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把官階研究的對象，確定為「官職的分等與分類」和「官員的分等與分類」兩點。這個定義，對本書敘述的展開具有指導作用。隨後三章，計劃從三個側面，考察秦漢品位結構的分等分類特徵，它們分別是「比秩」與「宦皇帝者」問題，漢唐間的冠服體制變遷問題，以及「士階層」的品位安排。
秦漢帝國以「若干石」的祿秩為官階，祿秩由正秩和「比秩」交錯構成。正秩即如「二千石」、「六百石」之類，「比秩」即如「比二千石」、「比六百石」之類。「比秩」不是起初就有的，就目前史料看，大約是漢景帝、漢武帝前後形成的。後代的九品官品有「正品」與「從品」之別，然而漢代「正秩」與「比秩」之間的關係，並不同於正品與從品的關係。考察顯示，漢代「正秩」是用於管理吏職的，「比秩」是用於管理非吏職的。就是說「比秩」除「分等」功能外，還有區分吏與非吏的「分類」功能。那麼「比秩」問題，就成了探討漢代品位結構的一條線索。我們特別關注的是，有一種被稱為「宦皇帝者」的職官被列於「比秩」，他們與「比秩」的起源密切相關。「宦皇帝者」是一個專門奉侍皇帝的侍從、近衛和內官系統。這個系統的構成、功能及其在王朝職類中的特殊地位，特別能反映漢代品位結構的特殊性，也能為觀察中國傳統官僚政治，提供一個特別的側面。
輿服禮制是王朝等級制的重要部分，各色官貴都以官服標示等級和類別。所以通過冠服之分等分類，反觀官職和官員之分等分類，就可能為後者提供若干新鮮認識。為此我們揭舉「冠服體制」概念，以指稱歷朝冠服在分等分類方面的結構特徵。在可資探討的眾多線索中，我們選擇從等級性和一體化的問題入手，並將預設「自然差異」、「職事差異」、「場合差異」和「級別差異」四個指標，來觀察秦漢與其前朝後代的冠服體制變遷，由此展示如下變遷軌跡：周代冠服以「自然分類」和「級別分等」為主；秦漢時「自然分類」和「職事分類」變成了冠服體制的重要特點；南北朝到隋唐的冠服體制變化，則是「級別分等」和「場合分等」的不斷強化。相對前朝後代而言，漢代冠服體制的特點，是其「分類」功能強於前朝後代，其「分等」功能弱於前朝後代。這就可以從一個側面，顯示秦漢帝國品位結構尚較鬆散、還沒有充分一體化和高度等級化的情況。
中國傳統官僚政治是「士大夫政治」。尤其在歷史後期，官僚的主體來自士人，所以科舉學歷成了帝國品位結構的重要支柱，還有若乾等級設置保障「士人」作為「四民之首」的特殊地位。那麼在帝國前期，也就是秦漢，情況是怎樣的呢？我們通過選官與資格、免役資格和服飾禮制三點，考察歷代士人在政治、經濟及禮制等級中的地位，由此觀察秦漢帝國品位結構中「士」的安排，與歷史後期有什麼不同。
本章討論「比秩」與「宦皇帝者」問題。下面分四節敘述。
一 「比秩」與「宦皇帝者」問題的提出
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提供了到呂後二年（前186年）為止的漢初祿秩原貌，從而為研討秦漢官階制度，提供了新鮮材料。《秩律》所見秩級有二千石、千石、八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五十石、二百石、一百六十石、一百二十石，總共只11級。而在漢武帝之後，即使不計丞相、御史大夫兩個沒有秩名的秩級，祿秩也有十八九級。據我們的瞭解，西漢陽朔年間的秩級應是這樣的：中二千石、真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比百石。
比較即知，漢初秩級還相當疏簡，到西漢中期就繁密多了。由簡而繁是事物發展的常情，不過問題不止如此。呂後二年以前的秩級少了什麼呢？稍加瀏覽就能看出，《秩律》中沒有「比秩」，即「比二千石」、「比千石」之類系以「比」字的秩級。而西漢陽朔年間的秩級中，「比秩」與正秩呈交錯排列：有正秩二千石，就有比二千石；有正秩千石，就有比千石；有正秩六百石，就有比六百石；余類推。幾乎所有正秩都有對應的「比秩」，有近半數秩級是「比秩」。然而《秩律》有11個秩級，卻沒有一個是「比秩」。這就提示我們，比秩是較晚時候才產生的，至少在《秩律》時代，也就是呂後二年前後，「比秩」還沒問世人間呢。
總之《秩律》的面世，使「比秩」問題凸顯出來了。也許有人認為，正秩與「比秩」的關係，就像官品正從品的關係，跟正一品與從一品、正二品與從二品的關係類似。清朝的福申就那麼看(1)。官品是魏晉出現的。考察列在《魏官品》和《晉官品》的官職，沒發現正品、從品的官職性質有什麼區別。那麼從品的設置，只是為了增加級數和維持級差罷了。繁密官階可以精細區分級別，但也使管理變複雜了。漢廷設置「比秩」，只是為了增加級數嗎？我們認為不止如此，「比秩」具有區分職類的意義；除「分等」功能外，它還有「分類」功能。所以，「比秩」跟後代的正從品並不相同。
在這時候，就要提出「宦皇帝者」的問題了。在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之中，多次出現一種叫作「宦皇帝者」的人，有時簡稱為「宦」。「宦皇帝者」在漢代史籍中也能看到。而且在秦國的睡虎地秦簡中，就有了「宦及知於王」的提法，而這與「宦皇帝者」應是類似概念。進一步考察顯示，《二年律令》中的帝國臣民，經常被分為三大類：第一是「宦」，第二是「吏」，第三類是「徭使有事」。比如《津關令》中的「關外人宦、為吏若徭使有事關中」一句，就表明「宦」、「吏」和「徭使有事」是三分概念。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倉律》中，恰好也看到了「宦者」、「都官吏」、「都官人有事」的三分概念。那麼這種「三分法」，先秦已經有了。
「吏」是行政官員。「徭使有事」者是平民服役者。從《二年律令》看，「徭使有事」屬「非吏」一類。漢代史籍中有「吏、徒」並稱的提法，「徭使有事」相當於「吏、徒」中的「徒」。「吏」是王朝官吏，承擔著帝國的行政；「徒」是服役的平民，承擔著帝國的徭役。然則上述「三分法」的依據，是其職事性質的不同。那麼「宦皇帝者」是些什麼人，又承擔什麼職事呢？據我們考察，「宦皇帝者」包括宦官，但此外還包括大夫、郎官、謁者，以及皇帝與太子的各種侍從，如侍中、常侍、給事中，太子先馬、太子庶子、太子舍人等。這些官職的共同特徵，是直接奉侍皇帝（及皇族）。他們構成了一個侍臣、從官或說是內官系統。「宦皇帝者」是較早的稱呼，從漢史看，後來他們改以「大夫、郎從官」為稱了。「從官」就是皇帝的各色侍從(2)。
由此我們就看到了一種特殊的職類觀念：擔任「吏」即擔任行政官吏，是為「仕」；不承擔國家行政、直接奉侍皇帝，是為「宦」。後代仕、宦通用，先秦到漢初則不盡然，「宦」有時候是特指，是擔任從官，不一定特指閹人。
「宦皇帝者」的概念或「仕、宦有別」的觀念，與「比秩」有什麼關係呢？請看以下兩點：第一，審視《二年律令·秩律》，可發現幾乎所有屬於「宦皇帝者」的官職，都沒有列入《秩律》(3)。第二，從《漢書·百官公卿表》及《漢書》《漢舊儀》等材料看，西漢中期以後「宦皇帝者」諸官有秩級了，然而它們大抵都在「比秩」。例如，中大夫更名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謁者秩比六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秩比四百石，郎中秩比三百石或比二百石，太子洗馬比六百石，太子舍人秩比二百石。
根據第一點，我們判斷「宦皇帝者」最初是無秩級的，所以在《秩律》中看不見那些官職。若其有秩級，不會碰巧在《秩律》中一個也看不到吧。沒列入《秩律》，我們認為就沒有秩級。第二點強化了前一判斷。「宦皇帝者」諸官後來恰好都在「比秩」，這同樣表明它們本無秩級。它們是在較晚時候，通過「比」的方式，即將其待遇和俸祿「比」於某秩，逐漸與秩級建立起了聯繫；這種「比」的方式後來固定化了，從而形成了「比秩」。「宦皇帝者」的存在，《秩律》無「比秩」，「宦皇帝者」後來為「比秩」——當我們把這三個事實聯繫起來的時候，忽然就看到了問題的微妙之處。我們察覺到：「比秩」是後來才有的，「宦皇帝者」就是滋生「比秩」的溫床之一。
漢初「吏」有秩級而「宦皇帝者」無秩級，強化了「吏與宦皇帝者是兩個職官系統」這個判斷。前者是國家行政官員，用秩級手段加以管理；後者不屬國家行政吏員，而是君主私屬，故不用秩級手段去管理。那麼是否用秩級加以管理，就是行政吏員區別於非行政吏員的重要標誌。簡言之，在秦與漢初，秩級是「吏」的身份標誌，「吏」有秩級，「非吏」沒有秩級。那麼兩大職類的區分，就通過秩級體現出來了。這就深化了我們對秦漢秩級之等級管理功能的認識。我們認定祿秩的性質是「吏祿」，是針對新式吏員的管理手段；戰國秦漢間秩級的萌生及其向上伸展，反映的是「吏」群體的政治崛起。現在這一論斷被再次印證了：「吏」有秩級而「非吏」則無秩級，豈不恰好證明，祿秩就是「吏」的身份標誌麼？
進一步說，「比秩」的起源與功能提示人們，對戰國秦漢的祿秩變遷，要從兩方面比較觀察。第一，要與「爵」綜合比較觀察。「爵」是一種具有濃厚貴族色彩的古老品位形式，爵、秩關係構成了一條變遷線索，這就是前面一章的論題。第二，要與「宦皇帝者」比較觀察，即在吏、宦二者的關係中觀察。「宦皇帝者」具有濃厚的「私屬」意味，它之成為一種特定的職類，有其古老的來源。詳下。
二 「宦於王」溯源：周朝的士庶子體制
秦漢都有一個「宦於王」或「宦皇帝者」的侍從系統。在漢代，他們用「比秩」標誌身份，仍然與「吏」有異。下游的江水是從上游來的。那種「宦、吏有別」的體制，在周朝就有先聲了。
周朝君主為官職分等分類時，他至少面對著三大類人：
1.貴族卿大夫，擔任朝官及地方官；
2.胥吏，無爵，相當於「庶人在官者」；
3.從官、內官或中官，即君王的私屬、侍從。
三者雖非截然三分，可以有若干交錯重合之處，但大致上的三分應無疑問。其中的最後一類，就與此時的討論相關。
下面為上述的「三分」之制提供證據。無論商周，其職官系統都有朝官與內廷官之別(4)。春秋依然如此。《國語·晉語四》：「胥、籍、狐、箕、欒、卻、柏、先、羊舌、董、韓，寔掌近官。諸姬之良，掌其中官。異姓之能，掌其遠官。」這是魯僖公二十四年（前637年）的事情，其年晉文公入晉掌權並整飭國政，那時他分別從近官、中官、遠官著手；而那近官、中官、遠官的分類概念，應是此前就有的。據韋昭的意見，「近官」系朝廷要職，由十一族舊姓擔任；「中官」即「內官」，是內廷之官，由「諸姬之良」充任；「遠官」大約是縣鄙的地方官，主要由較疏遠的異姓擔任(5)。內廷有「中官」，外廷有「近官」及「遠官」，這就顯示了一個「中官」系統的存在。
有人把「中官」說成是「內務官」(6)，約略近之。「中官」是直接奉侍君主的，其官名往往標有「中」、「內」字樣。「中」就是中朝，「內」就是內廷。他們又包括兩類人，一類有日常職事，掌管君王的起居衣食，猶如後代的宦官、太監之所任。還有一類人無職事，但承擔著侍從、侍衛之責，這類人往往以被編製的卿大夫子弟擔任。說到貴族卿大夫子弟的被編製，就得去考察貴族弟子的管理教育制度與出仕制度了。
《左傳》宣公十二年敘晉楚邲之戰，楚軍分左右二廣，此外還有「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7)。這裡的「內官」，顯然是近衛士官。他們由貴族子弟組成。據《周禮》所記，尚未出仕的卿大夫子弟稱「士庶子」，他們被編製起來，承擔「八次八捨」的值宿之責，由「宮伯」等掌管其「版」即名籍(8)。《左傳》及《國語》中的「公族」或「公族大夫」，也是掌管國君及卿大夫子弟的官。《周禮》中有一種官叫「諸子」，《禮記》中有一種官叫「庶子」(9)，戰國有一種官叫「塚子」(10)，想來其職責都類似於「公族」。士庶子要承擔各種職役，包括宿衛，戰爭來臨時還得組軍出征。《晉語四》的「諸姬之良，掌其中官」制度，就涉及了士庶子的編制制度。
為君王承擔侍從、侍衛和職役，就是「宦」。《左傳》宣公二年：「麗姬之亂，詛無畜群公子，自是晉無公族。及（晉）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宦其餘子，亦為余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有公族、余子、公行。」這「宦卿之適」、「宦其餘子」，用的都是「宦」字。「宦」是指什麼？「公族」由「群公子」組成，晉成公將之推廣到卿大夫之子，而且其編製複雜化了，依宗法親疏而有了公族、余子、公行之分(11)。編入公族、余子、公行，就是「宦」。「宦」構成了士庶子未來的出仕資格，士庶子們先「宦」而後「仕」，「宦」與「仕」是他們仕途的兩個階段。
《國語·越語上》：「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越語下》：越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這裡「宦」字用得非常精確。其事又可參《韓非子·喻老》：「勾踐入宦於吳，身執干戈為吳王洗馬。」也就是說，勾踐和范蠡二人是給吳王做了前馬或洗馬，而漢朝的「先馬」，恰好就在「宦皇帝者」之列。「宦」就是做國君的從官。勾踐臥薪嘗膽、勵精圖治之時，還曾有這樣的政策：「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宦其子。」見《國語·越語上》。注云：「宦，仕也，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12)釋「宦」為「仕」，雖然易致誤解；但「仕其子而教，以廩食之也」的解釋，也是非常精當的。高振鐸、劉乾先先生把「納宦其子」譯為「由官府養活教育」(13)，可從；鄔國義先生只譯為「由公家供給其子女生活費用」(14)，那些孩子被官府集中管教的情況，就被忽略了。勾踐實際是用士庶子的待遇，來安排孤寡貧病者的子弟的。
這種士庶子制度，在戰國仍有流衍。「庶子」之官依然存在著，而且又發展出了郎官制度。《戰國策·趙策四》：「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得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官。」(15)「黑衣之數」，史家釋為侍衛、釋為保衛王宮的卿大夫子弟，甚至釋為郎中(16)。左師公（即觸龍）請求讓兒子做郎，是想為兒子謀求一個入仕機會。除了趙國，秦國、韓國、楚國也都有郎官。楚國還有「郎尹」，應是郎官之長，與秦漢郎中令相似。荊軻刺秦王時，「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17)。戰國的郎中既是近衛、也是侍從。郎官身在廊門之內、侍於君王左右，所以頗能弄權(18)。
一些古書的舊注，把「宦」釋之為「仕」。考慮到「宦」是仕途的一個起點，求宦大抵也是為了求仕，所以這麼解釋也是可以的。但我們也得知道，那只是廣義的「宦」。要是說精確了，「宦」就只是仕途中的第一階段了，即做中官、侍從、郎衛或做家臣的階段。
貴族子弟想做官，就得先侍奉國君。如何看待這個制度呢？下面提供四點分析。第一，近衛士官以親貴子弟擔任，可以提高近衛軍的可靠性與忠誠度。在專制與法制高度成熟時，帝王們用不著靠親貴子弟來保障安全；所以士庶子做近衛士官的制度，在早期社會相對發達，其時政治的法理化程度不高，統治者要更多地依賴親信，而不是依賴法制。
第二，貴族子弟被編製起來承擔職役，也是早期社會充分利用人力資源的一種方式。在歷史早期的小型社會中，不容許貴族子弟像後代紈褲膏粱那樣無所事事，寄生蟲般地消耗社會資源。貴族青年即使沒出仕，也不能家裡呆著閒著，有很多事情要由他們來做。商鞅變法的時候，就曾把「余子」編製起來讓其服役(19)。那並不是商鞅心狠，按照傳統，「余子」們本來就該承擔職事的。《逸周書·糴匡篇》中的「余子務藝」、「余子務穡」、「余子倅運」，大概都與余子的勞役相關(20)。戰國晉系璽印中有二枚「左邑余子嗇夫」印，一枚「余子嗇夫」印(21)。這種嗇夫，大約就是專管「余子」的官兒。「左邑余子嗇夫」所管，大概是魏國河東郡左邑的余子(22)。那麼春秋時編製「余子」的制度，戰國猶存，甚至成了一種特定身份之稱了。成語「邯鄲學步」的主角，就是一位「壽陵余子」(23)。
第三，「宦於王」的制度，構成了貴族與君王相結合的一種特殊紐帶。周代政體是一種「等級君主制」，有地有民者就可以稱「君」，卿大夫們在自家領地上都算是「君」，他們的實力經常足以抗衡君王。不過現在有了這樣一個制度：卿大夫的子弟要離開家族和領地，而去宮廷奉侍君主。那也是一種「委質」，把兒子「委」給了國君做人質。正如學者所指出，貴族子弟給君主做侍衛，具有「質子」的意義。愛子在君王的手裡捏著，想造反就得留神骨肉給君王宰了。想到自己「不朽而自私的基因」(24)無法延續，家族血脈將戛然而止，領主們一定不寒而慄；其離心傾向由此大為削弱，君權則得到了強化。「宦於王」是貴族與君王間的一種政治交易，交易中君王是強勢的一方。
進而第四，貴族出任朝官前要先做侍衛，先行與君王建立個人依屬關係。「仕於朝」之前必須「宦於王」，即令是王朝顯貴，當年也可能做過君王的臣隸，是在君王的哺育下茁壯成長起來的；執虎子、掌唾壺的事沒準兒都幹過，遇到了事變還得效命送死。在「宦於王」時，他們必須旁置了對家族的忠誠，轉而把一顆顆紅心獻給國君。借用曹魏嵇康的說法：「此猶禽鹿，少見訓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25)貴族們在少年時代，就通過「宦於王」而「少見訓育」了，長大後就不致於跟國君「狂顧頓纓」了吧。所以「宦於王」又構成了一種「馴化」機制，強化了貴族對君王的向心力。
「宦於王」就是給君王做臣隸。我們這麼說是於史有征的。首先在歷史早期，余子、庶子本身就是一種供驅使的人。《公羊傳》襄公二十七年：「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何休註：「庶孽，眾賤子。」裘錫圭先生因謂：「在古人眼裡子弟的地位與臣僕相近」，作為子弟的庶子、餘子，「實際上也是受到家長剝削的。」(26)《左傳》桓公二年：「士有隸子弟。」吳榮曾先生指出：「所謂隸子弟，即以子弟擔任僕役。」而且「戰國時貴族家中的庶孽子弟還承襲執賤役的傳統。」(27)在家族中庶子、余子也可能是役使對像；在其奉侍君主、「從君東西南北」時，其地位沒有很大改變。不能認為他們是貴族子弟，就不會有臣僕身份。
進而，「宦」作為一種依附、私屬形式，在先秦是普遍存在的。「宦」字由表示家內的「」和表示臣隸的「臣」構成。裘錫圭先生說：「『宦』本是為人臣僕的意思。郎官、謁者之流本是門廊近侍，有類家臣，故以『宦』稱。」(28)《國語·越語》中的「宦」，注謂：「若宦豎然」，「為臣隸也」(29)。《左傳》宣公三年：「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俞樾云：「所謂宦者，殆亦為人臣隸。」(30)俞樾以「為人臣隸」釋「宦」，我們認為是可信的。「宦皇帝者」包括謁者，謁者之官在先秦也叫「典謁」，是由庶子弟們承擔的賤役(31)。從江陵鳳凰山出土的木俑及竹簡看，漢代官吏經常用男奴來當謁者(32)。還有，君王的嬪妃也屬「內官」(33)，給人做妾也稱為「宦」，這也能幫助理解「宦」的性質。《左傳》僖公十七年：「及子圉西質，妾為宦女焉。」杜預註：「事秦為妾。」男的「宦」就是做臣隸，女的「宦」就是做婢妾。給大夫做家臣，也稱「宦」。《禮記·雜記下》：「宦於大夫者之為之服也。」(34)給老師做學生，也稱「宦」。《禮記·曲禮》：「宦御事師，非禮不親。」先秦秦漢的私學師徒，有如一個個「知識基爾特」(35)，學生奉侍老師有如私屬臣妾，所以會有「宦御」的行為(36)。今天的學生用不著給老師做家務、駕車了，但歷史早期的師生像一家人似的(37)，服侍老師是普遍現象。師生間也用「宦」字，再度表明「宦」就是以私屬身份事人。
「宦於王」是一種很原始的制度，首先是以「依附」和「信託」為基礎的，但同時也具有維繫和強化王權的功能，所以頗有「發揚光大」的潛力。傳統社會裡面，貴族是普遍存在著的。亞里士多德、孟德斯鳩著眼於是單主統治、少數人統治還是多數人統治，區分出了一種名為「貴族政治」的政體(38)。然而不同社會的貴族政治又是有差別的。西歐中世紀的貴族屬於軍人階層，以封臣制度和騎士制度為基礎；而中國春秋時代，若干大貴族世卿世祿、操持國政，國君廢立常出其手。前一情況中，國君與貴族相對而言是各守本分的；後一情況下，鬥爭卻經常圍繞國家政權和君權而展開。中國早期的貴族政治，蘊藏著走向專制集權的歷史趨勢，「宦於王」制度就是在這個趨勢的支配下演化的。歐洲中世紀的騎士，在少年時代也有給領主做臣僕的經歷(39)。也正是為此，他們有了機會跟心儀的貴婦發展浪漫的「騎士之愛」(40)。這種做騎士要先做臣僕的制度，不妨稱為「宦於主」，「主」就是封建領主。那麼「宦」的制度，還不只是中國才有。當然「宦於主」與「宦於王」還是有區別的。中國的「宦於王」制度，顯然與專制集權配合得更為緊密，與選官制度也配合得更為緊密。貴族與君主的權勢往往此消彼長，貴族強大了，君權就會相形見絀。「宦於王」的制度有利於王權，不利於貴族。所以在貴族政治瓦解後的戰國秦漢，「宦皇帝」制度並未隨貴族政治衰微而衰微下去，居然在一段時間中，繼續發揮著餘熱。臣民對君王的人身依附，君王對臣民的人身支配，是專制政治的基礎，但不是貴族政治的基礎。什麼是「專制」？「專制」是「一種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是主奴關係的統治形式」(41)。「宦於王」就是給君王做臣隸、做奴才。人近天子而尊，給君王做「臣隸」並非不能引以為榮的。在清朝，滿官與侍衛對皇帝自稱「奴才」(42)，漢人官僚是被征服者，只能稱「臣」，還沒資格享受稱「奴才」的光榮呢。總之，我們是在「人身依附」和「強化王權」兩方面，觀察中國的「宦於王」與「宦皇帝」制度的。
本章第四節還將提到北魏的侍從、虎賁、羽林，遼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衛，它們與「宦於王」制度，都有類似之處。但周代士庶子制度，與這些制度，以及與戰國以下的「宦於王」制度，還是存在若干差異的。承擔侍從、侍衛，只是周朝士庶子制度的一個方面，它還與其時的文教制度緊密相關。就此而言，它比北方異族政權的類似制度，「文」的色彩濃厚得多。進一步說，戰國的「宦於王」是為君主做侍從侍衛，具有強烈「私」的意味；但此前周代士庶子體制，還不是沒有「公」的意義，即「公共管理」意義的。對這「文」與「公」兩點，下面予以闡述。
首先看士庶子體制的「文」的方面。華夏族在很古老的時候，就有部落子弟集中教育的制度了。到了周朝，就形成了國子學制度，士庶子由國學中的學官管理教育。學校又稱「辟雍」、「泮宮」，三面環水，是個半封閉場所。周代金文，能看到辟雍、學宮、射廬、小學、大池的存在(43)。國子生要接受軍事教育。劉師培雲，周代國子學教干戚之舞，選拔人才用射禮，由軍官司馬負責，其時學校、禮樂、選舉、進士，都有濃厚的軍事色彩(44)；但同時國子生也接受文化教育，學習禮樂詩書，由禮官系統的大司樂、樂正、樂師等任教(45)。那麼周代士庶子體制，也是周朝文教體制的一部分。「周禮」作為人文遺產，燦然可觀，孔子贊其「鬱鬱乎文哉」；而作為國家學生的士庶子，乃是禮樂文化的傳承者之一。貴族們賦詩斷章，彬彬有禮，其文化教養，是早年做國子生時習得的。比較而言，北魏的侍從、虎賁、羽林，遼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衛，其「武」的色彩就濃厚多了。歐洲中世紀「宦於王」的騎士，其教育內容中「武」的份量也大得多，所以騎士們認為打仗「是一種樂趣，也是要求騎士去追求的一種榮譽」，「和平時期找不到樂趣可言」(46)。
再看士庶子體制的「公」的方面。對子弟實行集中管理，是很多民族的歷史早期都有過的制度。例如古希臘的斯巴達人，從七八歲就開始過集體生活，接受軍事教育，直到30歲獲得公民權為止(47)；雅典的教育制度雖較寬鬆，但學童的老師與學校仍由國家指定，個人無權選擇(48)。士庶子制度具有一定「公共性」，並不完全是君王私屬，其管理也是多頭的。下將《周禮》中涉及士庶子、國子、諸子、群子的材料，摘引若干以供參考：
《天官·宮正》：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捨之眾寡。（按，「次捨」即下文士庶子的「八次八捨」。）
《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捨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眾，則令之。月終則均秩，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地官·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又《保氏》：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
《春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
《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又《小胥》：掌學士之征令而比之。
《夏官·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
《夏官·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眾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
《夏官·司士》：掌群臣之版……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
《夏官·都司馬》：掌都之士庶子及其眾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法掌其政學，以聽國司馬。
《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惟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群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群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倅，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
我們來看，天官系統有宮伯掌「王宮士庶子」，掌其侍衛與徒役。這跟戰國的「宦於王」很相似。但地官系統另有師氏和保氏掌管國子的教育，尤其是春官系統，更明確地顯示了一個教育體制的存在，多種樂官承擔著國子的教育及管理。夏官是個軍政系統，在這部分，能看到士庶子的各種職任，如修城守城，披甲組軍，參與祭祀，參與典禮等。《周禮》的春官部分，主要把他們稱為「國子」，夏官部分則多稱「士庶子」，但二者實是同一夥人。除了司士總管「群臣之版」、掌「卿、大夫、士庶子之數」外，王宮士庶子的「版」即名籍，由宮伯掌管；其餘的士庶子，春官系統的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而夏官系統的諸子「掌國子之倅」，「倅」即「卒」，是編組服役的意思(49)。「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正」即「征」，即「征發」之義，國子不承擔平民的兵役力役，是一個特殊人群。
《周禮》所記士庶子，即使不能完全看成史實，但必定是以歷史上的類似制度為基礎的。它非後人所能懸擬，其中包含眾多歷史真實。多頭管理、多種職能的王朝士庶子體制，已有了一定的複雜性。以及一定的「公共性」，大於領主家族內部的士庶子制度，也大於宮廷內部的「宦於王」制度。因為，它也是一個貴族子弟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教育制度，除了「私」的方面，還有「公」的方面；除了「武」的方面，還有「文」的方面，構成了一個文化教育和禮樂傳承系統。「宦於王」制度，只是士庶子體制的一個部分，一個側面。
戰國以降，「禮崩樂壞」。在列國史料中，已看不到多少國之子弟集體受教於國學、學習禮樂的跡象，「宦於王」制度卻大行其道了。換言之，士庶子體制在戰國衰微，變成了「宦於王」制度，其「武」和「私」方面凸顯出來了。「私」是指「私於王」，而不是「私於家」。這是其時軍國主義傾向和專制集權傾向所造成的。
三 漢代的「宦皇帝者」與「比秩」的擴張
戰國之時，郎官、謁者、庶子、舍人構成了一支官僚候選人隊伍，同時在政治上也頗為活躍。在劉邦的創業集團中，就有大量的郎、客、中涓、舍人、卒活動其中。那些名為客、中涓、舍人、卒者，曾引起了西嵨定生的特殊關注。由此他認為，劉邦的初期集團仍有「家長的家內奴隸制」的性質，並將之上升到「國家權力的核心結構形態」(50)。後來這個觀點受到了批評，守屋美都雄認為，客、中涓、舍人、卒是在平等關係上與劉邦結合起來的，他們組成的是一個政治軍事集團，而非生活集團。
確實，由於周朝政治傳統的歷史慣性，也由於「宦皇帝」制度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強化王權之功，在相當一段時間中，「宦皇帝」諸官依然作為一個特殊職類，在漢代職官體系中存在著，並發揮著特殊作用。
王克奇先生把戰國郎官的職能，概括為近侍左右、執兵宿衛和奉命出使三點(51)。不妨就此三點加以觀察。首先看近侍左右。「宦皇帝者」的郎官有侍郎、黃門侍郎。顧名思義，「侍」即侍從之意。此外漢廷的侍中、給事中、常侍，也屬於「宦皇帝者」，他們都是皇帝侍從。只不過漢代的侍中、給事中、常侍既有專職的，也有外廷官僚因「加官」而居其位的。又《秩律》中有「中大夫」，後來的諸大夫都是由「中大夫」繁殖出來的。中大夫之「中」並非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之「中」，而是「中官」之「中」、「中外」之「中」，即居於內廷的意思(52)。漢代大夫參與議政。郎官中還有一種「議郎」，也是以皇帝侍從而非朝官的身份，參與議政的。這就意味著，「宦皇帝者」雖非朝官，但在決策與行政上卻發揮著特殊作用。
第二，「宦皇帝者」承擔近衛，漢代依然如此。楚漢之間，劉邦的麾下就有一支「郎中騎」，是精銳的近衛軍。由尹灣漢簡所見，西漢依然有「郎中騎」編製。一般郎官也要更直執戟、出充車騎。東漢郎官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是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所轄三署郎，這部分的郎官閒散化、文職化了；另一部分是虎賁郎、羽林郎及羽林左右騎三署，作為士官而承擔著近衛職能。又，侍中、中常侍及郎官都戴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金蟬貂尾，郎官則加鶡尾。戴武弁而不是戴文官的進賢冠，也說明他們近於武官，有軍事職能。
第三，奉命出使。漢代的大夫、郎官經常奉命出使，承擔隨機或臨時事務。這包括臨時治獄，封爵拜官，徵召名士，賞賜慰勞，使護喪事，遊說招降，循行救災，發兵監軍，出使外國，等等(53)。在帝制早期，除按部就班的例行行政外，王朝還有大量的隨機或臨時事務，是由散官承擔的。到了歷史後期，官僚行政高度制度化了，那些隨機或臨時事務大多都有了固定的職掌者，從而不再是隨機、臨時事務，也不借助「奉命出使」形式來處理了。但歷史前期還不是如此，所以朝廷需要一批散官的存在，可以從中隨時抽調人員，奉使處理。先秦如此，秦漢也是如此，甚至魏晉南北朝依然如此（詳後）。在先秦和秦漢，隨機使命的承擔者，就是「宦皇帝者」。
從帝國選官的結構看，秦漢「宦皇帝者」依然是朝官的重要來源，構成了一個內侍起家之途和一個郎署起家之途。侍中、給事中、侍郎，太子的先馬、舍人、庶子等，往往任用皇親國戚、高官之子(54)。郎官有一部分來自官僚子弟。任子令：「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55)董仲舒說：「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56)西漢的郎署是一個選官的樞紐，後來向各色人等開放了。在東漢，士人舉孝廉而為三署郎官，與三公辟而為公府掾，是並列的兩大仕途，是士人、郡吏成為朝官的渠道，通向高官的坦途(57)。郡吏本是行政人員，進入郎署就變成散官了，由此獲得了新的遷升資格。就此而言，郎署是一個儲官之所。至於大夫之官，也是一種「儲官」。行政官吏可以入為大夫，大夫可以出為行政官員。若把行政部門比做農田、把官僚比做水的話，那麼「宦皇帝」系統就像一座大蓄水池。什麼時候農田缺水了，就開閘放一些水出去。
我們看到，先秦的士庶子、「宦於王」制度，在帝國時期依然生氣勃勃，當然那也是以自身的與時俱進、調整發展為條件的。
入漢之後，雖然官貴子弟仍是「宦皇帝者」的重要來源，但畢竟時代已變，「宦」者的來源也發生了很大變化。而且在戰國變化就開始了，游士制度和養客制度發達起來，各種各樣的「客」也成了「宦」者的來源，他們以個人才能爭取「宦」的資格。列國有「客卿」，秦王曾發佈「逐客令」。幸運的「客」仕至「客卿」，就成為朝臣，超越了「宦」的階段了；做中大夫、列大夫，以備君王的侍從顧問，則仍有濃厚的「宦」的意味；再低一點兒的是做國君的郎官；更低的就去投奔大臣，做其客、庶子、舍人。最後一類人的存在，意味著除了「宦於王」之外，還有「宦於貴臣」的。做貴臣的舍人也有望為官，李斯就是先做了呂不韋的舍人，而後被推薦為郎的。大將軍衛青家的舍人有一百多，漢武帝派人到其家去，挑中了兩個舍人做郎。從秦到漢，由貴臣舍人而為君王郎官，仍是了一種常規性的仕途——當然舍人、郎官都是「宦」，嚴格說應是「宦途」。給太子做舍人，也有類似意義。太子先馬、庶子、舍人之職，都是比於皇帝郎官的。漢朝還有若干通過上書進說和特殊技藝而被皇帝任命為郎的，也可以看成先秦之遊士為郎制度的繼續。
漢代「宦」者的新來源，還有「貲選」。即：家資達到了一定豐厚程度，就有望「宦皇帝」，錢不充裕的就不行。郎官的家資條件起初是十萬錢，漢景帝開恩降到四萬(58)。又「謁者、常侍、侍郎，以貲進」(59)，「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60)。西漢張釋之、司馬相如、黃霸等，就是通過「貲選」而做了郎官或謁者的(61)。漢代樂府詩：「長子飾青紫，中子任以貲。」(62)「任以貲」的意思，就是憑著家裡有錢，通過「貲選」之途做了郎官。漢成帝一次就把五千戶家資五百萬的人家遷到了昌陵(63)，則天下家資五百萬的肯定在五千戶以上，從理論上說，他們家的子弟都有做常侍郎的資格。不難判斷，「貲選」為地主子弟由「宦」而「仕」打開了大門。董仲舒說：「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64)「貲選」與「任子」並稱，可見「貲選」也是郎官的重要來源。新興地主階級的財富洪流，衝破了貴族身份制的堤壩。
隨著文教復興、士人群體崛起，郎官來源又發生了新的變化。士人除了靠個人才能而成為侍從、擔任郎官之外，更制度化的途徑就是太學跟察舉了。漢武帝興太學，「一歲皆輒課，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太常籍奏」；漢平帝時太學課試之制，是甲科取40人為郎中，乙科取20人為太子舍人(65)。漢武帝又創孝廉察舉之科，郡國舉孝廉為郎宿衛，以此候選遷升。黃留珠先生把「富於尚武精神」視為漢代選官特點之一，其根據之一就是孝廉所拜的官兒是郎衛(66)。然而士人由察舉而入郎署，逐漸改變了郎署面貌，為之增添了「文」的濃郁氣息。到了東漢中後期，任子郎的地位已明顯低於孝廉郎了(67)。左右中郎將及五官中郎將所轄的三個郎署，其郎官主要來自士人；虎賁郎、羽林郎兩個郎署仍以「武」為主，然其地位就比不上三署孝廉郎了。太學試郎與孝廉為郎，促成了郎署的「士人化」和「公共化」，其「武」和「私」的性質淡化了。在某種意義上，那倒可以看成是向周代士庶子體制的「文」與「公」的特點的回歸。
「宦皇帝者」在兩漢發生了很大變化。文景以降，「宦皇帝」那個稱呼就銷聲匿跡了。當然那個職類還在，仍是帝國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本身並沒消失，朝廷另以「郎從官」等為稱了。太子與侯王的身邊，也有類似郎、從官的侍臣。對這個特殊職類，王朝有特殊的管理辦法，並讓其發揮特殊的品位功能。例如針對「宦皇帝者」的專門法律。賈誼云：「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以皇帝在所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以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以事皇帝之法罪之。」(68)所謂「皇帝在所宮法」是針對衛士的，所謂「事皇帝之法」是針對官吏的，而所謂「官（宦）皇帝之法」，就是針對郎官、謁者們的。又如，漢惠帝下令「宦皇帝者」犯罪可以不戴械具(69)，漢元帝廢除了大夫、郎中對家屬的連坐責任，還給他們家人以入宮資格(70)，不拿他們當外人。「宦皇帝者」是特殊職類一點，也體現在賞賜上。在隨機或定期的賞賜中，將、大夫、郎與從官（「將」即諸中郎將，郎官的長官），通常都單列為一類，而與行政官員不同，由此顯示了那是一個「非吏」的特殊系統。
「比秩」是「宦皇帝」等級管理的最有特色之處，是「非吏」職類的等級標誌。「宦皇帝」最初沒俸祿，所以也沒有秩級。他們不算朝臣的，只是「左右」(71)。後來「宦皇帝」制度的「公」的色彩濃厚起來了，逐漸與官僚體制建立了密切聯繫，成為官僚主要來源，不止是皇帝私人了。於是，皇帝讓他們「比吏食俸」。「比吏食俸」做法的固定化，就形成了「比秩」。史書所見，最早的「比秩」出現在漢景帝、漢武帝時。
「比秩」與「正秩」是交錯配合的。求「宦」就是為了求「仕」。在制度上也是這麼安排的。「比秩」與「正秩」的交錯排列，就構成了「宦」與「仕」之間、散官與職事官之間一種特別的調節手段。以郎官為例：
比三百石的郎中，外補三百石縣長，恰升一階；
比四百石的侍郎，外補比四百石縣長，恰升一階；
比六百石的中郎，外補六百石縣令，恰升一階。
比三百石之秩與三百石秩處於同一層次，比四百石之秩與四百石秩處於同一層次，比六百石之秩與六百石秩處於同一層次。而其間正、比之別，首先可以顯示「非吏」、沒有行政職能的郎官，比同一層次的吏略低；進而可使「比秩」的郎官在「補吏」之時，恰升一階。又，漢代官制，「正任」與「試守」有別。官僚任職的第一年屬於「試守」，或說處於試用期，其時不能拿全俸。而試守時官僚的官階與俸祿，就是「比秩」。那麼漢代選官的一個微妙之處：「比秩」既保證了由「宦」而「吏」時遷升一階，又把「試守」與正任區分開來，從而使陞遷成為一個連貫有序的仕途。此外，列在「比秩」的諸大夫及掾屬們在遷任為「吏」，其官階變化遵循同樣規律，即保證其恰升一階。
當然，列在「比秩」的不止是「宦皇帝者」。對漢代採用「比秩」的各色官職加以搜羅排比，可以發現文學之官、軍官和掾屬，也屬「比秩」。從而進一步印證我們的論斷：「比秩與職類相關」或「比秩有區分職類的功能」的論斷。
文學之官指的是博士、文學、掌故等等，其所以列在「比秩」，顯然也是因為他們的「非吏」性質。學者說博士制度與先秦「稷下學宮」的「列大夫」有淵源關係。而稷下「列大夫」的特點是「不治而議論」，「不治」就是不在行政系統之內。
軍官之為「比秩」，在於軍隊組織與行政組織各成系統，軍官不是行政官員，或說是「軍吏」而不是「文吏」。可以借助印綬制度來觀察這個問題。漢制，有職事者有印綬，無職事者無印綬。大夫、博士、謁者、郎官、文學無日常行政職事，所以沒有印綬。然而軍官卻是有印綬的。戰國以降文武分途，軍官、軍吏自成系統了。軍官本以軍職與軍爵確認身份級別，但文武官之間的待遇和級別的比較，以及文武間的遷轉，王朝逐漸覺得有必要在一元化的秩級框架下加以處理，出於這種需要，王朝把軍官安排於「比秩」之上。可見漢代的「比秩」確實很特別，它確有區分職類的功能，從而與後代的正品、從品不同了。既有印綬、又用「比秩」，就成了漢代軍官等級管理的重要特色。請看下表：將印綬與「比秩」綜合考慮，則漢代官吏是分成三大部分的：行政官吏用「正秩」、有印綬；軍官用「比秩」、有印綬；「宦皇帝者」及文學之官用「比秩」、無印綬。
戰國秦漢間行政體制之最大進步，就是官僚政治的發展和新式吏員的崛起。這在等級管理上的最突出表現，就是針對新式吏員的、作為「吏祿」的祿秩，變成了百官的等級尺度。對「比秩」的揭示，進一步強化了上述結論。我們看到，一段時間中官員是分為「吏」和「非吏」兩大塊的。前一塊屬於官僚行政的範疇，展示了「公」的明亮光彩；後一塊卻是「非吏」的傳統巢穴，其中名為「宦皇帝」的人群保留了濃重的「私」的氣味，那是個人忠誠和人身依附的空間。前一塊用祿秩手段管理，後一塊不用祿秩手段管理。隨著秦漢政治體制發展，早先不被視為「吏」，而是君主私屬的「宦皇帝者」，逐漸地「比吏食俸」了，並通過「比秩」，而被納入了新式等級管理的範疇。「吏祿」的亮光，照進了那個私人化的領地。新式吏員的管理手段，在向「非吏」職類滲透擴張，擴張到了「宦皇帝者」，擴張到了文學之官，擴張到了軍官。那麼戰國秦漢間祿秩的發展，除了表現在其「縱向伸展」之外，還表現在其「橫向擴張」之上。祿秩的發展歷程，是一個「縱向伸展」和「橫向擴張」交織的歷程。
漢代還有若干官署的掾屬被安排於「比秩」之上，這問題就比較複雜了。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屬原先是長官私吏，他們採用「比秩」後，其身份正式化了。也有一部分「比秩」的掾屬本來是「吏」，但又由長官「自辟除」，由此與長官建立了個人依附關係。所以掾屬在「比秩」不在「正秩」，又反映了王朝對那種私屬性的寬容。東漢時掾屬的「私屬化」更明顯了，地方的掾屬們以郡府、縣廷為「本朝」(72)，視長官為「君」，即令遷至他職，依然要把曾經辟除他的府主視為「故主」，向其稱「故吏」。所以掾屬（或部分掾屬）採用「比秩」，對私吏來說具有公職化的意義，對公職來說具有私屬化的意義。
漢代哪類官是「比秩」，都有其特定的形成原因，詳見下編第五、六章。王朝不一定總是嚴格維持正秩、比秩之別，但整體看上去，「比秩」相當集中地出現在某幾個職類之中，是非常有規律的。然而這個明顯的事實，古今學者一直無人寓目留神，筆者也是從《二年律令》中某些細微處，才察覺漢代「比秩」中竟然潛藏著重要線索，而且與「宦皇帝者」相關呢。屬於「宦皇帝者」的大夫、郎官、謁者等等，學者已有很多研究了；但在「比秩」問題和「宦皇帝者」概念被揭示和澄清之後，我們對之的認識就更深入了。
四 「宦皇帝」制度的流衍及異族政權的類似制度
「宦皇帝」或「郎從官」制度，多方顯示了早期帝國品位結構的重大特徵，例如先「宦皇帝」、再仕為朝官的制度，獲得選官資格前先行提供勤務的制度，以散官為儲才之所的制度，及其濃厚的「私」與「武」的性質。
大夫與郎官都屬「品位性官職」，而且二者佔據的秩級上下相接，可以構成序列。這對後世的散官、階官之制，發生了深遠影響。在南北朝，「大夫」逐漸階官化了。唐、宋、明的階官或散官，都以某某大夫、某某郎為稱。清朝散官變成了封贈之號，仍以某某大夫、某某郎為稱。大夫、郎官，在20多個世紀中一直發揮著品位功能，甚至影響到了民間稱謂，比如醫生亦稱「大夫」，至今猶然；漢人以做郎為榮，受此風氣影響，「郎」逐漸成了青年人的美稱。又，北朝稱父親為郎，唐人稱主人為郎(73)。
漢代「從官」，還是後代更多制度的源頭。侍中、常侍、給事中等在「從官」職類。「從官」是相當散漫的，凡被召而奉侍於天子左右，就算數。有人本來就是官，所獲得的侍從資格就稱為「加官」，即如以某官加「侍中」、加「常侍」之類。某些從官的官稱逐漸固定化了，甚至有了秩級，如東漢的侍中，比二千石。從官在天子左右，常常得予政事，參與秘書機要等等事宜。這時候他們可能被稱為「諸吏」，還被編製為左曹、右曹，但這個「吏」並不是外朝行政吏員。漢代所謂「郎吏」之「吏」，其實也是從官。這樣的制度，在如下三點上影響到了後世：第一，魏晉間圍繞「侍中」發展出了門下省機構；第二，侍中、常侍作為加官，變成了調整官僚資望、賦予特殊榮耀的手段，但不必真的入宮奉侍於門下；第三，門下省的常侍、侍郎、給事中等，變成了一種起家遷轉的階梯。後兩點，都與帝國的品位結構變遷相關。
曹魏皇帝著手提高侍從的地位，在門下設置散騎常侍、散騎侍郎等官，任以名士。魏明帝云：「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騎，然後出據州郡，是吾本意也。」(74)門下的侍中、散騎常侍、散騎侍郎、黃門侍郎、給事中等，由此地位大為提高，官數膨脹。魏晉以下侍從系統的膨脹，是很有時代性的。首先是在皇權不穩、政治動盪之際，皇帝企圖利用侍從制度，來強化其與官僚、士人的個人關係，以此自我維護。這從魏明帝的話中就看得出來。其次，興起中的士族門閥階級期望更多的品位性官位，來滿足其佔據位望並尸位素餐的政治需要。
作為侍從，這些官職的職責很不確定。據雲它們曾有「平尚書事」的職責，但只是一時之事；又雲其「掌諫諍」或「從容侍從，承答顧問」，也散漫不定的。侍中、散騎、給事中、奉朝請諸官發揮的主要是品位功能，例如被用作加官，構成入仕起點與遷轉階梯。在南北朝，這些品位性官職構成了「東省」，而另一批禁衛軍校之職，由於用於加官（南朝特稱為「帶帖」），用作起家遷轉之位，也具有了類似性質，從而組成了所謂「西省」。東西省的官要番上值班，要承擔很多隨機事務，例如出使，並由此獲得選任資格。所以，南朝的東西二省與漢代郎署，是很相似的；就其功能及其在官制中的結構性位置而言，不妨說東省上承漢代的三署郎，西省上承漢代的羽林郎、虎賁郎。北朝也有東西省，二省都是散官充斥之所，其中的西省武職散官，已「文官化」了。除了番上值班之外，大量臨時差使，會隨時落在兩省散官的肩上：「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75)
曾屬「宦皇帝者」的太子侍從，在魏晉南北朝也膨脹開來了。東宮士人薈萃，其官屬的員額、清望，比漢朝有明顯提高。太子舍人、太子庶子、洗馬等多達36人，都任之以名勝，成為權貴子弟的起家之選。太子師傅增加到了6人，太子太傅、太子少傅還以諸公居之。此後士人便以「振纓承華」、「參務承華」為榮(76)，即以任職東宮為榮的意思。晉代還有這樣一個制度：先做東宮官屬，然後遷尚書檯郎(77)。由此形成了以東宮師傅為重臣榮銜、以東宮官屬為起家途徑的慣例。唐朝的東宮官仍屬「清望官」。宋明清的太子師傅如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之類，都是顯赫的加銜。明清的太子洗馬，則成了翰林官的遷轉之階，滿漢各有其員。「加宮銜」不必真的奉侍東宮，那只是一種品位、一個名號而已。
貴臣豢養舍人之制，魏晉猶然。三公、將軍等都有舍人。王朝開始為高官的舍人設置定額。大將軍府可置舍人10人，諸公及開府位從公加兵者可置舍人4人。一些中央機關中也設有舍人，例如中書省有中書舍人。南朝中書省的舍人頗能弄權，所謂「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機要」即就中書通事舍人而言。至唐，中書舍人居然變成清官要職了。郎、從官、舍人本來有濃郁的「私」的色彩，但隨帝國體制的發展，這個制度部分被逐漸納入官僚行政範疇，從而公職化了；同時其「私」的方面，也依然存在著，如大臣置舍人。
唐朝中書省官與門下省的主要官員，特稱「供奉官」，被比擬為皇帝侍從。傳統政治體制是有兩面性的。一方面它是公共製度，皇帝是國家象徵，官僚是國家官員；而另一方面，國家又是皇帝私產、官僚又是皇帝臣妾。官僚體制是個理性化機構，若其「公」的方面過於凸顯，官僚認為自己只是為國家效力、為組織效力，則其對皇帝的個人性忠順就可能淡化；所以專制皇帝又採取措施，來給朝臣塗抹上「私」的顏色，以維繫其對皇帝的無條件效忠。「供奉」、「侍從」概念，就在那些措施之列。
供奉官包括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黃門侍郎、中書侍郎、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通事舍人等。任其職者，朝謁時別為一班，以示身份特殊，其他百官則依品秩為班。武則天時，御史、拾遺、補闕加置「內供奉」員。宋朝有「侍從官」。曾敏行云：「蓋兩制兩省官皆極天下之選，論思獻納，號為『侍從』。」(78)北宋前期，觀文殿大學士、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龍圖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天章閣學士、天章閣待制、寶文閣學士、報恩文閣直學士、寶文閣待制，均為侍從之臣。宋神宗元豐改制後，翰林學士、給事中、六部尚書、六部侍郎亦屬侍從，中書舍人、起居郎、起居舍人為「小侍從」，外任官帶待制以上職，則稱「在外侍從」。
唐宋時上述「供奉」、「侍從」只是一個「概念」，那些官並非真正的內廷官，其實都是朝官。皇帝故意稱其為「供奉」、「侍從」，並給予特殊禮遇，是有意顯示「人近天子者則貴」；也等於向他們申明：就算你們已是朝廷大臣了，皇帝我照樣可以把你們看成私屬、看成僕從的。
所謂「侍臣」還有專門的冠帽，以示殊榮。唐、宋、明的高級大臣戴「籠冠」，而那「籠冠」，源於漢代侍從所戴的武冠。漢朝從官戴的武冠，上面有金璫附蟬，加飾貂尾或鶡羽，唐、宋、明的籠冠依然如此。那種冠式還傳到了日本，變成了「武禮冠」。日本的武禮冠，就是在宋明籠冠基礎上稍加變化而來的(79)。滿清朝廷雖不用籠冠，但也用一些特殊飾物，來強化「以侍從為榮」的觀念，如賜花翎、藍翎。花翎、藍翎本是宮中侍衛的服飾。內大臣戴花翎，三四五品的侍衛（即一二三等侍衛）可戴花翎，六品侍衛戴藍翎(80)。後來花翎、藍翎用作軍功和其他業績的賞賜了(81)。到了清末，花翎又可以捐納，有錢就能買到，成了朝廷合法集資的手段。
談到了滿清，就可以轉向異族政權了。這是說，若干北方異族政權也存在著某種制度，可與華夏早期的「宦於王」、「宦皇帝」制度相比。
北魏早期設有多種侍從、侍衛，大抵都由貴族子弟擔任。還有，鮮卑子弟組成了近衛軍羽林、虎賁，其宿衛勤務構成了入仕資格。北魏前期還有大量「中散」存在，有的逕稱「中散」，也有的冠以職事之名，如秘書中散、主文中散、侍御中散、太卜中散等。鄭欽仁先生認為，許多中散會被分遣到各機構服務，那與漢代郎官相似，因為漢代郎官也經常被派至中央官署服務(82)。唐代的衛官起家制度，就是源於北朝的。
遼朝皇帝的護衛，大多選自部落、族帳、宮分的貴族子弟。契丹語稱貴族子弟為「舍利」，漢譯「郎君」。若其被選入御帳，承擔御前祗候事務，就成為「祗候郎君」；在筆硯、牌印、御盞、車輿等局服事的，被稱為筆硯（祗候）郎君、牌印（祗候）郎君等。護衛、祗候郎君具有預備官身份，在服務一段時間之後，就可以選任為御帳或朝廷的重要官職了。《遼史》列傳中的契丹、奚人傳主，曾任護衛的計12人，曾任祗候郎君的計43人(83)。正如西漢郎官用貲選一樣，遼朝郎君也有貲選的(84)。正如西漢郎中組成了「郎中騎」一類特種部隊一樣，遼朝的郎君也組成部隊，稱舍利軍、舍利拽剌(85)。
元朝有一支特殊的軍隊叫「怯薛」軍。「怯薛」是蒙語「番直宿衛」的意思。成吉思汗時就建立了「萬人怯薛」，徵調千戶、百戶、十戶那顏子弟及其隨從為之，稱「怯薛歹」，複數為「怯薛丹」。他們分四番入值，護衛皇帝，是為「四怯薛」。長官由四功臣博爾忽、博爾術、木華黎、赤老溫的後裔世襲，稱「四怯薛太官」。諸王亦各有怯薛(86)。可以拿「怯薛」與秦漢郎官比較一下。怯薛要承擔雜役，如天子之飲食、衣服、文書、庫府、醫藥等（稱「怯薛執事」），秦漢郎官也承擔各種差使；怯薛有宿衛與散班之別，秦漢的郎官裡面也有散郎；怯薛待遇優厚但無官品，而郎官恰好最初也沒有秩級。怯薛可以干政(87)，而戰國郎官也曾以近侍身份干政；元朝的做官資格稱「根腳」，怯薛屬於「好根腳出身」，四個怯薛長更是「大根腳」，而漢代郎官也是最讓人羨慕的仕途。怯薛歹任官，逕由怯薛長向皇帝推薦，不經中書省奏議，叫做「別裡哥選」(88)。元朝權要，多出怯薛。
清朝在入關之前就存在著侍衛制度。入關定鼎後，侍衛制度進一步發展起來，並發揮了重要的強化皇權作用。「侍衛，清語曰『轄』，分頭等、二等、三等、四等及藍翎。藍翎無宗室，惟滿洲、蒙古及覺羅充之。又有漢侍衛，系由科甲出身。」(89)侍衛的主要職能當然就是侍衛了，但同時還承擔著傳旨、奏事、出使、任將、拘捕等多種事務(90)，並且還是滿洲權貴的重要仕途。「滿人入官，以門閥進者，多自侍衛、拜唐阿始。故事，內外滿大臣子弟，五年一次挑取侍衛、拜唐阿。以是閒散人員、勳舊世族，一經揀選，入侍宿衛，外膺簡擢，不數年輒致顯職者，比比也。」(91)順治四年（1647年）三月規定：「在京三品以上，及在外總督、巡撫、總兵等，俱為國宣力，著有勤勞，……各准送親子一人，入朝侍衛，以習本朝禮儀，朕將察試才能，授以任使。」(92)這通過侍衛而「習本朝禮儀」，由此「察試才能，授以任使」的意圖，又讓人想到了漢代的郎官，漢代的郎官也有因宿衛而「觀大臣之能」的意思。清人有時就把侍衛說成是「郎衛」(93)。清朝侍衛的晉陞，首先是內部推升。一等侍衛缺，從該旗二等侍衛升用；二等侍衛缺，於三等侍衛升用；三等侍衛缺，由藍翎侍衛等升用。而漢代郎官也有內部遷升之法(94)。侍衛外轉，不但可以遷軍職，還可以改文職(95)。侍衛是勳貴子弟飛黃騰達的康莊大道。與侍衛制度相關的，還有上文提到的「拜唐阿」。「拜唐阿」或「柏唐阿」為滿語，意為「執事人」，他們無品級而在內外衙門當差管事，其與先秦士庶子也有可比之處。替康熙皇帝撲殺權臣鰲拜的，就是侍衛與拜唐阿(96)。明清科舉制度高度發達了，但從高級顯貴的來源上說，明清有異，侍衛制度就是其「異」之一。
我們覺得，北魏的侍從、虎賁、羽林，遼朝的祗候郎君，元朝的怯薛，清朝的侍衛、拜唐阿，與漢族歷史早期的「宦於王」者，在很多方面是相似的，比如：都是皇帝的侍從與侍衛，承擔著各種臨時使命或隨機職事，並構成選官資格。蕭啟慶先生認為，怯薛是中世北亞遊牧國家普遍存在的特殊組織，有君主私屬的身份，既是家產制的遺跡，又是君權的重要支柱(97)。我們很贊成這個看法，並且認為，先秦秦漢的「宦於王」、「宦皇帝者」，同樣具有「君主私屬」和「君權支柱」的兩大特點。由此看來，「宦於王」的制度，在早期社會是比較普遍的現象，同時也發生在部族色彩和貴族勢力相對濃厚的地方；但在王權開始發展，甚至在專制皇權確立後，它仍能以某種變化了的形式保存下來。
縱觀周朝以下的三千年歷史，侍從侍衛制度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側面，其功能與意義超出了單純的侍從與侍衛。它曾是早期王權與貴族的一種特殊結合方式，即貴族讓其子弟做君主侍從以為政治交換；它曾是傳統選官的一種特殊途徑，即由宿衛與勤務換取入仕資格的途徑；它曾是早期行政體制的一個特殊部分，是承擔隨機事務和臨時使命的體制。侍從侍衛體制的變遷，處於「私」與「公」、「文」與「武」、「胡」與「漢」等因素的左右之下。在官僚的「公共性」較強、「文治」程度較高的政權中，侍從、侍衛體制的職能就比較單純，只是侍從、侍衛而已，其擴展性的功能就會淡化，或被「公共化」，即由侍從、侍衛發展為正式職官。異族政權之下，侍從侍衛制度就可能具有特殊地位。
【註釋】
(1)福申云：「《通典》以從品官始於宇文。按《漢志》有二千石、比二千石之文，所云比者，即從品之義。」《俚俗集》卷十六《官稱·從品官》，書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465頁。
(2)《漢書》卷九《元帝紀》顏師古註：「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
(3)當然，「宦皇帝者」的管理者，即其長官，是有秩級的。例如中大夫不見於《秩律》，說明中大夫無秩級，但其長官「中大夫令」有秩級，為二千石時；郎官也不見於《秩律》，說明郎官無秩級，但其長官「郎中令」有秩級，為二千石，謁者不見於《秩律》，說明謁者無秩級，但其長官「謁者令」，乃六百石官。
(4)商朝的內廷官，可參看王宇信、楊升南：《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2卷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4頁以下；周朝的內廷官，可參同書第334頁以下。
(5)《國語·晉語四》韋昭註：「十一族，晉之舊姓，近官，朝廷者。諸姬，同姓；中官，內官。遠官，縣鄙。」第373頁。
(6)鄔國義等：《國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頁。
(7)楊伯峻先生釋云：「內官，左右親近之臣。序，依次序也。白晝則有左右二廣輪流駕車一位備戰，入夜則有親近之臣依次值班以為保衛。」《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732頁。竹添光鴻所釋更精：「內官，若中射、郎尹之屬。見《韓非》、《淮南》書。序當其夜，若後世宿直遞持更也。」《左氏會箋》上冊，富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十二年第13頁。其說是。「內官」就是中射、郎尹的下屬。
(8)《周禮·天官·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敘，作其徒役之事，授八次八捨之職事。」
(9)《禮記·燕義》：「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修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周禮》「諸子」之職，與之相近，詳後。
(10)李家浩：《戰國時代的「塚」字》，《語言學論叢》第7輯，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李學勤：《馬王堆帛書〈刑德〉中的軍吏》，《簡帛研究》第2輯，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6頁。
(11)對「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楊伯峻釋云：「宦，仕也，授卿之嫡子以官職。」見其《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65頁。此說過於粗疏。竹添光鴻把「宦卿之適」等都釋為衛士，顯然就精細得多了：「公族、余子、公行，蓋後世衛士之屬，其員必眾。初以公族為之，其將領之者曰公族大夫。今既無公族，故以卿之嫡易之。為之田，一位公族，但與之田，以列仕籍而已，未以為大夫也。」見其《左氏會箋上》，富山房昭和五十三年版，宣公二年第16頁。
(12)《國語》，第636頁。
(13)高振鐸、劉乾先：《國語選譯》，巴蜀書社1990年版，第272頁。
(14)鄔國義等：《國語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94頁。
(15)《戰國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769頁。
(16)顧炎武以「黑衣」為侍衛之服：「白衣但官府之役耳，若侍衛則不然。《史記·趙世家》：『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日知錄集釋》，岳麓書社1994年版，第862頁。又惠士奇云：「戰國時衛王宮，皆卿大夫之庶子」；俞正燮云：「《趙策》所云補黑衣之隊，衛士無爵而有員額者」；諸祖耿云：「左師蓋為少子求為郎，黑衣即侍衛之服。」見其《戰國策集注會考》，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26頁。又繆文遠釋「黑衣」為「侍衛之服」，見其《戰國策新校注》，巴蜀書社1987年版，第771頁；何建章釋為「宮廷衛士穿的衣服」，見其《戰國策註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803頁；王守謙等釋為「當時趙國王宮衛士的制服」，見其《戰國策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55頁；張清常、王延棟先生亦釋「黑衣之數」為「衛士」，見其《戰國策箋注》，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49頁。按，漢代的「衛士」來自各郡，是平民之服役者，與郎官不同。諸祖耿釋「黑衣之數」為郎官，最確。
(17)《戰國策·燕策三》。
(18)如《戰國策·趙策四》：「春平侯者，趙王之所甚愛也，而郎中甚妒之，故相與謀曰：『春平侯入秦，秦必留之。』」同書《韓策三》：「今臣處郎中，能無議君於王，而不能令人毋議臣於君。願君察之也。」《韓非子》一書多次提到郎中，並指出了郎中操縱權勢的情況。如《有度》：「遠在千里外，不敢易其辭；勢在郎中，不敢蔽善飾非」；又《孤憤》：「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又《三守》：「國無臣者，豈郎中虛而朝臣少哉？」又《外儲說左上》：齊桓公稱「惡紫之臭」，「於是日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莫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也」；《外儲說右上》：「於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月也境內盡知之」；「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寡人親使郎中視事」；《說疑》：「然使郎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亂之以其所好，此夫郎中左右之類者也」；《八經》：「縣令約其辟吏，郎中約其左右」。
(19)《商君書·墾令》：「均出余子之使令，以世使之，又高其解捨，令有甬官食餼。」高亨先生解釋說：「朝廷對於貴族大家無職業的子弟，平均地給以徭役，按照名冊役使他們，提高解除徭役的條件，設立管理徭役的官吏，供給當役者的糧食。」《商君書注譯》，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26頁。
(20)黃懷信先生釋「余子」為「庶子」。見其《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38、39、41頁。相關諸家註解，參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2、86頁。
(21)莊新興編：《戰國璽印分域編》，上海書店2001年版，第247頁，編號1391、1392；第256頁，編號1443；或來一石編：《古印集萃》戰國卷，榮寶齋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
(22)裘錫圭：《嗇夫初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451頁。
(23)《莊子·秋水》：「且子獨不聞夫壽陵余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這個「余子」，司馬彪釋為「未應丁夫」，成玄英釋為「少年」，參看王先謙《莊子集解》所引，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147頁。郭慶藩釋為「民之子弟」，見其《莊子集釋》，中華書局1961年版，第603頁。孫繼民、郝良真先生認為是庶子之官，見其《先秦兩漢趙文化研究》，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頁。
(24)「不朽而自私的基因」出威爾遜：《新的綜合：社會生物學》，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頁以下。
(25)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魯迅輯錄古籍叢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4冊第37-38頁；戴明揚：《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118頁。
(26)裘錫圭：《戰國時代社會性質試探》，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389頁以下；或《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編：《中國古史論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頁以下；或復旦大學歷史系編：《切問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頁以下。
(27)吳榮曾：《對春秋戰國家長制奴隸制殘餘的考察》，《北京大學學報》1987年第2期，收入《先秦兩漢史研究》，中華書局1995年版，第75、77頁。
(28)裘錫圭：《說「宦皇帝」》，《文史》第6輯，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64頁；收入《古代文史研究新探》，第152頁。
(29)《國語》，第635、644頁。
(30)俞樾：《茶香室經說》卷十四《左傳上》，《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第177冊第580頁。
(31)《禮記·曲禮下》：「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孔穎達疏：「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十三經註疏》，第1268頁上欄。
(32)江陵鳳凰山有執戟謁者木俑，簡文有「大奴息謁」、「大奴美謁」字樣。參看金立：《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竹簡試釋》，《文物》1976年第6期，第70頁；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整理小組：《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10期，第32-33頁。
(33)如《左傳》昭公元年：「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這裡「內官」指的就是能生孩子的嬪妃。杜預註：「內官，嬪御。」《春秋經傳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197頁。楊伯峻先生云：「內官謂國君之姬妾。」《春秋左傳注》，第1220頁。《國語·周語中》：「內官不過九御，外官不過九品。」「九御」就是嬪妃，「九品」即朝廷上的卿大夫。韋昭註：「九御，九嬪也」；「九品，九卿。《周禮》：『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國語》，第54頁。按《周禮》之書按「六官」體制敘官，「六官」即「六卿」。依鄭玄說，三孤加六卿為九卿。參看董增齡：《國語正義》，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154-155頁。君王的嬪妃與女官明確區分開來，始於北魏孝文帝。孝文帝「改定內官」，置「女職」以典內事，官品二品至五品（參看《北史》卷十三《后妃傳序》），由此嬪妃就不算「內官」了。
(34)這句話的背景如下：管仲遇盜，從盜裡選了兩個人做家臣，後來又把二人推薦給齊桓公做了「公臣」。管仲死時，齊桓公命二人為管仲服喪，由此就形成了一個制度：雖是「公臣」，但若曾「宦於大夫」，則仍需為故主服喪。可見「宦」是私屬，與「公臣」有別。
(35)侯外廬先生論漢代私學：「這種師弟關係的密切，與經學家法的篤守，乃是封建制度在中國特有的一種知識基爾特所表現出來的現象。」見其《中國思想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4頁。
(36)《禮記·曲禮》：「宦學事師，非禮不親。」鄭玄注云：「學或為御。」《十三經註疏》，第1231頁中欄。「宦學事師」，別本也做「宦御事師」。我們認為，「宦」是照料老師起居，「御」是給老師駕車。依禮如此這般地奉侍老師，師生關係就親密起來了，即「非禮不親」。章太炎云：「宦於大夫，謂之宦御事師。」見其《檢論·訂孔》，收入《章太炎全集》第3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23頁。章先生這個說法，似不可信。「宦於大夫」怎麼能稱「事師」呢，大夫是大夫，師是師；以大夫為師，史無其據。家臣與「大夫」之間的關係，也不能拿「親」來描述，「親」只發生在師生之間。鄭玄注「宦學」云：「宦，仕也。」因「仕」有「事人」的意思，鄭玄的解釋倒也不能算錯。《戰國策·楚策四》：「君先仕臣為郎中。」這裡的「仕」，嚴格說其實是「宦」。但若不知「宦」、「仕」之別，簡單地釋「宦」為「仕」，有可能造成誤解，把「宦」理解為做官或學習做官。像熊安生注《禮記·曲禮》云：「宦謂學仕之事，學謂習學六藝。」（孔穎達疏引）王夢鷗先生據此而解釋《曲禮》：「宦，練習行政事務；學，研究書本知識。」見其《禮記今注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上冊第4頁。可我覺得，以「學仕」或「行政」釋「宦」，跟「事師」二字是矛盾的。老師又不是官兒，讀書又不是治國；原文又只說「事師」，沒說「事君」。「宦御」二字，本來就是先秦秦漢的成語。《淮南子·修務》：「官御不厲，心意不精」；《論衡·命祿》：「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這兩處「官御」，吳承仕、黃暉、劉盼遂等都認為是「宦御」之訛。參看黃暉：《論衡校釋》，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21頁；劉盼遂：《論衡集解》，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頁；張雙棣：《淮南子校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7頁。其說甚是。
(37)例如著名的「希波克拉底誓詞」中就有這樣的話：「吾將尊敬授業之師如同父母，禍福與共。視其子代如同兄弟……」波特：《劍橋醫學史》，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頁。醫師的學生要拿老師當父母，拿老師的孩子當兄弟。可見歷史早期師徒如父子一點，中外有類似之處。
(38)亞里士多德：《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65年版，第132頁以下；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第8頁以下。
(39)歐洲中世紀的騎士教育，包括這樣一個階段：把兒子送進貴主（或著名牧師）的宮館之中，以修得騎士教養。貴主一般是父親的主人，即上級封主。在這時候，這位少年就成為一名「侍者」和「隨從」，而列於下級家人之列了，直到他21歲被授予騎士爵號為止。這種制度，也與君主取其臣僕之子為「質押」的做法，存在著淵源關係。參看格萊夫斯：《中世教育史》，商務印書館1922年版，第95-98頁；R.F.Butts：《西洋教育史》，台灣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82年版，第262-263頁；王天一、夏之蓮等：《外國教育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2頁；滕大春主編：《外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頁以下；李淑華：《外國教育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48-49頁；閻照祥：《英國貴族史》，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頁以下；倪世光：《西歐中世紀騎士的生活》，河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頁以下；倪世光：《中世紀騎士制度探究》，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第90頁以下。
(40)參看趙立行、於偉：《中世紀西歐騎士的典雅愛情》，《世界歷史》2001年第4期；朱偉奇：《中世紀騎士精神》，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6頁以下。
(41)《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頁。
(42)參看徐珂：《清稗類鈔·稱謂類·奴才》，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5冊第2171-2172頁；陳垣：《釋奴才》，收入《陳垣史學論著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03頁以下。按，滿語中的「臣」（amban）本為「大人」之意，指村中重要之人，參看江橋：《滿文「君」、「臣」、「人」類詞彙初釋》，收入朱誠如主編：《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清史論集》，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527頁。華夏早期的「臣」本來也是「臣妾」之「臣」，與奴才相當，後來逐漸變尊貴了；滿語或清朝的「臣」與華夏王朝後來的「臣」相當，而與「奴才」一詞的色彩相當不同。又，歐洲中世紀的「封臣」（vassal）一詞，最初指地位低下的男僕，後來作為主人的武裝隨從，成了一個尊貴的稱呼了，「一個從奴隸制底層社會產生的名詞竟逐步上升到一個榮耀的地位。」參看布洛克：《封建社會》，台灣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238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上冊第245-246頁。
(43)參看楊寬：《我國古代大學的特點及其起源》，收入《古史新探》，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97頁；朱啟新：《從銅器銘文看西周教育》，《教育研究》1984年第3期；毛禮銳、沈灌群：《中國教育通史》第1卷，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頁以下。
(44)劉師培：《論古代人民以尚武立國》，收入《劉師培辛亥前文選》，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357頁以下。
(45)參看邱明正、於文傑：《中國文化通志·教化與禮儀·美育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頁以下；郭齊家：《中國古代學校》，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第28頁以下；俞啟定、施克燦：《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1卷，山東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76頁以下；黃仁賢：《中國教育管理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頁以下。
(46)布洛克：《封建社會》，台灣桂冠圖書公司1995年版，第431頁；商務印書館2004年版，下冊第489頁。當然，騎士們在13世紀也開始學習文學與禮儀，紳士化了。參看朱孝遠：《中世紀歐洲貴族》，廣東人民出版社、華夏出版社1996年版，第90-93頁。
(47)王天一、夏之蓮等：《外國教育史》，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上冊第26-27頁；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2頁以下；滕大春主編：《外國教育通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冊第148頁以下；李淑華：《外國教育簡史》，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頁。
(48)庫朗熱：《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和政制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213頁。正如柏拉圖所說：「教育對每個母親的兒子都是強制性的。」《柏拉圖全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卷第562頁。
(49)《禮記·燕義》：「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庶子所掌「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之「卒」，應即《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之「倅」。《逸周書·糴匡解》「余子倅運」句，黃懷信先生釋「倅」為「副」。見其《逸周書校補注譯》，西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頁。所據當為孔晁、朱右曾說，參看黃懷信、張懋鎔、田旭東：《逸周書匯校集注》所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頁。似非。「余子倅運」，即編製起來而承擔運役。
(50)西嵨定生的文章題為《中國古代帝國形成的一考察：漢高祖及其功臣》，見《歷史學研究》第141號，1949年。參看其《關於中國社會結構特質的問題所在》一文，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2冊，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8頁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