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集體動員，以淹沒戰術衛國，葉督、端王先後嘗試。創深痛劇，而後有同光自強二十年、立憲共和二十年，大類醫學所謂「免疫保護期」。期滿則舊病復發，再度寄望草根民氣能為官軍之所不能。國府革命外交，即以布爾什維克組織學動員民眾，脅迫外人。官府可收其利而不負其責。省港大罷工、籍教會產業學校、收英租界，用於無心開釁之英美，頗獲其利。國府政治神話樹於民族尊嚴之上，實難自退而無損於合法性。北國之排日韓僑民、抵制日貨，亦有實效：去敵僑四分之三，敵國企業（含從未虧損之滿鐵）全線虧折。圍僑抵貨皆以黨部主持，群眾出頭。遇外使交涉，則曰民眾自發。文明抵制，天衣無縫。倭人苟如英帝之尊重程序正義，唯打落牙和血吞、黯然自去耳。不幸東鄰之喜好實質正義，不下華民。於是，兵禍數起，日方皆以停止組織反日民運為基本條件。國府雖受左派「不抵抗」之責，但卻從未放棄此唯一可靠之報復方法。日方據此認為國府口是心非、「無誠意」，終至「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
革命外交之必要代價，即為黨部有權控制司法、傳媒、教育及多數民間社團，令其步調一致。胡適、新月諸公深惡之，「民族主義反動五四新文化」實系革命外交輿論動員必然結果；胡展堂（漢民）、居正領教之司法獨立，皆系同一社會工程產物。無此組織控制，民眾運動必為散沙，此起彼落，終無實效。何況民間未經操控，其反帝誠意之有無大小，原本亦不易確定。民族主義實不曾逾越新學士大夫群體範圍，民眾被代表而已。老捨在魯，見證鄉民甚愛日貨價廉物美，唯畏官威而勉從。美南州農區愛英帝廉貨而抵制北政府關稅，亦此類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