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直接相關。周恩來曾經談道，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能出動五十萬大軍發起進攻和實行封鎖，那是他的全盛時期」。[54]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盪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佈的空間。
從外部環境看，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積極調整對外政策，與英、美等國加強聯繫，行政院副院長、財政部長宋子文於1933年4月開始長達半年的歐美之行，並與美國訂立5000萬美元的棉麥借款合同。宋子文之行被認為標誌著「南京政府對歐美國家實行經濟開放政策的起端」。[55]在加強經濟聯繫同時，南京政府向西方國家大量訂購武器裝備，據中央信託局統計，1933年和1934年兩年間，購買軍火費用達6000多萬元。[56]這些，既加強了南京政府與西方國家間的政治、經濟聯繫，又提高了其軍事裝備和統治能力。共產國際軍事顧問1933年初報告：「在敵人方面，武器裝備的質量在不斷提高，其機槍和火炮的配備程度已接近現代軍隊的水平。」[57]具體到實戰中，國民黨軍發動第五次「圍剿」後，將其裝甲部隊和新購德國山炮投入進攻，發揮出相當效果。粟裕回憶：「十九師是紅七軍團的主力，戰鬥力強，擅長打野戰，但沒有見到過裝甲車……部隊一見到兩個鐵傢伙打著機槍衝過來，就手足無措，一個師的陣地硬是被兩輛裝甲車衝垮。」[58]紅軍兩個主要軍團的指揮者彭德懷和林彪都注意到：「蔣軍在第五次『圍剿』時，技術裝備比以往幾次有所加強。」[59]「每連有多至六挺的機關鎗，至少也有一挺。我們在敵機槍下除非不接近，一接近一衝就是傷亡一大堆。」[60]周恩來在1934年初對反「圍剿」戰爭作出初步總結時，印象很深的就是國民黨軍裝備和編製的加強：
每團中的火力配備改變了。過去每營有機關鎗連，現改為每團屬一重機關鎗連，而每一步兵連中則加多輕機關鎗的數目（每連三架）。
他的部隊中的非戰鬥人員亦大大裁減，為便於山地運動與作戰。他的行軍公文也減少到最小限度，增加戰鬥人員的比例。[61]
隨著對國內地方實力派的壓迫、清除和國內建設的展開，南京政府統治力量也在逐漸增強，內部形勢趨於穩定。第二、三、四次「圍剿」中，南京政府均遇到嚴重的內部紛爭或外敵壓迫。中共有關報告顯示，第二次「圍剿」時，國民黨軍起初也取穩紮穩打方針，後因胡漢民事件導致粵變不得不加快「圍剿」行動，使紅軍覓得作戰良機。尤其當紅軍首戰東固時，蔡廷鍇部在紅軍後方，紅軍僅有一師部隊牽制，「假使此時蔣蔡北進，則我們後方受到危險非常困難，但此時蔣蔡不但未前進，並且將前進到城岡的部隊撤退到興國城（原因大概是因為廣東問題發生）」，[62]使紅軍擺脫了腹背受敵的危險。第三、四次「圍剿」期間的粵桂反蔣、九一八事變、長城事變，也直接影響到國民黨軍的作戰行動。第五次「圍剿」中，雖然1933年底發生以十九路軍為軍事基幹的福建事變，但由於事變很快遭鎮壓，蔣介石反而由此取得對福建的完全控制。福建事變的迅速失敗，也使各地反蔣力量不得不有所忌憚，此後相當一段時間內，地方實力派的反蔣公開活動偃旗息鼓。完全控制福建後，除廣東陳濟棠外，國民政府從東、西、北三面完成對中央蘇區的包圍，無論是軍事展開或經濟封鎖都獲得了更好的內外環境。尤其是鄂豫皖、湘鄂西蘇區紅軍主力相繼轉移後，長江中游地區基本安定，蔣介石更可全力籌劃對付中央蘇區之策。1933年6月23日，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剿匪根本計劃漸立，逐漸推進，期以一年，必能成功，惟時局是否許可耳。」[63]後來的事實證明，蔣介石獲得了這種時機。直接在前線指揮「剿共」軍事的陳誠對此頗有同感，第五次「圍剿」發動之初，他在家書中表示：「此次剿匪當有把握，因蔣先生親自督剿，無論精神物質方面，均有關係。以部隊數量言，已較之以前增加十餘師。而精神方面，各級經廬山訓練之後，確有進步也。」[64]
經過廬山訓練及部隊整訓，國民黨軍隊整體戰鬥力和戰鬥精神確有一定提高。第五次「圍剿」期間，國民黨軍隊中高級官員大都能身先士卒，出現在戰場第一線。從主攻部隊第三路軍傷亡情況看，該路軍傷亡軍官總數988人，傷亡士兵總數10755人，[65]軍官和士兵之比約1︰11，高於戰鬥部隊實際官兵比。軍官傷亡較重和其在第一線指揮作戰相關。第五次「圍剿」時，國民黨軍師、旅長一級指揮員經常出現在戰場第一線，團長一級指揮員則直接指揮並於必要時參加戰鬥。德勝關、寨頭隘、大羅山等戰役中，第六十七師三九九團團長、七十九師二三五旅四七四團團長、六師十八旅三十六團團長都能身先士卒，親率所部與紅軍展開肉搏戰，第六師十八旅三十六團團長並當場陣亡。國民黨方面總結戰役得手主要原因即為：「各高級指揮官身臨前線，從容指揮。」[66]鳳翔峰一役，四七團第二、三營代營長均先後傷亡，「連長以下幹部傷亡已達二十餘員」，「第六連之連排長傷亡殆盡，僅賴一軍士毛炳芳指揮」，[67]但仍能守住陣地。雞公山戰鬥中國民黨軍也異常奮勇，紅軍戰報記載，當時守軍為紅軍一個營部隊，在團長、營長率領下堅守，「當敵迫至工事近前時，該營長即令戰鬥員將炸彈收集起來連擲五六彈，傷敵三十餘名，但敵仍繼續攻擊，該營長旋即犧牲，不久該團長亦受傷，而部隊失了掌握，加以手榴彈告絕，子彈所有亦無幾系（原文如此——引者注），致放棄陣地」。[68]國民黨軍的上述表現，為紅軍指揮員所注意，時任紅五軍團十三師政治部主任的莫文驊回憶，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軍表現頗為頑強，「儘管敵人在紅軍陣地前倒下了一大片，但後面敵人還是一股勁往前衝」。[69]整個「圍剿」期間，國民黨軍「幾乎沒有起義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者」。[70]
注意發揮前線指揮官主動性，不過多干預具體作戰，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指揮作戰的一個突出特點，而前線指揮官也表現出相當強的主動精神，對戰役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1934年1、2月間，陳誠與蔣介石曾圍繞著福建事變後的主攻方向展開爭論，最後以蔣介石的退讓而告終。1934年2月，湯恩伯第十縱隊和劉和鼎第九縱隊準備進攻閩西北的將樂、沙縣，然後與第三路軍配合進窺建寧。17日，蔣介石致電劉、湯，令其迅速在將樂、沙縣發動，要求其「就近審度情勢，從速斷行，但無論如何，將樂應派隊先行佔領，俾得相機截擊匪部西竄之路」。[71]18日，劉、湯致電蔣介石，同意「以主力使用於將樂方面」。[72]22日，鑒於將樂處沙縣、建寧之間，先攻將樂，有「兩側均受威脅」[73]之虞，劉、湯決定改變計劃，先攻沙縣，並立即付諸實施。2月25日和3月6日，劉、湯所部先後進佔沙縣、將樂。根據以佔領要地而不以實施殲滅戰為主的「圍剿」總方針，劉、湯先攻沙縣的行動有效卻不失穩重，而蔣實施中間突破、先占將樂切斷建寧紅軍退路的想法雖然凶狠，但風險相對較大，和穩中求進的總思路不無牴觸。正因如此，雖然劉、湯的行動和蔣的具體作戰指示相違背，蔣事後卻未追究。對此，東路軍有關戰報總結為：「匪蹤飄忽無常，情況變化靡定，關於各部隊作戰部署與進展步驟為適時到達，皆以電達要旨命令，俾前方指揮官，得以酌量情況，敏活運用。」[74]得意之色溢於言表。第五次「圍剿」中，陳誠、湯恩伯等國民黨軍前線將領在戰役指揮上的機動處置及蔣介石對其意見的尊重和接受，既調動了前線將領的積極性和主動精神，也使國民黨軍作戰指揮和作戰方針更切合前線實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