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弘羊是被殺掉的。
這當然是政治鬥爭的結果。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和蓋長公主密謀發動宮廷政變，殺霍光，廢昭帝，另立燕王劉旦為天子。消息洩露，反叛集團被一網打盡，燕王、蓋長公主自殺，上官桀、桑弘羊伏誅。[17]
其實開始時，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鬧大，只是要幹掉霍光。因此，他們偽造了燕王的奏章，告發霍光調兵遣將，在京師戒嚴，意欲謀反。
這當然能置霍光於死地，但奏章什麼時候交出去卻成了問題。依照當時的制度，大臣上書要寫正副兩份。尚書先看副本，然後決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領尚書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來，那就前功盡棄。
上官桀的辦法是打時間差，在霍光休例假時上奏。他們的想法是，只要漢昭帝說句話，就立即動手。這並非沒有可能。畢竟，這時的昭帝只有十四歲。
然而昭帝卻一言不發。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畫室就停住了。
漢昭帝問：大將軍在哪裡？
上官桀答：因為燕王告發他，所以不敢進來。
漢昭帝說：請大將軍入。
於是霍光入內，摘下帽子頓首謝罪。
漢昭帝說：請戴上帽子。這封信是假的，將軍無罪。
霍光問：陛下怎麼知道？
漢昭帝說：將軍前往廣明（地名），不過例行公事，怎麼是調兵遣將？就算調兵遣將，燕王怎麼知道？何況將軍真要謀反，也用不著那些校尉。
尚書們聽昭帝這樣分析，都大吃一驚。上官桀無法利用皇帝，只好鋌而走險。[18]
此案其實可疑。十四歲孩子就能識破的花招，能算是陰謀詭計嗎？以桑弘羊之多智，又豈能贊同？如果這樣的計謀都能得逞，那運氣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麼說，桑弘羊總歸是捲了進去。那麼，他又為什麼要跟上官桀結成團伙反對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爭，還有路線鬥爭。
鬥爭在政變前一年就白熱化。當時，霍光為了實行新政，利用職權從全國各地找來了六十多個儒家之徒（賢良文學），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討論經濟政策，公開辯論鹽鐵酒類應該國營還是民營，史稱「鹽鐵會議」。
記錄鹽鐵會議的著作，是《鹽鐵論》。
前119年，漢武帝採納桑弘羊等人的建議，把鹽鐵收歸國營。此陶范帶有「山陽二」、「巨野二」標誌，是西漢山陽郡官府經營第二號冶鑄作坊的用具。山東滕縣出土。
鹽鐵會議是就武帝時期的各項政策，特別是鹽鐵專賣進行的總結和辯論。會議結果，取消酒類專賣和部分地區的鐵器專賣，桑弘羊的經濟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挫。
會議的記錄十分有趣。
顧名思義，鹽鐵會議討論的原本是經濟問題。就算要抓根本，也該辯論國進民退是否合適，壟斷經營是否必需，經濟命脈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經濟的，所以雙方的發言簡直是雞同鴨講。
比如桑弘羊說，進行經濟體制改革，是因為討伐匈奴和保衛邊疆都要用錢。既然國庫不足，就得生財有道，總不能讓前方將士飢寒交迫吧？
這時的正確回答就該是：換種政策照樣有錢。
然而儒生們的回答卻是：人間正道，貴道德而賤用兵。匈奴野蠻，就該加緊建設我們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們，怎麼能長途跋涉去討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該打。
這是什麼話！仗該不該打，是經濟工作會議討論的問題嗎？那是軍事會議討論的。
儒生們的回答，豈非文不對題？
何況樹欲靜而風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應戰嗎？如果仗要打，錢要花，又要取消鹽鐵酒類專賣專營和平准、均輸，請問錢從哪裡來？
儒生當然不會回答，因為他們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調。儒生們說：會取勝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戰），會打仗的不帶兵（善戰者不師），會帶兵的不佈陣（善師者不陣）。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哪裡用得著花那麼多錢？[19]
這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為什麼要跟這幫邏輯不通的傢伙枉費口舌。也許，是因為皇帝有詔書。也許，桑弘羊原本就有話要說。也許，他是要借此機會反戈一擊，為漢武帝也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辯護。
霍光卻顯然是要政改。當然，他並不是要改革政治體制，只是要改變某些政策法規。這倒也是必要的，因為漢武帝執政期間確實存在不少問題。包括他的經濟政策，也有問題。不改變，就不會有所謂「昭宣中興」。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政策未改，輿論先行。這就是霍光策劃這次會議的用心。至於那六十多個從全國各地找來的賢良文學，則是他借來打鬼的鍾馗。
賢良文學卻不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漢武帝號稱尊儒，其實重法。儒家則看似風光，其實被邊緣化。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發言權，就必須借此機會奪回陣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為儒家爭得一席地位。
鹽鐵會議變成了儒法之爭，這是原因之一。
戰端卻是桑弘羊開啟的。在聽夠了儒生們不切實際的誇誇其談後，桑弘羊忍無可忍。他憤憤不平地表示：穩坐家中不知挑擔趕路的苦，說風涼話當然比干實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調不接地氣，這樣的人有什麼用？
桑弘羊他們還說，尊儒以來，武皇帝察賢良，舉文學，遍訪民間，思賢若渴。然而選舉出來的大中小儒，有一個能為皇上分憂、興利補弊的嗎？一個都沒有！
這時，儒生們的積怨也如火山爆發。
賢良文學們說，這難道是儒家有問題嗎？不，是組織路線有問題，幹部政策有問題，輿論導向有問題。武皇帝要開疆闢土，故權譎之謀進，凶殘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錢，故興利之臣起。利興則義閉。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這個時候，豈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於是儒生們悲憤地說：難怪皇上身邊儘是些投機取巧的傢伙，因為我大漢王朝就是用利慾在做指揮棒嘛！僅僅提拔一個公孫弘，管什麼用啊！[20]
呵呵，誰說儒家不講邏輯？他們有自己的一套。
桑弘羊當然也有另一套。在他看來，治國面對的是現實問題，而現實問題是匈奴寇暴。禦寇就得強兵，強兵就得富國，富國就得理財，理財就得務實。空談誤國，實幹興邦，國家需要的是腳踏實地的人。
這同樣無法達成共識。
但，不管公理婆理，雙方的著眼點都已不再僅限於經濟政策。他們更關心的，是組織路線、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之爭，在文官和文吏；政治路線之爭，在王道和霸道；思想路線之爭，在儒家和法家。
這才是鹽鐵會議的意義所在。
霍光的政改，倒在其次。
不過，如果把桑弘羊和漢武帝都看作法家，就大錯特錯了。桑弘羊是，漢武帝不是。當然，他也不是儒家。事實上，漢武帝是很難貼標籤的。無論把他當作儒家還是法家，都是一葉障目，甚至自作多情。
那麼，什麼是漢武帝的真面目？
[17]見《漢書·昭帝紀》。
[18]見《漢書·霍光金日磾傳》。
[19]見《鹽鐵論·本議》。
[20]見《鹽鐵論·刺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