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並沒有許多藏書。八十年代初的學生也沒有那麼多的課外讀物。因此，當智力發育強烈需要營養的時候，我所能選擇的，只能是父親小書架上的《青年自學從書》之《魯迅雜文選》以及《魯迅小說詩歌散文選》。這幾本土紅色封面的小冊子是「按照毛主席關於『要關懷青年一代的成長』的教導，為了適應廣大下鄉上山知識青年自學的需要」而於一九七三年五月編輯出版的。初中一年級的時候，這兩本書我已經讀得滾瓜爛熟。作為初一學生，我不但從註解中知道了顧頡剛患有口吃，知道了陳西瀅是魯迅的死敵，甚至還知道了李四光也曾與魯迅勢不兩立，曾經想把魯迅「投畀豺虎」。當然，這些並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初一年級作文裡，已經明顯出現了「魯迅腔」。到現在，我還保留著一本初一時的作文本。裡面充斥著「確乎」「然而」「大抵」「而已」，甚至有的篇末，還模仿魯迅，對某種現象來一首仿太白的絕句「以諷之」。而更重要的是，因為閱讀魯迅，我建立起了對「國民性」這一話題的持久不衰的興趣。
成年之後的我常常會陷入自省。當然，一般是在我和這個世界發生摩擦之後。說「摩擦」也許不太合適，因為「我」和「世界」太不對等了。我再堅硬、再尖刻，在渾然巨大的「這個世界」身上也「摩擦」不下什麼痕跡。而「這個世界」一旦不經意地「摩擦」我一下，就有可能讓我傷筋動骨，至少也要齜牙咧嘴。
按理，七十年代出生的我應該有足夠的機敏、智慧和無所謂，去繞開那些堅硬的、不可改變的巨石，順流而下奔向藏污納垢萬物叢生的大海。可我卻一遍遍地徑直撲向那些山崖，在黑色的岩石上摔碎自己的話語。這幾乎是一種條件反射，或者說一種本能。它在一定程度上妨礙了我的現世幸福。這種低效行為的背後，不僅僅有父母遺傳給我的拙直，還有環境提供給我的文化基因。是魯迅及魯迅背後的一大堆人讓我樂於鑽牛角尖，讓我在某些時候總是「如蠅在食，不吐不快」。事實上，有一段時間我曾經報怨歷史使我讀了那麼多魯迅，因為我發現魯迅身上那些負面的東西，比如他的峻烈褊急、完美主義傾向、唯意志論傾向，給青春期的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至今難以徹底修正。越到後來，我在他的作品中越來越多地發現偏執和狹隘。我或許不應該在那麼早的時候讀了那麼多，或者不應該只讀那麼多。歡迎魯迅的堅貞「粉絲」對我的這一段話大加撻伐，因為很可能是我把自己的問題轉化成了魯迅的問題。然而，魯迅開啟了我對國民性的持續關注，這顯然無人可以代替。
很多時候，一個人一生的思考，都是為了解開少年時代埋下的疑問。這些年來，我的興趣和精力越來越多地轉向歷史，國民性是我閱讀歷史時的一個重要切入點，這本書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是一本關於中國歷史的讀書筆記。但我必須說明的是：第一，這本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只是我的野狐禪式的自圓其說。相對於嚴肅的學術著作，裡面也許有太多的感性，太多的個人化感受，太多的大而化之，也許有很多不嚴謹、不準確、泥沙俱下之處。甚至相對於我的另一類歷史作品，關於國民性的言說顯然更粗糙一些。第二，這本書在寫作過程中，參考了大量的資料，從專著到論文。但是因為體裁的關係，沒有加以註解。我只能在這裡大致羅列一下一些主要的參考資料並表示感謝：邵建的《20世紀的兩個知識分子——胡適與魯迅》，這也是我不懈地向讀者推薦的一本書；秦暉關於「制度與文化」的系列影響深遠的論述，比如《從大共同體本位到公民社會》；徐良高的《中國民族文化源新探》，這本書是我關於中國上古文化的入門著作；王毅關於「明代流氓文化」這個話題的部分論著，如《明代流氓文化的惡性膨脹與專制政體的關係及其對國民心理的影響》；周寧關於「西方的中國形象史研究」的系列內容豐富而又好讀的著作。此外還有周金華的論文《論春秋戰國時期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及其成因》，孫雲的《春秋戰國至秦漢間任俠風氣的文化考察》，蔡禮彬的《個體意識的逐漸覺醒：春秋戰國時期社會變遷的另一種解讀》，景紅艷的《論春秋戰國時期士文化人格之變遷》，張艷萍的《試論春秋尚武之風》，劉厚琴的《儒學與漢代社會風氣的嬗變》，葛承雍的《唐代服裝與長安氣象》，唐麗娟的《從唐宋文學看士大夫心理結構的差異》，黃凱愉的《唐宋文人精神世界的嬗變與文人畫的興起》，江冰的《重文輕武與精神衰微：論宋代文人的社會地位及其精神狀態》，鄒治慧的《元代文人的心路歷程》，高樹林的《元朝時期的河北人口初探》，王恩全的《論「金瓶梅」中西門慶的發跡所反映的明代社會現實》，牛建強的《明代中後期士風異動與士人社會責任的缺失》，林家有的《論孫中山改造國民性的思想》，栗建新的《蔣介石國民性思想述評》，周建超的《建國後毛澤東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述評》……在寫作的過程中，讀過的資料不下百種，在這裡無法一一列出，對未能提到的作者謹致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