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大陸旅館後，西班牙那洋溢著友好親善、彬彬有禮的氛圍和浪漫氣息頃刻間被擊得粉碎。回來時，他看見艾琳坐在沙發上。艾琳一副很隨意的樣子，用胳膊勾住他的脖子，面帶微笑但聲音急促地對他說：「快走。」奧威爾怔了一下，艾琳又重複了一遍。最後，他任由自己被拉到樓下。下樓梯時，他們碰到了一個認識的法國人。他告誡奧威爾不要等著警察找上門再想到離開。有一個工作在旅館的統一工黨的成員從電梯裡跳出來，也催促他們快快離開。到了大街上，艾琳向他講述了他不在時發生的事情。統一工黨已遭到鎮壓，所在的辦公大樓已查封。凡是與統一工黨有一絲聯繫的人，抓到的就被關進監獄裡。這一切是從6月15日開始的，正是在同一天，奧威爾動身前往西塔莫，統一工黨領袖安德烈斯·尼恩被抓，范肯旅館遭搜捕。第二天，該黨被宣佈為非法，幾個小時內，行政委員會裡所有成員，足有40個人，全都關進監獄。在初次血腥洗劫後的約一周，城裡傳言說尼恩已被槍斃。奧威爾似乎是6月21日晚回到巴塞羅那的，距離他34歲生日還有4天。毫不諱言，掀起對抗統一工黨的運動必然涉及採取很多見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在6月中旬，為了防止開赴前線的軍人產生牴觸情緒，不讓他們瞭解事實的真相。在遭到肅清的日子裡，奧威爾心裡猜測著，一定會有幾個人在遭到暗殺時，仍全然不知共和黨派的報紙已宣佈他們為法西斯分子了。
怎麼辦？尤其他的朋友境況如何？莫林療養院已遭到搜捕：威廉斯和考特曼躲了起來。麥克奈爾也躲了起來。而考普卻被抓入獄。他是在準備赴前線回大陸旅館取行囊遭此劫難的。奧威爾明白艾琳能逃脫，主要是她善於利用自己年輕貌美作誘餌。兩天前的晚上，大約在凌晨4點鐘，6個便衣警察闖入旅館，進入他們的房間進行搜捕。他們搶走了奧威爾的日記、書籍、剪報，還有一堆髒衣服。可是，他們倒是漏掉了護照和支票簿。即使發生了這一切，奧威爾還是感到迷惑不解，他和艾琳陷入了什麼樣的現實，他無法相信自己正處於危險之中。艾琳逐漸讓他意識到他們危險的處境。他們竭力召集還留在城中的朋友，計劃著逃離西班牙的路線。唯一的途徑就是生活低調，不要暴露自己與統一工黨的聯繫。艾琳採取的第一步就是把奧威爾的民兵卡撕得粉碎，還有那張與其他民兵合影，背景是飄揚的統一工黨的黨旗的照片。他們相約第二天在英國領事館見面。考特曼和麥克奈爾也將按時到達。他們知道單是英國領事是不能讓他們順利安全返回英國的。想離開西班牙，護照必須蓋有三個章：警察局、法國領事館和加泰羅尼亞移民局。由於無安全安身之地，奧威爾一直不停地走，最後停在前段日子他進行電療的總醫院附近的一個地方。他鑽進了一個防空洞，但洞是新挖的，裡面潮濕，還在滴水。最後，他來到了一個燒成廢墟的教堂，在殘垣斷壁之間，總算找到了一個洞，在裡面休息了幾個小時。
1937年6月底的幾天，對於與統一工黨有瓜葛的人來說，巴塞羅那的生活可真難熬，根本無娛樂可言。幾位倖存者，包括政治上反對奧威爾的人，都說局勢其實沒那麼危急。其中一人說道：「我單獨一人走在大街上，我從不保守我就是統一工黨黨員的秘密。沒有什麼閒言碎語，我從沒感到別人有敵意。」布蘭思韋特返回西班牙休假，在列利達省已得到一些風聲。人們告訴他盡快脫掉制服，毀掉文件。可是，不可置否，奧威爾的生命還在危險之中。奧威爾和艾琳的逮捕令已發出；緊接著的一個月中，巴倫西亞一份裁定間諜罪、叛國罪的報告又依法判定兩人是「托洛茨基分子」及統一工黨英國獨立工黨的密探，其根據是查收到的信件。奧威爾和艾琳若再待在西班牙，他們必將遭到處決。時間在流逝，他們身陷困境，只有等著複雜艱難的談判進行順利，他們才可以逃離出去。奧威爾在這片教堂的廢墟中醒來，又走回市中心。高高飄揚在統一工黨大樓的是共和黨的旗幟；蘭布拉斯大道的街尾的公共佈告欄裡貼著數張反對統一工黨的漫畫。碼頭附近，一群統一工黨的民兵肆無忌憚地疲憊懶散躺在擦鞋匠用的椅子上。他們就這樣過夜的。10點鐘，他來到了英國領事館，一會兒麥克奈爾和考特曼也到了。他們帶來了一個不幸的消息：鮑勃·西米雷已死於獄中，原因可能是闌尾炎。又過了一會兒，他們見到了馬約裡和布蘭思韋特。布蘭思韋特處境更為不妙，他來西班牙持的是短期護照，現在早已過期了。
那天下午，他們去獄中看望考普。在那樣的情形下，這絕對是勇敢之舉。奧威爾注意到，這兩間房子原先是商店的底層，關押著政治犯，現在押人數已近百人，擠得滿滿的。有幾個人還是莫林療養院的傷員。沒想到，考普神色自若，精神尚好。「我想我們要被槍斃的。」他邊說從人群中擠了出來。考普出獄儘管希望渺茫，但還有一絲絲可能。考普說他的文件中有封信，是軍事部寫給管理工程上校的。如果能把此信找回，那就可以證實考普的忠誠。但是，這封信正押在警察局長的辦公室裡。這只能讓還未收到這封信的上校完成這項任務。奧威爾沒有為迷宮式的繁文縟節打退堂鼓。他冒著危險揚招一輛出租車徑直趕到碼頭附近的戰時部。意想不到，他馬上被允見到了上校的副官。這位副官聽了奧威爾原原本本的解釋，認同這是一次差錯。他問起考普少校在何處供職，奧威爾回答他和考普都屬於統一工黨的。副官很吃驚，但他仍舊進了上校的辦公室去請示。房間裡清楚傳來兩人激烈的爭論的聲音。但沒多久，他就出來了，示意奧威爾跟他走。信從警察局長的辦公室拿回來，副官說他會將此信送到上校的手裡的。在警察局長的辦公室外面，當著一幫坐探的面，副官與奧威爾握手言別。奧威爾很感動，「簡直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公開與德國人握手一樣。」
奧威爾和考特曼當天夜晚就露宿在一片荒蕪廢棄建築工地旁邊的草地上。野草長得很高。奧威爾後來承認，他們過的是奇怪的雙重生活——夜晚，幽蕩在市井的後街；白天，裝成有錢的英國遊客四處飄蕩。第二天下午，他和艾琳最後一次探視考普。他們想盡一切辦法，仍毫無結果。考普的上司仍未能將他解救出獄。多虧英國領事館，現在他們的護照問題有眉目了。他們最初想搭乘下午開往波港的火車，但奧威爾到車站後，發現火車早就離開了。艾琳返回旅館。奧威爾、麥克奈爾和考特曼3人在車站附近找了一家飯店吃飯。店主是全國勞動同盟的盟員，3人終於在這裡找到樓上一間房，好好睡一覺了。奧威爾尋思著，接連五個夜晚自己都是和衣而眠，今天夜晚總算可以脫掉衣服痛快睡覺了。第二天清早，他們連同艾琳終於搭上了火車，暢通無阻、平平安安地穿越了邊界。考特曼記得麥克奈爾鼓動他讀英國桂冠詩人約翰·梅斯菲爾德的一本詩集，以表達對當局忠心耿耿。他們本來就無需擔心。他們的名字並沒有列入邊防出境所的嫌疑犯的黑名單上。哨兵從頭到腳對他們檢查了一番後，他們終於踏上了法國的土地。奧威爾發現，能夠印證自己6個月西班牙之行的只有兩樣東西：一個山羊皮做的水瓶，一盞阿拉貢當地農民使用的橄欖油小油燈。他們抵達法國的第一件事，就是衝向雜貨攤買香煙，口袋裡塞得滿滿的。他們看到的第一份報紙就是整篇報道麥克奈爾因間諜罪而被捕，令他們感到很奇怪。不過，這也可算得上他們留下的備忘錄。
麥克奈爾和考特曼繼續前行到巴黎。奧威爾和艾琳決定在沿線的法國第一站——海濱城市巴尼亞斯就下車。海濱城市巴尼亞斯是法國的一個寧靜的海濱小鎮，他們打算在這裡待幾天。令人不悅的是，這個地方支持佛朗哥的勢力猖獗：奧威爾不會忘記，在他們經常光顧的咖啡館裡，一個親佛朗哥政府的侍者為他們拿開胃酒時對他們投下敵視的目光。距小鎮開車1小時之遠的另一個城市佩尼昂市，情況則不同。那裡各個政府派別相互攻訐，各自為政，其中還有統一工黨的支持者。他們在那裡還遇到了芬納·布羅克威並一起待了幾個小時。芬納·布羅克威那時還費盡心思想以獨立工黨主席的身份進入西班牙。奧威爾聲音微弱沙啞，對目睹的一切義憤填膺。在巴尼亞斯，他度過了自己34歲的生日，感到倦怠灰心。天氣變化多端，海上波濤洶湧。幾天裡，精神低沉，理想破滅。他們想要從低落的情緒中自拔，卻不知所措。奧威爾早已膩煩了海濱小鎮。他們繼續北上巴黎，途中田野風光鬱鬱蔥蔥，遠非貧窮西班牙所能比。渡過英吉利海峽後，乘火車最後終於到達了風景如畫、平靜寧和的英格蘭南部。望著窗外綠得發亮的夏天的草地，奧威爾心田里湧起一種超然脫俗的奇怪感覺。他想，當一個人穿過綠油油的四野，望見的是整整齊齊的樹籬時；尤其當一個人靜靜地坐在火車車廂裡舒適的坐墊上，剛剛忘卻暈船的感覺時，的確，對他而言，很難想到世界的另一地方正進行著血腥的戰爭。
奧威爾之像
這裡既沒有奧威爾真實聲音的錄音，也沒有任何再現他本人身影的影片。這並不足為奇。畢竟電視當時還處在襁褓之中：奧威爾從未上過電視屏幕。但是在他生命的後期，各種攝影機已進入當時英國中產階層的門戶。在1930—1950年期間，肯定有人在某一時刻某一地點把鏡頭對準家庭舞會，對準赫特福德郡草坪上的獨立工黨的暑期學員，對準倫敦雷金特公園挖戰壕的防衛隊。也許，也許真的會捕捉到一個長得高高的、面容憔悴，留著齊刷刷硬髭胡的人。果然，天下真有那樣巧的事情。
巴雷特·詹金斯是２０世紀英國一位歷史學家，兢兢業業，勤勤懇懇。他是索思伍德小鎮上的人，現已過世。他的父親是該鎮第一位職業攝影師。憑著這種優勢，他默默地參加了那些歲月裡在索思伍德小鎮的大多數正式的社交活動。開始，他使用的是一架布朗尼盒式攝影機，後來又使用現在電影拍攝中仍在使用的拍攝固定角度用的三腳架。詹金斯先生採用這兩種方法交替進行，精彩地展現了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索思伍德小鎮的風土人情，鄉民們的各種娛樂活動，及活動激發起的高漲的集體精神。從畫面的講述中，可以得知鎮上的居民最喜歡集體活動。大家聚在一起，進行「打界」宗教活動〔這是英國古老的宗教活動，意在提醒人們生活界限的重要性，活動中人們沿著牧區範圍走一趟。——譯者注〕；進行紀念火車從黑爾斯沃思小鎮開往索思伍德小鎮的最後一次行駛的活動〔於1929年停運〕；畫面還記述了6年後，即1935年，喬治五世登基銀禧的紀念活動。索思伍德小鎮裡與奧威爾同期的大多數學生認為這裡的生活平淡乏味、令人生厭。任何突出個性的行為都被掐滅在萌芽狀態中，為資產階級所不齒。他們指出，對薩福克鎮生活貶損的言論已悄悄移化為奧威爾小說《牧師的女兒》中對「尼佩山」村人物肖像的描寫。但詹金斯搜集的史料卻與之不盡相同：這是一種充滿溫馨的、略帶拘禮的鄉村生活，人們渴望參與其中。無論是由每日郵報贊助的推球比賽〔這是一種巨大的橢球體，約有30英尺長，大多數隊會以失敗告終〕，還是在聖·埃德穆教堂外植樹活動。
畫面上索思伍德小鎮人頭攢動，到處是密密麻麻的扁帽子、鍾狀帽子，還有露著膝蓋的學童。我們來尋尋裡面的人物吧。詹金斯先生捕拍到1928年8月6日牧區居民的「打界」宗教活動。那時，奧威爾應該還在巴黎。在長達三分鐘的鏡頭一開始的兩三秒中，我們可以看見一個衣冠楚楚，頭戴寬邊的巴拿馬帽，身穿夏服的老人行走上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研究過奧威爾的圖片檔案，我有種預感：他就是奧威爾的父親理查德·沃姆梅利·布萊爾先生。但我並不是十分有把握。老先生正在悠然自得散步，看著身邊的熱鬧。簡短的影片中出現了一些身穿短袖衣衫的勞工在海邊築沙防禦的畫面，這是不容爭辯的。鏡頭中還有一個畫面，一個粗壯矮小蓄著髭胡的人漫步在人群中，戴著一頂扁帽子，嘴銜著一根香煙，一個身著夏裙的女人跟在他的旁邊。他的長相酷似當時如日中天英國作家H.G.韋爾斯。後經確證，這人是區檢察官赫斯特先生。幾年前，霍普先生填鴨式教學班上的憤世嫉俗的年輕人韋爾斯曾送給他一隻老鼠。
那麼奧威爾呢？他在哪裡？我在尋找著，在一群群聚集觀看推球比賽的人群中尋找著。這是一場在女士曲棍球俱樂部與針織工廠僱員之間的比賽。我還在通往索思伍德小鎮的最後一次搖晃的火車行駛的情景中尋找過他；在索思伍德海灘上秋天第一網中的銀光閃閃的鯡魚捕上岸時，我也尋找過他。但一無所獲。畫面上盡著數不清的扁帽子，精明勤儉的薩福克鎮民面孔。克裡頓鎮長穿著禮服，手拿執權杖，活脫脫《霧都孤兒》中那個愚蠢、貪婪、冷酷的教區幹事邦布爾先生。教區的牧師也戴著領飾。但是……1930年夏天，詹金斯先生拍攝到一些展示索思伍德小鎮盛大場合的鏡頭：迎接即將開幕的集市。當然，許多鏡頭對準人群——鎮長及鎮政府莊嚴地在環形路上進行首次乘車儀式——但是，有一剎那，鏡頭停留在大街上費力前行的牽引機車的隊列。在左邊的人行道上，一群男孩子簇擁著，有一個人由於高出近兩英尺，顯得鶴立雞群。他瘦瘦的，短髮，穿著一件高領衣，半是遊蕩，半是散步，走在路邊。攝影機的暫停鍵沒多大作用。將這架古老的攝影機定格，只得到一片模糊的畫面。膠片的底片上卻顯示了毫無疑問的畫面：一個人正拿著煙斗抽著煙。但據知，奧威爾從未如此。不過，這可能就是他。1930年一個夏夜，他正從父母家出來觀看來自雷頓緩慢沉重前行的牽引機車。這種想法讓我們有些興奮。在這裡，行走在扣著高高帽子的婦女和嘰嘰喳喳吵鬧孩子們之中，他感到小鎮生活的失落寂寞。這種生活他不喜歡，但卻無情冷漠地融入了他繼續前行的世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