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處還是流言蜚語。6月5日下午，停戰消息幽靈般冒出來，人們紛紛奔出家門購物。但是迎來的卻是炮火的復燃。奧威爾又返回館頂守衛在那裡。一群避難的人擁在大陸旅館裡。那裡瀰漫著疑慮不定的可怕氣氛。那位可疑的蘇聯間諜堵住來自國外的難民，胡說這一切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陰謀。奧威爾鄙視地望著他，心想：如果他也算是一名新聞記者的話，「他可是我頭次見到的謊話連篇的記者」。那天晚上，供應給大陸旅館這些前簇後擁來自異國他鄉的房客的主餐，是每人僅僅一份沙丁魚。只有橘子大量供應。而這橘子是由被迫停滯在此的法國卡車司機拿出來的。奧威爾在館頂又熬了一夜，但第二天，即星期五，騷亂看來最終要畫上句號了。政府廣播時而勸誘，時而威逼，催促人人待在家裡，不要出門，還警告人們到一定時間，若發現有攜帶武器的，必遭逮捕。路障的數量不斷減少，電車開始恢復運營。無政府主義者插上的黑旗也從電話局的上面取下了。傍晚將末，巴倫西亞政府軍出現在街頭。這支軍隊是共和軍的驕傲，是一支頂呱呱的突擊隊。由於禁止攜帶武器，奧威爾他們必須把用於監視街道防衛天文館的六支步槍，歸還到統一工黨的所在地，而且，這一切必須在摩卡咖啡館裡的治安警備隊的眾目睽睽之下進行。不過最後，奧威爾和一個西班牙的小伙子把槍藏在衣服裡，偷偷地帶了出來。奧威爾費了很大的勁才把長長的毛瑟槍槍管放入了34英吋長的褲腿中，總算沒被人發現。第二天，突擊隊員的身影到處可見。他們「行走在大街上宛如征服者一般」。
這種情況簡直太奇怪。奧威爾後來承認，事情發生得如此迅速，就好像沒有什麼事情發生。從外表來看，城市似乎恢復了正常，但緊張氛圍卻又時時襲來。首先，舊的問題尚未解決。不管巴塞羅那戰鬥的最終目標是什麼，總之，它使得巴倫西亞政府得以統治加泰羅尼亞。這種狀況在1936年的秋天的革命的氛圍中多少是不大可能的。工人組織起來的民兵要解散，成員要分到國民軍隊中。統一工黨被宣佈為隱藏的法西斯：報刊上有一張卡通圖片，帶著一張面具，面具上掛著鐵錘及鐮刀，而其下竟是一個法西斯的徽印。儘管政府發出一個接一個的聲明，但氣氛仍處在未知迷茫之中。人們都竭力地弄清楚這些法令於公共利益及自己利益到底意味著什麼。在這片土地上，政策隨時在變化著，生活的軌跡也在變化著。一個來自共產黨的朋友詢問他是否想要轉到國際分隊，奧威爾甚感驚奇。他疑惑地問道，政府的條文法令不是已經判定他是法西斯分子了嗎？這位共產黨人對奧威爾解釋說，你只是服從命令的，又不是發號施令的。以後的幾周，巴塞羅那及其他各處，無論如何防禦也都無濟於事。
他周圍清白無辜的人，有的遭到逮捕，有的被迫躲避起來。一個獨立工黨的朋友由於前線受傷，被送回巴塞羅那，恰逢這次戰亂，在塞滿了犯人的監獄裡蹲了8天，連躺下來的位置都沒有。一個德國籍的姑娘由於沒有任何證件，為了設法躲避警察，偽裝成他人情婦。一次奧威爾碰巧撞到她從那個男人的房間走出，她臉上的表情「既羞辱又淒慘」，奧威爾仍清楚地記得。讀一讀關於共和黨政府襲擊巴塞羅那的敘述，我們立刻就能感到這於奧威爾後期作品創作，於他對獨裁國家所持的觀點是多麼重要。「你的老朋友可能會把你告發到秘密警察那兒，你一定會滿腔憤恨的。」更令人感到稀奇古怪的是一邊警察頻頻突然搜捕，監獄人滿為患；另一邊日常生活照常進行：一位打扮入時的婦人漫步在蘭布拉斯大道上，胳膊上挎著購物籃，一條卷毛狗牽在腳邊。距離一兩個街道的不遠處，步槍的「噠噠」聲清晰可辨；穿著黑衣服的一群人（奧威爾推測可能是奔喪的人）試圖越過加泰羅尼亞廣場，但近一個小時過去了，卻依然被來自居高臨下的建築物裡的機槍阻攔著，過也過不去。為奧威爾制鞋的鞋鋪擺起了一副不折不扣的漠不關心的姿態。奧威爾三番五次打電話催促，可毫無結果。奧威爾想或許大多數的市民毫無興趣關心周圍發生的一切吧。
經過磨煉，奧威爾決定返回阿拉貢前線。考慮到他過去的各種關係，以及現在令人不爽的現狀，的確也別無選擇。辛克萊·勞特從馬德里前線休假回來。一天下午，在蘭布拉斯大道的統一工黨的咖啡館兩人邂逅了。辛克萊·勞特曾在這裡在不知情的情況下，遭到真理電台的盤問。兩人討論了戰爭的進展，辛克萊·勞特感到困惑不解。兩人對軍事情況的分析簡直一模一樣，「但荒謬的是，他為自己解決的出路時忽視了馬德里的關鍵的作用。他要返回死亡之地阿拉貢前線的陣營中」。事實上，奧威爾清醒地意識到了西班牙首都的關鍵角色。看來似乎很有可能的是，奧威爾懷疑辛克萊·勞特的政治忠誠（當兩人在英國又一次見面時，奧威爾仍懷疑辛克萊·勞特的政治忠誠），才不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吐露出來。5月9日，奧威爾在大陸旅館寫信給維克多·戈蘭茨。這封信語氣相當從容鎮定。信中說他喜歡戈蘭茨為《通向威根堤之路》一書所作的前言；回信之所以耽擱是由於自己「有點忙」。他還告訴戈蘭茨，過幾天他就要回前線了，並可能待到8月份。「8月過後，我想我應該回家了，因為我的另外一本書要動手了。」假如沒有差錯的話，他應該在不到六個星期後就能返回英國。可是事情的發展卻並非如此。
正如肯尼思·辛克萊·勞特指出的那樣，阿拉貢前線並無多少戰事。遇到的主要麻煩是狙擊手：雖然法西斯的戰壕遠在150多碼開外，但都處於較高的地面和兩翼。天剛濛濛亮，太陽剛爬上山谷，奧威爾頭件事就是點上一支煙，站在共和軍的戰壕前土垛後面盡情地抽著。他一直都有這個習慣。土垛專為西班牙人堆造的。比起來。西班牙人的身高要矮6至8英吋。這樣，奧威爾的頭和肩膀都露了出來，映襯在天空中。布蘭思韋特曾提醒過他：「埃裡克，你知道，總有一天你要掛綵的。」5月20日清晨，托洛茨·米爾頓下半夜站崗，他記得這是一個不同尋常清新無比的早晨。「日出簡直太美了！」5點鐘，奧威爾來接他的崗。奧威爾爬上堆起的沙包，把頭靠在土垛上。這時，一顆子彈「嗖」地飛過來，奧威爾立刻翻倒在地。布蘭思韋特認為子彈是從統一工黨戰線附近的法西斯佔領的教堂打過來的。在《向加泰羅尼亞致敬》一書中，奧威爾靜心坦然以慣常超然客觀的態度回憶著。他說自己感到處於爆炸的中心：一聲巨響，一道眩目刺眼的閃光，一次被電擊中的感覺，隨之，全身乏力，癱作一團毫無知覺。起初，奧威爾想鄰近射來的子彈只是很偶然地射中他，但隨即就意識到子彈是朝著他的身體的正前方打中他的。子彈速度很快，開始時連擊中身體哪個部位都無法得知。但是，當米爾頓抱起他的頭部時，一股鮮血從頸部湧出。奧威爾想張口講話，卻發現自己發不出聲音。他又試了一次，總算勉強用微弱的聲音問自己哪裡負傷了，他被告知是喉嚨的地方。當把他抬起時，血又從他的嘴邊流了出來。奧威爾聽到身後一個西班牙民兵說子彈直接穿過了他的脖子。
奧威爾認為自己要死了，因為子彈既然穿透了喉嚨，就不可能不傷及頸動脈。當他被抬上擔架時，一直麻木的右胳膊忽然有疼痛的知覺，這讓奧威爾感到生還的希望。四個人抬著他從前線走了一英里半，把他送上了一輛救護車，醫生為他包紮了傷口，使用了嗎啡，然後送他去了西塔莫。在那裡，傷病員的數目達到一定時，救護車就繼續前行到巴巴斯特羅。這可真是一次可怕的旅程。汽車在低窪不平的路上行駛著，奧威爾想起自己小時候在白城展覽會時去集市乘坐的晃蕩晃蕩的車子。更糟糕的是，西塔莫的勤雜工忘記把病人繫在擔架上。奧威爾還有氣力把自己繫好，但有一個傷員卻滾落在汽車的地板上。最後在到達巴巴斯特羅後，他又被送往列利達省的一家醫院。這家醫院既收治軍人也收治平民。
5月22日清晨，艾琳在考普的催促下從巴塞羅那趕來看望他。他的狀況尚好，只是說右胳膊痛，還有左側身體痛，但這與其說是由於喉嚨的傷，還不如說是由於戰壕引起的精神崩潰狀態所致。奧威爾嗓音嘶啞，但還能讓人聽清楚。艾琳在返回巴塞羅那後，曾發過一份措辭謹慎的電報給他的家鄉索思伍德鎮，上面寫著奧威爾身體狀況進展「良好」，沒有必要驚慌。這也許是事實，但事實上，奧威爾沒有接受任何診療與醫治。他發現，列利達省的這家醫院實際上只是一個距離前線較近的更大的一個醫療轉運營，一個中轉站。傷病員要在這裡停留數日，有機會他們才能被送到巴塞羅那和達拉哥那省的專家醫院。起初奧威爾不能起身走動，他就習慣性地睜著圓亮的眼睛，打量著病房裡進進出出的人。他注意到鄰床的那位傷員服了藥之後，排出的尿液竟是綠色的。奧威爾還見到了他在前線第一個星期碰到的兩個少年民兵。他們來醫院探望一個朋友。由於不知道如何安慰奧威爾，他們放下一些煙草就尷尬地逃走了。奧威爾右臂依然作痛，身體左側也疼痛，但這不是由於傷口的原因，的確很奇怪。不久奧威爾就可以自己起身了。醫院裡有一個花園，花園裡有水池，池裡養著金魚。奧威爾時常呆呆盯住一種灰色的小金魚，一盯就是幾個小時。他以一種釣魚者的目光，把這看作轉院無望的不祥預兆。許多人，甚至一些身體狀況還要糟糕的人，都覺得前景黯淡。許多重傷、骨折的傷員躺在病床上，傷口處或綁著繃帶，或打著厚厚的巴黎石膏。傷口的說明在外面用鉛筆寫著。繃帶、石膏通常在病人到達巴塞羅那和達拉哥那省的專家醫院後才取下，而這要等到10天以後。
奧威爾得到通知自己要被送往巴塞羅那。但事實是5月27日他被送往的卻是達拉哥那省。這又是一次噩夢般的旅程。他們坐的是三等艙車廂，車廂內到處擠滿了重傷者，他們的精神狀態瀕臨於崩潰。他們的到達還有一段小插曲：當運送他們的火車緩緩駛入站內時，一列滿載來自國際縱隊人員的列車即將出發。這象徵著戰爭的本質。奧威爾沉思著：多麼具有諷刺意義呀！新兵意氣風發開赴前線；傷者卻拖著殘缺的軀體離開；敞篷卡車上的大炮讓人熱血沸騰，揮之不去的戰爭陰霾重新為戰爭光榮所掩飾。這些自願者多半來自意大利，幾周後就會有人戰死在他們開赴的維斯卡省的戰場上。
奧威爾在達拉哥那省待了近3天。他在慢慢恢復元氣，有一天，他獨自一人竟然走到海濱。這裡生活井然如舊，奧威爾突發奇想，真希望看見有人溺水，「但這麼淺不冷不熱的海水不會發生這種事」。終於有醫生為他檢查了。醫生告訴他，他永遠不會恢復嗓音了，因為他的喉嚨已經「碎」了。子彈差一點點就擊中他的頸動脈，他撿了一條命。後來經過確證，他右臂疼痛是因為子彈的外殼末端穿過他頸後的神經束。比較切實的想法是進一步轉院。5月29日，艾琳和考普把他接到了巴塞羅那郊區的莫林療養院。這是一家由統一工黨經營管理的醫院。第二天，他的嗓音有些改善，以前相隔幾英尺別人就聽不見了；他的胃口也比以前好。在醫院裡，他還碰到了其他幾個英國人，其中有亞瑟·克林頓、斯特拉福德·考特曼。他們因為有患結核病的跡象，被從前線送了回來。
奧威爾不會再參加戰爭了。6月1日他接受了巴塞羅那大學格勞教授的全面檢查。診斷的結果是「喉右側擴張神經粘膜破損而導致喉嚨不完全癱瘓」。子彈是從氣管和頸動脈之間穿過的。推薦的治療方法是電療，由該市總醫院巴拉奎爾醫生負責。巴拉奎爾醫生擅長於神經干擾的電療。考普一向非常關注奧威爾的情緒變化。他給艾琳的哥哥寫了一份關於奧威爾身體狀況的報告。其後，從6月初，艾琳就例行同從郊區歸來進行電療的奧威爾一起住在大陸旅館。那時，他已決心返回英國。他的身體還很虛弱，但為了獲得那份證明他履行職責的正式公文，他必須到前線附近的一家醫院去向醫療理事會陳述，然後再返回到西塔莫，在統一工黨總部為公文蓋章。奧威爾寫給西裡爾·康諾利的信中還談起自己希望早一點同他見面。「如果我能拿到正式公文的活，那我應該在約兩個星期後回家。」他心力交瘁，聲音嘶啞，疼痛難忍。他急於想同他人分享他的西班牙種種經歷：「我目睹了諸多令我愉快的事情，最終我真的對社會主義充滿信心。我以前從未如此。」幾天後艾琳寫給勞倫斯·奧桑尼斯一封信，說奧威爾身體好轉，聲音逐漸恢復，胳膊有了更多的知覺，但他心情十分憂鬱沉悶。艾琳瞭解丈夫的心理，覺得也不是件壞事。
當時已近6月中旬。距奧威爾上次離開巴塞羅那已近一個月了，但那裡的政治硝煙卻仍未平息，依舊危機四伏。許多傑出的統一工黨成員，包括著名礦工領導人的孫子鮑勃·西米雷，仍關在大牢中。鮑勃·西米雷是一個呼風喚雨式感召力強的人。國外人士則以「潛逃者」的身份遭到逮捕。突擊隊巡邏在大街小巷，滿城的人都對巷戰會捲土重來懷有恐懼感。政局越來越不安寧。5月中旬共產黨人曾發動過一場內閣危機。卡鮑雷羅總理辭職，由尼格林接任。尼格林領導的是一個肅清左翼分子的政府。無政府主義分子沒有加入其中。革命在倒退：蘇聯的影響在與日俱增。事情突然發生變化，充滿了不祥之兆，這一切似乎是蓄謀已久的。奧爾夫是西班牙蘇維埃內務部秘密警察的負責人。早在1936年12月，他就信誓旦旦向莫斯科總部保證「清除由托洛茨基分子組成的統一工黨容易得很。」奧威爾很清楚巴塞羅那傳播的流言蜚語，但他仍要完成個人任務。考普因為要尋求工程部的一個特殊職位，要去巴倫西亞。奧威爾先去看望了他，之後就動身前往西塔莫。在那裡，槍戰仍在進行，後備部隊隨時待命。奧威爾晚上睡覺躺在地上，把一個子彈盒當作枕頭。以後的幾天裡，為了那張公文，他不停地穿行於一家又一家醫院，疲憊不堪。終於在蒙佐醫院有了著落。一個樂呵呵的醫生在證書上簽了名，以證明他再也無法講話。奧威爾等候檢查，耳邊不時傳來外科室裡因未上麻醉而痛苦萬分的病人的尖叫聲。當走進房間時，他看見椅子橫七豎八，地面上滿是血跡、尿漬。
不管怎樣，他畢竟拿到了第29師蓋了章的公文，還有一份上面寫著「殘疾」二字的醫學證明。現在他可以自由自在返回英國了。沉浸在這重新獲得的自由的喜悅中，奧威爾覺得自己終於可以好好「看看西班牙了」。因此，整整一天，他都徜徉在當地的手工藝及藝術品之中。這自然很好地表現出奧威爾內在敏銳的觀察力。比如，他饒有興趣觀察著手工藝人製作羊皮瓶。他發現工藝完成時，羊毛竟附在瓶的內側。當人從瓶內取水喝時，水其實都經過了羊毛過濾。奧威爾突然感到自己遠離鼠類猖獗的戰壕，遍地的污物，眼前呈現的是這番情景：白皚皚的山嶺，穆爾人輝煌的宮殿，醉人的檸檬種植園，披著黑面紗的少女。這種心情一直停留在他的心中，甚至在他返回大陸旅館途中在一家餐館就餐時，也未消失。一個慈善的上了年紀的侍者問他：喜歡西班牙嘛？還會回來嗎？噢，喜歡，我還會回來的。他答應著，儘管他的聲音嘶啞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