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入漢，永平證果，佛門學術莫盛於六朝。康樂（謝靈運）譯經，二帝捨身。入唐稍衰，玄奘、武後之輯錄頗類不韋春秋，鉤輯百道，意存調和，無復新銳悼厲之氣。禪宗盛而佛學荒，自天水（趙宋一朝）偽作楞嚴，後繼無人，宗風慘淡。梁任公首發：唐以後和尚不做學問。後學眾議僉同，胡適歸罪於禪宗簡化論。
此間頭緒紛繁，可補者二。
其一，弘法時代恰與門閥政治重合。此間寒門俊秀上達之路，非假軍功如劉寄奴，必入禪林同陳玄奘。西歐封建、日本武家亦有同類現象。政重門第，教法平等，福澤諭吉幼欲為僧正，亦以此故，幸明治變法為彼開道。教會力量來源之一，即為充當貧民守護人。廢封建，則教門乏才。社會平等與政治立憲同進，即日歐社會同構性之證；華則類絕對主義「專制乃平等最大友人」[127]。封建貴族亡於秦漢，儒學門閥衰於隋唐，皆以強君尊主為果。天水儒盛釋衰，非僅理學揉合佛理之功，亦有門第廢、科舉興、印刷術普及、寒人仕路大開（書中自有黃金屋）、佛門受競爭性抑制之背景。禪宗學術求簡，自耕求食，反證智士不入淄流[128]，平民供養乏力，且夫無取於精微玄理（對觀六朝帝王名臣以談空說玄競名）。捨以剃度為政治避難外，僧團社會構成日益劣質化，多為才弱難入科舉、貧極不足自養者啖飯處。明例以游卒、游僧、遊民並列，視同隱患；清人因之。寺僧有術者無過賦詩求名，充士夫清客，不復精進學理；庸常者以民家紅白求飽；野僧無依者的確無異流氓無產者。
其二，以政制論。入關前及未入關之蒙、藏、滿各部皆未逸出貴族政治範圍，健斗無文，僧人即社會唯一文人團體，以佛法平等吸取全社會智力資源，其道甚便，且地位之尊、團體之密，漢土儒生從未企及，唯中世紀初元略近之。有清一代，滿蒙王公、儒臣帝師無不跪拜稱臣，諸帝唯於達賴呼上師、稱弟子、受摩頂，達賴僅合掌受之，誦經祈福而已。黃教持戒之嚴、論辯之精亦遠在同代漢僧之上，著譯數量雖不及六朝隋唐，實足以羞殺宋明禪僧。宗風各異，不便論質，鑒於黃教僧俗人口之少，有此紀錄實堪歎服。教門—民族—社會—政制錯雜殊甚，頗與文化時間表相因。
光緒末，北廷化失敗為力量，漸有化宗藩體系為主權領土（以此必削舊藩之權，蒙藏首當其衝）、化天下國家為民族國家（觸發滿蒙統治核心政治自殺）之意。太后遣羅西木桑[129]喻達賴十三世叩見大皇帝，為彰大清國主權張本。達賴十三世峻拒之，由是政教失和，轉恩為仇。達賴通英拒北，孝欽（慈禧）令川軍入藏。達賴走印度。辛亥軍興，川軍假道還鄉，達賴復位。蒙藏以「宗藩繫於帝室，帝遜則無藩」之封建法統，否認民國。邊事自此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