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剛先生「注」
近六十年來的「紅學家」，從早期的蔡、胡、陳、錢，到最近台灣的「幼獅十八家」，有著錄可考的至少在三百人上下。如果這三百篇也可文以類分的話，筆者不揣淺薄，就斗膽把他們分為三大派：
第一，「猜謎附會派」。這派的附會猜謎且有笨巧、大小之分，也有政治、哲學、入世、出世之別。自蔡孑民先生而下到潘夏（重規）先生，以及潘公在香港新亞書院所成立的「紅小組」和組裡的紅衛兵們，胡適之先生便一竿子把他們都打入「笨猜謎」，筆者不敢附和胡說，且名之曰「大猜謎」。大猜謎也不只蔡、潘兩家。近三十年來把「大觀園」一分為二、剖成「兩個階級」的李希凡、藍翎等「鬥爭派」，和把《紅樓夢》劃成「兩個世界」的余英時先生的「人文派」，以及一些「佛道派」、「玄學派」，也都和舊「索引派」的出發點差不多。大家都在搞大猜謎。
這個大派之下，也還有些小派或巧派。他們要在茶餘酒後把曹雪芹這部大「謎書」或大「淫書」來揭揭底。例如，「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這個「初試」的對象是他的大丫頭襲人呢？還是小侄媳可卿呢？又如「因麒麟『伏』白首雙星」，所「伏」的是目前的「白首雙星」——史太君和那位「呵呵大笑」的老混賬張道士呢？還是作者沒有交代的將來的小白首雙星——「一芹一脂」呢？曹雪芹這支筆十分狡猾，狡猾到使我們小小的童子軍帳篷內也沒有太平日子好過的程度。這是種小猜謎或巧猜謎。但是不論謎底有巧拙，猜謎者人物有大小，其猜也則一。要「猜」，那答案就debatable了。
第二派則是比較實際的「傳記考證派」。這一派的老祖宗便是有「考據癖」的胡適之先生。「考據」是個科學玩意。要考據就得讓證據說話，不可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如果先把「階級」這個觀念扣牢，然後「找證據」，把曹雪芹來個「階級分析」，那麼曹雪芹的「階級成分」也就永遠查不清，《紅樓夢》這部巨著也就永遠讀不完了。
第三派大致可以叫作「文學批評派」。批評也有大小之分。胡適說：「《紅樓夢》不是一部好小說，因為它沒有一個plot。」這話雖是西洋文學批評中的老調或濫調，但是這也是個從大處著眼的大批評。紀曉嵐評《文心雕龍·原道篇》，說：「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識其本，乃不逐其末；首揭文體之尊，所以截斷眾流。」現在受西洋文學訓練的「紅學家」，所搞的都是這個「大批評」派。從好處說，他們是「識其本，乃不逐其末」。從短處說，讀《紅樓》的人，如不從十來歲開始，然後來他個五六遍（毛澤東就說他看了六遍），不把《紅樓夢》搞個滾瓜爛熟，博士們也就無法「逐其末」了。這大派便是當代文學界新興的青年職業批評家。
等而下之的則是那些把《紅樓夢》讀得爛熟的業餘牛皮匠。他們對《紅樓夢》有由衷的愛好，而他們所熱衷討論的話題則集中於劉勰所說的什麼神思、風骨、情采、章句等方面的細枝末節。這一派雖多半是業餘性質，但是《紅樓夢》卻是個無底洞。一旦不幸翻身落洞，則草蛇灰線，也是治絲愈棼、瓜蔓無窮的。
《紅樓夢新探》等巨著的作者趙岡先生便是位經濟學教授，他搞「銅臭」搞膩了，也想到怡紅院隨喜一番，聞點「花香」。結果花香銅臭兩難分，只好解衣下海，亮相一番。
筆者不學，三十年來讀閒書，閱盡諸公「考紅」之作，感染亦多。年前執筆寫胡適之先生的文學觀，便有意為紅學一世祖以下的九流十家來個——如胡氏所說的——「結結賬」，就存歿諸家次第甲乙來寫點紅書讀後感。然深恐懸崖撒手，墮入深淵，自討苦吃，乃知難而退。
不過林黛玉畢竟是我們的大眾情人，《紅樓夢》也是中國知識分子人人必讀之書。學人不讀《紅樓夢》，方帽加頭也枉然，因而有時偶有所見，還是要湊點熱鬧。
還有，「紅學」裡的「避諱」問題，也是一樁有趣的小公案。原來在《紅樓夢》的早期鈔本「甲戌本」、「庚辰本」和「戚本」裡，作者對他兩位祖父輩人物曹寅、曹宜，似乎都有避諱的跡象。
「庚辰本」第五十二回晴雯補裘至深夜，作者不願提「寅正一刻」，而說是「只聽自鳴鐘已敲了四下」，下面的「雙行小注」（胡適說是「作者自注」）說是避「寅」字諱。胡適據此而肯定作者是曹寅的孫子。《紅樓夢新證》的作者周汝昌亦同意此說。
可是海外兩位大紅學家，周策縱、潘重規兩先生則不能接受。潘君並指出第二十六回中的「庚黃」「唐寅」的故事，說作者「又寫又說，又是手犯，又是嘴犯」，而否定此說。策縱並舉出雪芹的曾祖原名「爾玉」，因說：「《紅樓夢》裡的玉又從何避呢？」
這潘、週二問題均不難回答，宗法社會裡「避諱」這件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韓文公說：「其父名仁，其子不得為人乎？」正是這個意思。周公所舉的「玉」字，更不成理由。古人所謂「二名不偏諱」。孔子母親的名字叫「征在」，所以孔子就「言征不稱在，言在不稱征」了。韓愈的《諱辨》不是說得很清楚的嗎！
至於曹雪芹不說「寅時」是否是「避諱」，吾人固不得而知，但是至少那位「批書人」是如此說的。如果那位「批書人」正如周汝昌所說的是「史湘雲」，難道我們還不相信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而偏要去相信那兩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周策縱乎？
不特此也。曹雪芹不但避「寅」字諱，他顯然還避「宜」字諱呢！周汝昌在《紅樓夢》最早的兩部鈔本——「甲戌本」和「戚本」——上面發現個大秘密，他認為是「鈔胥」之錯。那就是在這兩個抄本裡，所有的「宜」字，都被抄成「
」（三橫畫）。這個「三橫畫」的不成字的字「」，裡面顯然有文章了！
低能的「鈔胥」（俗稱「錄事」）的抄書工作，是可能一誤再誤的。胡先生便曾指出他們把一個草書的「真」字抄成「十六」。筆者本家前輩有位紈褲子，有次用重金請「槍手」代作文章，投考秀才，結果還是名落孫山，因為他把槍手所起的文稿上草書的「希聖希賢」中的「希賢」二字抄成了「又布上天」了。
所以抄書一誤再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甲戌本」和「戚本」裡所有的「宜」字都抄成「」，筆誤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了。這兩個古本都最接近作者的原稿。在原稿裡作者把「宜」字一律故意寫成「」，這可能也就是一種避諱的寫法。曹雪芹為什麼要避「宜」字諱呢？因為「曹宜」是他的親祖父？還是因為「曹宜」是他們「五慶堂」裡最後一位顯赫的人物呢？我們就要向「紅學家」們繼續請教了。
「避諱」這個東西是我國宗法社會裡最荒唐的制度之一。但是任何壞的東西，往往也有其好的一面。「避諱」在我國後來的「校勘學」和「版本學」上所發生的功用實在太大了，它多少是被當今的紅學家們忽視了。
再者，六十年來「紅學」發展的過程中，還有個極大的弱點，那便是搞「紅學」的人——自胡、蔡、陳、錢到俞平伯、周汝昌、夏志清、潘重規、余英時……他們都是「批評家」、「考據家」、「哲學家」、「思想家」，卻很少「作家」；所以「紅學家」們多半不知「作家的甘苦」，和作家們從靈感、幻想、經驗等到構思、佈局、創作、增刪等的艱苦歷程。所以他們每每為「文章自己的好」這一不知不覺的潛意識所支配，而亂下雌黃。胡適之、周汝昌都犯這個毛病。周汝昌在書中那種與高鶚簡直不共戴天的心理，便是最明顯的例子。
「紅學界」裡有豐富創作經驗的唯魯迅與林語堂二人。可惜他二人都不願用情哥哥尋根究底的考據憨勁，但是他二人卻代表「紅學」裡的作家派，他們的話是有其獨到之處的。林語堂先生認為「後四十回」不是高鶚的「續作」，而是高氏對曹雪芹原有殘稿的「補寫」。這一論斷，是十分正確的！
至於周汝昌對高鶚的謾罵，林氏就說「周是不配談高鶚的人」（見《平心論高鶚》一書）。這句話雖說重了點，也倒不失為作家派的紅學家的持平之論。
總之，對「紅學」的考證和批評，自胡老師開其先河之後，到今天還是個無底洞，下一切結論都為時尚早。但願海禁大開之後，將來會有更多的傑作出現！
周策縱先生「按」
策縱按：德剛在這「注」裡說，避諱的事，「原是可避則避之，並不是死避」。這話就某些朝代說固然很對，但在別的一些時代卻不然。「二名不偏諱」也是如此。陳垣在《史諱舉例》裡已說得相當詳細。他已指出：「唐以前兩字兼避，已成風俗，至太宗時始禁之。然禁者自禁，唐時二名仍偏諱。」並說：「宋金以來，二名無不偏諱者。」清朝自康熙時代起就講求避諱。陳氏說：「雍乾之世，避諱至嚴。」這正是曹雪芹寫書的時代。試看康熙的諱「玄燁」、雍正的諱「胤禛」、乾隆的諱「弘歷」，無不二名皆偏諱。當然，文人對於自己的祖父，當時是否可不避諱，還值得仔細研究：除非能找出一些不避諱的實例來，否則就很難斷言曹雪芹可以不避。「爾玉」二字也許較疏遠，「寅」字就較近了。如果說曹雪芹不肯寫「寅正初刻」是為了避諱，而對「唐寅」的寅字又可以不避，這能說得通嗎？我看更嚴重的問題還是，把「唐寅」的寅字還開了那麼一個大玩笑，尤其是牽連那極不莊重的春宮圖。作者在這裡大可用仇英而不必拉出「我的朋友」唐德剛的貴宗賢來。在雍正、乾隆時代，會有人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這種玩笑嗎？自然，我們也很難說曹雪芹不能有這種驚世駭俗之舉，他既然可以把許多「家醜」也和盤托了出來，也許就無所謂避諱吧。不過這仍是我們「想當然」而已。至少我們可以說，就「唐寅」一例說來，《紅樓夢》裡並不避名叫「寅」的祖先的諱。其實《紅樓夢》作者本來非常注意避諱的重要性，所以特別指出「紅玉」犯了「寶玉」的諱，便要改名「小紅」。既然如此，又怎麼會把自己祖父的諱來開那個大玩笑呢？除了第二十八回「唐寅」之外，第十回張太醫還說了「寅卯間必然自汗」，第十四回有鳳姐「至寅正」被平兒請起來梳洗，第六十九回天文生也說過尤二姐可於「寅時入殮」的話，「寅」字在書裡至少出現了四次。因此，《紅樓夢》大約在有些地方也許避「寅」字諱，但在別處卻是不避的。這就牽涉全書是否一人所作的問題了。有人自然會說，曹雪芹也許當時是用缺筆避諱的辦法，由於現存的鈔本並非雪芹的手稿，也許原稿「寅」字是缺了筆畫的吧。這個說法本已犯了「以無據為證」的毛病，因為誰也不知道曹雪芹的手稿到底缺了筆畫沒有。事實上，過去作者如抄錄故書，雖可用缺筆之法避諱，自己的創作則多須改字或避用。錢大昕在《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里已指出過：「朱文公注《論語》、《孟子》，正文遇廟諱，則缺筆而不改字，注則無不避者。其注《易》亦然。」至於德剛指出：至少「批書人」已認定不說「寅時」是避諱，那麼，這「批書人」自然已認定小說作者的先人一定諱「寅」。胡適這個看法自然是十分合理的（周汝昌還指出過二十二回「戚本」批語對硯台謎語批說「隱榮府祖宗姓名」是指「璽」字，也是對的）。問題只在這「批書人」到底是誰。這點如果還無法肯定，那就很難下結論了。而且「批書人」為什麼不注意到「唐寅」不避的例子？所以我認為，那另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子潘重規」如要否定曹雪芹的著作權，也許還「查無實據」，但在這一點上提出疑問來，卻「事出有因」，還值得我們再四思量。德剛要緊跟著「那雲鬢纖腰的美人史湘雲」揚長而去，我們這些老頭子有何話可說？只祈禱不要等他跟了半天，才發現前面走著的是個毛髮森森的彪形大漢，那時可別錯罵周公的本家汝昌詩人把你捉弄了呢！
唐德剛先生「再按」
德剛再按：《紅樓夢》裡的「避諱」問題，原是極有趣的。不但史湘雲夫人注重避諱，林黛玉姑娘也很注重。黛玉的媽媽叫賈敏，所以黛玉說「敏」時就以「密」字代之，寫「敏」字時也「缺」一兩筆。這在他老師賈雨村的註冊記錄裡，是有老卷子可查的。
總之，《紅樓夢》是個無底洞，筆者這個「老頭子」絕不願與另外兩個專家「老頭子」來「聚訟」這個好玩的小問題。還是讓那些喜歡打官司的紅學家們去討論吧。
周策縱先生函
德剛：前兩天才寄你《紅樓夢》會議邀請書，就收到來信，要我又替胡公的《口述自傳》封面一撾，撾是撾過寄去了，這兒又寫了一點抬槓「後按」，不知還來得及附在（《胡適的自傳》第十一章）注末嗎？如不便就算了，我怕誤導讀者，想來澄清一番，恐怕越說越說不清吧，最後的話還得你來說，所以我還是寄到你處，如以為可，就請轉寄給劉紹唐先生，如無緣入書，便可改作「胡適的自傳譯注後按：《紅樓夢》裡的避諱問題」，作為《傳記文學》的補白如何？（下略）
匆祝
年安
策縱 1979年12月17日
原載《傳記文學》第三十六卷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