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之交，回眸凝睇，看中國百餘年文化雲湧星馳，時有新思想的閃電，撕裂舊意識的陰霾；亦有文人之吶喊，儒士之捐軀；有詩作檄文，有歌成戰鼓；有魯迅勇猛所擲的投槍，有聞一多喋血點燃的《紅燭》；有《新青年》上下求索強國之道，有「新文化運動」勢不兩立的摧枯拉朽……
俱往矣！
歷史的塵埃落定，前人的身影已遠，在時代遞進的褶皺裡，百餘年文化積澱下了怎樣的質量？又向我們呈現著怎樣的「表情」？
弱國文化的「表情」，怎能不是愁鬱的？怎能不是悲愴的？怎能不是淒楚的？
弱國文人的文化姿態，怎能不迷惘？怎能不《彷徨》？怎能不以其卓越的清醒，而求難得之「糊塗」？怎能不以習慣了的溫聲細語，而拼作鬥士般的仰天長嘯？
當憂國之心屢遭挫創，當同類的頭被砍太多，文人的遁隱，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倘我們的目光透過百年，向歷史的更深遠處回望過去，那麼遁隱的選擇，幾乎也是中國古代文人的「時尚」了。
那麼我們就不能不談《聊齋誌異》了。之所以要越過百年先論此書，實在因為它是我最喜歡的文言名著之一。也因近百年中國文化的扉頁上，分明染著蒲松齡那個朝代的種種混雜氣息。
蒲公筆下的花精狐魅、鬼女仙姬，幾乎皆我少年時夢中所戀。
《聊齋誌異》是出世的。
蒲松齡的出世是由於文人對自己身處當世的嫌惡。他對當世的嫌惡又由於他仕途的失意。倘他仕途順遂、富貴命達，我們今人也許——就無《聊齋誌異》可讀了。
《聊齋誌異》又是入世的，而且入得很深。
蒲松齡背對他所嫌惡的當世，用四百九十餘篇小說，為自己營造了一個較適合他那一類文人之心靈得以歸宿的「擬幻現世」。美而善的妖女們所愛者，幾乎無一不是他那一類文人。自從他開始寫《聊齋誌異》，他幾乎一生浸在他的精怪故事裡，幾乎一生都在與他筆下那些美而善的妖女眷愛著。
但畢竟的，他背後便是他們嫌惡的當世，所以那當世的污濁，漫過他的肩頭，淹向著他的寫案——故《聊齋誌異》中除了那些男人們夢魂縈繞的花精狐魅，還有《促織》《夢狼》《席方平》中的當世丑類。
《聊齋誌異》乃中國古代文化「表情」中亦冷亦溫的「表情」。他以冷漠對待他所處的當世；他將溫愛給予他筆下那些花狐鬼魅……
《水滸傳》乃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為激烈的「表情」。由於它的激烈，自然被朝廷所不容，列為禁書。它雖產生於元末明初，所寫雖是宋代的反民英雄，但其影響似乎在清末更大，預示著「山雨欲來風滿樓」……
而《紅樓夢》，撇開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的主線，讀後確給人一種盛極至衰的挽亡感。
此外還有《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構成著百年文化前頁的譴責「表情」。
《金瓶梅》是中國百年文化前頁中最難一言評定的一種「表情」。如果說它畢竟還有著反映當世現實的重要意義，那麼其後所產生的不計其數的所謂「艷情小說」，散佈於百年文化的前頁中，給人，具體說給我一種文化在淪落中麻木媚笑的「表情」印象……
百年文化扉頁的「表情」是極其嚴肅的。
那是一個中國近代史上出政治思想家的歷史時期。在這扉頁上最後一個偉大的名字是孫中山。這個名字雖然寫在那扉頁的最後一行，但比之前列的那些政治思想家們都值得紀念。因為他不僅思想，而且實踐，而且幾乎成功。
於是中國百年文化之「表情」，其後不但保持著嚴肅，並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是凝重的。
於是才會有「五四」，才會有「新文化運動」。
「新文化運動」是中國百年文化「表情」中相當激動相當振奮相當自信的一種「表情」。
魯迅的作家「表情」在那一種文化「表情」中是個性最為突出的。《狂人日記》振聾發聵；「彷徨」的精神苦悶躍然紙上；《阿Q正傳》和《墳》，乃是長嘯般的「吶喊」之後，冷眼所見的深刻……
「白話文」的主張，當然該算是「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個事件。倘我生逢那一時代，我也會為「白話文」推波助瀾的。但我不太會是特別激烈的一分子，因為我也那麼地欣賞文言文的魅力。
「國防文學」和「大眾文學」之爭論，無疑是近代文學史上沒有結論的話題。倘我生逢斯年，定大迷惘，不知該支持魯迅，還是該追隨「四條漢子」。
但是於革命的文學、救國的文學、大眾的文學而外，竟也確乎另有一批作家，孜孜於另一種文學，對大文化進行著另一種軟性的影響——比如林語堂（他是我近年來開始喜歡的）、徐志摩、張愛玲……
他們的文學，彷彿中國現代文學「表情」中最超然的一種「表情」。
甚至，還可以算上朱自清。
從前我這一代人，具體說我，每以困惑不解的眼光看他們的文學。怎麼在國家糟到那種地步的情況之下還會有心情寫他們那一種閒情逸致的文學？
現在我終於有些明白——文學和文化，乃是有它們自己的「性情」的，當然也就會有它們自己自然而然的「表情」流露。表面看起來，作家和文化人，似乎是文學和文化的「主人」，或曰「上帝」。其實，規律的真相也許恰恰相反。也許——作家們和文化人們，只不過是文學和文化的「打工仔」。只不過有的是「臨時工」，有的是「合同工」，有的是「終生聘用」者。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中，原有愉悅人心，僅供賞析消遣的一面。而且，是特別「本色」的一面。倘有一方平安，文學和文化的「天性」便在那裡施展。
這麼一想，也就不難理解林語堂在他們處的那個時代與魯迅相反的超然了；也就不會非得將徐志摩清脆流利的詩與柔石《為奴隸的母親》對立起來看而對徐氏不屑了；也就不必非在朱自清和聞一多之間確定哪一個更有資格入史了。當然，聞一多和他的《紅燭》更令我感動，更令我肅然。
歷史消弭著時代煙靄，剩下的僅是能夠剩下的小說、詩、散文、隨筆——都將聚攏在文學和文化的總「表情」中……
繁榮在延安的文學和文化，是中國自有史以來，氣息最特別的文學和文化，也是百年文化「表情」中最純真爛漫的「表情」——因為它當時和一個最新最新的大理想連在一起。它的天真爛漫是百年內前所未有的。說它天真，是由於它目的單一；說它爛漫，是由於它充滿樂觀……
新中國成立後，前十七年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好孩子」式的。偶有「調皮相」，但一遭眼色，頓時中規中矩。
「文革」中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面具式的，是百年文化中最做作最無真誠可言的最討厭的一種「表情」。
「新時期文學」的「表情」是格外深沉的。那是一種真深沉。它在深沉中思考國家，還沒開始自覺地思考關於自己的種種問題……
20世紀80年代後期的文學和文化「表情」是躁動的，因為中國處在躁動的階段……
20世紀90年代前五年的文化「表情」是「問題少年」式的。
20世紀90年代後五年的文化「表情」是一種「自我放縱」樂在其中的「表情」。
據我想來，在以後的三五年中，中國當代文學和文化，將會在「自我放縱」的過程中漸漸「性情」穩定。歸根結底，當代人不願長期地接受喧囂浮躁的文學和文化局面。
歸根結底，文學和文化的主流品質，要由一定數量一定質量的創作來默默支撐，而非靠一陣陣的熱鬧及其他……
情形好比是這樣的——百年文化如一支巨大的「禮花」，它由於受潮氣所侵而不能至空一噴，射出滿天燦爛，花團似錦；但其斷斷續續噴出的光彩，畢竟輝輝爍爍照亮過歷史，炫耀過我們今人的眼目。而我們今人是這「禮花」的最後的「內容」……
我們的努力噴射恰處人類的千年之交。
當文學和文化已經接近著自由的境況，相對自由了的文學和文化還會奉獻什麼？又該是怎樣的一種「表情」？什麼是我們自己該對自己要求的質量？
新千年中的新百年，正期待著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