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聞見錄》的作者陳倫炯字資齋，福建泉州同安人。父陳昂，少時孤貧，只得「廢書學賈，往來外洋」。當時有些嫻於操舟者，「僅知針盤風信」，但在問及地理形勢則多數茫然不知，「間有能道一二事實者，而理莫能明」。陳昂在海上「則必察其面勢，辯其風潮，觸目會心，有非學力所能告者」。康熙壬戍（二十一年，1682）施琅受平台灣命，「旁求習於海道者」。陳昂「進見，聚米為山，指畫形勢，定計候南風以入澎湖」。為瞭解鄭氏有無隱遁遺孓，陳昂縱橫東西洋五年。台灣平定後，陳昂除官授職，皆在濱海地區任職。（註：見陳倫炯雍正八年（1730）所撰《海國聞見錄序》，陳倫炯：《海國聞見錄》，李長傅校注本，陳代光整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
陳倫炯幼時，隨父出行「島沙隩阻盜賊出沒之地」。在這些場合，其父對其因地施教。稍長，父親在浙省為宦，陳倫炯在其地「聞日本風景佳勝」，還打算周咨明季倭寇「擾亂閩浙、江南」的實情。因此可以說，陳倫炯出身海事活動世家。他曾充任康熙帝侍衛，康熙對他親加教誨，示以沿海外國全圖。康熙末、雍正初，他一直在台灣出任軍職，後來又遷職東南其他沿海地區。在那裡，他「日見西洋諸部估客（註：按，「估客」即「賈客」。），詢其國俗，考其圖籍」，並對比「先帝所圖指畫」，發現「毫髮不爽」。因此他「按中國沿海形勢，外洋諸國疆域相錯，人風物產，商賈貿遷之所，備為圖志」（註：《海國聞見錄序》。），是為《海國聞見錄》。此書成於雍正八年（1730），有清乾隆刻本，且收於《昭代叢書·戊集》續編、《藝海珠塵·石集》及《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等叢書。對《海國聞見錄》作過深入研究的是已故河南師範大學教授李長傅先生，他在1942年曾發表《〈海國聞見錄〉東南記箋釋》。（註：載《真知學報》，1942年，一：五。此文未見，茲據李長傅校注《海國聞見錄》書後所附目錄。）並在1949年以前開始此書的校釋工作，至1963年完成。其所據底本為《昭代叢書》本（道光本），參校其他本子。校注成果由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註：應當指出的是，本書註釋中外文錯誤極多。本文在具體引述處將一一指出。）本文所據即李長傅先生校注本，以下簡稱《海國聞見錄》。本文在錄《海國聞見錄》和其他標點本史料史文時，偶不遵從書中標點。
《海國聞見錄》中有《東南洋記》一節，對當時中國人在呂宋的活動有一段記載：
「風山（註：應為台灣某處，具體地點待考。）、沙馬崎（註：《東南洋記》的開頭，在描述台灣地理時說：「北自雞籠山至南沙馬崎。」則沙馬崎當在台灣最南部處。向達在《順風相送》校注中提出，即「今台灣最南端之貓鼻角，一作貓鼻頭」。見《兩種海道針經》，索引，第229頁。）之東南有呂宋，居巽方（註：在羅盤上，巽位為正東南。），廈門水程七十二更……與沙馬崎西北東南遠拱，中有數島，惟一島與台灣稍近者，名紅頭嶼（註：台灣東南一島，今同名。見《兩種海道針經》，索引，第241頁。李長傅之註釋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5。）……台灣曾有舟到其處」，「地宜粟米，長者五、六分，漳、泉人耕種營運者甚盛。」「下接利仔發（註：利仔發，李長傅認為乃Lecena之音譯，位於呂宋島南部，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8。陳佳榮、謝芳認為應為呂宋東南部之黎牙實比（Legaspi），見陳佳榮、謝芳、陸峻嶺編：《古代南海地名匯釋》，中華書局，1986年，第429頁。），水程十二更。至甘馬力（註：李長傅認為即《明史》中之「合貓裡」（Camarines），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8。），水程二十一更，二處漢人從呂宋舟輯往彼貿易。利仔發之東南隔海對峙有五島：班愛（註：「班愛」即今之「班乃」（Panay）島。眾家說法一致。）、惡黨（註：「惡黨」在《東西洋考》中有具體描述。是書在述呂宋交易時提到：「屋黨，亦名屋同，城郭森峙，夷酋屯聚處所也。其咽喉名漢譯。」見《東西洋考》，謝芳校注本，中華書局，第95—96頁。這裡的「惡堂」、「屋同」即上文中之「惡黨」。至於其今地，李長傅先考慮其今地在「尼格羅」（Negras）島，但認為對音不合。於是傾向於認為乃「班乃」（Panay）與「內格羅斯」（Negras）兩島之間之小島吉馬拉斯（Guimaras，中州古籍本誤刊為Guinaras）之首府霍爾丹（Jordan，中州古籍本誤為Gaidon）之譯音。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8。陳佳榮、謝芳認為「惡黨」乃系班乃島西南部的奧頓（Oton）的音譯，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627頁。筆者以為內格羅斯島之說較合邏輯，此島位於班乃島之東南。
《指南正法》中有「雙口往惡黨」一節，錄之如下使有助於判斷惡黨地望：「雞嶼南過，用丙午，取文武樓門。用巽巳，五更，取以寧山，用單巽，囗更，取郁司嶺大山。用單巽，四更，取漢譯大山尾。用單午沿山直落，取惡黨內嶼，妙哉。」（《兩種海道針經》，第140頁））、宿務（註：「宿務」（Cebu），同書又寫作「宿霧」。今譯音仍用「宿務」。宿務島位於內格羅斯島之東。關於此島，張燮記曰：「朔霧，俗名宿霧。佛郎機（筆者按，此處之「佛郎機」並非指葡萄牙，而指西班牙）未據呂宋時，先聚彼中，與其國人相親好。佛郎機之破呂宋，朔霧人有力焉。佛郎機德之，既奄有諸土，率虜使其民，獨與朔霧為婚媾。城戍儼然。一大酋擁重兵守之。向歲呂宋王之子求報父冤，自稱奉命駐劄朔霧是也。所產蘇木、子花、海菜。」（《東西洋考》，第95—96頁））、貓務煙（註：「貓務煙」，李長傅注云：「即Bahol島，今譯保和」。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8。陳佳榮、謝芳認為，應指今菲律賓棉蘭老島西部的南北的三寶顏（Zamboanga）二省。並提供另說，即棉蘭老島Mangyan族的音譯。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710頁。保和（Bahol）島位於宿務島之東，地望合。張燮對貓裡務有一段記載：「貓裡務即合貓裡國也。地小土脊。國中多山，山外大海，海饒魚蟲，人亦知耕稼。永樂三年，國王遣使回回道奴馬高奉表來朝，並貢方物。國於呂宋鄰壤，故與呂宋使者偕來。其後漸成沃土，俗亦近馴。故舶人為之語曰：『若要富，須往貓裡務。』蓋小有鼻子有眼之善地也。」（《東西洋考》，第98頁）本段中，張燮將「貓裡務」勘同為「合貓裡」有誤。）、網巾礁腦（註：「網巾礁腦」，李長傅注曰：「《東西洋考》作魍根礁老，即Magindano，或Mindaneo的譯音，《瀛環志略》作民答拉峨，即棉蘭老。」見《海國聞見錄》，第46—47頁注8。陳佳榮、謝芳進一步認為，系指棉蘭老島的哥達巴都（Catabato）一帶，一說指薩蘭加尼（Sarangani）灣。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343頁。棉蘭老島位於保和島之東南，地望合。張燮對「網巾礁腦」島也有一段記載：「有網巾礁老者，數為盜海上。駕舟用長橈，其末如瓠之裁半，虛中以盛水者，入水盪舟，其行倍疾。望遠濤中僅微茫數點，倏忽賊至，趨避不及，無脫者。貓裡務既彼一時遭寇害，死亡數多，遂轉貧困，賈舶往者，慮為賊所急，稍稍望別島以行。」（《東西洋考》，第98頁）
《指南正法》中有「往網巾礁荖、萬荖膏」針路一段，其前半段即系呂宋往網巾礁腦的海道，今亦錄之如下：
（《兩種海道針經》，第162—163頁）
班乃（班愛）、內格羅斯（惡黨）、宿務、貓務煙（保和）與魍巾礁腦（棉蘭老）五島呈一字排開，順序相接，位於呂宋之東南，面積較大，古代中國洋舟來訪是合理的。為求對音，捨棄其中的大島，以較小的島嶼當之不妥。張燮提到，屋黨與宿務等地皆為呂宋之屬國（《東西洋考》，第96頁）。），中國俱有洋艘往通。亦系無來由類。……水程必由呂宋之利仔發海而南。呂宋至班愛十更，至惡黨二十三更，至宿務二十四更，至網巾礁腦五十八更。……家無所蓄，需中國布帛以蔽身。」（註：《海國見聞錄》，第41—43頁。）
「呂宋至吉裡問（註：「吉利問」謝芳認為即今印尼爪哇三寶垅北部海外之卡裡摩爪哇（Karimunjawa）群島。見《東西洋考》謝芳校注本，第45、84頁。《順風相送》作「吉裡門」，元代征爪哇時已見於史籍。但李長傅認為與此書中所提到的「吉利問」並非上述Karimunjawa。見《海國聞見錄》，第48頁注10。若以爪哇附近之吉裡門當之，從呂宋至其地的距離不可能比婆羅洲北部的文萊更近。李長傅的質疑即基於此。），三十九更；至文萊四十二更。（註：呂宋至文萊傳統中國航線的描述詳見下。）…而朱葛礁喇（註：「朱葛礁喇」，李長傅認為即《明史》中之蘇吉丹，其原名為Sukatana，在婆羅洲（加裡曼丹島）西岸。見《海國聞見錄》，第46頁注8。今譯名蘇加丹那。陳佳榮、謝芳有更詳盡的說明，見《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第358頁。關於此地，詳見下。）、馬神（註：李長傅認為「馬神」即《明史》中之「文郎馬神」。據其原名Banjarmasin，可知「文郎馬神」當為「文即馬神」之訛。今譯為馬辰，在婆羅洲南岸。見《海國聞見錄》，第48頁，注11。），非從呂宋水程，應入南洋各國。」（註：《海國聞見錄》，第44頁。）
上述記載足證，呂宋雖然淪為西班牙殖民地，但中國人在當地的商業活動中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本文欲討論的是呂宋與婆羅洲之間的海路。呂宋即今菲律賓呂宋島（Luzon），婆羅洲即今之文萊（Brunei）。這一海道是中國明清兩代海商利用極為頻繁的海上通衢。陳倫炯上述有關呂宋至文萊的更路記載雖然只有數語，但其「至文萊四十二更」的記載，透露出鴉片戰爭前後，中國舟師仍然按中國傳統航海術往來於呂宋與婆羅洲之間。
更路是中國航海家度量水程遠近的單位，直至陳倫炯時代仍然廣為使用。《海國聞見錄》提到：
中國洋艘，不比西洋呷板用混天儀、量天尺，較日所出，刻量時辰、離水分度，即知為某處。中國用羅經、刻漏沙。以風大小、順逆較更數。每更約水程六十里。風大而順，則倍累之；潮頂風逆，則減退之，亦知某處。心尚懷疑，又應見某處遠山，分別上下山形。用繩駝探水深淺若干。駝底帶蠟油以粘探沙泥。各各配合，方為確准。（註：《海國聞見錄》，第49—50頁。）
以更數計行船遠近為中國航海的傳統之一。在已故向達教授從英國抄回的古代中國的航海資料中有《順風相送》，原抄本藏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系坎特伯雷大主教牛津大學校長勞德大主教（Arch Laud）於1639年（明崇禎十二年）贈送該館。據向達教授調查，此書當系明代入華耶穌會士從中國攜歸歐洲，曾為一所耶穌會大學收藏，後為勞德購得。《順風相送》中也有「行船更數法」一節，提到：
凡行船先乍風汛急慢，流水順逆。可明其法，則將片柴從船頭丟下與人齊到船尾，可准更數。每一更二點半約有一站，每站者計六十里。如遇風，船走潮水，去向潮頭漲來，此系是逆流。柴片雖丟順水流向，後來必聚，不可使作船走議論。古雲先看風汛急慢，流水順逆。不可不明其法。（註：《兩種海道針經》，向達校注本，中華書局，1982年，第25頁。）
比較《海國聞見錄》與《順風相送》中的更數描述，《海國聞見錄》的一更約為水程六十里，而《順風相送》的一又四分之一更為六十里，其一更僅為四十八里。其間差別是如何產生的，尚有待於研究。向達教授早已注意到各類針薄所記更數與實際不符的問題，特別考慮一更為60里這種說法的可靠性問題。（註：《兩種海道針經》，第6頁。）因此問題超出本文討論範圍，暫不進一步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