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1844年中法《黃埔條約》允許西方的教會大規模進入中國（嚴格地說，應該是重返中國），中西之間有關傳教的糾紛就沒有斷過。1864年，隨著被視為洋教產物的太平天國的失敗，這樣的糾紛進入了一個高峰期。這樣的糾紛當時被稱為「教案」，大的教案往往伴隨著房屋的焚燬和人命的損失。有的教案，往往會牽動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弄不好就刀兵相見。
體現在教案上的衝突，當然有文化意義上的。理念的差異和習俗的衝突，落實在一些具體的事務上，體現為權力和權益的爭奪，沒準就會釀成事端。但更多的往往是兩種群體的紛爭，信教和不信教的人，兩下互相看不上。加上清政府不樂意西方教會進來，在面上又擋不住，每每希望士紳和民眾自己起來替他們抵擋，用民間的力量拒西方勢力於國門之外，在教案處理上胡亂斷案，有意挑唆士紳民眾和西方教會之間的關係，增加他們之間的敵意。結果使得教案衝突越來越複雜、越來越激烈，直到釀成義和團運動這樣席捲了大半個中國的事件。當然，有些教案，原本就是社會上的匪類，藉著民眾對教會的敵意，趁機打劫作亂，屬於普通的刑事案件。
不管哪種教案，只要出了事，就得解決。當地的官府倒是喜歡葫蘆僧亂斷葫蘆案，但教會背後有西方國家的支持，怎麼可能善罷甘休？尤其是法國，當年是天主教的護教國，凡是天主教出事他們都管，也樂意管。看那段的教務教案檔案，總能見到法國人的身影。各地的領事跟中國地方官咆哮，法國公使跟中國總理衙門的大臣咆哮。伴隨著咆哮，法國的炮艦隨機出動，到了案發地點，只要卸下炮衣，擺好開炮的架勢，中國方面一般都會屈服的。
對於教案，以往中國這邊的研究，似乎都是教會方面無理，一邊倒地相信當時的民間說法，不管這種說法多麼荒唐。反過來，現在的研究又一邊倒地倒了過來，似乎所有的教案都是打教鬧教者的無理取鬧。其實，至少有關經濟糾紛和文化衝突的案件，民方未必完全沒有道理，雙方即使因為誤會發生衝突，教會方面也要負些責任。但是，畢竟打和鬧的是反教會的民眾一方，所以，但凡發生了教案，最終的處理民方必定損失慘重，出了人命還得償命，至於賠款幾乎是必然的。雖然當時都由官府支付，最終出事的村莊肯定得加倍地賠出來。這樣的賠償，教會事業肯定是會因此獲益，燒了的教堂，新蓋的更宏麗，打教之後，官司贏了，新入教的人會更多。但是，這種炮艦支撐的傳教事業，也有教會人士不喜歡，新教有，天主教也有。在他們看來，這樣推進的傳教事業，有違這個事業的初衷。所以，還真的就有傳教士即使被打被燒了，也一聲不響，不得已教案鬧出來了，也不希望索要更多的賠償。甚至義和團運動之後，很多地方賠款都是在傳教士的斡旋下，得以大幅度地減免。在這些傳教士看來，這樣的善意才能最終贏得中國人的人心，實現中華歸主的理想。
可是，不這樣想的傳教士也有不少。好些似乎很富有犧牲精神的西方傳教士，多少有點希望教案的發生鬧大了更好，最好是有教會人士因此而殉教。這樣，影響大，賠償多，對教會事業推進也大。即使因此把自己的小命搭進去，他們也在所不惜。沒有這樣犧牲精神的傳教士，則喜歡藉機製造出一點小事端，然後就到領事那裡要求干預，從而得到賠償。有的甚至自己養的雞丟了，手杖沒了，也會誇張成為一場搶劫，然後由領事轉達他們賠償的要求。在很多時候，尤其是義和團運動之後，中國地方政府很是怕事，只要傳教士有要求，他們寧可息事寧人，所以這樣的要求多半是可以得到滿足的。要知道，那個時候傳教士也良莠不齊，什麼人都有，好些人幹這行無非稻粱謀。天主教的傳教經費，有時來得又不及時，遠在中國內地的傳教士們，每每得自己想辦法。借莫須有的教案申請賠償，就是一招。有的地方，甚至連外國領事都看出了貓膩，對於傳教士們不斷地索取感到厭煩，但是他們還只能替他們跑腿，無論如何，胳膊肘不能向外拐。
當年發生在中國的教案，情況複雜，千奇百怪。中國人什麼樣的都有，教會方面其實也什麼人都有，好的，讓你感動，差的，也有無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