力，寫一些蠢話。……愚蠢的讀者啊，不能把以藝術的形式完成的作品和窮人的生活聯繫起來，只是獲得了一種不需要調配的顏色。」奧威爾與希爾頓的信件——在戰後被希爾頓毀掉——給了我們一些啟示。引起注意的並非是奧威爾的動機，而應該強調的是，所有去北方的旅行、工人階級的冒險經歷，都不是在真空中發生的；應該強調的是，奧威爾是在無論怎樣都抹不去的對抗中需要表明自己的明確的立場，需要去戰鬥的。
奧威爾要面對這些事情，在彭寧山脈的8個星期的旅行中需要，在《通向維根堤之路》發表後也需要。帶著裡斯給他的通訊錄，他在曼徹斯特的寄宿地方呆了一天，然後同一對叫做米德的夫妻一同上路，丈夫是龍賽地區的工會官員。奧威爾馬上就注意到左翼意識形態進入了北方居民的人家。這對夫妻稱呼他為「同志」，儘管米德太太對此表示出「明白地不舒服」。米德夫妻給了他一個叫做傑爾·凱南的人的地址。這個人是一個電工，工黨活躍分子，住在維根，可以帶他參觀龍賽地區。奧威爾在星期六下午到了凱南的家；他「高高的個頭，背著法蘭絨背包，穿著淺黃褐色的夾克和橡膠雨衣。」在凱南的陪伴下，他被帶到全國失業工人運動中心——每個人都熱切渴望得到幫助，他注意到，「但是我不能要求他們平等地對待我」——他在沃靈頓巷72號的霍恩比家住了下來。這是奧威爾第一次與這樣的工人階級的家庭接觸，在《通向維根堤之路》中他所創造的氣氛出自這裡。和霍恩比先生——一個失業在家的礦工，並患了一般工人都有的疾病：眼球震顫——他的妻子，10幾歲的兒子，侄子，在這個小家裡住著3個男人。
天氣非常寒冷，地上積著雪；但是，奧威爾的大部分時間仍舊花在旅行上面。他去合作大禮堂聽了著名的社會演講家，沃·漢寧頓的演講，卻非常失望：雖然他可以逐步建立群眾基礎，但卻是一個不太高明的演講者。第二天，他沿著小鎮的運河走了長長的一段路，去尋找那個存在於神話中的碼頭：他用在題目中的那個碼頭；他驚異於那些可怕的礦渣堆，燻黑的煙囪，還看到老鼠——他猜，由於飢餓，十分瘦弱——在雪地裡蹣跚踉蹌。他的文學生涯繼續蓬勃發展，而有個陰影卻十分不調和地跟隨著他。2月13日，他告訴摩爾他在維根過得十分有趣，並收集到了各種各樣的信息。不僅僅是那些被燻黑的磚牆和晦澀的天空，奧威爾還被那裡對自我展示的剝奪的程度震驚了。和全國失業工人運動的工作人員一起外出檢查住房情況時，他被帶到了小鎮邊上一個骯髒的旅行者的聚集區，在那裡，他被所看到人們臉上的不堪的表情震驚了：有一個女人的臉就像一具死屍的頭。然後當他在一條小巷中徘徊時，突然的一瞬間——就像從火車的窗口看到的一樣，之後重寫了來增加它的影響——成為《通向維根堤之路》最難忘的一幕：一個年輕女子跪在水槽旁用棍子疏通堵塞的排水溝。「我想，當你不得不在刺骨的寒冷中跪在窮街陋巷的水槽旁用棍子去疏通那堵塞的排水溝時，生活是多麼的可怕啊！」女人抬起頭，迎上了他的眼。她的表情「是我見過最為荒涼淒慘的」。它給奧威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想她可能也是這麼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