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英們痛切感受到國民性問題，是在戊戌變法之後。被西方堅船利炮轟開大門以後，中國人一直在苦苦思考失敗的原因。人們的第一個反應，是武器不行。花巨資購買了最新式軍艦，結果甲午海戰中仍然一敗塗地。
痛定思痛，精英們認為關鍵是政治制度，於是又發起戊戌變法，結果百日而敗。精英們得出的第三個結論，是「國民性」不行：沒有好的國民，無法建立新制度。就好比沒有堅固的地基，建不起參天大廈。
梁啟超回顧戊戌變法期間，他和其他政治精英竭力呼號於廟堂之上，舉國卻如夢如睡，鮮有應者。變法被慈禧太后鎮壓之後，數萬萬民眾也仍然昏昏如睡，沒多少人認識到這場變法與自己的命運息息相關：敢情整個變法不過是他們幾個人唱了一出獨角戲。這種情形，用麥孟華的話說，就是「中國民氣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沒有民眾的配合，任何政治改革都無法進行；沒有合適的土壤，再好的種子也無法生根發芽。因此，梁啟超提出了新的救國理念：一個國家改良的前提，是先培養出新型的國民。這就是「新民說」的由來。192年前後，梁啟超以《新民說》為題，連篇累牘地寫了大量文章，痛陳中國國民性的問題。這些文章如同野火燎原，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國民性改造運動從此興起。
當然，國民性這個詞並不是梁啟超創造，而是晚清以來闖入中國與沉睡千年的中國人迎面相撞的西方人首創。這些老外羅列了許多感性的詞彙，比如「麻木」「遲鈍」「欺瞞」「精明」「迷信」「不精確」……，用來表達他們對中國的第一印象。這些描述失於雜亂感性，其中許多還自相矛盾。而梁啟超的總結無疑比老外們系統得多。他認為，中國人的第一個缺點是「奴隸性」，甘於忍受暴君異族的統治，不敢起來反抗；第二個缺點是一盤散沙，不團結，只重私德，不重公德；第三個缺點是「民智低下」「智慧不開」，依賴成性，遇事退縮，缺乏尚武精神和進取氣質。梁啟超的思維焦點很清楚，他所總結的這些，都是長期專制統治在中國人身上留下的與現代政治文明不適應的烙印。梁啟超說，中國要變成一個憲政國家，中國人就要從過去的「老百姓」變成「現代公民」，要培養起國家意識、公德意識和尚武精神。
走向現代過程中遇到國民素質問題，是「後發國家」的普遍現象。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知識分子也紛紛痛批傳統日本人明哲保身、事不關己、自私自利，那聲調聽起來和梁啟超們如出一轍：「人民……一切只聽從政府，不關心國事。結果，一百萬人懷著一百萬顆心，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對一切公共事務漠不關心……終日惶惶唯恐沾染是非，哪有心情去考慮集會和議論！」在韓國等其他後發國家，對國民性的討論一度也非常熱烈，韓國人也曾經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差勁、最沒希望的民族，許多知識分子都提出了國民性改造方案。「改造國民性」，似乎是大部分後發國家需要面對的共同問題。
那麼，怎麼改造國民性呢？
梁啟超的思路是，通過「自高而低」的「國民運動」，喚醒沉睡著的民眾。只要每個中國人都「一朝悔悟」，培養起公德意識，國家意識，尚武精神，成為「新民」，自然就可以建立新制度：「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國家？」
他提出的具體方案，就是由像他這樣的已經「醒過來」的精英們，通過辦報紙、辦學校、寫小說、寫劇本等方式，來對民眾進行啟蒙。梁啟超尤其推崇小說等藝術作品震動人心的力量，他極力鼓動知識分子們去寫小說寫劇本，用老百姓最喜聞樂見的方式去進行啟蒙：「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有新小說乃有新世界」，「小說勢力之偉大，幾乎能造成世界矣」。
「先更新國民性、後更新制度」的這個次序，聽起來很有道理：國家是由無數個人組成的。如果每個人都「自我更新」了，那麼整個國家也不就脫胎換骨了嗎？從整體上改變整個國家很難，但是從微觀去改變一個人，就容易多了。梁啟超認為這是改造中國的不二法門。他說：「今日之中國，實不宜『輕言』政治運動，須從文化運動、生計運動、社會改良運動上築一基礎，而次乃及政治運動」。就是說，一定要通過文化運動提高了中國人的素質後，再來談制度建設和政治改革。
其實這是典型的中國式思維，也就是儒家所謂的「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每個人心都「正」了，這個國也就「治」了。這是一種乍一看很正確、細一想很謬誤的邏輯。很不幸，在國民性改造史中，這個中國特色的偽邏輯成了主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