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內陸歐亞（Eurasia），也稱歐亞草原（Eurasian Steppes），東起黑龍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爾加河流域。內陸歐亞幅員遼闊、資源豐富，是世界主要初級產品供應地和重要的消費市場。上世紀以來，由於這一地區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的重要性被逐步揭示，內陸歐亞學已成為學術研究熱點之一。
自古以來，內陸歐亞就不是一個單一的文化範疇，就生產、生活方式而言，其北部主要是遊牧、狩獵和半遊牧區，南部分別是東亞北方旱作農耕區和內陸沙漠綠洲區。其間，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形形色色的遊牧部族。有史以來，北方的遊牧民和與之為鄰的南方的農耕民之間充滿著和戰相續的故事。北方草原是南方以農立國諸民族戰馬的主要來源地，定居民生產的穀物則是遊牧民度荒過冬的必需品。遊牧民與定居民之間互相對立而又依存的關係的基礎，是久已存在的草原的畜產品和農耕區的農產品、手工業品之間的交換。這種交換在戰爭時代表現為勝利者對失敗者的掠奪，在和平時代則為貿易和通商。
從語言和種族上看，內陸歐亞的北部在古代主要是操滿—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薩莫耶語、芬—烏戈爾語和印歐語等的民族，南部從東到西居住著操漢—藏語、茶羅毗陀語、印歐語、閃含語的民族。從史料和文獻的角度而言，這一地區分別使用過漢、滿、蒙古、突厥（包括畏兀兒文、察合台文等）、藏、梵和佉盧、中古伊朗語的各種文字（粟特、花剌子模、和田塞語等），以及希臘、拉丁、波斯和阿拉伯文等各種文字。
內陸歐亞長期以來受東部的漢文化圈，西部的東地中海文化圈（包括古巴比倫、古希臘、古羅馬、拜占庭和以阿拉伯、波斯為代表的穆斯林文化），南部的印度文化圈，和北部的突厥—蒙古文化圈的強烈的影響。古代史家通常將內陸歐亞遊牧部族的活動作為定居文明的邊緣附屬物加以記錄；在漢文、古波斯文銘文、希臘和拉丁文獻、亞美尼亞、佛教文獻、中古伊朗語文獻、穆斯林文獻中都保存著有關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的記載。
「地理大發現」以後，西方殖民者、冒險家蜂擁而東來，沙俄亦沿陸路東向發展。自19世紀中葉起，進入歐亞內陸「考察」的西方和俄國人日漸增多。所謂「東方學」便在這樣的土壤、氣候中蓬勃興起，研究對象也逐步從起初的中、近東擴大到歐亞內陸地區，其諸學術分支中，以漢學、佛學、伊斯蘭學、藏學、突厥學、蒙古學、滿—通古斯學、阿爾泰學、伊朗學、中亞學和梵學（印度學）等對內陸歐亞研究的價值最大。而長期以來的研究實踐使各國的學者們認識到，研究內陸歐亞任何局部都必須胸懷全局，也就是說只有加強內陸歐亞學的建設，重視帶有全局性的課題並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局部研究才能達到應有的深度。具體而言，中亞、北亞、東北亞乃至東歐、中歐歷史的研究必須與整個內陸歐亞歷史的研究結合起來。內陸歐亞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問於是應運而生。
文化上的多元性使研究內陸歐亞的學者可以而且必須從多種文化的視角來探討這一地區各民族的歷史、文化，比如研究塞種（Sakā）的歷史必須同時依據古波斯銘文、希臘文和漢文、梵文的史料；研究厭噠的歷史也必須掌握漢文、亞美尼亞文、希臘文、拉丁文、梵文、波斯文、阿拉伯文、敘利亞文的史料；研究哈薩克族古代史，則既可從大食、波斯地理學家的作品和漢文史籍有關歐亞草原遊牧民的記載入手，亦可以漢文史料、《元朝秘史》或深入歐亞草原的歐洲傳教士的記錄等為主；研究蒙古史可以重點利用歷代漢文和高麗史料，亦可分別以蒙古文、滿文、藏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拉丁文、畏兀兒文、察合台文及俄文史料為主；研究滿學除需充分徵引滿文文獻外，還應注意今俄羅斯遠東地區的民族語言資料和世界阿爾泰學的成果，諸如此類。這說明世界各國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均可以自己的專長從事內陸歐亞的研究，而內陸歐亞學也需要世界各國各種學術背景學者的通力合作。
由此可見，內陸歐亞學是一門介於北方民族史、中亞史、北亞史、東北亞史、伊斯蘭文化史、俄國史、亞洲史、歐洲史等諸學科領域之間的學問，其特殊的魅力和多彩的面貌，常常使研究者深感個人在科學面前的渺小——只有時時從鄰近學科汲取營養，更新知識結構，永無止境地探求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路，才有可能不斷推動這一學科的進步。知己知彼、兼通中外，則是內陸歐亞學對我國的研究者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
數千年來，內陸歐亞及其周邊地區對我國歷史的發展一直產生著重要的影響。
歐亞草原東西相距雖然遙遠，但其間並無艱險的自然屏障，因而這裡所有的遊牧民有很大的流動性。銅山西崩，洛鍾東應；史前時期操歐羅巴語諸部族的東遷，深刻地改變了我國西北地區的種族和文化面貌。此後，匈人、厭噠人、阿瓦爾人等部族一批又一批地西遷，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西亞乃至歐洲的歷史進程。而遼金時代源於我國東北遼河上游奚族故地的蒙古伯牙兀氏（Bayaut）遠徙歐亞草原，定居於押亦水（Jayaq，即今烏拉爾河）與亦的裡水（Etil，今伏爾加河）之間的地域，成為欽察突厥的一支，蒙古西征後又隨蒙古軍回到東方，其主要代表為元代朝中顯赫的吐吐哈—床兀兒—燕帖木兒家族；發源於吐蕃的喇嘛教在明代為韃靼接受之後，迅速散佈到北起貝加爾湖的布裡雅特蒙古，西及天山南北和伏爾加河、頓河流域的吐爾扈特（卡爾梅克）蒙古的廣大地域；則是內陸歐亞內在聯繫的典型例證。
就我國歷史而言，漢、唐、元、清時代中原政權在西域與大漠南北的活動，以及先後存在於中原與內陸歐亞鄰接地區的邊疆民族政權都是我國文化、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我國12億人民今日擁有的賴以為生的遼闊土地和豐富的自然資源，與我國同內陸歐亞的歷史關係是密不可分的。
在我國，內陸歐亞研究可以說是一門古老而年輕的學科。傳世的先秦文獻中，就保存著有關內陸歐亞最古老的記載。我國傑出的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中創造性地為當時稱雄大漠南北的遊牧部族匈奴單獨立傳，以《大宛列傳》介紹西域諸國的情況，還在一些人物傳記，如卷119《李將軍列傳》、卷111《衛將軍驃騎列傳》中，生動地描述了中原與北方草原交往的歷史。他按民族、地域描述歐亞內陸的框架體系，被許多史學家繼承。後代史書中的《四夷傳》、《東夷傳》、《北狄傳》、《西戎傳》、《外國傳》，連同浩如煙海的官修典籍和私家著述、雜史、筆記、遊記、金石和方志中的有關部分，都是古代中國學者對內陸歐亞進行研究的出色記錄。
滿族興起於內陸歐亞鄰接地區——我國東北。隨著對準噶爾戰爭的勝利，漠北、西北和西藏相繼進入清帝國版圖，又由於中俄之間產生的邊界糾紛，當時已有學者開始致力於內陸歐亞歷史、文化研究，以期瞭解邊疆。鴉片戰爭後，滿清政府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之下不斷簽訂割地辱國的條約，許多愛國知識分子深感民族生存的危機，發展出一個與西方的「東方學」遙相呼應的分支——「西北輿地之學」，不妨認為是今日內陸歐亞學的濫觴。其代表人物有錢大昕、祁韻士、松筠、張穆、徐松、魏源和何秋濤等。他們治學嚴謹勤奮，眼界開闊，具有詳前人之所未述的科學精神，可以說是我國內陸歐亞學的鼻祖。
值得一提的是，1887—1890年，洪鈞受命出任清廷駐俄、德、荷、奧四國公使。他發現西方學者利用的史料多有可以補充中國史書、而不為我國學界所知者，於是著《元史譯文證補》，使我國學者眼界大開。洪鈞以後，我國學者向西方和日本學習，人才輩出，把我國乾嘉以來西北輿地之學的傳統，與西方近現代「東方學」的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內陸歐亞研究的進步，使其面目日新月異。
尤其是近半個世紀，特別是1978年以來，我國對中亞、北亞、東北亞歷史、文化的研究，成果迭出，有了遠較以往明顯的進步。特別是學者們開始認識到內陸歐亞的遊牧文明與其周鄰的定居文明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係，不瞭解一方就不可能真正瞭解另一方，只有把內陸歐亞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對世界文明有獨特貢獻的歷史、文化區域，從更廣闊的背景上進行研究，才能真正既瞭解遊牧部族，也瞭解周邊各大帝國的歷史。相關學界的這一共識事實上成了我國當代內陸歐亞學誕生的標誌。
但是，也應該看到，與國外相比，尤其是在將內陸歐亞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研究方面，尚有一定距離。別的不說，像我國這樣一個內陸歐亞的大國，迄今還沒有一本以「內陸歐亞」命名的刊物，而國外這一性質的出版物卻不斷湧現出來，較重要的有以下幾種：
Anthropology&Archeology of Eurasia，Armonk，NY：M.E.Sharpe（原名Soviet Anthropology and Archeology，1962年夏季創刊，到1992年春季號，出了30卷。主辦單位就是出版社。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from Russian Publications是翻譯俄國各種出版物上的文章。1992年夏季號，改現名。因此是從第30捲開始。出到如今是第36卷，第4期。季刊）。
Archivum Eurasiae Madii Aevi，ed.byP.B.Golden，T.Halasi-Kun&Th.S.Noonan，Otto Harrassowitz-Wiesbaden（1975年創刊，1982年出第2期。其重點在阿提拉匈人時代以後，即5至12世紀的烏戈爾〔Oghur〕、不裡阿兒突厥、蘇拔〔Sabir〕、也末〔Avar〕、可薩〔Khazar〕、匈牙利人、裴奇內克〔Pecheneg〕和欽察〔Kuman〕及與之有關的斯拉夫、拜占庭和操中古伊朗語民族、高加索、穆斯林文化區和中歐及北歐的歷史）。
Eurasia antiqua：Zeitschrift fur Archologie Eurasiens，ed.by Deutsches Archaologisches Institut，Eurasien-Abteilung，Mainz：P.von Zabern（第一期標注年代為1995年，實際上是1996年出版的）。
《－－文化研究》（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ed.by Institute of Eurasian Cultural Studies，Faculty of Literature，Hokkaido University，前身為北海道大學北方文化研究室主辦《北方文化研究報告》（Hoppobunka kenku holoku），1939年創刊。出了十卷，到1965年合併於上述刊物。只出了一期，合併於《北方文化研究》（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ed.by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North Eurasian Cultures，Faculty of Letters，Hokkaido University，1968。
其中，與本刊宗旨接近，因而最有借鑒意義的似乎是Archivum Eurasiae Madii Aevi。由此亦可見，西方傳統的拜占庭、斯拉夫、伊斯蘭、伊朗、突厥、高加索、烏拉爾等等學科已出現集合成為內陸歐亞學的明顯趨向。
我國是東亞歷史最為悠久、文化最為發達的國家，目前正在從事前無古人的偉大建設事業，既然與內陸歐亞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遵循世界公認的學術規範，潛心研究世界先進國家的治學方法，特別是學習他們基於前人成果之上的創造性，使我國的內陸歐亞學趕上世界的學術主流，作出應有的更大的貢獻，我國新一代的內陸歐亞研究者責無旁貸。
《歐亞學刊》的創辦是我國內陸歐亞學發展的里程碑，它標誌著一個新階段的開始。衷心祝願《歐亞學刊》辦成一份面向國內外學術界、有國際影響的出版物。
〔1998年7月寫於南京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