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明代的國民性，我首先想到的三個字就是「流氓氣」。
明代社會的最大特點是，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呈現出「流氓」面貌。
首先是皇帝們。開國皇帝朱元璋出身流氓，這是盡人皆知之事。朱元璋最喜歡的肖子朱棣，表面上慷慨仁慈，處處以唐太宗為法，骨子裡其實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流氓。正史記載，當大臣匯報說他的政敵的女兒們「平均每天被二十條漢子輪姦。年小的都懷身，春節除（夕）夜生了個小龜子，又有個三歲的女兒」時，朱棣哈哈大笑，說道：「依由他，小的長到大，便是搖錢樹！」
明武宗朱厚照更是著名的「流氓皇帝」，他不愛讀書，不認識多少字。在位短短的十幾年間，曾收有100餘流氓做義子。他在出巡路上，和大臣抓鬮比酒，自己輸了卻不認賬。在揚州城到處追逐處女和寡婦，在清江浦把自己釣的魚賣給臣下，要價奇高，弄得有的大臣幾乎破產……
他的繼承者明世宗則是性變態，公開命大臣們進獻春藥，有時一天臨幸多達數十人。他派人到民間強搶了一千零八十個八歲至十四歲的幼女，來煉製「元性純紅丹」。為了採得足夠的煉丹原料，他強迫宮女們服食催經下血的藥物，許多人因失血過多甚至血崩而死。
我們再來看王公貴族。朱元璋的兒子們大半都有流氓性格。洪武初年，封在山西不久的晉王，威逼民間子女入宮，不中意者打死燒成灰送出宮外；將七至十歲的幼男閹割150多名，傷痕尚未痊癒，就令人送到府內，致使多名幼童死亡。朱元璋十三子代王，「早年作了多少蠢事就不必說了，到晚年頭髮花白了，還帶著幾個肖子，窄衣禿帽，遊行市中，袖錘斧殺傷人，幹些犯法害理的勾當」。末子伊王「封在洛陽，年少失教，喜歡使棒弄刀，不肯呆在宮裡，成天挾彈露劍，怒馬馳逐郊外，人民逃避不及的被親自斫擊，毫無顧忌。又喜歡把平民男女剝光，看人家的窘樣子，高興發笑。」（吳晗《朱元璋傳》）
到明代中後期，朱氏後人這種流氓氣愈演愈烈。伊王傳了六代到了六世孫朱典模時，有一次忽然把洛陽城門關閉，派人在城中大搶民女。共搶得七百多人，留下九十人供他玩樂，其餘的則叫其家人用銀子來贖。代王朱桂的後代也紹承家風。他的孫子輔國將軍朱仕則，強佔寺廟財產，被僧人告到地方官那裡，巡按御史因此上疏參了他一本。朱仕則聞聽此事，懷裡藏了一把小刀，直奔巡按御史衙門，要求御史為他平反。御史不准，他從懷中抽出小刀，麻利地割下自己的右耳，扔到御史懷裡，然後一個「撞羊頭」把御史老爺撞個倒仰，把這位御史老爺弄得狼狽不堪，無法招架。最後還是衙門裡人多，連推帶勸，總算把這位瘟神弄走了。
明代其他勳戚貴族大半都在地方上胡作非為。貴族階層流行的發財方式，是收養大批黑社會成員，把持行市，霸佔渡口，強行收稅。翊國公郭勳即以黑吃黑而聞名史冊。甚至孔聖人的後代，歷代衍聖公中，也出現了很多流氓成性的人物，比如孔弘緒貪淫暴虐，姦淫樂婦四十餘人，還無故勒殺一人……
看了以上數例，你也許會說皇帝王公們荒淫貪婪，歷代皆然，明代不過是特別突出罷了。那麼以下現象，則是歷朝歷代很少出現的風景，那就是連官員階層、和尚道士以及知識分子，也呈現出流氓化面貌。
我們先來看官員。
明代正統以後，從朝廷首輔到普通官員，爭相向皇帝獻房中術以邀寵，成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一道奇景。為了投皇帝所好，搜集各種房事秘方、炮製各式房中藥的風氣流行於官場之中。甚至一代名將胡宗憲因貪污被指控後，也不得不「獻秘術十四，帝大悅」。（《明史》卷二百五《胡宗憲傳》）
中國歷史上雖然屢有太監之禍，但士大夫們總還保持著表面上的尊嚴，不至於在太監面前卑躬屈膝。但在魏忠賢時期，很多三甲出身的資深文臣，都甘心拜倒在大字不識一個的魏忠賢腳下。進士翰林出身的顧秉謙以內閣首腦的身份，竟然在一次家宴中對魏忠賢叩首說：「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挽彎抹角地硬要給魏忠賢當乾兒子。另一位曾以兵部侍郎銜總督川貴的張我續更有高明的辦法，他因為有一個婢女是魏忠賢的本家，於是「加於嫡妻之上，進京八抬，稱『魏太太』」。公然以魏家姑爺自居。
魏忠賢「閹黨」成員大部分都是進士出身，飽讀四書五經，這些人居然都各有諢號，其形式如同一個黑社會團體：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又吏部尚書周應秋、太僕少卿曹欽程等，號「十狗」。又有「十孩兒」「四十孫」之號。而為呈秀輩門下者，又不可數計。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再來看僧道集團。明代的和尚道士們結交衙門、吃酒賭錢、靠詐騙為生，形成了一股風氣。有打油詩說：「三件僧家亦是常，賭錢吃酒養婆娘。近來交結衙門熟，蔑片行中又慣強。」嘉靖年間的陶仲文、段朝用等人，以長生之術為名，騙取皇帝的無數金銀，師徒之間因為分贓等原因相互揭發，甚至殺死對方的家人（《明史》卷三百七《陶仲文傳》，同卷《段朝用傳》）。龍虎山張真人張元吉，經常強奪民間婦女，詐取百姓財物。一有小忿，張真人就「指以偽造符錄，棰之至死」，前後殺死四十餘人……
明代士人的無賴化更是普遍。管志道評論說，秀才們「一呼則數十成群，強府縣以理處法外不可從之事。稍拂其意，則攘臂奮袂，哄然而起，提調官莫可誰何。於是『藍袍大王』之號興，而賢者卻為不肖者所累矣」。所謂藍袍大王，是因為秀才穿的是青衿。很多秀才替人包打官司，有了「訟癖」，而所訟者均無中生有，只不過是敲詐錢財而起。秀才們「尊訪行為父母，結衙蠹為前輩」，結為一體，「終年以訟為療貧之藥」。秀才們流氓化傾向如此嚴重，以致明代一則笑話說：凡市井之人相爭鬥，則曰，我雇秀才打汝！（以上參考陳寶良《中國流氓史》）
至於底層政權，其流氓化程度當然更深。明代小說中最有名的人物西門慶，就是底層社會精英流氓化的典型代表。他雖然不過是破落商人之後，又「不甚讀書」，但因為有流氓手段，因此在地方上十分吃得開：「因為這西門慶生來秉性剛強，作事機深詭譎，又放官吏債，就是那朝中高、楊、童、蔡四大奸臣，他也有門路與他們浸潤，所以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因此滿縣人都懼怕他。」他通過行賄，買通當朝太師蔡京，就輕而易舉地由一介流氓變成金吾副千戶。
正如金瓶梅中所描寫的，明代地方政府中，具體辦事人員也大多是流氓。基層衙門吏胥的流氓化，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明代通俗文學中，出現了大量的專靠吃衙門飯謀生的流氓地痞形象。如《禪真逸史》第六回：「老嫗有一兄弟，是本縣罷吏，人不能及：第一件，一張好口，能言善辯；第二件，一幅呆膽，不怕生死；第三件，兩隻鐵腿，不懼竹片。是衙門人取他一個諢名，叫做曾三絕……」
明代社會流氓化的根子，當然是大明王朝的開創者朱元璋。
流氓這一生存方式雖然令人不齒，然而一旦出現，即在社會中迅速蔓延，蓋因它擁有強大的生命力。流氓精神的核心是十六個字：不講規則，沒有底線，欺軟怕硬，不擇手段。因為不擇手段，它的身段異常柔軟油滑。因為敢於潑膽使用暴力，所以它的威懾力非常強大。因為骯髒下作，所以它可以使正人君子主動退避，將生存空間讓給它。它又因為狡詐機變，時刻可以披上「義氣、豪爽」的外衣，所以如同變色龍一樣可以適應不同的環境……
流氓這個物種出現之後，很快就獲得了生存優勢。流氓手段成為追逐權力必不可少的工具。
秦始皇之後的歷代開國皇帝，除了北魏隋唐等有少數民族血統者之外，幾乎都有著或濃或淡的流氓氣：漢高祖早年就是一個小流氓，就像司馬遷那部文筆生動的《史記》中記載的那樣：（高祖）從小游手好閒，不事家人生產作業。成年後，做了小吏，成天和那些衙役們勾肩搭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又沒錢，便跑到酒鋪賴酒喝。
劉邦的本家劉備是個織席小販，沒什麼文化。「先主不甚樂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其素質作為頗類當今黑社會小頭目，故能結識關、張，共同起事。
南朝的第一個開國皇帝劉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一直以賣鞋為業。為人剽悍，僅識文字，因好賭而破家，落魄至極」。
五代時五個開國皇帝均為流氓兵痞出身。十國的開國之君也大半如此，比如前蜀皇帝王建「少無賴，以屠牛、盜驢、販私鹽為事，裡人謂之『賊王八』」；吳越王錢謬「及壯，無賴，不喜事生業，以販鹽為業」。
正史對大宋開國皇帝趙匡胤出身多有掩飾，其實他亦出身遊民，其父流浪於杜家莊，做了當時誰都瞧不起的倒插門女婿。匡胤少而流浪四方，從軍後才漸漸發跡。
而朱元璋則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朱元璋出身赤貧，又做過遊方和尚，在社會上遊蕩過三年。晚年他曾頗為得意地對自己的子孫們說：我「閱人既多，歷事亦熟」，「人之情偽，亦頗知之」。（1959年，毛澤東談論劉邦的成功時說：「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瞭解人民心理。」）三年的流浪生活毀滅了朱元璋的道德底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成了他的生命哲學。在個人奮鬥和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朱元璋多次表現出他的流氓意識。
還從來沒有哪個王朝，在開國之初的制度設計中，將自己的自私表現得如此不加遮掩。開國之初，百姓貧困，朱元璋為禁止官吏們過度剝削，在詔書中打了個生動的比方：「且如人家養個雞狗及豬羊，也等長成然後用，未長成，怎麼說道不餵食，不放？必要餵食看放有條理，這等禽獸畜牲方可用。」在朱元璋眼裡，自己是天下的主人，普天下的人民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計數的財富，可以由他任意處置。朱元璋制度設計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個堅固的籠子，把這些雞狗及豬羊牢牢關在裡面，沒有一絲一毫逃逸作亂的可能。雖然朱元璋趕走了蒙古人，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漢族的光復，然而朱元璋的統治比蒙古人更為野蠻強硬。他繼承了蒙古人統治的精髓——戶口世襲制。他把全國人口分為農民、軍人、工匠三大類，在三大類中再分若干小類，比如工匠之中，還分為廚子、裁縫、船夫等。職業先天決定，代代世襲，任何人沒有選擇的自由。比如，如果你是軍人，那麼你的子子孫孫世世都是軍人，除非做官做到兵部尚書一職，否則不許脫離軍籍。同理，如果你爸爸是裁縫，那麼你和你的後代永遠都得以裁縫為生，不管你是六指還是殘疾。
朱元璋恨不得把全國人民都植物化，只產出果實供他享用。不過這畢竟只是一個美好的夢想，人畢竟是擁有雙腿的動物，需要四處走動。因此朱元璋又創立了中國歷史上最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在大明王朝，每個人一生下來，就會被政府登記在戶口本上。長成之後，子承父業，一輩子不許隨便遷移。「如今士農工商都要各守本業，醫生和算卦的只能在本鄉活動，不得遠遊。」如果你因為天災人禍在出生地生活不下去逃往他鄉了，那麼「地方有關部門必然窮究你逃到何處，行文到那裡，令當地官府捉拿你回原籍，依大明律問你的罪，命令你依然老老實實在原地居住，從事原來的職業」。
如果大明天下的百姓迫不得已想到外地辦事怎麼辦？朱元璋想出了一個好辦法：開「介紹信」。如果需要出門，請你到官府登記，經過嚴格的審批手續後給你開「介紹信」，或者叫「通行證」，用當時的話來講，叫做「路引」。朱元璋規定，全國人民，凡出門百里之外，就必須辦理通行證。到每村每鎮，吃飯投宿，都要檢查通行證。
朱元璋尤其重視對知識分子大腦的控制。他規定：「一切軍民利病，農工商賈皆可言之，惟生員不許建言。」這就杜絕了學生參與政治運動的可能。唐太宗通過科舉制度，把全社會的智力資源集中到功名利祿這一個指向，限制了智力活動的多極多向發展。不過在唐宋兩代，科舉制畢竟還發揮了許多正面功能。而朱元璋的改革，將科舉變成了一種災難。他規定應試者只能寫八股文，「專取《四子書》及《易》《書》《詩》《禮》《春秋》《禮記》命題。其文略仿宋經義，代古人語氣為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相對真知灼見，他更重視的是統一的規格，統一的口氣，統一的思想，以此來造成格式化的知識分子。明清兩代的讀書人因此只能「以摘經擬題為志，其所切者唯四子一經之箋、是窺是鑽，余皆漫不加省」。「自四書一經之外，鹹束高閣，雖圖史滿前，皆不暇目。」
朱元璋治國措施的第二個核心，就是防止任何人覬覦他的權力。
為了便於管理，防止豪門巨戶的出現威脅朱家天下的安全，在他統治的三十一年之內，朱元璋屢興大獄，以種種借口，把全國的幾萬戶豪門大戶殺得所剩無幾。到1397年，即他死前一年，戶部向他報告，全國有七百畝以上土地的僅剩下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一戶，並且把其詳細名單送呈這位多疑的皇帝御覽。朱元璋鬆了一口氣。
相對於富戶，那些開國元勳的威脅當然更大。在朱元璋的統治後期，他精心策劃了數次巨案，有效地清洗了當時上層社會幾乎所有智商比較高、權力比較大的人。他們之所以頭顱落地，原因很簡單：他們的才智對朱元璋的家業穩固構成威脅。他殺人不眨眼，「所殺的人，從開國元勳到列侯大將、部院大臣、諸司官吏到州縣胥役、進士監生、經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親侄兒、親外甥，無人不殺，無人不可殺，一個個的殺，一家家的殺，有罪的殺，無罪的也殺，『大戮官民，不分臧否』」。為了鞏固權力，他對什麼人都下得了手，甚至連自己的兒女親家李善長也不放過。李善長是開國元勳，被殺時已經七十七歲，替朱元璋辦了三十九年事，位極人臣，為人也老實本分，本以為能把尊榮富貴享到頭，誰料朱元璋借口星象不吉，需要殺大臣應災，李家及其妻女弟侄家七十餘口被殺。由於需要殺的人太多，他也懶得編造像樣的借口，後來就一律說他們「串通」「謀反」。
朱元璋以流氓手段治國的第三個表現就是大搞特務治國。因為出身卑賤又防範心重，朱元璋對治下的臣民表現出強烈的不信任心理。因此他對臣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包括私生活，表現出一種病態的關注。為了滿足這種病態心理，朱元璋在中國歷史上首創了類似秘密警察的特務組織——「錦衣衛」，用他們來監視全國臣民的一舉一動，並且明目張膽，毫無顧忌。錦衣衛「檢校」無事不查，無事不報，社會的每個層面都在他們的偵察範圍內，人人懼怕，朱元璋卻十分欣賞，說：「有此數人，譬如惡犬，人則怕」（《國初事跡》）。
朱元璋生怕別人在背後議論自己，因此特別喜歡偵察臣下的私生活，「（宋濂）嘗與客飲，帝密遣人偵視。翌日，問濂昨飲酒否，坐客為誰，饌何物。濂具以實對。笑曰：『誠然，卿不朕欺。』」老儒錢宰嫌政務太煩，作詩說：「四鼓鼕鼕起著衣，午門朝見尚嫌遲，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特務偵知報告。第二天，「患者」在朝廷上召見錢宰，說「昨日好詩，然何嘗嫌汝，何不用憂字？」遂遣錢宰回籍，說：「朕今放汝去，好放心熟睡。」國子監祭酒宋訥有一天獨坐生氣，特務偷偷給他畫了張像，第二天「患者」拿給宋訥看，詢問他為什麼生氣。
朱元璋的子孫們更繼承太祖遺風，將國家恐怖主義推展到極致。明成祖朱棣上台後，對「錦衣衛」一家獨大還不放心，又設了「東廠」來與錦衣衛互相監督，後來又有「西廠」「內行廠」等陸續成立，以特務監視特務，讓特務相互競爭。明朝皇帝治國，大都不把法律當回事，也就是說對自己建立的「明規則」並不尊重，而是隨心所欲地法外施法，刑上加刑，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黑社會式的治理方式。為了滿足皇帝們的窺探心理，特務們刺探的範圍無所不包，甚至一些張家長李家短，柴米油鹽之類的俗事也要匯報給皇上，在宮中當作笑話流傳。皇帝甚至派特務假冒僕役到大臣身邊充當臥底，有時長達十幾年之久。明末許多筆記小說都記載過一個類似的故事：一位提兵在外的大員，身邊有個多年隨侍的僕人，極受信任。一日，這僕人突然來辭行，因主人竭力挽留，才說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原來他是東廠的探子，多年來一直負責監視主人的一切行動，由於主人長期以來行為端正，東廠當局認為無須再加以監視，所以召他回去另安排任務。主人得知這些情況，嚇出了一身冷汗。
中國歷代王朝的運轉，總要套上一件文質彬彬的外衣，只有明代的皇帝們撕掉了這層外衣，赤裸裸表現出對他人的防範和賤視。從某個角度來說，明朝是一個由流氓建立的、以流氓規則運轉的流氓社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以流氓手段治國，自然就要依靠流氓，因此明代政治的另一大特點是流氓與權力的高度結合。明代的特務機關所用的人都是從各個角落搜羅來的流氓。因為皇帝對他們的高度信任，東廠和錦衣衛的秘密警察特權幾乎不受限制，因此他們就充分利用手中的特權，把辦案當成發財捷徑，為非作歹，敲詐百姓。他們經常無中生有，憑空陷害那些富戶，如果不給他們足夠的賄賂，就將他們抓起來羅織罪名。有時有些素質特別低下的特務乾脆直接闖到富裕人家索要錢物，要是不給，就立刻把戶主拷打一番，然後將其全家甚至鄰居家擄掠一空。也就是說，明代特務機關簡直變成了一個公開的強盜組織。這樣的組織對於流氓惡棍當然極具吸引力，於是「京師亡命，誆財挾仇，視幹事者為窟穴」，聚集在廠衛的周圍。
流氓們的大量湧入使這些特務機關呈現出明顯的黑社會面貌。明代東廠西廠錦衣衛內部，廣泛地使用黑話「切口」：他們把到各處打聽臣民隱私、搜集情報稱作「打事件」，「打事件」主要要靠各地地痞流氓提供線索，特務因此要給地痞流氓一定報酬，這叫「買起數」。特務尋找無人之處私設審訊室審訊叫作「打樁」，用酷刑勒索錢財，叫做「干酢酒」或是「搬罾兒」，暗地裡害人性命叫「壁挺」……
除了在特務組織中大量招聘流氓外，明代皇帝在某些臨時事務中為了最大效率地搾取社會財物，也允許太監們任用流氓。比如萬曆皇帝通過太監網羅地方黑惡勢力，充當稅監，指使他們用流氓手段搜括百姓。這些「稅監」在各地到處「暴力執法」，收取「保護費」，而萬曆皇帝則成了這個黑社會組織的「老大」和保護傘。
貢斯當敘述專制權力如何摧殘社會道德時說道：（專橫的權力）毀滅道德，因為缺乏安全感就不會有道德。……德·彼夫說，在受到瘟疫襲擊的城鎮中，道德會出現突然的墮落：垂死的人掠奪垂死的人。專橫權力對道德的影響，就像瘟疫對人的影響。每個人都會拋棄同命相連的受難夥伴。每個人都會公開放棄他們過去生活中的契約。
明代特殊的制度設計和統治作風對民族性格產生了不可逆轉的影響。通過強硬而殘暴的政策，朱元璋把傳統文化中的負面因素放大到影響整個國家的性格。他的強橫殘暴，使中國民族的整體性格又一次大幅度軟化，他將社會個體的自主性摧毀殆盡，人們原本不多的自尊意識更被掃除一空，奴性從明代開始，在人格空地上如同野草一樣長得更加茂盛。
雖然在朱元璋活著的時候，用駭人聽聞的嚴刑峻法壓制住了官僚系統的腐敗傾向，但一旦這種超常的高壓消失，腐敗必然報復性反彈，因為官僚體系已經喪失了道德支撐。用學者王毅的話說，明朝中後期官僚體系的日益墮落，使得流氓文化在官場中成為主流文化，具有了「國家行為方式」的典型特徵。跑官買官、黨同伐異，欺詐算計、營私舞弊，已經成了整部國家機器體內最為熱衷的興奮點，行賄受賄成了官僚機器必不可少的潤滑劑。人們對官員貪污並不痛恨，只要你真的能為別人辦事。嘉靖時兩廣提督殷正茂「性貪，歲受屬吏金萬計」，但舉朝上下竟然都給他很高的評價，說他雖然「收錢」，但是也「辦事」：大學士高拱曰：「『吾捐百萬金予（殷）正茂，縱乾沒者半，然事可立辦。』時以（高）拱為善用人。」（《明史》卷二百二十二《殷正茂傳》）
隨著社會日益腐敗，幾乎每個社會成員都從中學會了顛倒的社會規則：「故夫飾變詐為奸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禮者，不免於饑寒之患。」「上樑不正下樑歪」，底層百姓們無條件地接受了流氓規則，他們相信，「強中更有強中手，惡人須服惡人磨」。對待社會上的不合理，只能用另一種不合理來壓服。「火到豬頭爛，錢到公事辦」，只要捨得敢於並善於用金錢去砸，一切事都可以辦成。流氓文化已經浸入晚明社會的空氣和水，誰都離不開它。「有錢就是爹，有奶就是娘」「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私酒家家有，不犯是高手」「見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爹死娘嫁人，各人顧各人」「要錢沒有，要命一條」「虱多不癢，債多不愁」……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俗語裡，大多數都是在明代流行開來的。
因此，明代後期底層社會風氣極為敗壞，造假之風大興。明代人以善於製造假銀子聞名。假銀子雖古已有之，可到了明代，其種類之繁，名目之多，手段之精，工藝之巧，都超越了歷代，登峰造極。據史料記載，明代人在白銀內添加或包藏鉛、汞、銅、鐵等金屬；細絲製假，有「以手搖動而成絲」「以鐵錐畫絲」「口含吹筒即吹之以成絲」「以濕紙吸以成絲」等方法；調節劑有硝、白信石（砒霜）、鹽、硼砂等材料；製作有傾煎、炒、煮、洗、擦、燒、嵌、焊、鋏、鋾等工藝。至於造出的假銀名稱更數不勝數了：銀錠有搖絲、畫絲、吹絲、吸絲、茶花、鼎銀、吊銅、鐵碎鍺、包銷銀、鈔仔銀、漂白鍺等等；餅銀也有九成餅、八成餅、七成餅、六成餅、梅白餅、鹽燒餅、白鹽燒、三鋏餅、車殼、倒茅餅等等，《杜騙新書》作者張應俞說「非言語筆舌所能形容」。在明代不少史料中，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時代「偽銀」的為害之烈。《明英宗實錄·卷一百三十九》就有這樣記載：「京城內外，有造諸色偽銀以紿人者，貧民被紿，往往窘忿致死。」《明憲宗實錄·卷二百一十》所收錄的戶部奏疏中更具體談到當時北京「偽銀盛行」的嚴重情形：「行使假銀，民間大害，而莫如近年為甚。蓋昔之假銀不辨，今則不可辨矣。昔之行使者尚少，今則多有之矣。昔猶潛蹤滅跡，今則肆無忌矣。甚至投靠勢豪，廣開兌店，地方不敢舉，官府不能禁，此萬姓之所切齒也。」
賣假藥在明代社會上也十分普遍。陳鐸在《折桂令·生藥鋪》中寫道：「助醫人門面開張，雜類鋪排，上品收藏。高價空青，值錢片腦，罕見牛黃。等盤上不依斤兩，紙包中那管炎涼。病至危亡，加倍還償。以假充真，有藥無方。」
當然，明代造假者花心思最多的還是偽造古董文物。明末的江南文人李日華說：「自士大夫搜古以供嗜好，紈子弟翕然成風，不吝金帛懸購，而猾賈市丁，任意穿鑿，鑿空凌虛，幾於說夢。昔人所謂李斯狗枷、相如犢鼻，直可笑也。」
明中葉之後，江南地區還出現了專門偽造歷史、胡編家譜的所謂「作家」。有個叫袁鉉的人，「績學多藏書」，為了發財，他在蘇州專門給人編族譜，「研究漢唐宋元以來顯者，為其所自出。凡富者家有一譜，其先莫不由侯王將相而來，歷代封謚誥敕、名人序文具在。初見之甚信，徐考之，乃多鉉贗作者」。
流氓性格從明代開始，成為中國人性格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西方人剛開始與中國人接觸的時候，驚訝於中國人身上的流氓性。孟德斯鳩說：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的感情，但它卻從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在拉棲代孟，偷竊是准許的；在中國，欺騙是准許的。
二十世紀初，少年胡適到上海求學。在新式學堂中，他的歷史課本是美國著名作家霍桑著的《世界通史》。他發現，厚厚的一本書中，只有後面的兩頁介紹中國，而這兩頁中，關於中國人的習俗，霍桑是這樣寫的：中國人都是騙子，嗜於行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