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文祥刺馬，是清末四大案之一，也是四案中最為撲朔迷離的一樁疑案。張文祥就是張文祥，一個幹過捻軍，也幹過太平軍的刺客。而所刺殺的馬，是當年的兩江總督馬新貽。同治九年（1870年）七月二十六日上午，馬新貽在校場閱操完畢，在返回衙署途中，為埋伏在路旁的張文祥所刺殺。此案震動朝野，朝廷調動了曾國藩在內的多名大員審訊勘察，折騰了半年，才算結案。然而，朝野不服，文人筆記，言人人殊，民間則編出了京劇、彈詞、評話、文明戲來演繹，越說離結案的結論越遠。死後被朝廷立了專祠祭奠的馬新貽，在民間的口碑，完完全全變成了一個卑劣的白鼻子小丑，忘恩負義，貪生怕死，還因好色而謀害結拜兄弟，霸佔了結拜兄弟的妻子。
有清一朝，地方大員自太平天國造反以來，折損的倒是不少，但在革命黨人沒有崛起之前，和平年景遇刺身亡者，還真是少見。兩江總督又是跟直隸總督一般份量的最為重要的地方大員，大員突然遇刺，引人關注倒不奇怪。但是，此案從晚清哄傳到民國，長盛不衰，跟這個案件自身的特點不無關係。一方面，刺客手法高超，一把鋒利的匕首用毒藥餵過，行刺過程乾淨利落，在重兵護衛之中，如天而降，一刀斃命。完事又不逃走，束手就擒。在審理過程中倔強不屈，無論怎麼動刑都面不改色，直至最後凌遲處死，一聲不吭，絕對是一條漢子。這樣的漢子，按情理，不是職業殺手，就是英雄好漢。在人們的期待中，無論如何，此案必有蹊蹺，即使沒有主使之人，也必有重大冤情。即使如曾國藩這樣的老江湖、老宦場，在接到重返兩江總督任上審理此案的任命，在跟西太后說起此案時，也認為此案「甚奇」。然而，審理結案的結論卻跟人們的期待大相逕庭，沒有找到主使者，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曲折案情，不過是一點私人恩怨。那個時候，朝廷的政治又是黑箱，審訊不公開，結論也無從討論。所以結案之後，人們更是議論紛紛，傳言四起，相關的演義事業自然就更發達了。當時又已經有了租界，在別的地方演噁心馬新貽的戲可能被禁，但在租界裡演，誰也沒辦法。
此案的結論，從最初江寧將軍魁玉和漕運總督張之萬，到後來的曾國藩，基本上是一致的。據《清實錄》和曾國藩的奏稿，結論就是，張文祥刺殺馬新貽，動機很平常，無非是那麼點私人恩怨。曾為發逆（太平軍）後通海盜的張文祥，因馬新貽剿海盜，殺戮同夥甚多，沒了落腳之處，老婆又被人拐走，攔駕告狀，馬又不理，開小押（賭場），又被馬新貽禁止，於是走投無路，遂起念殺馬，馬新貽也就真的讓他給殺了。
顯然，這樣平淡無奇的結論，實在是太不過癮，也太像是有意隱瞞了。別說民間，就是對於此案發生即疑諑紛起的官場，也難以服人。於是，一時間傳言四起。有傳是丁日昌因馬新貽查辦他的兒子，托請不入，因而僱人報復的。也有傳其實跟曾國藩被遣散的舊部有關，他們沒看上跟湘軍沒關係的馬新貽做兩江總督，涉及朝廷的權力之爭。也有人傳是因為馬新貽是回民，他的死，跟回漢爭鬥大有關聯。
日前在《文史資料選輯》上看到一篇文字，寫的人名叫陳功懋，祖父當年在給馬新貽做刑名師爺，馬新貽被刺之後，一直參與審理。陳功懋根據祖父留下的筆記，整理出刺馬案全貌。據他講，其實刺馬案的結論，在魁玉和張之萬的審理中就已經做出了。朝廷加派曾國藩來重審，審了好長時間，卻並沒推翻原議，不是曾國藩有意徇私，不想讓同僚難堪，而是在當時，就算曾國藩清廉公正，也大概只能這樣結案。這樣結案，跟主要事實並無太大的出入。
但是，結案的結論的確跟審出來的事實有所不同，幾位朝廷重臣，或多或少有意隱瞞了一些事情。比如，馬新貽在太平天國亂時擔任廬州知府，出城追擊叛軍中伏被俘，俘虜馬的，就是時為捻軍頭目的張文祥。只是當時馬新貽化裝了，張文祥並沒有認出來這傢伙原來是個朝廷命官，反而因馬新貽的親兵時金彪是同鄉，用鄉音聊起來，動了憐憫之心，連他們兩人一併放了。這個事實，結案時根本就沒提。另外，結案結論提到了張文祥的妻子，被原來海盜的同夥拐走，但卻沒有明說張的妻子其實已經歸了馬新貽做三姨太。而這個三姨太，就是傳說中張文祥的把兄弟曹二虎美貌的妻子。傳說的故事裡，張文祥和曹二虎還有馬新貽，都是結拜兄弟。後來張文祥看出馬新貽不是個東西，先行離開了，但曹二虎不肯，要留下來共享富貴。曹二虎的妻子因十分美麗，被馬看上，從而馬藉故害死了曹二虎，霸佔了他的妻子。而張文祥刺馬，就是為了給兄弟報仇。其實，張文祥在妻子被拐後，曾經打探到了妻子的下落，說是在馬新貽家做傭人。當時身為馬新貽親隨的時金彪，也設法把張的意願告訴了他原來的妻子，但人家根本就不想跟他走，拒絕相見。這挺正常，有哪個女人放著大官的姨太太不做，樂意跟一個四處漂泊的人漂泊呢？一直到張文祥刺死了馬新貽，他都不知道妻子已經是人家的三姨太了（馬新貽的三姨太，在馬死之後自盡）。張馬之間的仇怨，其實還是此前馬新貽剿匪以及毀了他生意造成的。如果放在別人身上，這點事情也許不至於讓人跟一個這麼大的官同歸於盡，但張文祥就能做到。我們不得不說，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一些具有特別性格的人，就是可以做出出乎人意料的非常之事。
當然，這樣兩處的隱瞞，對審案者來說，其實只是出於對死者的善意。畢竟這兩件事都是馬新貽的某種污點，傳出去好說不好聽。對於後者，馬新貽雖未必知情，但畢竟是納匪人之妻為妾，於官聲有礙，好說不好聽。都老爺（御史）如果知道了，參上一本，也可能會丟官。前者問題就更大，做地方官的被「賊人」俘虜，丟了城池，卻沒有死節，細究起來，按清朝的法律是要殺頭的。馬新貽矇混過關，此時已經混到兩江總督了，就算不死，同僚只要沒有深仇大恨，該瞞也得替他瞞，何況人已經死了，何必再揭人短？為尊者隱，是當時官場審案的慣例，更何況這麼大的官兒，大家彼此平時還多少有些交情。
然而，這樣的有意隱瞞，卻平白加濃了案件上面的迷霧，弄得整個案子撲朔迷離的。案子結了之後，好些官場中人出於官場經驗的敏感，看出裡面肯定有隱瞞，但並不知道其實瞞得並不多，加上結論離他們的推測反差也忒大了點，於是他們就首先開始把疑諑化為故事。首先傳出消息的，就是官場的人。官家的人都這樣，民間的傳說自然，沒法不豐富。一個如此剛烈的漢子，一個手法純熟的行刺，最後的原因居然是這樣的平淡無奇，有誰能甘心呢？其實，審案的人也跟官場其他人一樣，感覺張文祥刺馬沒那麼簡單，無論是第一撥的魁玉和張之萬，還是第二撥的曾國藩，都拚命地問張文祥有無主使，但都沒有問出來。找來時金彪調查，也沒問出什麼名堂。沒問出來，結果可以有兩種，一種是張文祥打死不肯說，一種是的確就真的沒什麼事，兩種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參照其他的證人證物，第二種的可能性其實更大些，只是人們卻更喜歡相信前者。
多少年來的黑箱政治，使得人們對於朝廷出的事情，壓抑不住地喜歡往複雜了想，往陰謀上想。即使沒那麼複雜，沒有那麼多陰謀，也得把它弄複雜了，弄陰謀了。朝廷也好，官場也罷，在人們眼裡就是那麼個地方，用《紅樓夢》裡賈元春的話來說，就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去處」。這樣的去處，就是一個供人演繹故事的地方。都說某些國人喜歡陰謀，喜歡權謀，但這樣的性格喜好，其實跟中國長期的黑箱政治不無關係。在黑箱旁邊生活久了，也就喜歡瞎猜了。瞎猜，才有樂趣，猜離奇了，添加的情節就自然成戲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