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外旅行家
元代東西交通大開，循海路往來於中國與世界各地的人越來越多。在這些旅行家中，有許多人在歷史上留下了他們的名字。其中最為著名的外國人有好幾位。
1.不阿里
元代另一名著名回回海商是馬八兒人不阿里（Abu『Ali）。不阿里原名撒亦的（Sa』id），祖籍西域哈剌哈底。（註：即今阿曼東南角之故城Qalhat遺址。哈剌哈底為Qalhat之音譯。）其祖先是專營波斯灣與南印度貿易的回回海商。他一家於宋末離開故土，移居西洋，即印度南部東南岸之馬八兒，以賈販為生，積累了大量財富。撒亦的之父名不阿里，受到馬八兒國王五兄弟的信任，被稱為「六弟」。馬八兒國王習慣於其父親名字「不阿里」稱呼他，而他的本名撒亦地反而不大為人所知。
不阿里的家族居於印度南端，親眼目睹東亞的宋朝與西亞的黑衣大食這兩個強大一時的政權竟被蒙古人消滅。印度的回回海商無論赴波斯灣，還是到中國賈販，都必須與蒙古當局打交道，這讓不阿里感到極為震動。為保護自己的海外商業利益，他自作主張派出一名回回人札馬剌丁入元朝貢，此外還向遠在波斯的蒙古伊利汗阿八合、哈散遣使通好。凡元廷或伊利汗國的使臣航海往來途經馬八兒時，不阿里均為之準備舟楫，補充給養。不阿里私下向元朝遣使的做法，引起了馬八兒統治者的不滿。他們抄沒了不阿里的家產，甚至準備處死他。不阿里以詭辭狡辯方得免。
不阿里在海外為蒙古政權效力的事跡，由航海往來於途的元朝使臣傳到元世祖忽必烈那裡。至元二十八年（1291），元廷命使臣別鐵木兒等人攜詔書赴馬八兒召不阿里入元。不阿里捨棄家產，率百名隨從來到中國。因不阿里在馬八兒曾被其國王稱為「六弟」，故入元後以馬八兒王子自居。後來不阿里逝於福建泉州。（註：劉敏中：《不阿里神道碑銘》，《中庵集》卷4，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書目文獻出版社，冊92，第302—305頁。）
2.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4）
馬可·波羅1254年生於意大利威尼斯（Venice）的一個商人家庭。其父尼科洛和叔父馬泰奧都是商人。馬可·波羅幼時，其父親和叔父到東方經商，來到元大都（今天的北京）並朝見過元世祖忽必烈，還帶回了世祖致羅馬教皇的信件。1271年，馬可·波羅17歲時，其父親和叔父帶著教皇的覆信再次赴中國，馬可·波羅隨行，途經中東、中亞與新疆，歷時四年多來到中國，在中國遊歷了17年。1292年，因波斯的蒙古宗王妃子去世，1292年元世祖下令選取女子闊闊真送赴波斯成婚，馬可·波羅一家隨行。同年深秋，他們從泉州乘遠朝官船啟行，歷經南海、印度南部、斯里蘭卡、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在波斯登陸。馬可·波羅歸國所行的路線，幾乎就是一百餘年後鄭和和他率領的寶船隊的主要航線。
1295年，馬可·波羅一家回到了闊別二十四載的親人身邊。他們從中國回來的消息迅速傳遍了整個威尼斯，他們的見聞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他們從東方帶回的無數奇珍異寶，一夜之間使他們成了威尼斯的巨富。1298年，馬可·波羅參加了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被俘。在獄中他遇到了作家魯思梯謙，於是便有了馬可·波羅口述、魯思梯謙記錄的《馬可·波羅遊記》（又名《東方聞見錄》）。
《馬可·波羅遊記》激起了歐洲人對東方的熱烈嚮往，對以後新航路的開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西方地理學家還根據書中的描述，繪製了早期的「世界地圖」。在1324年馬可·波羅逝世前，《馬可·波羅遊記》已被翻譯成多種歐洲文字，廣為流傳。現存的《馬可·波羅遊記》有各種文字的119種版本。《馬可·波羅遊記》不僅是一部單純的遊記，而是啟蒙式作品，為閉塞的歐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識領域和視野，導致了歐洲人文科學的廣泛復興。後來歐洲人的大航海的動因之一，就是為馬可·波羅所描述的東方所吸引。
3.伊本·拔圖塔（Ibn Battuta，1304—1377）
伊本·拔圖塔是摩洛哥丹吉爾城人，伊斯蘭教教徒。1325年，離鄉赴麥加朝聖，後決意周遊世界。數年中，曾三至麥加，並遊歷了波斯、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岸各地，曾至伊利汗國。1332年，經西亞、中亞各地旅遊後於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裡，在那裡留居約8年。
1342年，元順帝遣使臣至德裡通好，德裡算端命伊本·拔圖塔率領使團隨同元朝使臣回訪中國。使團啟航後，遇風漂沒，伊本·拔圖塔未及登舟，得免於難。元朝使臣脫難後搭本國商船回國。伊本·拔圖塔因失去隨員、禮物，不敢回德裡覆命，在外輾轉兩三年後，才抵泉州。他在中國南至廣州，北上杭州。後來從泉州乘船西還，於1347年到達印度，再途經阿拉伯半島東岸、波斯灣、報達、敘利亞、麥加後返國。1349年底伊本·拔圖塔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後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國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見聞，由國王所派書記官伊本·術札伊用阿拉伯文筆錄，著為旅行記一書。拔圖塔行蹤幾遍元帝國全境，對所到之處都有詳細記述，其中國行記部分記載了泉州、廣州、杭州及所經沿途各地狀況，尤詳於這些地區的穆斯林情況；對中國與印度、波斯灣和阿拉伯交通、貿易往來，也有不少極可貴的記載。
由於卷帙浩繁，此書一直以節本流傳，有多種歐洲文字譯本。19世紀中，法國人在摩洛哥發現其全文手稿，由德弗列麥裡等校勘並譯為法文，分四卷出版（巴黎，1853—1858）。吉伯據此本譯為英文，作了詳細註釋（劍橋，1956—1971，未完）。張星烺《中西交通史料彙編》據玉爾《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一書中的英文摘譯本，譯出了一部分關於中國的內容。馬金鵬將埃及出版的阿拉伯原文本譯為漢文（《白圖泰遊記》，寧夏人民出版社，1985），為全譯本，但名詞術語對勘不精。
4.回回人的朝聖旅行
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一個穆斯林在條件許可時應當赴聖地麥加（天方、天房）朝一次聖。伊斯蘭教傳至舊世界各地後，各國的穆斯林均保持了這一風俗，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各民族穆斯林通過各種途徑赴麥加朝聖。在蒸汽機沒有發明之前，沒有鐵路與輪船。對於生活在中國這樣遙遠的東方的穆斯林來說，赴天方朝聖是一件極為不容易的事情。但仍有虔誠的穆斯林不辭千辛萬苦，沿陸路或海路往來於天方與漢地之間。完成朝聖壯舉的穆斯林是極為榮耀的，被稱為Hajj，在當時的漢語中譯稱為「哈只」（今稱為哈智）。
鄭和的父親與祖父都被稱為「哈只」，足見其父祖兩代人都曾經赴天方朝聖。雲南赴天方朝聖通常是從緬甸出境，再登船經孟加拉灣，繞過印巴次大陸，進入阿拉伯海，進入波斯灣或紅海，至天方。回回人往返於海灣與東亞的航行使西太平洋與印度洋之間的航道變得更為知名。
（二）遙遠的馬合答束與刁吉兒
在元《經世大典·站赤》中，保留了如下記載，大德五年十二月（1301年末至1302年初）：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言：杭州路在城驛近承接使臣答術丁等，欽繼聖旨懸帶虎符，前往馬合答束番國徵取獅豹等物，往回應付二年分例……；又愛祖丁等使四起，正從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兒取豹子希奇之物，往回應付三年分例。（註：《永樂大典》卷19419，第7220頁。）
這裡提到的「馬合答束番國」，即今索馬裡首都摩加迪沙，鄭和時代的資料稱之為「木骨都束」。元使臣答術丁前去的目的是購買獅、豹等名貴動物，由於路途遙遠，需要預支二年差旅費用；而前刁吉兒的使臣愛祖丁使團一行為的是取豹子等物，全團計正使隨員共37人。他們所需預支的錢比前往馬合答束（摩加迪沙）的使團更多，要準備三年花費，可見其路途更為遙遠。刁吉兒應當就是摩洛哥航海家伊本·拔圖塔的故鄉丹吉爾，位於地中海南岸。愛祖丁的使團是從紅海西岸登陸至地中海再乘船前往刁吉兒，還是由海路繞過非洲南部經直布羅陀海峽抵其地，尚不得而知。
（三）汪大淵和他的遠航
汪大淵（1311—？）字煥章，南昌人，是元代民間航海家。至順元年（1330），年僅20歲的汪大淵首次從泉州搭乘商船出海遠航，歷經海南島、占城、馬六甲、爪哇、蘇門答臘、緬甸、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橫渡地中海到摩洛哥，再回到埃及，出紅海到索馬裡、莫桑比克，橫渡印度洋回到斯里蘭卡、蘇門答臘、爪哇，經澳洲到加裡曼丹、菲律賓返回泉州，前後歷時五年。至元三年（1337），汪大淵再次從泉州出航，至元五年（1339）返回泉州。
汪大淵第二次出海回來後，便著手編寫《島夷志》，把兩次航海所察看到的各國社會經濟、奇風異俗記錄成章，作為資料保存下來。當時泉州路正在修郡志，泉州地方長官（稱達魯花赤）與主修郡志的人見此書大為讚賞，即將《島夷志》收入《泉州路清源志》中，作為附錄。後來汪大淵回到久別的故鄉南昌，將《島夷志》節錄成《島夷志略》，在南昌印行。這本書才得以廣為流傳。
汪大淵自述其書中所記「皆身所游焉，耳目所親見，傳說之事則不載焉」。今查《島夷志略》分為100條，其中99條為其親歷，涉及國家和地區達220餘個，對研究元代中西交通和海道諸國歷史、地理有重要參考價值，引起世界重視。1867年以後，西方許多學者研究該書，並將其譯成多種文字流傳，公認其對世界歷史、地理的偉大貢獻。
《島夷志略》可以說是上承宋代周去非的《嶺外代答》、趙汝適的《諸蕃志》，下接明朝馬歡的《瀛涯勝覽》、費信的《星搓勝覽》等的重要歷史地理著作，而其重要性又遠遠超過這些宋、明的著作。《四庫全書總目》說：「諸史（指二十四史）外國列傳秉筆之人，皆未嘗身歷其地，即趙汝適《諸蕃志》之類，亦多得於市舶之口傳。大淵此書，則皆親歷而手記之，究非空談無徵者比。」汪大淵兩下西洋，遊蹤的廣遠，著述的精深，直到清代中葉以前，還是名列前茅的。
《島夷志略》對後世航海家有深刻的影響。明朝永樂年間，隨鄭和七下西洋的馬歡在出海時，曾將此書帶在身邊，隨時隨處對照，他說：「隨其（鄭和）所至，……歷涉諸邦，……目擊而身履之，然後知《島夷志》所著者不誣。」
汪大淵曾說：「所過之地，竊常賦詩以記其山川、土俗、風景、物產。」《島夷志略》中大佛山條載：他們的船到大佛山（今斯里蘭卡）附近，採集到珍貴的奇異珊瑚，汪氏很興奮，「次日作古體詩百韻，以記其實。」這部書中多處記載了華僑在海外的情況，例如泉州吳宅商人居住於古裡地悶（今帝汶島）；元朝出征爪哇部隊有一部分官兵仍留在勾欄山（今格蘭島）；在沙裡八丹（今印度東岸的訥加帕塔姆），有中國人在1267年建的中國式磚塔，上刻漢字「鹹淳三年八月畢工」；真臘國（今柬埔寨）有唐人；渤泥「尤敬愛唐人」；而龍牙門（今新加坡）「男女兼中國人居之」；甚至馬魯澗（今伊朗西北部的馬臘格）的酋長，是中國臨漳人，姓陳，等等。
以上所述證明，明初鄭和航海不是偶然發生的，其基礎是古代中國與東方的海上活動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