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陸標作為導航的主要依據是最原始的導航法，也是中國舟師的主要導航法之一。即便其他更先進的導航法出現之後，這種陸標導航海也為中國舟師沿用了很長時間。
（一）陸標導航
在海圖出現以前，水手們在海上判斷航向的主要方法是地文導航術和天文導航術。所謂地文導航術即航舶不遠離大陸或沿海島嶼海岸線。舟師以所見地理標識確定船舶所在方位。南宋人周去非曾描述過當時水手辨識地理的情景：「舟師以海上隱隱有山，辨諸蕃國皆在空端。若曰往某國，順風幾日望某山，舟當轉行某方。或遇急風，雖未足日，已見某山，亦當改方。」（註：周去非：《嶺外代答》、楊武泉校註：《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第217頁。）
這就是說，舟師在運用地文導航術時，基本上以沿海島嶼或陸地上高聳的山峰為標誌。當海上隱隱有山時，便努力辨認，以圖確定是什麼地方。當商舶計劃前往某國時，舟師對航線所經各地的時刻，對船舶何時應轉變航向已經大體有數。順風行船當風速高時，船行速度快，按預定時辰推算，雖然尚不應轉向，但只要已見預定的地理坐標，水手也果斷轉舵。如錯過陸標，喪失轉向時機，則稱為「舟行太過」，船舶會陷入險境，「無方可返，飄至淺處而遇暗石，則當瓦解矣。」（註：周去非：《嶺外代答》，楊武泉校註：《嶺外代答校注》，中華書局，1999年，第217頁。）
（二）海圖
現存最形象地表現中國地文導航法的資料是《鄭和航海圖》。但在此之前中國已經應當有海圖存在。《新唐書·地理志》載有廣州通海夷道裡，詳述唐時海舶由廣州出航前往大食之途，為《舊唐書·地理志》所無，當由賈耽《皇華四達記》中錄出。「通海夷道裡」雖然逐站述明瞭從華南到大食的海途，但尚不能算海圖。我們雖未發現最初的海圖，但南宋人周去非所述中國舟師們在海中辨識地理的情況，形象地說明了中國古代水手們在世世代代的航海生涯中，積累了無數的實踐經驗。
這種經驗最初是在航海的旅程中，在現場以口口相傳的辦法師徒相授的。在漫長的航線上，沿途各地地理標誌物特徵各異，轉變航向的方向也各異，稍一不慎，辨識有誤，或航向有偏，就可能造成舟毀人亡的慘劇。因此稍識文字的舟人都會以紙筆記下航線和沿途標誌物及應轉的航向，以利下一次航行。航路指南及海圖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中國的海圖至少在宋代已經出現了。海圖的出現可謂海外地理學的一大進步。北宋鹹平六年（1003），廣州地方官曾向朝廷進呈《海外諸蕃圖》（註：《續資治通鑒長編》卷54。），宣和五年（1123），徐兢奉使高麗時，曾在「神舟所經島洲苫嶼而為之圖」。（註：《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34。）《諸蕃志》的作者趙汝適在自序中提到：「暇日閱《諸蕃圖》，有所謂『石床』、『長沙』之險，交洋竺嶼之限」。（註：馮承鈞：《〈諸蕃志〉校注》，第5頁。）這裡的「所謂『石床』、『長沙』之險」，即指南海諸島。可見這種「諸蕃圖」應當就是海圖。可惜的是這些早期的海圖早已亡佚，其原貌已不得而知。
（三）周公之法
在西方現代導航海傳入之前，中國舟師一直沿用古來的導海法。這種導航法因為歷史久遠，後來的舟師已經不能言明其來源，只將之歸於周公。除了《鄭和航海圖》一類官藏海圖之外，明清時期的舟師海商還有一些世代流傳的航海通書。清《台海使槎錄上》提到，「舟子各洋皆有秘本，名曰洋更」。現存明代各種文獻中提到過不少這類書薄，如《日本一鑒》和《桴海圖經》提到的《針譜》、《渡海方程》、《海道經書》、《四海指南》、《航海秘訣》、《航海全書》等，《指南正法》提到的《羅經針薄》，《東西洋考》提到的《航海針經》，《西洋朝貢典錄》提到的《針位篇》等。這些多為舟師世代相傳的秘本，很少見於著錄（註：向達：《兩種海道針經序言》，無名氏著、向達校註：《兩種海道針經》，中華書局，1982年，第3頁。），具有極高的價值。正因為有了這些在民間流傳的舟子秘籍，中國的航海業才世世有替。
現存最重要的中國私家舟師往來於東南亞及北印度洋的航海秘籍，是藏於英國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的兩部手抄海道針經《順風相送》與《指南正法》。這兩部書雖然都出自私家舟師之手，是普通航海者自己的記錄，毫無誇張之處，但卻客觀反映了明代至清中期中國海舶的船主從他們的前輩那裡繼承的前往東南亞和北印度洋時使用地文導航法的實際狀況，為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
《順風相送》應成書於明中期以後。作者在前言中說，他的著作本於周公的《指南之法》。《指南之法》大約是一部假托周公之名的航海針路書，至明中葉尚存。《順風相送》的作者說它「能自古今，流行久遠」，其「中有山形水勢」，但傳抄描繪有誤，又迭經增減，足見這部《指南之法》由來已久，在出洋的海商與舟子中代代流傳。他們在航海中或歸來後，曾對照過它，所以才會發現「傳抄描繪有誤」，並在驗證時不斷有人根據自己的經驗與見聞有所增補。《順風相送》的作者還說，他將「南京直隸至太倉並夷邦巫裡洋等處更數、針路、山形水勢、澳嶼淺深攢寫於後」，還提到「寶舟」、「永樂元年奉差前往西洋等國」等語，足見《順風相送》在編寫時還參照了《鄭和航海圖》。
《順風相送》的作者在評價《指南之法》的作用時說它是一部航海者的必備針薄，「行路難者有徑可尋，有人可問。若行船難者，則海水連接於天，雖有山嶼，莫能識認。其正路全憑周公之法，羅經針薄為準」。這裡「雖有山嶼，莫能識認」一句清楚地說明了傳統的地文導航海的局限，若不假以「羅經針薄」，遠航的風險是很大的。《順風相送》的作者在「各處州府山形水勢深淺、泥沙地、礁石之圖」一節中在描述「外羅山」（註：在越南新州港外，入新州港以此為望山。今地無考。見《兩種海道針經》，第219頁。）時，提到這裡「遠看成三個門，近看東高西抵。北有椰子塘，西有老古石。行船近西過，四十五托水。往回可近西，東恐犯石欄」。（註：同上書，第33頁。）這說明，即便在磁羅盤廣為應用以後，當海舶駛近目的港時，舟人仍努力依靠陸標辨識。
按向達先生的研究，《指南正法》成書於清康熙末年。此書的序言如同《順風相送》，提到周公的《指南之法》，並有一節題為「大明唐山並東西二洋山嶼水勢」，說明書中許多資料至少可以上溯至明代中期。此節在描述「外羅山」時，提到「東高西抵，內有椰子塘，近山有老古。打水四十五托」。對比《順風相送》的相應記載，可知兩者當有共同的資料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