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蘭混合憲制以習慣法為根本，數百年來一直是英國人自豪感的源泉。早在玫瑰戰爭時代，福蒂斯丘爵士就說過：「在英格蘭王國，不經三個等級的同意，王不制定法律，也不向他們的臣民強征捐稅。」[1]他斷言：英格蘭憲制之所以優於（以羅馬法為根本的）大陸絕對統治，原因就在這裡。[2]無疑，這是理查二世時代憲法鬥爭的餘音。隨後，蘭開斯特王朝開創了第一個國會黃金時代。在十七世紀內戰前後的憲法鬥爭中，愛德華·科克爵士又一次重申古老混合憲制的優越性。[3]隨後，光榮革命開創了第二個國會黃金時代。在立憲君主制政治習慣（The Convention of Constitution）的鼎盛時期，大衛·休謨將英格蘭憲制與羅馬憲制相提並論；因為二者都是各等級共治的混合政體，而且都以習俗成例的自然生長、而非人為立法為基礎。[4]
直到十八世紀末，維護混合憲制、普通法（習慣法）、國民自由與特權（Liberties and Privileges）幾乎就是一回事。這些憲法理論都以封建歐洲既存的政治資源為默示前提，然而這種資源既非普世存在，也非永存不滅：
「天賦高貴和生而自由的古人總是將一人統治視為暴政和僭政的一種形式，難以理解合法循例的君主制概念，因此他們對嫡系君統與長子合法繼承權完全無知。而二者對於保持王位繼承順序，避免內亂和篡奪的邪惡，保證在位君主的安全感、從而產生溫和節制的政府十分重要。這些都是封建法帶來的新事物。」[5]
這種政治資源只有未經啟蒙的新生民族才能享受。為希臘羅馬文明裝殮的僭主政治（the tyrant politics）和東方專制主義（Oriental Despotism）君主的暴政不是源於（缺乏理性的）蒙昧和迷信，而是源於（解構理性的）赤裸權力固有的不安全感。僭政正是由於對自己的處境具備非常理性的認識，才不得不依靠赤裸權力自衛，將法律降低為實證主義意義上的政治工具，從而將民族歷史上殘餘的政治資源消耗殆盡。這樣的僭政不可能自發產生「法律下的自由」 （the liberty under the rule of law），因為它已經沒有能力建構和敬畏任何無形原則。它早已完成了理性的啟蒙和對理性的解構，提前進入文明的暮年或後現代的動物化生存狀態，準備充當其餘民族的原材料。
中世紀歐洲的基督教沒有經過啟蒙，更不用說解構。它的一切暴力都是某種無形原則的僕人，還不知道自己為自己服務的赤裸權力的意義。中世紀觀念將法律視為神意和習俗確定的永恆自然秩序，僭越成例的意義和褻瀆神明相去不遠，具有絕對負面的色彩，因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封建君主依據習俗和成例而統治，他的權力如此微弱，只限於他和少數教俗領主的私人契約，[6]幾乎不足以稱為政府或國家，以至於用現代國家觀念來理解顯得非常不倫不類。封建君主無論如何殘暴、不義、不得人心，他的權力只能接觸到極少數以政治為終身事業的人；而「法律和習俗之下的自由」是先於任何政治活動而存在的背景，而不是政治鬥爭的對象或內容。[7]這種自由極不規範、極不安全，不能保證任何人的物質利益或福利，但法理基礎卻比近代各國以成文憲法保證的自由更為穩固，因為習俗和自然秩序不能人為制定和修改，而憲法本身就是人為制定和修改的產物。[8]
事實上，創製立法權（the constituenal power）的意義就是通過立法來規制社會和人民生活。普通法家一開始就認為創製立法權的無限性質就是專制權力的一種，即使將權力的來源由君主改為人民，也不能改變其專制性質。[9]法國大革命以後，隨著政治參與範圍日益擴大、政府的管制範圍日益擴大，尤其是公共事務對個人生活的影響日益擴大，距離「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那種封建騎士的理想越來越遠，兩種理性、兩種啟蒙最後必然分道揚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自由主義者從創製立法權不斷壓縮私人空間的趨勢看出人民權力危害個人權利不亞於君主，轉而與保守主義者合流；民主主義者從個人自由妨礙社會工程、私人產權妨礙社會福利、司法形式主義妨礙人民絕對主權的現實看出：混合政體和個人自由的古舊理想[10]正在成為人民主權和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轉而為社會主義者開路。
十六世紀，英國憲制屈服於絕對君主制理論新潮遠比歐洲大陸更遲緩、更不徹底。十九世紀，英國憲制屈服於單一人民主權理論的情況也是這樣。不過，較之十四世紀和十八世紀，歷史潮流顯然已經轉向相反的方向，時代趨勢仍然向侵蝕混合憲制的方向移動。這一次，民主與民族取代王權或教權，成為主要的侵蝕力量。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國民（people）一詞才開始集中了民主與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這個詞幾乎就是納稅有產階級的代名詞。[11]這個階級的人數約為八十萬，接近於英格蘭成年男性人口的六分之一。從愛德華·科克爵士時代的1621年國會到1832年改革，英格蘭選民團在總人口中所佔比例變化不大。從布拉克頓到阿克頓勳爵，憲法理論家談論的混合憲制就是國王、貴族（含教會長老）和上述納稅階級的共治。真正的窮人既不能像貴族一樣作戰，又不能像國民一樣納稅；雖然身在王國地理範圍內，但不在王國政治共同體之內。
法國大革命猝然改變了歐洲的政治邏輯：邦國存亡從此繫於全民組成的群眾性大軍。封建憲制建立在貴族騎士對政治共同體的保護義務之上，有產者分享權力的合法性繫於他們的籌款能力。一旦雅典式群眾大軍捲土重來，無產者血稅的份量壓倒了有產者的金錢稅，雅典式普選制和人民主權也就不可避免。從1789年到1918年，歐洲所有邦國都走完了從等級分權到人民主權的路程。國民（people）的定義變成了民族共同體的全體成員。其實，想像的共同體——民族就是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形成的。如果政治共同體仍然只包括居民的一小部分，歐洲就會仍然只有地方主義、沒有民族主義。從邦國到民族國家的道路和從等級分權到人民主權的道路是同一條。
法國以跳躍—倒退—再跳躍的方式走完了這條路，英國以小步慢走、持續前進的方式也走完了這條路。我們無須多談1832年、1867年、1885年的議會改革如何在兩黨競爭性推動下完成，約瑟夫·張伯倫如何將俱樂部式貴族政黨改造為企業式群眾政黨；只需要注意：普選化加強了，或者不如說創造了民族共同體的團結紐帶，也就擴大了不同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鴻溝。在此之前，無產者與各邦的關係近乎觀眾與演員；各邦小共同體之間的關係近乎不同板球隊。法國大革命以來的戰爭升級，直至世界大戰和總體戰，都要在這種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財政保守主義（以及英鎊光榮的二百年恆定幣值）的滅亡、福利國家（以及赤字財政與通貨膨脹）的進展、軍事-工業共同體的成長都是這條道路的自然結果；或者不如說，是混合憲制蛻化的不同側面。
戰爭是制度創新之父，廣義的武器製造業與人類文明同壽。然而作為政治-社會特殊利益集團的軍事-工業工同體大體上是產業革命與民族國家的產兒。弔詭的是，產業革命發源地英國於此道頗為落伍。大陸列強軍-工共同體在法德鬥爭中成型數十年後，王牌大國才極不情願地走上同一道路。有此差異，不能不歸因於維多利亞朝自由主義者忠於其基本價值觀，對軍-工共同體隱含的國家機會主義性格戒心極深，視為可能侵犯盎格魯傳統自由的一大隱患。然而，軍備競賽的殘酷性已經不能容許（任何不能支持巨型常備軍及昂貴軍械開發生產的）古老自由完好無損。軍工一體化、財政社會化、政治大眾化構成環環相扣的洪流，不容回舵。如何保證大眾民主化無礙於傳統自由，巨型常備軍不危及立憲政府，軍-工共同體不毀滅自由企業，這是一項整體性的任務，一項前艾森豪威爾的艾森豪威爾式任務。溫斯頓·丘吉爾在1922年宣佈這項比解散克倫威爾新模範軍更為艱難的任務業已圓滿成功時，他有理由自鳴得意。
色當為歐洲換了一個男主人，也就宣告了滑鐵盧與維也納體系為大英帝國提供的戰略安全期已經接近尾聲。最終決定因素在於：工業革命循其自然之勢，已由不列顛列島向全世界擴散。早在19世紀50年代，法蘭西第二帝國結束了長期折磨國家的政治動盪，迅速回到柯爾貝爾主義以國家干預促進軍事-工業發展的老路上來。巴黎戰略家運用拿破侖的記憶和拉丁大家庭的發明，流露出廉價擊破七海霸權的古老誘惑，喚醒了曾被納爾遜驅散的布洛涅大軍帶給拉芒什海峽的恐怖。然而，真正的噩夢還要等到老家長維多利亞去世才會開始。這時，表兄弟特德和威利分別登上溫莎和波茨坦的寶座，費希爾與提爾皮茨海軍上將得以大顯身手。不過，這一次在帝王和軍人的背後，站著旭日東昇的摩洛克（Moloch）巨神——普選制-大眾民主-群眾性民族主義。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因此悲歎：弱勢政府正在受到強勢民族主義驅動。鬥爭不再是王室、貴族之間的費厄潑賴式競技，而是全民族與全民族之間「勝利或毀滅」的總體戰。永別了，金錦原的豪俠義烈！永別了，紳士貴族的歐洲！阿爾弗雷德·克虜伯騎在世界精神的駿馬上，日耳曼的組織天才通過軍事-工業共同體發現自我，勢將一雪洪堡與拿破侖帶來的西方文化入侵之恥。強大的勞工組織應驗了倍倍爾對鐵血首相的預言：社會主義是軍國主義的預備學校。德國自由主義在左右兩線夾擊下，像她的保護人弗雷德裡希·威廉太子一樣短命。斯賓塞與穆勒的英國站在自由主義歷史拋物線的頂點；公學男子漢對「不受律法的下流人」（吉普林的詩句）滿懷鄙視與厭惡，注視這頭怪獸的成長。厭惡，是的；但不是逃避，英國的驕傲就是神態自若地相信最壞的事情。
1884年格萊斯頓改革為「不出代議士就不納稅」的有產階級選舉制釘下了第一顆棺材上的釘子，此後，有產者納稅人將永遠成為選民團中的少數派。由有產階級納稅人選出的小眾國會基於自身利益，自然恐懼國家預算膨脹及稅負增加，是自由主義最好的盟友。普選型大眾民主實現了托克維爾的警告：多數窮人將從國家訂貨增長拉動的經濟繁榮、就業增加中獲益，而為賦稅增加而買單的少數富人螳臂無力當車。軍國主義的大門自此打開，任何公正的歷史學家都難以否認：正是大眾民主扮演了「洪太尉誤走妖魔」的角色，以善心鋪平了通向世界大戰之路。風雲人物費希爾（此刻不過海軍上校，樸次茅斯海軍炮術學校司令官）正是在這一年初試牛刀，為伍利芝兵工廠的設備更新大上條陳（一切開支歸於以大眾民主分水嶺而名垂竹帛的《1884年格萊斯頓預算案》）。不過，維持伍利芝兵工廠與民間企業的公平競爭仍是他的基本初發點，法德兩國的戰略家大概不會受這樣明確的價值偏好牽制。
以皇家海軍為例，1884年破天荒的一千萬英鎊預算迅速膨脹為1904年的三千五百萬鎊，衝向1914年的四千八百萬鎊，此間物價基本平穩。1913年，英國本土勞動力的六分之一依靠海軍承包為生。當年羅馬軍團主宰三大洲時，為軍團服務的人口從未超出帝國勞動力的二十分之一，已經足以構成操縱國運的核心利益集團了。費希爾軍工體制對官僚主義的不信任及對公平競爭理論（即1886年承諾：海軍軍械局有權向私營廠商購買任何產品，只要比皇家兵工廠交貨更快或保價更廉。此時的海軍軍械局長正是費希爾本人）的留戀可以說為英國免疫了一切分利集團中最危險的一種。當時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承諾為初始條件敏感性[12]、路徑依賴理論提供了活證據，奠定了私營軍火商對皇家兵工廠的長期優勢。由於戰艦裝備代表了當時的高新科技，巨型後膛炮、炮塔及其他複雜設備無不需要巨額預付資本，大規模技術升級需要研發基金——風險投資尚不計入，以規模經濟保證利潤是必不可少的。然而皇家兵工廠以本國政府為唯一買家，市場天然狹窄，不能推行大規模生產，成本相應上揚，不能與那些（不愛國地）為全世界市場生產的民營企業作有效競爭。此類劣勢尚有循環擴大之勢，海軍當局日益傾向於簡捷而可靠地購買阿姆斯特朗公司或維克斯公司的現成產品，不樂於撥款等待皇家軍工廠緩慢、昂貴而不可靠的開發項目。其結果，20世紀前三分之一的軍事技術革命與皇家軍工廠無緣。於是，1886年遊戲規則為皇家海軍與民間企業的長期合作模式確定了軌道，從此馬行在夾道內難以回馬，國有重工業利益集團挾制國家命運的烏雲又一次遠離北海，飄向歐亞內陸。
伍利芝兵工廠與皇家海軍造船廠仍然為軍備升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他們很少進行重大技術革新。極少數的例外，如懷特黑德的自行魚雷，是在發明者已經完成研製工作後，出於愛國心將發明奉獻給陛下的海軍部，才交由伍利芝生產的。倘若發明人援引專利法，自組公司生產，或高價售予民間企業生產，伍利芝也無可奈何。事實上，大多數發明家都作了後一種選擇，如同名機關鎗的發明者馬克辛爵士及其公司。與常見的政府以國家利益為詞接管私營企業相反，一再出現政府軍火專家棄官下海自製軍火或投入私人軍火公司任要職的場面。如海軍上校阿斯特利·庫柏·基爵士成為新建的諾敦費爾德公司董事長，海軍上將柏西·斯科特爵士將業餘發明出售給維克斯公司，海軍上校安德魯·諾布爾投入阿姆斯特朗公司，最終升任該公司領導人。此類行為模式在某些國家必然引起叛國罪審判，尤其是上述私人企業經常將新式武器售予外國，包括那些對英國遠不是友好的外國。然而在英國卻成為官民良性互動的典範，使得軍方獲取新武器的速度比自行生產更快，在研發過程中扮演了一個特別重要角色的授意技術尤其有賴於此。
所謂「授意技術」，就是一種強有力的反饋回路，軍方為私營公司提供必要的保證，軍方技術專家為新武器性能提出具體要求，由公司工程師自行設計，公司自行生產。因而就結局而言，發明是有計劃的。戰略與戰術計劃決定了武器發明而不是相反。高風險、零星產生的個人發明家模式顯然不能因應全民戰爭的需要。隨著開發成本銳升，發明家日益讓位於集體發明流水線。速射炮的發明就是這一模式的例證。費希爾的密友瓦瑟爾對這一武器設計起了關鍵作用，而最終成品的改良有賴於諾敦費爾德公司與阿姆斯特朗公司的競爭。軍方專家完全可能獨立完成最初設計，但皇家兵工廠很難做到兩家私營公司為爭勝而實現的多重改版。僅在1894—1914這十年時間內，皇家海軍艦隻的航行時速提高了一倍以上，為費希爾體系作了極為有利的證明。
任何經濟-技術變革都會在社會-政治層面留下痕跡，軍備競賽不但增加了財政預算的數額，而且使得財政家無法事前確定所需預算的具體數值。尤其是涉及新發明的問題，毫無彈性的預算列表將使大量極有希望的發明胎死腹中，從而使英國落伍。軍方的解決辦法是以向倫敦銀行家借款為權宜之計，這樣做的結果是架空了議會的財政控制權，使其功能局限於事後爭論是否追認某些貸款支出或是否新設稅目填補漏洞。在民族狂熱高漲的年代，議會很難削減軍事開支而不觸怒選民，於是以宰割富人為原則的歧視性累進稅進入歷史舞台。阿斯奎斯的1906年和1909年預算案充分證明：自由黨政府有將普選大多數意志置於自由主義原則之上的傾向。1911年8月18日，上議院對勞合·喬治提案的否決被推翻。此案自身就創造了一項新的成例，使得貴族的殘餘憲政地位徹底崩潰了，此後的英國歷史可以一字不提上議院而毫無缺漏。這次預算鬥爭直接影響到幾大公司的生死存亡以及若干關鍵選區的就業問題，竟使在野的保守黨轉而為勞工-軍國主義聯盟而戰鬥，遠在工黨或布爾什維主義得勢之前就向哈耶克心目中的「奴役之路」狂奔而去。自由主義世紀不待外敵，自身已是油盡燈枯了。1907年遺產累進稅是貴族階級毀滅的開端；[13]同樣不是工黨的階級報復，而是自由黨對群眾民族主義和軍備競賽的逢迎。只有溫斯頓·丘吉爾滿意地回憶：大家原先爭論無畏艦該造四艘還是六艘，妥協的結果是決定造八艘。（《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溫斯頓·丘吉爾）
儘管有這樣喜出望外的妥協，皇家海軍仍需掙扎著維護橫行七海四百年的「雙強標準」，這一標準（皇家海軍必須超過第二位及第三位海上強國海軍實力的總和）原本只有獨一無二的世界工廠才能從容支持。無畏艦計劃為提爾皮茨海軍上將提供了等待已久的大禮，社會民主黨（主張只能支持針對俄國的陸路國防經費）以外的一切政黨高唱《德意志至高無上》，團結在以霍亨索倫皇室為核心的民族復興大業中。英德造艦競爭毀滅了極有希望的1905年張伯倫英德協約，歐洲的平衡者在自己都還沒有充分意識到的情況下投向《致命盟約》（法俄同盟），零和遊戲開始了。隨著列日的巨炮轟鳴，愛德華·格雷勳爵歎道：歐洲的燈光熄滅了。然而，軍部專家與他們的工業傢伙伴堅信：由於他們的努力，英格蘭從未如此強大、如此高效、如此嚴密、如此先進。他們是正確的。正是因為他們的成績卓著，新的大戰才會前所未有地殘酷、前所未有地恐怖、前所未有地徹底、前所未有地痛苦。自共和羅馬亡後，歐洲不知道全民總體戰已經兩千多年了，人們心目中的戰爭仍然是紳士的戰爭。然而，十六以上四十以下的丁男，或者說整個民族將高唱凱歌肥沃佛蘭德的泥土，罌粟紅花將永遠伴隨破滅的希望、虛擲的精華。公學紳士不再是英格蘭，歐洲不再是世界，人類不再是文明人，自由主義也不再是未來。
大戰中的軍事計劃當局，而不是卡爾·馬克思或社會民主黨，為子孫創造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原型。軍事-工業共同體到處升格為國家的心臟，但各國仍有一些重要的差異。德軍將領既能指派企業家，又能操縱皇室與政府。魯登道夫統制經濟在技術意義上的完美和徹底，後人從未超越。唯其如此，在充分動員一切可用資源後，最後一擊仍然不能攻抵海峽，接下來就不再有可供計劃的人力物力殘餘存在了；德國的總崩潰與總體戰同樣徹底。小農的法蘭西又一次把獨裁權交給了雅各賓式政府：國會休會；實質上凍結憲政；在從未工業化的內地推行行政指導的軍工建設。在英國，阿斯奎斯體現的貴族自由主義敗給了勞合·喬治體現平民民主主義；但國會絕不放棄最高權力。英國的計劃經濟重點在金融。自拿破侖戰爭以來，直到美國接替她的負擔，她充當盟國的銀行家，都是最為勝任和愉快的。即使在軍資供應最為緊張的1915年，新成立的軍需部仍不樂於改變費希爾體系的軍-商關係。主要的改良僅限於擴大勞動組合在軍需生產中的作用（1926年罷工委員會與抵制罷工的志願服務團都以戰時協調為模板）。結果，盟國兵工廠的任務反而落在農業法蘭西身上。這是一個不尋常的、甘當配角的英國。貴族在棺木中，自由主義在擔架上，但立憲政體依然健在，新銳的群眾民主與過去的貴族和布爾喬亞一樣保守，這裡仍然有英格蘭。
歐洲的燈光再也沒有點亮。還鄉的軍人面對一個陌生的社會，這裡沒有他們原來的位置。他們將成為布爾什維克、弗蘭格爾、卡普民族團、鐵血十字架、法西斯、日耳曼民族社會主義的乾柴，等待下一次的火，好用他們業已習慣的暴力文化摧毀十九世紀遊戲規則。唯有英美兩國，復員者平靜地返回社會，溫斯頓·丘吉爾有理由自豪。英國正因為戰事對工業結構的干擾相對較小，戰後削減軍備必不可免的痛苦也就相應較輕，費希爾體系再一次證明較雅各賓動員或魯登道夫統制更有彈性。但是，有一件事永遠改變了：今天的勞工、昨天的軍人已經瞭解自己的強大。戰時高薪不可能削減，戰時勞動組合不可能後退，全民兵役必須導向全民普選。在這場漩渦中，古老矜持的自由黨雖有勞合·喬治的一意迎合，還是沉沒了。保守黨人證明自己更為機會主義，更為群眾路線。然而，20世紀屬於勞工；唯有他們才是大戰的繼承人。愛德華一朝的景氣原有軍備開支的拉動作用，喬治一朝的蕭條也與（以裁軍為中心的）復原療法不可分離，早在凱恩斯理論成胎以前，凱恩斯式實踐就已經存在了。只要勞工壟斷持續上升，維多利亞自由主義就不可能恢復。喬治朝失意的自由黨人首先乞靈於凱恩斯，保守黨人用其實而拒其名。麥克唐納國民政府未能完成的，艾德禮政府盡其全功。英國仍然要做人類的楷模，這一次不再是自由主義的典範，而是福利國家的典範。社會化意味著在和平時期對全民實行戰時協調，為國工作的工人將像以往為國獻身的軍人一樣，有權享受永久的國家關照——也必然承受更多的國家監控與訓規。在這場和平革命中，軍工工人作為技術最高、組織最良、經濟最富的勞工集團，始終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