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洪堡的日耳曼，理性、啟蒙、世界主義；費希特、施密特的德意志，浪漫、民族、國家主義。兩者都必須犧牲對方，而後方可生存。歌德及其晚輩一向相互鄙視，不過前者世故圓滑、後者魯莽率真而已。
歌德、洪堡的日耳曼，隨弗裡德裡希[10]皇太子與英國公主同歸沒落，非待另一個德意志自我毀滅不能復興。另一個德意志需要國際新秩序，即革命外交或理想主義外交，然而其不能如法國、美國理想主義外交那樣贏得海外支持者，現實主義不過失敗中權宜之計，屬於政策而非價值。
因而德國從不能確定其核心利益究在何處：摩洛哥、中非、太平洋？她不謀求具體利益，只知處處破壞國際秩序。若能傚法法國，有具體利益，英德早已實現局部妥協。就此而言，現實主義外交不過表象，革命外交決定根本。德國之所欲，不在於具體利益，而在於世界新秩序。
傷害女王陛下威望或憲法神秘性，必然危及其臣民自由及世界和平。然而，不傷害日耳曼民族威望或國家神秘性，同樣必然危及其國民自由及世界和平。國家自由與國民自由不能兩立，內置於靈魂分裂的國家政治邏輯，懦弱文人不敢面對，何怪乎為老辣政客所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