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三十歲以前，最遲在三十五歲以前，我還不能使自己脫離平凡，那麼我就自殺。」「可什麼又是不平凡呢？」「比如所有那些成功人士。」「具體說來。」「就是，起碼要有自己的房、自己的車，起碼要成為有一定社會地位的人吧？還起碼要有一筆數目可觀的存款吧？」「要有什麼樣的房，要有什麼樣的車？在你看來，多少存款算數目可觀呢？」「這，我還沒認真想過……」
……以上，是我和某大一男生的對話。那是一所較著名的大學，我被邀講座。對話是在五六百人之間公開進行的。我覺得，他的話代表了不少學子的人生志向。我已經忘記了我當時是怎麼回答的，然此後我常思考一個人的平凡或不平凡，卻是真的。按《新華詞典》的解釋，平凡即普通，平凡的人即平民。《新華詞典》特別在括號內加注——泛指區別於貴族和特權階層的人。做一個平凡的人真的那麼令人沮喪嗎？倘注定一生平凡，真的毋寧三十五歲以前自殺嗎？我明白那大一男生的話只不過意味著一種「往高處走」的願望，雖說得鄭重，其實聽的人倒是不必太認真的。
我既思考了，於是覺出了我們這個社會，我們這個時代，近十年來，一直所呈現著的種種文化傾向的流弊，那就是——在中國還只不過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現階段；在普遍之中國人還不能真正過上小康生活的情況下，中國的當代文化，未免過分「熱忱」地兜售所謂「不平凡」的人生的招貼畫了，這種宣揚尤其廣告兜售幾乎隨處可見。而最終，所謂不平凡的人的人生質量，在如此這般的文化那兒，差不多又總是被歸結到如下幾點——住著什麼樣的房子，開著什麼樣的車子，有著多少資產，於是社會給予怎樣的敬意和地位；於是，倘是男人，便娶了怎樣怎樣的女人……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也很盛行過同樣性質的文化傾向，體現於男人，那時叫「五子登科」，即房子、車子、位子、票子、女子。一個男人如果都追求到了，似乎就擺脫平凡了。同樣年代的西方的文化，也曾呈現過類似的文化傾向。區別乃是，在他們的文化那兒，是花邊，是文化的副產品；而在我們這兒，在七八十年後的今天，卻彷彿的漸成文化的主流。這一種文化理念的反覆宣揚，折射著一種耐人尋味的邏輯——誰終於擺脫平凡了，誰理所當然地是當代英雄；誰依然平凡著甚至注定一生平凡，誰是狗熊。並且，每有儼然足以代表文化的文化人士和思想特別「與時俱進」似的知識分子，話裡話外地幫襯著造勢，暗示出更其傷害平凡人的一種邏輯那就是——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已然到來，多好的時代！許許多多的人不是已經爭先恐後地不平凡起來了嗎？你居然還平凡著，你不是狗熊又是什麼呢？
一點兒也不誇大其詞地說，此種文化傾向，是一種文化的反動傾向。和尼采的所謂「超人哲學」的瘋話一樣，是漠視，甚至鄙視和辱罵平凡人之社會地位以及人生意義的文化傾向。是反眾生的。是與文化的最基本社會作用相悖的。是對於社會和時代的人文成分結構具有破壞性的。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下一代，如果他們普遍認為最遲三十五歲以前不能擺脫平凡便莫如死掉算了，那是毫不奇怪的。
人類社會的一個真相是，而且必然永遠是——牢固地將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社會地位確立在第一位置，不允許任何意識之形態動搖它的第一位置，更不允許它的第一位置被顛覆。這乃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的不二立場。當然，這裡所指的，是那種極其清醒的、冷靜的、客觀的、實事求是的、能夠在任何時代都「鎖定」人類社會真相的文化；而不是那種隨波逐流的、嫌貧愛富的、每被金錢的作用左右得暈頭轉向的文化。那種文化只不過是文化的泡沫，像制糖廠的糖漿池裡泛起的糖漿沫。造假的人往往將其收集了澆在模子裡，於是「生產」出以假亂真的「野蜂窩」。
文化的「野蜂窩」比街頭巷尾地攤上賣的「野蜂窩」更是對人有害的東西。後者只不過使人腹瀉，而前者紊亂社會的神經。
平凡的人們，即普通的人們，即古羅馬階段劃分中的平民。在平民之下，只有奴隸。平民的社會地位之上，是僧侶、騎士、貴族。
但是，即使在古羅馬，那個強大帝國的大腦，也從未敢漠視社會地位僅僅高於奴隸的平民。作為它的最精英的文化思想的傳播者，如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們，他們雖然一致不屑地視奴隸為「會說話的工具」，但卻不敢輕佻地發任何懷疑平民之社會地位的言論。恰恰相反，對於平民，他們的思想中有一個一脈相承的共同點——平民是城邦的主體，平民是國家的主體。沒有平民的作用，沒有羅馬成為強大帝國的前提。
愷撒被謀殺了，布魯圖要到廣場上去向平民們解釋自己參與了的行為——「我愛愷撒，但更愛羅馬」。
為什麼呢？因為那行為若不能得到平民的理解，就不能成為正確的行為。安東尼順利接替了愷撒，因為他利用了平民的不滿，覺得那是他的機會。屋大維招兵募將，從安東尼手中奪回了攝政權，因為他調查瞭解到，平民將支持他。
古羅馬帝國一度稱雄於世，靠的是平民中蘊藏著的改朝換代的偉力。它的衰亡，也首先是由於平民拋棄了它。僧侶加上騎士加上貴族，構不成羅馬帝國，因為他們的總數只不過是平民的千萬分之幾。
中國古代，稱平凡的人們亦即普通的人們為「元元」；佛教中形容為「芸芸眾生」；在文人那兒叫「蒼生」；在野史中叫「百姓」；在正史中叫「庶民」。而相對於憲法叫「公民」。沒有平凡的亦即普通的人們的承認，任何一國的任何憲法沒有任何意義。「公民」一詞將因失去了平民成分而是荒誕可笑之詞。
中國古代的文化和古代的思想家們，關注並體恤「元元」們的記載舉不勝舉。
比如《詩經·大雅·民勞》中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太辛苦了，應該努力使他們過上小康的生活。比如《尚書·五子之歌》中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意思是如果不解決好「元元」們的生存現狀，國將不國。而孟子乾脆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而《三國誌·吳書》中進一步強調：「財經民生，強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民者——百姓也；「芸芸」也；「蒼生」也；「元元」也；平凡而普通者們是也。怎麼，到了今天，在改革開放的中國，在民們的某些下一代那兒，不畏死，而畏「平凡」了呢？
由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另類」同行的交談。我問他是怎麼走上文學道路的。答曰：「為了出人頭地。哪怕只比平凡的人們不平凡那麼一點點，而文學之路是我唯一的途徑。」見我怔愣，又說：「在中國，當普通百姓實在太難。」屈指算來，十幾年前的事了。十幾年前，我認為，正像他說的那樣，平凡的中國人，平凡是平凡著，卻十之七八平凡又貧寒著，由而迷惘著。這乃是民們的某些下一代不畏死而畏平凡的癥結。於是，我聯想到了曾與一位美國朋友的交談。
她問我：「近年到中國，一次更加比一次感覺到，你們中國人心裡好像都暗怕著什麼。那是什麼？」我說：「也許大家心裡都在怕著一種平凡的東西。」她追問：「究竟是什麼？」我說：「就是平凡之人的人生本身。」她驚訝地說：「太不可理解了，我們大多數美國人可倒是都挺願意做平凡人，過平凡的日子，走完平凡的一生的。你們中國人真的認為平凡不好到應該與可怕的東西歸在一起嗎？」
我不禁長歎了一口氣。我告訴她，國情不同，故所謂平凡之人的生活質量和社會地位，不能同日而語。我說你是出身於幾代的中產階級的人，所以你所指的平凡的人，當然是中產階級的人士。中產階級在你們那兒是多數，平民反而是少數。美國這架國家機器，一向特別在乎你們中產階級，亦即你所言的平凡的人們的感覺。你們的平凡的生活，是有房有車的生活。而一個人只要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過上那樣的生活並不特別難。居然不能，倒是不怎麼平凡的現象了。而在我們中國，那是不平凡的人生的象徵。對平凡的如此不同的態度，是兩國的平均生活水平所決定了的。正如中國的知識化了的青年做夢都想到美國去，自己和別人以為將會追求到不平凡的人生，而實際上，即使躋身於美國的中產階級了，也只不過是追求到了一種美國的平凡之人的人生罷了……
當時聯想到了本文開篇那名學子的話，不禁替平凡著普通著的中國人，心生出種種的悲涼。想那學子，必也出身於寒門；其父其母，必也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不然，斷不至於對平凡那麼地慌恐。
也聯想到了我十幾年前伴兩位老作家出訪法國，通過翻譯與馬賽市一名五十餘歲的清潔工的交談。
我問他算是法國的哪一種人。
他說，他自然是一個平凡得不能再平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
我問他羨慕那些資產階級嗎？
他奇怪地反問為什麼？
是啊，他的奇怪一點兒也不奇怪。他有一幢帶花園的漂亮的二層小房子；他有兩輛車，一輛是環境部門配給他的小卡車，一輛是他自己的小臥車；他的工作性質在別人眼裡並不低下，每天給城市各處的鮮花澆水和換下電線桿上那些枯萎的花束而已；他受到應有的尊敬，人們叫他「馬賽的美容師」。
由此，他才既平凡著，又滿足著；甚而，簡直還可以說活得不無幸福感。
也聯想到了德國某市那位每週定時為市民掃煙囪的市長。不知德國究竟有幾位市長兼幹那一種活計，反正不止一位是肯定的了。因為有另一位同樣幹那一種活計的市長到過中國，還拜訪過我。因為他除了給市民掃煙囪，還是作家。他會幾句中國話，向我聳著肩誠實地說——市長的薪水並不高，所以需要為家庭多掙一筆錢。那麼說時，一點兒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
馬賽的一名清潔工，你能說他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嗎？德國的一位市長，你能說他極其普通嗎？然而在這兩種人之間，平凡與不平凡的差異縮小了，模糊了。因而在所謂社會地位上，接近著實質性的平等了。因而平凡在他們那兒不怎麼會成為一個困擾人心的問題。
當社會還無法滿足普通的平凡的人們的基本擁有願望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應時時刻刻提醒著社會來關注此點，而不是反過來用所謂不平凡的人們的種種生活方式刺激前者。尤其是，當普遍的平凡的人們的人生能動性，在社會轉型期受到慣力的嚴重甩擲，失去重心而處於茫然狀態時，文化的最清醒的那一部分思想，不可錯誤地認為他們已經不再是地位處於社會第一位置的人們了。
無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平凡而普通的人們，永遠是一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任何一個國家存在的意義，都首先是以他們的存在為存在的先決條件的。
一半以上不平凡的人皆出自平凡的人之間。
這一點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同樣的。
因而平凡的人們的心理狀態，在一定程度上幾乎成為不平凡的人們的心理基因。
倘文化暗示平凡的人們其實是失敗的人們，這的確能使某些平凡的人們通過各種方式變成較為「不平凡」的人；而從廣大的心理健康的、樂觀的、豁達的平凡的人們的階層中，也能自然而然地產生較為「不平凡」的人們。
後一種「不平凡」的人們，綜合素質將比前一種「不平凡」的人們方方面面都優良許多。因為他們之所以「不平凡」起來，並非由於害怕平凡。所以他們「不平凡」起來以後，也仍會覺得自己們其實很平凡。
而一個連不平凡的人們都覺得他們其實很平凡的人們組成的國家，它的前途才真的是無量的。反之，若一個國家裡有太多這樣的人——只不過將在別國極平凡的人生的狀態，當成在本國證明自己是成功者的樣板，那麼這個國家是患著虛熱症的。好比一個人臉色紅彤彤的，不一定是健康；也可能是肝火，也可能是結核暈。
我們的文化，近年以各種方式向我們介紹了太多太多的所謂「不平凡」的人了，而且，最終往往的，對他們的「不平凡」的評價總是會落在他們的資產和身價上。這是一種窮怕了的國家經歷的文化方面的後遺症，以至於某些呼風喚雨於一時的「不平凡」的人，轉眼就變成了些行徑苟且的，欺世盜名的，甚至罪狀重疊的人。
一個許許多多人恐慌於平凡的社會，必層出如上的「不平凡」之人。
而文化如果不去關注和強調平凡者們第一位置的社會地位（儘管他們看去很弱，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費神）——那麼，這樣的文化，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遺餘力地去為「不平凡」起來的人們大唱讚歌了，並且在「較高級」的利益方面與他們聯繫在一起。於是眼睜睜不見他們之中某些人的「不平凡」之可疑。
這乃是中國包括傳媒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包括某些精英們在內的文化界、思想界的一種勢利眼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