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航海技術取得了許多進步，但蹈海遠行仍然是一件充滿不可知因素的事。古時泛海行船，海難發生的頻度相當高。主要的風險是風浪、觸礁和海盜。《漢書·地理志》便已經記載：西漢時前往印度的航程中有殺人越貨的強盜，使臣畏懼「逢風波溺死」。
據法顯記載，他於411年從獅子國啟程東還。當時舟人已知在舟後系一條小船，「以備大船毀壞」時用。他們的船行至第二天遇大風時，船破水漏，情形萬分危急，乘客、水手紛紛上小舟逃生。上了救生艇的人恐人多翻船，遂強行砍斷纜繩。留在船上的人為求生只得把貨物投入海中，當時法顯也被迫留在商船上自救，在海中漂流十三日後方到一個荒島上。至於那些跳到小船上的逃生者的下落，法顯沒有提到。在這種風暴中，一葉小舟在汪洋大海中漂泊，很可能是凶多吉少。除了風暴之外，法顯說，「若遇伏石，則無活路」。所謂「伏石」就是暗礁。另外「海中多有抄賊」，遇則人貨全無。（註：章巽：《法顯傳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7頁。）離開耶婆提以後，法顯搭商船趁東南風回國。原計劃行五十日，但因風暴，偏離航線，船行百日有餘，不見廣州，食、水俱盡，日常飲水以淡水、海水摻半，每人每日配給2升，歷經種種險情。
另一位西涼州僧人智儼的經歷與法顯近似。他在今克什米爾之地延請當地高僧覺賢一道附海舶入華傳佛法，途中在中國南海船泊一海島候風。一日遇順風，同泊諸船中許多紛紛拔錨啟航，唯智儼、覺賢等人的海船暫泊繼續辨認風向。結果風暴突起，先出航各船均遇難。待覺賢等人啟程後，留下諸船又遇海盜，均遭難。（註：慧皎：《高僧傳》卷2，見《高僧傳合集》，第15頁。）
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羅「有緣東方」，他「隨舶泛海，中途風止」。海上行船的主要動力是信風，失去風力之後，船舶只能在海上漂泊，原先攜帶的給養再多也只能維持有限的時間，到「淡水復竭」時，「舉舶憂惶」。後來「信風暴至，密雲降雨」，才安抵廣州。（註：同上書，第24頁。）
在海難中喪生的，除了水手、商賈、佛僧以外，有時還有南海諸國的王公貴族。據《南齊書·東南夷傳》記載，林邑王諸農仰慕中國文明，親自乘舟來華，不幸在「海中遇風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