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公元前4000～前1700年間，人類社會受到兩種同心震盪的擴散的影響。這猶如在約3000年的時間間隔中，石頭被扔進了一口池塘，激起了陣陣漣漪。地理和社會上的複雜性意味著兩股連續浪潮的傳播並不遵循嚴格的幾何類型，而是要麼在這裡向前飛奔，在那裡又造就了一座保守主義的孤島，或者在其他某個地方突然受阻於無法逾越的氣候障礙。儘管複雜，但比喻還是有用的。在歐洲、亞洲和非洲的各種不同地形中，中東類型的刀耕火種農業不斷地傳播到溫度、降雨和天然森林覆蓋率等條件適宜的新地區。因此，有些距離遙遠、我們完全可以稱之為文明的更複雜的社會，也在特別適合人類居住的新的地區成功地建立起來了。
畜牧業
隨著刀耕火種農業的傳播、依賴這種生活方式的人口增加，這種最早的農業類型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第一，農業最早興起於歐亞大陸山丘和山區以北的大草原地區，那裡樹木很少，具備適合刀耕火種農業的自然條件的土地也相應很少。另一方面，那個地區特有的廣闊草原特別適合養殖被馴化的畜群。因此，當接觸到最早的農民發展出來的一系列技術時，草原地區的狩獵者也正在有效地適應自己的地理環境，他們接受了動物馴養，而拒絕了農業生產所必需的繁重的墾殖和收割工作。
因此，一種獨特的遊牧生活方式出現了，它熟悉農業，但又輕視農業。相似的環境也存在於山區南面，儘管那裡的氣候更炎熱和乾旱，草原在阿拉伯半島北部以弧形退化成沙漠。也是在這裡，畜牧業發展成為新石器時代農業技術的變種。南部地區被馴服的動物種類不同於北部喜歡的體形龐大的牲畜。綿羊、山羊、毛驢比牛和馬能更好抵禦半沙漠氣候固有的夏季飼料短缺，而較大的體形有助於牛和馬度過北部草原寒冷的冬天。
作為農耕世界南北兩翼的一種生活方式，畜牧業出現的時間難以確知。公元前3000年前，也許沒有多少人口以畜牧業為生。此後很長時間，草原地區對遊牧生活的適應也不徹底。例如，直到公元前900年，騎馬這種似乎很簡單的技術才變得普遍，也許因為馬鞍上的生活需要飼養馬匹，而且馬匹需要被訓練到被人騎上去而不至於驚慌，也需要訓練能夠始終駕馭馬匹的人，即便最初的結果都是野性的反抗，以及被重重地摔在地上。
像狩獵者一樣，遊牧者也是以食草動物為生。他們像狩獵者一樣，也追求漫遊的生活，為了給牲口尋找草料，他們遠距離遷徙。遊牧者常常選擇多少有些規律的遷徙模式，隨著季節的變化而從低地向高地牧場遷徙。牧民首先必須保護牧群不被敵對的肉食者所掠奪，無論這些肉食者是動物還是人類。這種生活需要一個首領，他決定遊牧的路線，當遇到敵對者企圖入侵部落的傳統牧場或劫掠牲畜的緊急情況時，他指揮整個部落進行抵抗。
成功的大型獵物狩獵者特有的戰爭組織和暴力習性仍然接近這種生活的表面現象，而最早的農耕社區是相當和平和平均主義的。這種差別使遊牧人群與農耕人群發生軍事衝突時佔有明顯的優勢。的確，遊牧人群樂在其中，他們一直渴望通過征服和剝削，像馴服牲畜一樣馴服農耕人群。
此後舊大陸的人類歷史取決於農耕帶來的人數上的優勢與遊牧所需要的更優越的政治—軍事組織之間的相互角力。這種平衡有時有利於一方，有時有利於另一方，取決於社會組織、凝聚力的起伏，以及技術的發展。大征服者和帝國創建者的偶然出現、或者災難性瘟疫的暴發，對打破這種平衡也不時發揮著作用。無論何時何地，農民與遊牧民之間關係的重大變化都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的痛苦和混亂，但是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間的流血衝突也刺激人類冒險嘗試從未有過的生活。因此，公元前3000年後整個舊大陸社會演變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犁
犁的發明也非常顯著地改變了人類生活的結構，使人類生活多樣化。公元前3000年某個時間，也許是此前不久，在某個地方，人類學會了如何利用牲畜的力量從事耕耘活動。這產生了幾個重要的後果。它把穀物種植與牲畜飼養空前地結合起來了，使二者相互依賴。它還把一些優於其他耕作方式的重要特點帶給了中東農耕方式，因而使其臻於成熟。
首先，犁使穀物生產者能夠永久性地定居在一個地方。隨著農耕群體的劇增，很顯然，適合刀耕火種的林地越來越難以尋覓。解決方法之一就是從其起源的中東多山地區向外遷徙，因而也把農業傳播到各地。但是留在原地的農業群體不得不越來越頻繁地返回到已經被耕種過的土地。在這種情況下，再也不能奢望肥沃的處女地了。但是，犁使人類能夠比僅僅用鋤頭、鎬耕種更多的土地，通過從更多的土地上收穫產量不高的作物，農民能夠維持甚至增加食物供應。
此外，人們不久便發現，一塊休耕地——被犁翻耕過，但是不種植作物的土地——在第二年能夠長出令人滿意的莊稼來，因為用犁翻耕休耕地能在雜草繁衍之前徹底剷除它們。因此，通過輪流使用耕地和休耕地，一個農民能夠無限地在一個地方維持自己的生存。這些用犁翻耕過的土地沒有刀耕火種者的處女地肥沃，但因更系統和便利的土地規劃而有所彌補。即使使用鋤頭，畢竟樹樁也嚴重阻礙了統一規劃、精耕細作。的確，我們對田地的設想——相對平整、統一耕作的一片土地上播種單一種作物——就是耕犁的創造物，但是耕犁的形狀和大小、轉彎笨拙、不能適應森林地區的凹凸不平等特點，要求人類比森林地區的農民更多地改變地貌。
由於同一塊土地一次次地被犁耕，小塊方形田地開始出現於中東各地。當這個現象發生時，中東農民經常發現，即使在沒有河流淤泥翻新和水渠灌溉的土地上，自己也能生產出大量剩餘糧食。在這種社會裡，畜力已經開始有效地補充人力，少數人能夠脫離自食其力的體力勞動。這就使文明甚至可能在灌溉範圍之外的地區產生。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不久之後，在降雨地區創立和維持文明社會形態的新的可能性不出意外地出現在了文明生活起源地附近的地區。
因此，公元前3500～前2500年，畜牧群體的興起和犁耕村落的產生，大大地豐富了人類生活方式的種類，為文明大範圍地傳播到氣溫和降雨都適合大規模糧食生產的歐亞大陸和北美各個地區奠定了基礎。
埃及文明
但是公元前2500年以前，文明社會形式的傳播需要特殊的地理條件。只有在可灌溉的河谷地區，當時所知的技術才能維持專業人員所需要的作物——如果技術和知識的開化水平能維持的話。蘇美爾幾條流程短小的河流具備了這些條件。例如，約旦河和卡魯恩河，它們今天都在接近其出海口處注入底格里斯河，但是在古代，它們都獨自流入波斯灣，它們的兩岸都興起過非常古老的城市；考古學家可能將在其他地區發現類似的河流和城市遺址。但是這些河谷太小了，不能變成堪與蘇美爾，或同時興起於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其他古代文明相比的大規模社會的發源地。
直到20世紀30年代，埃及文明都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但是現在埃及學家同意，20世紀20年代首次發掘的蘇美爾遺址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發源地。傳統認為，埃及歷史發端於國王美尼斯統一上下埃及。這個事件發生於公元前3000～前2850年間的某個時候，而當時蘇美爾的一些城邦已經發展了幾個世紀。
蘇美爾對埃及最初的文明發展階段影響雖然小，但是有跡可尋，這已經得到承認。因此，波斯灣口的水手很可能繞過阿拉伯半島到達紅海，與居住在狹長的尼羅河河谷的居民發生聯繫。蘇美爾人熟悉的技術和思想對早期埃及人來說當然是很有價值的，因為埃及人的生存環境與底格里斯河—幼發拉底河下游非常相似。到美尼斯時期，灌溉、冶金、文字、耕犁、帶輪的車輛、紀念性建築物都已經在美索不達米亞出現了。在短時間內，它們都通過十分迅速的模仿和調整而在埃及得到了應用。
政治統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蘇美爾「百寶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適應埃及地方傳統和地理環境的因素則被拋棄。換句話說，埃及文明不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確風格和制度結構。在美索不達米亞費時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時間，這歸功於埃及人能夠從美索不達米亞經驗中獲得益處。
埃及人沒有簡單地模仿蘇美爾模式；他們加以調整和改造，使各種事物適應當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稱為「象形文字」——與蘇美爾楔形文字的差異就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埃及人使用不同的書寫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號。所以，文字的真實形狀是相去甚遠的。唯一的聯繫是如何把抽像的詞彙拆成不同音節而記錄聲音的想法。埃及的藝術也同樣獨立於蘇美爾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紀念性建築物、建築結構講究數學精確和石頭雕像的觀念。同樣的獨特風格體現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個方面。
人們大致可以說，埃及與蘇美爾社會結構的深刻差異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現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於神王或法老的宮廷。在蘇美爾，神被認為是看不見的，雖然他們的需要、性格特點和行為與人類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稱他們的國王就是神。國王不僅自己長生不老，而且能夠把永生賜予他人。這是服從法老的一種強大動機，因為人們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許那些曾經在此生盡心侍奉過他的人作為永遠忠實的奴僕，分享神聖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視法老權威的人則被剝奪了死後永生的所有希望。
古王國
尼羅河谷地獨特的地理條件也有助於政治集權。尼羅河兩側荒蕪的沙漠使谷地幾乎倖免於任何真正危險的外來入侵。偶然來自南部的努比亞人或來自西部的利比亞人侵襲次數有限，而蠻族入侵正是美索不達米亞面臨的一個嚴峻問題。此外，在尼羅河谷內部，緩慢而穩定地流淌的尼羅河水使船只能夠輕易地順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幾乎終年勁吹埃及全境的西北—東南風就可以輕鬆完成。由於尼羅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幾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運輸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離尼羅河岸不遠，船隻幾乎可以從河岸任何一個地方裝載貨物或順流或逆流航行於從尼羅河入海口沼澤密佈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間的流域。在這些情況下，控制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個國家。對上下航行的船隻進行管理和檢查當然比任何沒有固定線路的陸地運輸工具更加容易。因此，埃及並不需要在美索不達米亞艱難而不完整地發展起來的、維持中央集權的帝國管理機構。神聖的統治者只需少量忠誠而熱心的奴僕以一定間隔駐紮在尼羅河兩岸，就能夠毫不費力地統治整個國家。
在美尼斯首次統一上下埃及前夕，兩個不同的王室分別管理各自的領土；但是最終兩個王國被置於統一管理之下。實際上，神聖法老王室的作用猶如蘇美爾的神廟：在一個地方徵收來自尼羅河上下可通航地區的剩餘農產品。法老的宮廷從而能夠維持絕對的權力。埃及因此解決了蘇美爾一直不能解決的國內和平與秩序問題。
法老宮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場所。附屬於神王宮廷的工匠和官員不僅召集勞動力修建金字塔，而且開創了美尼斯征服之後三四百年無與倫比的埃及藝術傳統。象形文字、釉面磚和釉面罐、優美的木器，加上音樂、舞蹈和其他考古遺址不太能反映的技術，都誕生於王室。即便這些技術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們也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
這種高度集中於單一中心的情況具有一些大規模企業常有的優勢。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農閒時節集中全國農業勞動力才能修建，只有諸如法老宮廷那樣的唯一指揮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嚴格的中央集權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決於人們是否願意服從遙遠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過在古王國（約公元前2600～前2200年）大約400年裡，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暫時期外，實際情況似乎就是如此。
即使在古王國的鼎盛時期，嚴重的地方分歧也只是隱藏在法老權威的表象之下。古代埃及的宗教混亂特別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常常被假想為動物或半人外貌的地方神祇贏得了當地人的忠誠，類似蘇美爾萬神體系那樣的東西從未出現。地方神社和祭司可能維持著這些不協調的宗教虔誠。隨著時間的推移，有些地方性崇拜開始發展出複雜的儀式，建造了在規模上堪與美索不達米亞古代神廟相比的建築物。
但是，不是不服管理的祭司，而是公開叛亂的地方官員，最終破壞了埃及政府的中央集權。受過教育的書吏階層記錄了對法老統治秩序崩潰的驚詫，他們認為埃及政治解體是極其錯誤的。但是，公元前2200年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埃及政治四分五裂，正如美索不達米亞的常態一樣。
最終埃及文明的大多數方面都嚴重地衰落了。地方統治者竭力保持作為法老尊嚴的高雅藝術和其他屬性，但是越來越少的資源意味著奢侈品和專業技術的衰落。然而，即使在外部動盪和政治分裂時期，法老文明的記憶仍然倖存了下來。古王國時期的輝煌已經被視為典範，深深地扎根於尼羅河流域的大地上。
中王國
因此，毫不奇怪，經過近兩個世紀的政治分裂後，埃及由一位來自南部的新征服者再次統一（公元前2000年左右），他建都於更上游的底比斯，而不是尼羅河三角洲南端的孟斐斯。所謂「中王國」因而建立，它持續到公元前1800年左右，埃及再次分裂為各個互相競爭的地方政權，每個統治者都聲稱自己是法老所有土地的合法繼承人。
藝術風格和其他文獻記錄表明，中王國的統治者開始刻意效仿古王國法老的成就。但是它們之間有重大差異。神廟建築變得越來越複雜。無論僧俗，地方領主和貴族的重要性都遠高於古王國時期。埃及社會和文明因此變得不太依賴單一中心，相應地能更好地應對政治災難。但是這些優勢是以犧牲無與倫比的優雅藝術與一以貫之的風格為代價而獲得的，而這正是古王國鼎盛時期（公元前2600～前2400年）的文化特點。
從事實來看，埃及歷史隨後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被來自亞洲、稱為「希克索斯人」的蠻族武力征服，中王國時期這種文化領袖地位的分散也許對埃及文明風格的保留是至關重要的。如果仍然像古王國時期一樣，由單一的法老宮廷囊括埃及全國的專門技術，那麼它的毀滅也就可能意味著整個埃及文明的毀滅：但是在希克索斯人出現之前，通過在埃及社會內部廣泛建立較小的專業化技術和知識中心，這種風險已經被消除了。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
人們對公元前3000年代出現於印度河谷的另一個偉大文明所知甚少。印度河流域的人所使用的文字至今還沒有被現代學者破譯，因此，瞭解印度河流域文化的首要路徑仍未開放。對印度河流域遺址的考古調查也還沒有完成，已經進行的一些考古挖掘則不盡如人意。但是根據已經發掘的東西似乎可以進行一些合理的推測。印度河流域文明有兩大城市遺址，一個位於哈拉帕，另一個位於其下游幾百英里的摩亨佐-達羅。這兩個城市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特點，如埃及古王國一般的政治統一或許能提供最好的解釋。
與蘇美爾的聯繫是確定無疑的，因為印度河流域製作的印章和其他小型物件已經在美索不達米亞約公元前2500年的地層中發現了。因此，像埃及文明最初的發展階段一樣，與蘇美爾的海上聯繫很可能加速了印度河流域文明的興起。就像埃及一樣，印度河流域人民發展的藝術風格和文字模式明顯與蘇美爾模式無關。埃及和印度河流域的人從蘇美爾人那裡學會的是發展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的動力。只有在最初，本地風格形成之前，直接照搬或亦步亦趨地模仿蘇美爾技術的痕跡才能被發現。這種模仿的例子在埃及已經發現，但是目前地下水阻礙了考古學家對哈拉帕和摩亨佐-達羅最底層遺址的認識，也許那裡還可以發現直接模仿的類似證據。
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都被分成高地的城堡或聖祠與低矮的街區兩部分。有些地區有成排的一模一樣的房屋——也許是某些兵士或奴工睡覺的處所。除此之外，很難再推測出古代印度社會的社會結構。與埃及和蘇美爾的相似性表明，由祭司集團組織起來為眾神服務的社會也許是印度河文明的核心；但是我們不能確定就是如此。
構成這兩大遺址的碎石堆所代表的時間跨度已相當確定，因為通過印章和雙方其他的進口物品，與蘇美爾進行交叉定年是可行的。在此基礎上，印度河流域文明很可能繁榮於公元前2500～前1500年。這兩個偉大的城市被入侵者毀滅，這些入侵者屠殺了居民，焚燒了城鎮，但無意於定居下來。幾乎可以肯定，來自北部操雅利安語的部落是毀滅印度河流域城市和中斷其文明的蠻族。這次毀滅幾乎是徹底的。只有無辜村民所熟悉的印度河流域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倖存下來了。公元前1500年到至遲公元前1200年，當蠻族殺害或驅散他們的時候，曾經被首領（可能是祭司）掌握的專業知識和高級技術消失了。如果在希克索斯人入侵並佔領之前很久，中王國的政治發展沒有將維繫埃及文明所需的技術和知識傳播到眾多神廟和貴族家族的話，那麼同樣的命運也可能降臨法老統治的埃及。
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公元前2500～前1700年
雖然這些重大變化改造了埃及和印度河谷的生活，但是文明生活在美索不達米亞並沒有保持靜止不變。只是公元前3500～前2500年間蘇美爾地區發生的根本變化在此後幾個世紀裡再也沒有重現。長期以來，邊境地區的蠻族渴望掠奪富饒的灌溉平原，如何防衛的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另一個同樣難以解決的問題是維持城邦之間的和平，只有各個城邦都臣服於一個外來的、常常是被憎恨的蠻族或半蠻族征服者時，這個問題才能解決。
在無休止的政治軍事動盪中，兩個重要的變化必須提到。第一，公元前2000年後不久，人們在一般場合不再說蘇美爾語了，它被各種閃米特語言所取代，其中阿卡德語是第一種形諸文字的語言。蘇美爾語在日常生活中的消失似乎是逐漸發生的。來自沙漠邊緣的閃米特語各族可能大量遷徙進來，以致蘇美爾語逐漸退為宗教語言，在學校裡學習，在宗教節日中吟唱。但是，用他們熟悉的語言稱頌眾神的顯著需求使蘇美爾語仍存留了許多世紀。正如我們今天可能得學習拉丁語一樣，祭司必須學習蘇美爾語，這要求他們創製雙語詞彙表和其他學習工具。這反過來又使現代學者一旦在古波斯語寫成的雙語銘文的幫助下掌握了阿卡德語，那麼他們就可能破譯和閱讀蘇美爾語。
第二，雖然經常倒退，但是領土龐大的政治帝國逐漸取得了統一和穩定。三種對後來的政治制度極其重要的機構發展使如下這些事物得以出現：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場價格。官僚制度的原則在今天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以至於我們難以想像在一個人類社會中，個人的公共或行業角色不取決於他剛好擔任的公職或被指派的其他職務。但當這種觀念剛出現時，人們花了很長時間才對它習以為常。一個被國王任命為總督並攜有文件為憑的陌生人得到的待遇肯定不同於其他陌生人。法官、軍官、稅吏和其他官員也起著特定的作用——他們必須通過勸說完全陌生的人相信自己有法定資格，並進行合作。而當這種觀念得到承認後，國王就可能通過文武官員統治邊遠地區。即使沒有尼羅河為埃及提供的這種特殊的聯繫途徑，與遙遠地區的有效合作也成為可能。
能適用於國王統治下任何地區特定案件的法律條文也具有同樣的效果。它使人類關係更容易預測——像官僚原則所起的作用一樣。陌生人最終可以自信地互相打交道。如果有人沒有履行義務，就有可能被交給國王的法律和法官進行審判。最著名的早期法典是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約公元前1700年）頒布的，雖然從現存的案件記錄中難以看清這部法典的條款是否真實推行過。
市場價格和可通過法庭強制執行的買賣規則也使陌生人之間能夠進行有效合作。在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價格最初是用大麥計算的。後來銀條被用於大宗交易，但是普通人很少參與貿易活動。即便參與，他們也是以物易物，從來不需要使用公共貨幣。
大多數人一直是貧窮的農民，耕作於田野，如果繳納稅收和地租後，還能留下足夠的口糧，他們就感到萬幸了。他們與國王的官員、法律或區域間市場沒多少關係。而對巧取豪奪剩餘農產品和其他商品的富人來說，官僚制度、法律和市場價格的逐漸發展，確實使他們能夠跨越幾百英里、進行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有效合作。
但是古代美索不達米亞的政治帝國從未長期穩定過。地方忠誠感還很強烈；交通運輸緩慢而且昂貴；只有像漢謨拉比那樣精力充沛的統治者才能有效地控制整個美索不達米亞地區，他給下屬的許多信件存留至今。政治權力中心傾向於向兩河流域上游轉移。這部分是因為水分蒸發使土壤鹽鹼化，削弱並最終耗竭了美索不達米亞南端最古老耕地的肥力。此外，在任何軍事衝突中，上游城邦一直佔有優勢，因為它能夠切斷渠道，從而破壞下游的河水供應。因此，到薩爾貢（約公元前2350年）時期，阿卡德開始支配蘇美爾；到漢謨拉比時代，更北部的巴比倫成為美索不達米亞的都城。
也是在漢謨拉比時代，巴比倫祭司大膽地改造了蘇美爾和阿卡德的學術，提高了巴比倫的主人和保護神馬杜克的名聲和權威。例如，所謂「創世史詩」（它關於世界如何被創造的描述後來在《創世記》中得到了體現），使馬杜克神變成眾神之王。這是通過用它的名字取代尼普爾的風暴之神恩裡爾而實現的，後者曾經在來自蘇美爾的諸神中佔有首要地位。在其他方面，漢謨拉比時代的書吏和數學家也表明他們是非常勇於探索的。例如，複雜數學運算似乎在這個時期首次出現於泥板文書；此後1000多年裡，數學領域沒有出現任何新的重大成就。
這種蘇美爾向阿卡德、阿卡德向巴比倫的地理轉移，以及與財富和權力中心北移相伴隨的語言變化並未對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根本連續性造成很大改變。蘇美爾祭司首先創造出來解釋世界、人神關係的觀念仍然經受住了時間檢驗。適應洪水氾濫的平原生活的早期技術也被保留下來了。美索不達米亞文明這些方面發生的變化非常小。發明及緩慢改進傾向於集中在政治和軍事事務方面，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帝國管理藝術日益複雜。
向雨水灌溉地區的轉移
美索不達米亞河谷文明地理範圍的擴大，以及遙遠的尼羅河和印度河流域的埃及式和印度式文明的興起，顯然對人類文明水平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只要這種複雜社會需要有河水灌溉的河谷地區來維繫自身，那麼它們就必定仍是稀少而珍貴的人類生活方式，猶如蠻族汪洋中的孤島。只有當雨水灌溉地區也能維持數量足夠多的專業人員，使文明社會可能建立時，文明才能成為全球的主流。這是一個需要將近4000年才完成的過程，始於公元前2000年前不久，到公元19世紀才最終結束。
關於向降雨地區的轉移如何發端的詳細情況，我們不得而知，儘管這一事實不容置疑。例如，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美索不達米亞周邊誕生了一系列衛星文明或前文明，其中小亞細亞的赫梯社會、敘利亞的迦南和巴勒斯坦最為著名。埃及沙漠阻止了尼羅河兩岸任何類似文明的發展，但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因素可能，也許很可能向南、向東滲透，影響了南部和中部印度非灌溉地區各民族的生活，儘管還沒有考古材料能夠證明。
文明在雨水灌溉地區繁榮所需要的條件不難概括。首先，農民必須能夠生產出剩餘的糧食。其次，一些社會機構必須把剩餘糧食從生產它的農民手中轉移給一批專業人員，以便專業人員有條件鑽研完善高級技術和補充專業知識，而不必像大多數農民一樣，花費大多數時間從事田間勞動。
我們已經看到耕犁的傳播如何使許多地區的普通農民在大多數季節裡能夠生產出剩餘農產品。這是文明得以突破灌溉局限不可或缺的條件。但是耕犁農業起源和早期發展的具體情況非常不清楚。同樣，對於從生產者手中把糧食轉移到專業人員消費者的社會機構的起源和性質的探討，的確超出了現有知識範圍。征服和貿易也許是兩個重要因素。但是征服者和商人遵照已有的各種社會領導形式展開活動，在開始突破灌溉河谷局限的文明或前文明中引發了相當重大的結構性變異。
例如，在東北部的小亞細亞，由於大約公元前1800年亞述商人刻寫的一大批泥板文書被發現，使人們對新興的赫梯文明有了一點兒瞭解。那時，當地統治者已經開始招募一批士兵、祭司、商人和工匠——因此，在較小程度上預示了約一個世紀後在赫梯首都哈圖薩發展出來的宮廷生活。赫梯生活的許多方面直接繼承自美索不達米亞。例如，楔形文字和美索不達米亞的一些宗教神話都被直接借鑒。與此同時，當地傳統的重要因素也保存下來了。其結果是美索不達米亞風格與當地的獨特性的融合。赫梯藝術敏銳地表現了隨之產生的文化類型，因為儘管與美索不達米亞模式關係緊密，但是哈圖薩的雕刻具有自己明顯的粗獷風格。
赫梯社會由幾個不同的種族集團構成，一個集團被其他集團征服很可能是赫梯文明社會分層的基礎。只有當地方首領和統治者能夠支配一定數量的財富或勞動力之後，文明社會的商人才真正開始經商。遙遠的文明地區生產的商品很可能太昂貴，不能引起普通農民的興趣，文明地區商人尋求的商品——如金屬、木材和其他原材料——在運輸和其他準備工作上都經常需要相當精細的合作。憑借他們最初作為某個種族集團首領在征服其他集團時所取得的財富和權力，為這種活動組織當地人力的人，與從其他文明地區商人手中購買布匹、金屬製品和其他商品的商人，很可能就能夠這麼合作。軍人的突出位置、赫梯雕刻短粗笨重的特點都無疑表明了征服者的沉重踐踏，他們需要從成為他們犧牲品的人那裡獲得大量的地租、勞役，以便維持小城市的生活，讓其中的工匠和其他專業人員能夠滿足征服者的需要。
總的來說，同樣模式的社會變化似乎也發生在美索不達米亞邊界的其他地區。西邊的迦南可能更側重於商業，而軍事發展比較少；但是底格里斯河谷北部和東部山區，胡裡特人和埃蘭人通過顯著的軍事道路——如我們不完整的信息所表明的——在美索不達米亞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基礎上，發展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
在更遙遠的群山另一邊的草原地區，遊牧民族對金屬特別感興趣，因為金屬可以改進他們的武器，或者增添他們服飾的華麗。例如，到大約公元前2500年，高加索山脈北部的庫班河流域的部落首領開始用精美的青銅武器和珠寶裝飾墓穴。青銅器使草原地區本就好戰的蠻族變得更加可怕。事實上，他們證明自己能夠廣泛地征服鄰居。例如，在此後六七百年裡，使用青銅武器的蠻族從草原地區席捲了西歐各地，征服並逐漸與那裡原有的人口相同化。這些青銅時代的蠻族入侵在歐洲人的意識中深深地打上了暴力習慣和崇尚武力的烙印。在語言方面，歐洲也變得歐洲化了，除了芬蘭語、愛沙尼亞語、馬札爾語和巴斯克語外，現代歐洲居民說的所有語言都起源於青銅時代歐亞大陸西部草原的征服者帶來的一種古代語言（或者與之有密切關係的語言）。
這個語系被稱為「印歐語系」，因為其支系不僅有歐洲人的語言，而且在波斯和印度北部也有分支。這個語系的現代分佈範圍證明了下述事實：當他們的野蠻勇猛因佔有先進的青銅武器而得到強化時，草原蠻族也得以向東、向南發動征服。例如，在中東，小股操原始印歐語的武士似乎已經確立了對山區民族胡裡安人的統治；更東部的加喜特人也是如此。即使以閃米特語部落為主的希克索斯人中可能也裹挾了一部分講印原始歐語的部落。雅利安人對印度河流域的征服並繼而摧毀古代印度文明構成這次蠻族遷徙的一翼。另一支不太著名的部落（吐火羅人）向更東部遷徙，也許在稍晚的時候，遠抵中國邊境。
下一章將進一步考察這次大規模民族遷徙的特點和後果。
海上文明
文明地區的技術與蠻族社會的相互交流在歐亞大陸種族分佈圖上催生了這些巨大的變化，同時，另一股規模較小但並非不重要的海上遷徙之風也在改變著地中海和大西洋沿岸的人類生活和文化。
米諾斯時期的克里特為早期海上文明提供了一個主要例子。當公元前4000年地中海的航海活動開始之前，克里特島上的居民不多。克里特遺址的堆積層清楚地顯示了約公元前3000年前它與埃及的商業關係。它的整個文明大約在1000年後出現在這個島上，因為著名的米諾斯王宮始建於公元前1900年左右。大約與此同時，一種至今未能破譯的文字形式、金屬冶煉、精美陶器、迷人的自然主義藝術風格，以及屬於古風時代文明的其他物品也都已經出現了。
供養創造米諾斯文明輝煌成就的工匠和其他專業人員所需的財富主要來自海上貿易——或者至少看起來是如此。米諾斯船隻穿梭往來於地中海。遠航的主要動機可能是尋求製造青銅器所需要的銅和錫。無論如何，米諾斯殖民的蹤跡已經在靠近古代銅礦的撒丁島上發現。克里特島出口木材和橄欖油到敘利亞沿岸和埃及。此外，米諾斯商人可能還充當了東地中海文明地區的工匠與北部和西部原料生產者之間的中間商。
關於米諾斯社會的組織方式仍非現代知識所能瞭解。米諾斯可能是一個類似於法老的稱號，統治者的權力可能更多地依靠他的宗教角色，而不是軍事或行政角色。戰爭的重要性顯然遠不如在陸地上那麼大。就目前的考古發掘看，都城克諾索斯沒有任何防禦外敵的圍牆；在克里特遺址中，武器和盔甲幾乎不佔什麼重要地位。
米諾斯權威所依靠的宗教與小亞細亞歷史上遺留的崇拜儀式有關。主要神祇似乎是「大母神」，她的特定標誌是雙斧。此外，公牛和蛇是特別受崇敬的對象。在公牛舞即宗教雜耍表演中，年輕人抓住猛衝過來的動物的角，然後從它背上高高跳過，這是一個重要的儀式。西班牙鬥牛可能就起源於這種古代宗教體育運動。
與嚴肅、呆板的赫梯雕刻相比，米諾斯藝術給現代觀眾的感受是輕盈、優美和自然。魚和其他水棲生物的自然主義畫像與模式化但活潑的人物肖像表明，它比赫梯和其他陸地社會所表現的主題更快樂、更少暴力，在陸地社會裡，對被征服民族的軍事征伐和殘酷剝削是文明和前文明社會的主要現實。
當克里特文明處於鼎盛時，在地中海更西部地區，另一個高度繁榮的文化中心出現於馬耳他島。這個島嶼似乎已經是「巨石宗教」的「母親教堂」。關於這方面，確切知道的是有許多用大塊岩石建造的墳墓和其他建築物，分佈於從摩洛哥到瑞典南部的北非和西歐沿海各地。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為什麼人們不畏困難，建造這種建築物。也許傳播宗教的祭司勸告當地居民：這樣做是值得的，而且要修築這些大型紀念物，組織必要的人力與向當地人民傳授技能都是必需的。完全可能的是，這種宗教的導師希望在這個地處日落的極西之地的受祝福的島上獲得永生。墳墓和其他巨石建築可能有助於確保這種幸福的永恆。巨石宗教觀念在某些方面可能與埃及的死神崇拜有關，但是這種關係是如何締結的仍然不清楚。因為的確沒有任何書面文獻保留下來，巨石宗教的教義只能以後來愛爾蘭和凱爾特的其他民間傳說為基礎進行猜測。
巨石遺跡的地理分佈主要是在歐洲和非洲，這清楚地表明這種文化的承載者不僅是通過水路行進的，而且一定是相當熟練的水手。他們的船隻肯定是簡陋的小圓舟，即用樹枝編製後再襄以獸皮，以防海水滲透進來。利用這種輕便、簡單的船隻，通過貼近海岸航行、遇到風暴即刻登陸的方法，人們可以進行遠距離航行。遇到突如其來的風暴時，船隻顯然會偶爾航行到遠海。例如，加納利群島就可能是由於這種偶然航行而被人類作為定居地的。無論如何，當公元14世紀時的歐洲人首次發現他們時，那些定居在這些遙遠的島嶼上的石器時代的人，可能就是巨石建築者的後裔。事實上，像後來哥倫布在東北部商人之前穿越大西洋的航行一樣，即使使用古代巨石製造者那麼簡陋的船隻，航海技術也不成問題。
巨石時期的前文明於公元前3000～前1700年間擴張到遠西。到公元前1700年，歐亞大草原遊牧民族後裔的蠻族征服者到達了歐洲的大西洋沿岸，並征服了那些地方平和的巨石建築者。這些土地的新主人偶然也利用已有的巨石技術建造英國巨石陣那樣的建築。這些矗立的圓形巨石陣，有幾個就位於巨石陣旁邊，可能是以石頭表示宗教建築的紀念形式，這種石頭宗教建築起源於年輪。其目的之一就是曆法。巨石的排列方式是這樣的：太陽年的每個重大日子，升起和降落的太陽（及一些明亮的恆星）就在石頭之間依一定間隔排列。一年中最長和最短的日子就能用這種方法相當準確地予以確定。
東亞和美洲
關於公元前3000～前1700年世界其他地區人類生活的變化，我們所知的要少得多。在中國文明即將誕生的黃河中游地區，相當稠密的農業人口形成了，他們以粟為主要食物。這些農民在一種特殊的土壤「黃土」上耕作，黃土由冰川時期的風吹來的塵土沉積而成，因此容易挖掘。黃土地區森林不多，因此，耕作技術與中東的刀耕火種大相逕庭。正因如此，加上粟在其他地方不是重要作物，所以大多數學者認為，中國的農業獨立於中東農業而興起，雖然中東獨特的作物小麥和大麥也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在黃土地區培植了。
在更南部的東南亞大河流域，公元前2000年代，另一種截然不同的農業也取得了更大的重要性。在這些地區，季風是決定性因素：一年中有半年下雨，實際上天天下雨，其他時間則是乾旱。雨季與旱季的明顯交替意味著當地有洪澇，然後是土地逐漸乾旱。各種根莖作物天性都適合這種氣候條件；水稻也是如此，它是季風地區的主要農作物。
亞洲季風氣候地區水稻種植的成熟的形態與中東穀物農業形態有三個重要的差別：第一，水稻植株是從特殊的種苗移植而來（即像對待根莖作物或其他可以通過移栽旁枝進行繁衍的植物一樣）；第二，在耕作過程中，畜力不是人力的必要補充；第三，無論在水田還是在梯田，在水稻生長期，在幾個月內都必須保持有一層淺水覆蓋。這些差異意味著東南亞的耕種方式比中東更精耕細作、更耗費勞動力。特別是，除了每年部分時間能夠自然被淹沒的土地外，建造水稻梯田需要進行大量勞動，並採用許多技術。在其他地方，則首先必須平整土地，並挖掘淺淺的溝渠，以便灌溉的水能夠平緩地流動。然後讓小水溝改道，把水引入稻田，以便保持適合水稻生長所需要的水深。但是任何能夠平整土地的地方，精耕細作的田地裡的水稻產量就很高，足以維持修築梯田所需要的勞動力。因此，在水稻梯田農業的基礎上，亞洲季風氣候地區得以發展出非常稠密的農民人口；但是這種農業共同體最初都緊靠大河兩岸，因為那裡的天然水源使梯田農民的勞動輕鬆得多。只是後來中國文明形成後，更高、更多山的土地也被大規模地用於種植水稻。
但是，公元前3000～前1500年，許多人口稠密的人類共同體在大河兩岸和東南亞沿海平原興起，散佈於從孟加拉延伸到中國各地。這些社會依靠稻米和根莖作物為食，並發展了大量航行技術。但是沒有任何文明的複雜程度能夠與中東文明相比。技術專業化、把大量人口組織成單一政治和經濟單位等，都無法與中東相提並論，也許季風氣候地區的氣候條件使大規模灌溉所需的共同努力不再必要，的確，在更濕潤的地區，這甚至顯得荒唐。
至於早期亞洲水手在太平洋各個島嶼深入到什麼程度，我們還不能確定，因為對這些地區的考古研究還非常零星。從地理範圍看，也許比歐洲巨石宗教時代人們所達到的更廣泛的移民活動已經發生了，因為在可預測的季風和信風地區，即使對原始技藝來說，航海也比較容易；而受風暴困擾的大西洋北部地區是全世界最難航行的海域之一。
在新大陸，到公元前8000年左右，隨著冰川的消退，越過白令海峽的遊獵者佔據了整個北美和南美大陸。這從南美南端火地島發現的大約與此同時代的碎石就可以證明。但是狩獵和採集並不是這些美洲人口長期依賴的唯一生存手段。第一批遊獵者到達火地島後不久，在墨西哥中部、美國西南部，也許還在秘魯和南美洲其他地區就發現了玉米種植的痕跡。但是最早培植的玉米形狀與後來的玉米不太一樣，也許早期玉米的產量和營養價值都很小。無論如何，美洲農業的曙光並沒有很快導致城市的興起和文明的誕生。直到公元前幾個世紀，即使在新大陸最先進的地區，也只有簡單的村莊生活。
雖然我們的信息中還有許多不確定性和明顯的空白，但很清楚到公元前1700年，人類取得的成就已經很可觀。與較早時期普遍的文化發展速度相比，社會變化的步伐快得令人吃驚。在不到2000年的時間裡，三個灌溉文明在舊大陸的中部地區興起；大量更小的衛星文明在降雨地區發展出來，文明成就的回音波及到北方草原的蠻族戰士和地中海、大西洋，也許還有印度洋沿岸的居民。不太複雜、技術不太發達也不太著名的文化發展也出現於亞洲季風氣候地區、黃河流域的黃土地區。
總而言之，文明的歷史已經帶著其各種複雜性踏上了征程。文明和半文明的冒險家、先驅者、戰士、商人、宗教傳播者、探礦者、搶奪土地者，都已經顯示了他們破壞其他弱小民族、滲透到地球上新的更邊遠地區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