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國有思想在中國歷史悠久。受後人推崇的先秦「井田制」，人盡其能，各人耕種自己的一畝三分地，看似寬鬆富足，但他們只有土地使用權，沒有所有權。井田制本質上是土地國有、等額承包的制度。當時不僅是農田，凡是雙眼所及之處都是國有的，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當時的天子，「公私分明」，凡是使用權給予臣民的土地收入，比如田租賦稅，歸入國庫；凡是禁止百姓使用的山林河流的收入，歸君主私人享受。在漢朝，前者收入歸大司農所管，支持政府運轉，後者歸少府所管，政府無權支配。隨著人口的增多，人們漸漸侵入君主所有的山林、河流，又在農業基礎上發展出了工商業。政府禁而不絕，就在交通要道和城郭處設置關卡，向工商業者徵收重稅，等於默認了私人工商業的存在，同時參與分配，從中分得很大的一杯羹，算是行使自己的所有權。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各朝各代對農民對田地的使用權相當尊重，很少剝奪農民的使用權，同時承認農民之間對田地的繼承、買賣關係。所以，古代農民對土地的使用權近似於所有權。但這種權利和所有權還是有距離的，起碼在觀念上，官府、社會和人們都承認土地國有的合理性。
秦朝是在法家思想指導下統一的中國。法家主張國家的統一、秩序和強盛，為此國家要力行集權，削弱社會力量，掌握足夠多的資源。國家對經濟的強制參與也就順理成章了。同時，法家力求政權穩固，排斥社會流動性，視工商業為不穩定因素，主張「農本工商末」、「重本抑末」。重農抑商思想自秦朝產生後，被後世朝代奉為圭臬。
西漢初期信奉清淨無為，公權力自動退讓，中國社會擁有了短暫的自由經濟時期。到漢武帝時期，工商業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相當繁榮。吳王劉濞、大夫鄧通和少數大商人，富可敵國。商稅超過了田租，少府收入勝過了大司農，也就是漢武帝私人收入超過了西漢政府的收入。漢武帝屢次出擊匈奴，每次都是大手筆，向南又鎮撫蠻夷，朝廷入不敷出。漢武帝拿出少府的收入支持政府，還是不夠。他鼓勵富裕百姓，主要是鹽鐵商人，向朝廷捐款，結果應者寥寥。
「漢武帝不禁要想：你們的錢究竟由哪裡來的呢？豈不是都由我把山海池澤讓給你們經營，你們才能煮鹽冶鐵，發財賺錢。現在我把少府收入都捐獻給國家，而你們不響應，那麼我只有把全國的山海池澤一切非耕地收還，由我讓給政府來經營吧！這便是漢武帝時代有名的所謂鹽鐵政策。」
「鹽鐵商是當時最大最易發財的兩種商業。……漢武帝再不讓商人們擅自經營了，把其所有權收回，讓政府派管理去自己燒鹽，自己冶鐵，其利息收入則全部歸給政府，於是鹽鐵就變成國營與官賣。這個制度直到清代，小節上的變化雖然有，而大體上總還遵循這一政策。這一制度，也不專限於鹽鐵兩項。又如酒，這是消耗著人生日用必需的米麥來做成的一種奢侈享樂品，因此也歸入官賣，不許民間自由釀造。」（錢穆《漢代經濟制度》）國有思想和法家思想相結合，在漢武帝時期內政外交的刺激下，定型成了「經濟統制」政策。
鹽鐵政策，不單單是將煮鹽冶鐵之類，收歸國營，還包括政府壟斷鑄幣權，將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一些行業，包括絲織業、釀酒業等收歸國營，國家統一規格、限定數額、壟斷經營。此外，漢武帝還壟斷大宗運輸業，定為「均輸」制度；在重要市場設置官員監視與平衡物價，定為「市易」制度。這是一整套的、全方位的經濟統制政策。相對應的，西漢出現了不少參與經濟活動的部門和官吏，產生了規模不小的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雛形也出現了，比如「大漢酒業集團」、「長安絲織廠」、「國營無錫錫礦」等。
市場和國家的力量，各有長短和利弊。對於經濟活動來說，絕對的國家參與和純粹的自由競爭，都是不可取的。解決之道，是在兩者的糅合當中找到一個「度」，一個國家和個人、官府與社會都能接受的度，一個有利於經濟發展的度。可西漢的「經濟統制」政策是在政府對自由經濟的否定之後推行的，帶上了過強的國家色彩，短期內給西漢王朝增加了巨額收入。這是建立在經濟活動質量的下降上的。比如國家壟斷食鹽經營後，鹽價立刻上漲，質量卻下降了；鐵器國家壟斷經營後，負責鐵器生產的官吏傾向於生產利潤大、見效快、面子上好看的大型器皿，而不是一般百姓需要的犁、鋤頭、小刀等小型鐵器。此外，國營機構的服務態度、對科技創新的熱情，都大打折扣，最後受傷害的是大多數人的利益。
信奉法家思想的漢武帝依然在追逐短期效益。他進一步創造了「算緡」制度，也就是向私營工商業徵收運輸稅和資產稅，向運營車輛、船舶徵收一兩成的運輸稅。商人為了避稅，紛紛隱瞞名下的交通工具和財產。漢武帝又跟進推行「告緡」制度，鼓勵民間舉報逃稅者，官府查封逃稅者的財產。舉報者可以獲得查封財產總額一半的獎勵。經此一鬧，私營工商業頓時氣餒，完全不是國營經濟的對手了。
西漢明令禁止官吏私自經營工商業，此項政策也被後世王朝所繼承。士大夫階層是統治階層，怎麼能自降身份，去做社會末層的商人呢？所以士大夫階層是恥於從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