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馬八兒有關的宋元明時代南印度地名中還有一個「南毗國」。探尋漢文史料中有關「南毗」的記載，也成為一件有意義的工作。
南毗國最早見於宋末趙汝適的《諸蕃志》。在明代「南毗」常寫作「南毘」、「毘」為「毗」之異體字。某些明代史籍中，「毘」寫作「昆」。多數學者認識到「南昆」只不過是抄寫筆誤所致。但仍有少數學者不作考訂。如余思黎校注之羅日炯的《鹹賓錄》（註：中華書局點校本，見第150頁。）、鄭鶴聲、鄭一鈞之《鄭和下西洋資料彙編》（註：齊魯書社，1983年，卷2（1），第797—811頁。）等均沿用誤寫之「南昆」。
德國學者夏德（Friedrich Hirth）在其《〈諸蕃志〉譯注》中認為南毗國應為印度之馬拉巴爾（Malabar）。（註：Friedrich Hirth and W.W.Rockhill，Zhao Rugua，His Work on the Chinese Arab Trade in the 12th-13thCenturies，entitled Zhu Fan Zhi，St.Petersburg，1911.）有些學者以為，南毗應為漢語對婆羅門的Nair或Namburi的譯音。伯希和認為此說較可接受。馮承鈞在註釋《諸蕃志》時，介紹了其說。（註：《〈諸蕃志〉校注》，中華書局，1956年，第30—31頁注1。）多數學者接受了柔克義、夏德和伯希和之說，只要史籍中出現「南毗」的名稱，便總是以上述國外名家的意見註釋之。（註：例如黃省曾：《西洋朝貢典錄》，謝方校注本，中華書局，見第95頁注2，第99頁注4；馮承鈞、陸峻嶺：《西域地名》，中華書局，1980年，見第62頁；陳佳榮、謝方、陸峻嶺：《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見第990、1004頁；馬歡：《瀛涯勝覽》，馮承鈞校注本，中華書局，1955年。）
南毗國的名稱在《諸蕃志》中出現過多次。
在「藍無裡國、細蘭國」條中，作者說「藍無裡國（今蘇門答臘西北角）……北風二十餘日到南毗管下細蘭國」。（註：馮承鈞校注本。）可見宋末時，南毗在南印度的勢力渡海可達今斯里蘭卡之地。
在「南毗國、故臨國」條中，作者寫道：「南毗國在西南之極，自三佛齊便風月餘可到。國都號『蔑阿抹』，唐語曰『禮司』。」作者說，南毗國最遠，少有番舶前往。其國之商賈常與三佛齊的商販於吉羅達弄之地換貨。趙汝適接著描述「故臨國，自南毗舟行，順風五日可到。泉舶四十餘日到藍無裡住冬，至次年再發，一月始達。土俗大率與南毗無異……每歲自三佛齊、監篾、吉陀等國發船，博易用貨亦與南毗同」。
《諸蕃志》所載南毗國的屬國有：故臨（Quilon）（註：元代稱俱藍（Kollam）。）、胡辣茶（Gujarat）（註：今印度西海岸，近今巴基斯坦邊界。）、甘琶逸（Cambay）（註：《鄭和航海圖》中有坎八葉，即此。其今地位於今印度西海岸坎貝灣（Cambay）之坎八特（Khambat）。）、弼離沙（註：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之Bharuch。）、麻羅華（Malawa）（註：即今印度古吉拉特邦納馬丹（Namadan）河北之馬勒華高地（Malwa Platau）。）、馮牙羅（Manglore）（註：在《鄭和航海圖》中稱為莽葛奴兒。）、麻哩抹（Malabar）（註：唐貢耽之《皇華四達記》中稱為「沒來國」。）等。
在同書卷下「胡椒」條，作者說：「或曰〔胡椒〕南毗無離拔國至多。番商販之於者婆，來自無離拔也。」（註：馮承鈞校注本，第123頁。）無離拔即南毗屬國麻哩抹（Malabar）。前面提到的南毗屬國皆位於今印度西海岸，馬八兒亦應如此。由此觀之，夏德的意見有一定道理。
但趙汝適的另一些記載卻顯示南毗應位於印度東南海岸。在「海上雜國」條中，作者敘述「宴陀蠻」之地時說，當地「有井，每歲兩次水溢，流入於海。所過沙石經此水浸皆成金。闔山人常祭此井。如銅、鉛、鐵、錫，用火燒紅，取此水沃之，輒變成金。舊傳曾有商舶壞，船人扶竹木隨浪漂漾至此山。知有聖水，潛以竹筒盛滿，乘木筏隨浪漂漾至南毗國。以水獻南毗國王，試之果驗。南毗王遂興兵，謀奄有其山。船未至間，遭惡風漂回，船人漂至山，盡為山蠻所食」。（註：馮承鈞校注本，第70—71頁。）宴陀蠻即今安德曼群島，從上文「宴陀蠻」與南毗間的漂流的記載看來，南毗國如位於馬拉巴爾，則漂流至宴陀蠻須繞過印度南端，似不可行，故南毗應在印度東南海岸，與夏德的意見相左。
同書「貓兒睛」條記載「貓兒睛狀如母指大，即小石也。瑩潔明透，如貓兒眼，故名。出南毗國。國有江曰淡水江，諸流迤匯」。（註：同上書，第130頁。）上引《島夷志略》「大烏爹」條說其國「界西洋之中峰」，並說其國「地產貓兒眼睛」。兩書所記當是同一地方。
元代文獻對判明元代南毗的地望有重要意義。《大德南海志》有入貢番舶表，其中包括「南毗馬八兒國」，即把南毗與馬八兒聯在一起並提。這使人們聯想起上引《諸蕃志》中所提到的南毗國的都城「蔑阿抹」，此名似為Ma』abar之譯音。（註：此比定參見陳連慶：《〈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載《文史》，第27輯，見第157頁。）如果將「蔑阿抹」與馬八兒的勘同不誤，則這是我們所見的最早將南毗與馬八兒掛鉤的史料。同時《南海志》還列出了「南毗馬八兒國」的屬國，計有：
細藍。古之師子國，舊譯錫蘭，即今之斯里蘭卡。此國在《諸蕃志》中已列為南毗屬國，見上。
伽一。《元史·馬八兒傳》記載，當元廷使臣楊庭璧抵達馬八兒時，馬八兒正聚兵於加一之地，欲與俱藍交戰。加一即此咖一，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寫作Cail，《鄭和航海圖》中此地標作翼城。其今地位於印度半島南端之Tuticorin。
忽裡法丹。陳連慶認為，很可能是印度半島東岸之Musulipatam。（註：見陳連慶，《〈大德南海志〉所見西域南海諸國考實》。）南毗馬八兒的屬國還有差裡野括（註：《南海志》所列故臨屬國中有「差裡也」，應即此地。）、撥的侄和古打林，均待研究。
另一份有關南毗與馬八兒關係的重要史料是《閩泉州吳興分派卿田尤氏族譜》，其中記載道「元鎮國將軍加九錫，充馬八兒國宣撫使尤永賢公（……）」於至元十三年歸世祖，授虎符招威將軍，管軍萬戶（……）十七年入覲（……）授占城、馬八兒國宣撫使（……）奉旨招諭，蓋南毗也。航海逾年，始至馬八兒國，宣上威德，國人風從而靡」。（註：這段重要的史料見於楊欽章所撰《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係新證》，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見第200頁。）《族譜》中明確記載，南毗就是馬八兒。這位尤永賢奉使時間恰在元滅宋之後，很可能就在楊庭璧首次出使的前後，甚至可能是楊庭璧使團中的一員。
明代有關南毗國的資料主要是鄭和航海的資料，這些材料被反覆抄錄。（註：引述南毗資料的明代文獻粗略統計有：黃省曾：《西洋番國志》；馬歡：《瀛涯勝覽》；羅日炯：《鹹賓錄》；嚴從簡：《殊域周咨錄》；楊一葵：《裔乘》；茅瑞征：《皇明象胥錄》；查繼佐：《罪惟錄》；鄭曉：《皇明四夷考》；《海國廣記》；及《明史》卷326等。）在明代史料中，「南毗」皆指柯枝和古裡的統治階級而言。例如在鞏珍的《西洋番國志》中，作者在描述柯枝國時說，其「國人有五等。一等名南毗，與王同類，中有剃頭掛線在頸者最為貴族。二等回回人。三等名哲地，乃是國中財主。四等名革令，專為牙保。五等名木瓜，最卑賤。木瓜居住俱在海濱，屋簷不得過三尺。著衣上不過臍，下不過膝。路遇南毗、哲地，皆俯伏，候過乃起」。同書在記載古裡國時又說「其國亦有五等，名回回、南毗、哲地、革令、木瓜。王南毗人，其頭目皆回回人。雲先王嘗與回回言：『誓不食牛則不食豬。』至今尚然。王信佛教，敬象及牛」。（註：《西洋番國志》，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26頁。）
綜上所述，南毗與馬八兒的關係似可這樣概括：在宋末以前的某一個時候，南毗的勢力曾達到相當大的範圍，包括今印度南部和西部的大部分地區和今斯里蘭卡。反映在史料中就是《諸蕃志》中所列出的那些屬國。但至宋末元初，南毗的國勢大為衰落，其統治地域大致就是馬八兒，屬國包括今斯里蘭卡等地。
筆者認為，南毗作為族名的譯音，其起首鼻唇音N-很可能譯寫的是齒音D-。例如唐代摩尼教經卷中以漢字「訥」（*nuet）譯寫中古波斯語和粟特語的名稱dol。而摩尼教經dewan（《律藏經》、《藥藏經》）被音譯為「泥萬」或「寧萬」。這種譯音規律在晚出的文獻中亦可見到。例如明代《東西洋考》中提到的南洋的封號「哪督」顯繫馬來語Datuk的音譯。同書還把今菲律賓棉蘭老島北部的Dapitan音寫為「吶嗶嘽」。
由此筆者設想，「南毗」很可能源於南部印度的土著居民「達羅毗荼」（Dravida）這個名稱。其勘同似可按如下思路推想：Nanbi（南毗，今普通話讀音）＜Nambi（元代漢語官話讀音）＜Dravida（達羅毗荼）。
20世紀30年代以來，泉州曾多次發現元代濕婆教石雕遺物，總共200餘方。近年來屢有新發現。1984年底，學者們在泉州通淮門城牆約兩里處發現一方濕婆教石刻。該石呈長方形，體積為47×57×22厘米，石質為輝綠巖。其主體部分刻城屋形方龕，龕頂正中為一鍾形紋飾，屋脊頂層飾有獅子頭像，屋宇下左右各刻有一根多層相疊的蓮花柱，龕內正中雕刻著一塔狀磨盤，承托在盛開的蓮花之上。其左右各有一神像，頭戴寶冠、頸項上飾念珠，腕上套有鐲環，以同樣姿式坐在蓮座上。這裡的神像應為印度教破壞之神濕婆（Siva）或其追隨者，而龕內的塔狀磨盤則應為濕婆最基本的化身林加。濕婆教認為在破壞之後必然要創造，濕婆雖然是破壞之神，也有創造能力。林加，即男根是其象徵。此石刻屬於濕婆教建築外觀飾物，常嵌在內殿的層樓頂上。50年代初期吳文良曾收集類似的龕狀石。（註：《泉州宗教石刻》，圖111—114。）濕婆教的神像在泉州一帶發現得不少。
1985年以後，泉州又徵集到多件濕婆教石刻。其中有「花朵式」柱頭兩方。一方為25×98×98厘米，前後兩面各雕有蓮瓣及十字形花朵，兩側花朵對稱向下垂。另一方為26×86×86厘米，形制與前一塊一致。泉州出土的花朵式柱頭很多，都為南天竺式樣，具有犍陀羅藝術的風格。1985年在泉州南門附近發現了希臘式柱頭石，1989年在鹿園靈山附近發現了葫蘆狀柱頂石。另外還在築路施工中發現過石橫枋，兩端雕有花紋，左側有眼鏡蛇相交的變形圖案，右側長方形框內雕有海棠花，邊緣雕有斜形蓮瓣。此石當為廊柱柱頭簷之間的橫向梁枋。這類橫枋1988年還發現過一件。
今印度南部及斯里蘭卡北部主要居民泰米爾人即為達羅毗荼人後裔。1956年吳文良曾在泉州五堡街豆芽巷發現過域外文字的碑銘。（註：《泉州宗教石刻》，補圖1、2。）後經印度學者和日本學者辨認為泰米爾文。（註：〔印〕薩布拉瑪尼恩：《中古時代中國的泰米爾人聚居地》，載《南印度研究》，馬德拉斯，1978年（T.N.Subzamahiam，「A Tamil Colony in Medieavel China，」South Indian Studies，Madras，1978）；辛島昇：《13世紀末南印度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圍繞泉州泰米爾石刻與〈元史·馬八兒等國傳〉》，汲古書院，昭和63年；並見辛島昇：《13—14世紀南印度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載《東西海上交流史研究》，東京，1989年（Karashima Nooboru，「Trade Relations between South India and China duing the 13thand 14th Centuries，」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vol.1，Study Group of East-West Maritime Relations，The Middle Eastern Cultural Center in Japan，Todyo，1989），第74頁。）泉州的這些印度教石刻證明元代這裡曾經存在著濕婆教寺院。（註：楊欽章：《元代泉州與南印度關係新證》，載《中國與海上絲綢之路》。）
在泉州活動的濕婆教徒主要應是從南印度的馬八兒泛海而來的商旅。馬八兒又稱南毗國，宋元明時代與泉州的海上聯繫十分密切。據趙汝適記載，宋末有南毗國人時羅巴智力干父子居於泉州城南。泉州城南正是大批濕婆教石刻和上述泰米爾文碑文的出土地點。可以設想，時羅巴智力干父子，是當時居於泉州的濕婆教徒社團中的成員。這些泰米爾文碑文和這些婆羅門教石該是馬八兒居民與泉州城歷史關係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