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中國國民性，我們還要從歐洲人和乾隆皇帝的那次見面講起。
公元1793年，也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世界歷史上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的一個外交使團成功抵達中國，使團的目的是和中國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
使團的團長叫馬嘎爾尼。這個人是英國資深的外交家，二十多歲時就曾經做為特使，被英國國王派往俄羅斯進行重要談判，在舌戰中一舉成名，此後飛黃騰達，做過愛爾蘭事務大臣、格林納達總督和馬德拉斯總督。他走遍了大半個世界，這一年五十六歲，本來已經打算退休了。英國國王給他提供了很多有吸引力的官職，讓他隨便選擇，他都拒絕了。他這一生該見的都見過了，該做的都做過了，心滿意足，已經沒有什麼遺憾。
但是一聽說國王要派他前往中國進行訪問，他一下子興奮起來，立刻同意了。原來他是一個「中國謎」。
中國謎？是的，那個時代歐洲有許多中國謎，也就是嚮往和崇拜中國的人。那個時代歐洲不僅有中國謎，還有中國熱：一股嚮往中國的熱潮。
明代後期，隨著環球航道的開通，一些傳教士來到了中國。到了中國之後，所聞所見讓他們感覺非常震撼。他們沒有想到，中國幅員這麼遼闊，歷史這麼悠久，文化這麼發達。當時歐洲四分五裂，戰爭連綿。中國卻是個統一大帝國，幾千年來一直沿續著一種文明。在傳教士看來，中國有賢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機構，比歐洲強太多了。傳教士在發往歐洲的信中，對中國大加讚賞，還把中國的四書五經翻譯到了歐洲。因此歐洲文化界的許多著名學者都對中國文化大感興趣。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在他家的小禮堂中，畢恭畢敬地供奉上了孔子的畫像，他稱中國是「舉世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德國大數學家萊布尼茨被稱為「狂熱的中國崇拜者」，他認為中國擁有「人類最高度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技術文明」。
今天的中國積極向西方學習，與世界接軌。那時歐洲學者們卻說，要向中國學習，要與中國接軌。伏爾泰說，「在道德上歐洲人應當成為中國人的徒弟」。萊布尼茨甚至建議：「在我看來，我們目前已處於道德淪落，難以自拔之境，我甚至認為必須請中國派遣人員，前來教導我們關於自然神學的目的和實踐。」
馬嘎爾尼就是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中國謎，他一輩子最嚮往的事就是去中國。能到中國去，對他來講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事。他已經走遍了世界各大洲，從加勒比海到印度，但神秘的中國對他來講仍然是一個謎，一個讓他魂牽夢繞的謎。在並不知道自己可能出使中國時，他已經在詩句中這樣表達了對中國的嚮往：「彷彿我遊覽中國幸福的海濱，攀登她無比自豪的傑作萬里長城。眺望她波濤洶湧的江河，她的都市與平原，她的高山岩石和森林。越過北方疆界，探研韃靼曠野，不列顛冒險家從未到過的地方。」（轉引自《中英通使二百週年學術討論會論文集》）
他曾經在夢中多次遊歷了這個世界上最神奇的國家，如今有機會夢想成真，他怎麼會不激動萬分呢？
1792年秋天，馬嘎爾尼率領一支由三艘軍艦，和七百多人組成龐大使團，由英國的樸次茅斯港出發前往中國。經過九個月的艱難行駛，他們終於抵達了中國海面，見到了夢寐以求的中國。
但是一到中國，英國人就開始了一個又一個的吃驚。他們發現中國和他們想像的如隔天淵。他們經歷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劇變。
歐洲人傳說中國人是「全世界最聰明最禮貌的一個民族」。他們傳說，中國是以孔夫子的理論來指導的國家，整個國家就和一個大家庭那樣親愛和睦。「皇帝被認為是臣民之父……總督被認為是一省之父，知州為一州之父，他們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家庭生活那樣，用同樣的權威、關心和慈愛來主持工作」。統治者是「充滿了仁慈」的，老百姓則是誠實而禮貌的。萊布尼茨說，中國老百姓「服從長上，尊敬老人……中國（即使）農夫與婢僕之輩，日常談話或隔日會面之時，彼此非常客氣，其慇勤程度勝過歐洲所有貴族……」然而親臨其境的英國人卻發現，事實與此截然相反。英國人發現，中國政府的統治充滿「暴虐，壓迫和不公」，而老百姓對政府的態度則是「畏懼，欺瞞和忤逆」。
英國人與中國官員的首次交往，就讓他們看清了這個帝國維持秩序的基本手段：暴力。到達浙江沿海後，英國人需要一個熟悉海路的人把他們領航到天津。他們登陸定海，對當地總兵提出了這個請求。總兵對英國人極其熱情，一口答應，不過與英國人設想的出資招募不同，定海總兵的辦法是派出士兵，把所有從海路去過天津的百姓都找來。
英國人看到了意想不到的一幕，巴羅說：「他們派出的兵丁很快就帶回了一群人。他們是我平生所見神情最悲慘的傢伙了，一個個雙膝跪地，接受詢問……又有兩個人被帶了進來，他們似乎比先來的人都更能勝任這項工作，卻又早都不再下海，而是經商有成，無意再重操舊業。他們跪著懇求免除這趟勞役，但是毫無成效。皇帝的諭旨是不得違抗的。他們徒勞地哀告道，離家遠行會壞了他們的生意，給妻子兒女和家庭帶來痛苦，總兵不為所動，命令他們一小時後準備妥當。」
中國人司空見慣的一幕讓英國人不寒而慄，在歐洲這是不可想像的。走出了中世紀的英國人信奉的是「權力源於人民」「人格獨立與平等」「法律至上」「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尊重和保護它是國家的義務」。他們發現中國的信條則與此相反：「權力源於皇帝」「官員至上」「國家的需要壓倒一切」。英國人說：「總兵的專斷反映了該朝廷的法制或給予百姓的保護都不怎麼美妙。迫使一個誠實而勤勞的公民、事業有成的商人拋家離子，從事於己有害無益的勞役，是不公正和暴虐的行為。除非是在一個專制的，其子民不知有法而只知有暴君的國度，這是不能容忍的。」
讓英國人更震驚的是中國人的道德水平並不如傳說中的高。歌德說：「在他們那裡一切都比我們這裡更明朗、更純潔也更道德。」伏爾泰通過《中國孤兒》這樣表達他對中國人的看法：「我們的國朝是建立在父權與倫常的信義之上的，是建立在正義、榮譽和守約的信義之上的。孝順忠信禮義廉恥是我們立國的大本。」
英國人卻注意到，在暴力統治下，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出現了很大的扭曲，缺乏自尊心，冷漠、自私、麻木。中國政府派了一些人上船來伺候英國人。那些中國人給英國人留下了這種印象：「撒謊、奸詐，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臉紅」。英國人說：「他們一有機會就偷，但一經別人指出就馬上說出窩藏贓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飯時，我們的廚師就曾想厚顏無恥地欺騙我們。他給我們上兩隻雞，每隻雞都少一條腿。當我們向他指出一隻雞應有兩條腿時，他便笑著把少的雞腿送來了。」
當然，更讓英國人吃驚的是中國人的冷酷無情。使團的船經過運河時，一夥看熱鬧的人壓翻了河中的一艘小船，許多人掉進河中。巴羅說：「雖然這一帶有不少船隻在行駛，卻沒有一艘船前去救援在河裡掙扎的人……勸說我們船上的人開過去援救也得不到響應。不錯，我們當時船速是1小時7英里，這居然就成了他們不肯停船的理由。我確信這些不幸的傢伙中有幾個一定是喪命了。」
英國人說在世界其他國家他們不會看到這種現象，只有中國人這樣對自己的同胞沒有感情。
英國人分析說，中國人的這種國民性格，是中國統治者精心塑造的結果。因為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接觸過中國人，那些人看起來都很正常。在菲律賓群島、巴達維亞（今雅加達）、檳榔嶼，「和其他我們東印度公司屬地」，中國移民的「誠實跟他們的溫順和勤奮一樣出色……在那些地方，他們的發明創造和聰敏似乎也跟學習模仿的精確一樣出色」。然而，生活在自己國家中的中國人，卻遠沒有海外中國人那樣活潑自然，也缺乏創造力。他們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更膽小，同時也更冷漠、麻木和殘酷。
英國人注意到，在沒有官員的場合，中國人的表情也十分正常。只不過一旦有官員出現，中國人的神情立刻變了：「中國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謹，這是他們長期處在鐵的政權統治之下自然產生出來的。在他們私下生活中，他們也是非常活潑愉快的。但一見了官，就馬上變成另一個人。」
英國使團的成員們第一次向世界詳細描述了中國人的國民性格及其起因。巴羅說，「這些事例再清楚不過地昭示了中國人自誇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過就像我先前說過的，其錯當在於政治制度，而不在於民族的天性或者氣質」。
巴羅的話說得相當深刻：就現政權（清廷）而言，有充足的證據表明，其高壓手段完全馴服了這個民族，並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這個民族的性格。他們的道德觀念和行為完全由朝廷的意識形態所左右，幾乎完全處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中國朝廷有的是閒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願來塑造國民。這樣的實踐足以證明，中國朝廷在這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
「……灌輸清心寡慾的思想，摧毀相互的信任，培養人們的冷漠，使他們對自己的鄰居猜忌和懷疑，凡此種種朝廷煞費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們終止社會交往…… （中國人）滿足於在朝廷中沒有任何發言權，他們甚至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是否有任何權力。」
巴羅說，中國人缺乏自尊心，是因為政府從來沒有把百姓當成成年人來看待，而是當成了兒童和奴隸。「在這樣的國度裡，人人都有可能變成奴隸，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級官員的一點頭而挨板子，還要被迫親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類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為麻煩了官府來教育自己而謝罪。於是榮譽觀和尊嚴感就無處可尋了……人的尊嚴的概念巧妙地消滅於無形。」
「事實上一個奴隸是沒有榮譽可被剝奪的。依賴並受制於他人，沒有權利申述，這種狀況本身就是侮辱。不幸陷入這種境地的人不會有更大的羞辱感了。這種處境的惡果是數不清的，顯現在這個以風度優雅和政治文明著稱於世的——我認為是名不副實的——民族的一切方面。」
馬嘎爾尼對中國政權的結論更廣為人知：「這個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狀況，嚴格地說是一小撮韃靼人對億萬漢人的專制統治。」這種專制統治有著災難性的影響。「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的一百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成為半野蠻人。」
中國傳統文化中，並沒有「國民性」這個詞兒。
在和近代歐洲人迎面相撞以前，中國人一直自認為是天下的中心。只有中國人，才是世界上最文明、最禮貌、最有教養、最有文化的人，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是蠻夷。那個時候，不是別人妖魔化中國人，而是中國人妖魔化別人。確實，我們的老祖宗看世界，充滿了種族主義和文化歧視。他們認為別的民族都是粗野的、落後的，甚至半人半獸的，還沒有進化成完全的人。你看中國給周圍民族起的名字，不是「犬」字旁就是「蟲」字旁。比如「蠻夷」的「蠻」字，下邊就是從「蟲」。中國人描述起這些蠻夷的性格來，則是充滿了獵奇和誇大，「戎夷性貪」「夷性蠢野」「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無父無君」「不知禮義廉恥仁義道德為何物」等等。中國人對西洋人的歧視最為嚴重，因為他們碧眼赤髮的外貌與中國人相差最大。直到義和團時代，中國底層民眾還在一個揭帖中這樣評論洋人：「爾試攬鏡自照，爾模樣與畜生何異？不過能言之禽獸而已。」
而那時的周圍世界，對中國也是畢恭畢敬，充滿了崇拜和羨慕。在馬嘎爾尼訪華前，只有幾個歐洲人在與中國人的短暫接觸中，發出過零星的批評聲音。比如英國海軍上將喬治·安森在1748年出版的暢銷書《環球旅行記》。安森在乾隆初年曾不顧中國官員的警告率領船隊強行駛入廣州灣，修理船隻和進行補給。那時中國社會正處於最鼎盛的康乾盛世之中，可是他們對中國人印象十分不好。他們花了大價錢買來的物品不是腐爛變質就是缺斤短兩、殘缺不全，比如「動物的胃都灌滿了水以增加斤兩」。在安森看來，中國人的這些行為是不可理解的。所以他在《環球旅行記》說中國人的特點是不誠實，他說他每天都可以目睹中國人的不誠實行為，他也擔保中國的官員同樣是不誠實的。安森的部下對中國也有類似的記錄和見解，其中以理查德·沃爾特的記載流傳最廣。他描述了澳門官員的拖拉作風，「這一自私自利的民族對商船隊和隨行人員進行敲詐和欺騙的事例簡直不勝枚舉」。他舉例說：一次我們從中國人手中買了許多雞鴨，但沒過多久就死了大半。我們開始還以為是中毒，但檢查的結果卻是為了增加重量而在肚內填滿砂礫和石塊；買到的豬肉也灌滿了水，是中國屠夫宰殺時注進去的。商船隊離開時許多中國船跟在後面，撿拾起船隊扔下的許多動物屍體以便再次發財，因為「中國人從不反對吃任何自行死亡的動物食品」。他對中國人的總體評價是「感覺遲鈍」或「麻木不仁」。
不過這些零星的記載多感性描述而缺乏系統分析，加之這些書發行量不大，沒有什麼影響，對世界的中國觀並沒有起到什麼改變作用。
英國人對中國的造訪，像戳破一層窗戶紙一樣輕易打破了傳教士們在歐洲建造起來的中國神話。英使團為後代留下了厚厚的文字記錄，其中包括馬嘎爾尼寫下的大量公文、報告、書信與出使日記。
這是西方討論中國人國民性這個話題的開始。西方人的中國觀念從此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中國從天上掉到地下，從文明變成野蠻，從光明變為陰暗。歐洲人發現，多年來他們崇拜害怕的居然是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這個國家「沉淪在『卑鄙的暴政下』，皇帝昏庸暴虐，官吏貪贓枉法，百姓生活在棍棒竹板的恐懼中，他們禁閉婦女，殘殺嬰兒，奸詐、殘酷、膽怯、骯髒，對技術與科學一竅不通，對世界一無所知。一切都愚蠢透頂」。這讓他們感到奇恥大辱。「歐洲人好像大夢初醒。『現在該是讓中國人名聲掃地的時候了』批判貶低中國是一種報復。對自己受騙上當的經歷痛心疾首、惱羞成怒的歐洲人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
妖魔化中國的大門從此打開了。在馬嘎爾尼使團來訪四十多年後，英國人就發動了鴉片戰爭，輕鬆地打垮了中國。這讓西方人對中國更加輕蔑。西方的傳教士、外交官、商人和旅行家在鴉片戰爭後成批湧入並深入中國。這些西方人看到的中國城市每一個都那麼骯髒污穢，看到的中國人大部分文化落後，表情麻木呆滯。他們寫了大量遊記，來記載他們的所見所聞。
在這些遊記裡，中國是一個由辮子、小腳和鴉片組成的黑暗世界：
「許多年來，全歐洲都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荒謬最奇特的民族；他們的剃髮、蓄辮、斜眼睛、奇裝異服以及女人的毀形的腳，長期供給了那些製造滑稽的漫畫家以題材。」(《太平天國革命親歷記》）
這種中國形象發展的頂峰，出現在1896年李鴻章以中國最開明的政治家的身份出使俄國，參觀莫斯科盲童學校那一刻。後來成為魯迅好友的盲詩人愛羅先珂此時正是盲校中的一個小學生，他聽說有中國大官前來，特意跑到前列，與李鴻章握了手，然後蹲下身來，摸了摸李鴻章的腳，把李鴻章搞得莫名其妙。愛羅先珂後來回憶說，在那時俄國人的頭腦中，中國男人都穿著裙袍，套著小木鞋，因此都長著畸形的小腳。這個形象是如此離奇，所以他早就盼著能有一天親自檢驗一下。除此之外，愛羅先珂時代俄國人頭腦中的中國男人形象還包括「拖著滑稽的辮子，愛錢，只知道謀自己的利益，喜歡看酷刑，多妻，重男輕女對女兒冷漠無情，喜歡吃虱子，用黑貓當早餐……」
真不知道李鴻章當時如果瞭解了這個男童的動機，會作何感想。
鴉片戰爭後，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探討，已經成為一門顯學，許多人因此得到了「中國問題專家」的稱號。一方面是由於中西社會發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另一方面是西方人的「西方中心論」的優越感和殖民主義心態，他們對中國人國民性的探討局部很有見地，但整體上卻無法避免過於誇大中國人弱點的傾向。在他們眼裡，中國人身上優點有限，缺點無窮，比如「利己心強」「因循守舊」「理智混亂」「沒有時間觀念」「含糊對付」「沒有同情心」「愛撒謊」「不守信用」「表裡不一」……在所有的「中國人國民性專家」裡，最有名的是傳教士明恩溥。他在中國待了三十多年，曾經深入中國腹地，和不同階層的中國人，從達官貴人到街頭的乞丐和苦力，都打過交道，還學會了多種中國方言，寫下了著名的《中國人的氣質》一書。這本書一出版，就被認作是對中國人性格的「最深刻、最珍貴的研究」，成為到中國來的外國人的必讀書。他認為，中國人如同帶著鐐銬的犯人，在專制的統治下變得「腦力衰弱」「缺乏創造力」。他和中國人打了三十年交道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多方面的需要，歸根結底就是一個迫切的需要——人格與良心。」
從此之後，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就基本變成了負面，一直到今天，也沒有多大改觀。而「國民性」三個字，不久之後也進入漢語。從梁啟超到魯迅再到柏楊、龍應台，多少文化精英接力激烈批判中國人的劣根性，認定中國人身體裡有一種難以治癒的「過濾性病毒」。報刊雜誌上，關於「國民性」的案例和報導每每引起全體中國人的熱烈討論。當然，也有人說，所謂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西方的傳教士和鴉片販子對中國人「精神殖民」的一種手段，其目的是為了打擊中國人的信心，好乖乖接受他們的殖民統治。不論如何，「國民性」已經成為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最熱衷討論的一個詞彙，殆無疑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