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列顛與法德兩國關係現狀備忘錄
劉仲敬/譯
(8882. *)機密
外交部，1907年1月1日
1904年4月8日，英法達成協約（《英法協約》，Anglo-French Entente），兩國各階級、各黨派無不慷慨推誠，以示忠信、熱忱之意。兩國真誠努力，消弭眾多分歧，由此，這份協議才能最終誕生。若非協約告成，這些分歧可能會造成兩國永久的摩擦。英格蘭普遍希望改善英法關係，英國政府順水推舟、樂見其成。和衷共濟的願景其來久矣，但協約只是在最近才初有成績。英國政府希望利用一切機會，盡可能接近各邦親善的理想狀況。在這種理想狀況下，英國和所有鄰邦保持體面的和平。
實現理想狀況，必須滿足兩種先決條件。首先，法蘭西政府應該意識到，禮尚往來的政策有利可圖。從它的觀點看，這種政策或許要作出某些眼前的犧牲，但結果會消除來自強鄰的一切爭執。其次，法蘭西政治家如果執行這種政策，必然會影響本國的公共輿論，而沒有公共輿論的支持，他們就不會有執行政策的力量。近年來，激烈的政爭和仇恨毒化了法蘭西的心靈，它懷疑英格蘭的計劃和意圖。這種狀況理應改變，它應該信任英國政府的坦率和忠誠，英國政府不僅會履行目前的約定，還會秉著和解和睦鄰的精神，處理一切未來的糾紛。自然，兩國的信任不會一步到位，但可能經過緩慢演進的過程，漸漸增強。變化之快出乎意料，切中要害。無疑，這應該歸功於國王持之以恆的主動和機智。對此，英吉利海峽兩岸都報以熱情的認可和歡呼。法蘭西國民覺得，國王對他們的國家懷有個人的愛慕，他們認為：陛下的措辭和舉動意在調和兩國的政治分歧，為真摯而長久的友誼鋪路，建立利益和期望的共同體。
兩國確信摩擦的原因已經消除。這種信念對和平有直接的貢獻，本身就有獨立的價值。除此之外，兩國還因此獲得了整理一般外交關係的更大自由。英法兩國談判人員幾乎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一點。在國民權利或要求的問題上，其他國家的反對可能造成外部的困難。兩國政府總會擔心第三方對爭議問題的可能看法。我們可以合理地預期：其他列強可能會積極參與衝突，即使它們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確實，根據經驗，其他列強對衝突的態度主要不取決於衝突本身的性質，而是取決於各方現存關係的一般發展趨勢。如果這些強國的地位使它們能夠對另一方的勢力均衡施加極大影響，那麼它們這種牢固可靠、範圍廣闊的友好關係的建立，其重要性怎樣高估都不會過分。如果某國得天獨厚，它的外交關係正好適於保衛其正當利益，而且它總能指望最強大鄰邦的同情，該國就永遠（至少在本國武備維持適當水準時）無須恐懼或擔心下面這種司空見慣的情況：國家由於國際間流行的猜忌和敵意，經常不得不放棄正當權益，僅僅為了防止更嚴重的邪惡和危險——可疑、不友好的鄰邦乘機發動侵略、敵對行動或侮辱性干預。英格蘭和法蘭西都敏銳地意識到，它們都可能捲入其他列強的偶發衝突。英法諒解至少可以排除這種形勢固有的危險。僅僅考慮到這一點，愛國的利己主義就有正當理由支持任何解決兩國懸案的嘗試，前提是，只要它們能夠解決懸案而不危及自身的根本利益。
德爾卡塞先生（Theophile Delcasse）的睿智遠見和公共精神值得信任，他決定握住英國政府伸出的手。究其原因，他這項決策的主要甚至唯一的考慮，在於加強法蘭西對抗德意志的力量。俄羅斯在對日戰爭中搖搖欲墜，法蘭西面臨獨自抵抗最大敵人的危險。有些人批評說：《英法協約》對德國抱有敵意。這種批評本身就不著邊際，何況只要對照談判時間，就可以發現其謬誤。1904年2月，日俄戰爭爆發。戰爭真正開始以前，俄羅斯自己都不相信戰爭迫在眉睫。《英法協約》確實是在兩個月以後簽署的。然而，當時誰都沒有預測到，俄羅斯居然在遠東全線崩潰，戰敗居然在沙皇的歐洲領地引起了災難性反應。法蘭西政府肯定沒有預見到這些後果。事實上，德爾卡塞先生的一般性外交政策在法蘭西國內引起了兩種主要批評。第一種批評是：早就有人預見到日俄終有一戰，他卻不相信這些人。第二種批評是：戰爭確實爆發後，幾乎只有他一個人始終相信俄羅斯會贏得最終的勝利。而且，談判最終達成協議是在1904年4月8日。而談判之始，早在1903年夏初，那時，幾乎沒有人能預見俄羅斯會迅速敗在日本手下。返本溯源，大概有助於肯定他堅持英法談判的先見之明，卻仍然不能當真斷言他一開始啟動英法談判，就懷有另找支持者的目的。俄羅斯一時國力虧蝕，法蘭西有喪失靠山之虞。何況，即使英法諒解主要的和公開的理由就是法俄聯盟的削弱，指控英法兩國蓄意挑釁和威脅德國，理由仍然並不充分。沒有人曾經當真認為，法俄聯盟具有好戰的侵略性質。任何稱職的當代史學生都不可能當真相信：熱愛和平的英法俄三國聯盟，或是僅僅以英法聯盟取代法俄聯盟，就會把公認的防禦性組織變成直接針對德國的侵略性聯盟。可是，德爾卡塞先生確實遭到了這種指控。1905年，蘭斯多恩勳爵（Lord Lansdowne）恰好也面臨這種指控。然而，就在此時，法蘭西的地位大大削弱，人們以為可以不受懲罰地侮辱它。奉天戰役證明了法蘭西盟國的最後失敗。俄羅斯的內亂開始侵蝕它賴以稱雄的大國地位。英法兩國人民長期不和，《英法協約》尚未在民眾想像中根深蒂固。這時，誰都沒有聽到驚惶的聲音，甚至惡意批評德爾卡塞先生的聲音也沒有到處傳播。1904年，英法剛剛簽署協約，就立刻公佈消息。當時，全世界多多少少都感到驚訝，但所有外國政府都接受協約，沒有明顯的不安，甚至流露出寬慰和滿意的跡象。柏林的帝國大臣經過認真討論，正式宣佈：德國不反對《英法協約》體現的政策。鑒於協約規定了有關摩洛哥問題的專門條款，德國沒有理由擔心它的利益受到忽視。
隨後的歷史事件以阿爾赫西拉斯會議（Algeciras Conference）為高峰。這次會議向全世界顯示：比洛親王（Prince Bulow）的公開表白跟德國政府的真正動機沒有多少關係。我們只需要扼要回顧這些事件，因為公眾對此仍然記憶猶新。
俾斯麥（Bismarck）有一項政略大計：維持三強之間的緊張和敵意。他首先保障，進而維持德國協調歐洲大陸的優勢地位，都有賴於此項政略。現在，任何人都不可能繼續否認：他曾敦促英格蘭入據埃及並長期佔領，因為他正確地預計到，這樣就會強化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對抗。類似的情況是，他一再向俄羅斯表示：俄國應該把擴張的野心從巴爾幹各國轉移到中亞。他希望，英格蘭和俄羅斯在中亞的利益衝突不可避免，因此雙方都會不遺餘力而無暇旁顧。彭迪事件[1] (The Penjdeh Incident)幾乎引起了一場戰爭，就是他施加暗示的直接後果。當時他向俄羅斯暗示，此刻就是最有利的行動時機。俾斯麥親王在任期間，還運用各種手段，成功地阻止了法蘭西和俄羅斯結合，這些手段包括著名的德俄《再保險條約》。俾斯麥倒台後不久，法俄聯盟締結。對此，德國充滿了關注和焦慮，它從未停止努力——建立最親密的德俄關係，至少促使俄羅斯中立化。從這個角度出發，俄羅斯一般地位的削弱至少有兩種好處：其一，這預示德國邊境在一段時間內不復有東顧之憂；其二，法蘭西迄今為止在政治競技場上能夠跟德國勢均力敵，主要依靠俄羅斯的有力支持，而現在它喪失了這個強援。這兩種因素增加了德國的相對力量，它自然感到滿意。英法諒解的消息出乎德國的意料，多少有些粗暴地抵消了這種滿意之情。
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正如比洛親王所稱，德皇陛下的政府遠非歡迎英法親善。德國政府一見西方兩強和衷共濟，就徹底驚慌失措了。他們決心乞靈於任何手段，瓦解新生的政治聯盟，他們覺得，這種聯盟最終總會變成德國霸權道路上的又一塊絆腳石。他們現在對《英法協約》的看法無異於以前對法俄同盟的看法。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德國肯定會反對可能的英俄諒解。確實，現在已有確鑿證據說明，德國正在努力預防類似事件在不久的將來重演。
馮·策希利斯基先生（Herr von Tschirschky）的評論最能體現德國對這一問題的看法。他現在是柏林外交部秘書，當時是普魯士駐漢堡使臣。1906年新年，他對陛下駐節該地的樞密說：
無論哪兩個國家結成的聯盟可能損害到德國的利益和威望，德國都會阻撓這種聯盟。德國的政策過去是這樣，將來仍然會這樣。只要德國認為這樣的聯盟已經形成，即使尚未造成實際效果，德國都會毫不猶豫地採取它認為適當的行動，破壞這種聯盟。
無論這種政策有什麼優點或缺點，既然德國奉行這種政策，就會產生相應的後果。可想而知，德國會等待有利機會，採取行動。它只要有可能，就會破壞《英法協約》。而此時，俄羅斯受到日本的沉重打擊和國內革命的威脅，步履蹣跚，德國大顯身手的機會來了。英格蘭和法蘭西的友誼剛剛萌芽，德國的目標是對此加以摧殘，摩洛哥的利益角逐就能實現它這種目的。僅僅一年以前，帝國大臣還公開宣佈絕無危害英法親善之意。
德國人並非沒有精心選擇時機。此刻，法蘭西尚未做好戰爭準備，它面對直接威脅，只能認輸。英格蘭接到正式的質詢，承認摩洛哥問題逾越了協約範圍，它有義務在外交上支持法蘭西，但沒有義務進一步合作，即使面對嚴重的挑釁，也不願意採取極端舉措。就在最近，多格灘事件（Dogger Bank Incident）已經證明了它這種態度。實際上，英格蘭肯定會在軍事援助法蘭西的問題上畏縮不前，但它若有意援助，德國就會採取措施。德國會收買媒體，煽動法蘭西的反英輿論。他們會說：英格蘭為了自私的利益，企圖挑起法德戰爭，這就證明它謀求《英法協約》，其實懷有不可告人的企圖。
我們現在知道，這個政策是馮·霍爾斯坦先生（Herr von Holstein）在比洛親王支持下，對德國皇帝施加影響的產物。它預示著德爾卡塞先生下野以後的新發展——法蘭西完全嚇倒了，急於向德國讓步，準備相信英格蘭的友誼，而不是援助。而且，事實證明，英格蘭的幫助可能代價慘重。如果俾斯麥的老練手腕在關鍵時刻引導德國，很難說將會發生什麼情況。俾斯麥的德國會對決定性的勝利表示滿足，願意竭盡全力為法蘭西保駕護航，在摩洛哥問題上提供友好的安排，避免傷害法蘭西的民族榮譽感。或許，德國事先已經決定：只索取某些名義上的利益。後來在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心懷不滿的法蘭西勉強作出了這些讓步。德國取名、法蘭西取實的安排不會損害德國真正的利，正如俾斯麥很久以前所說：法蘭西在軍事上和財政上深陷摩洛哥，以及英格蘭深陷埃及，都對德國有利。另外，德國人作出慷慨的讓步，僅僅要求它在摩洛哥的現存利益和友好待遇獲得承認。這種做法將會在外交舞台上加強法國政府心中的定見：《英法協約》的全部利益不足以有效地保障法國的安全，法德友好諒解卻可以使它坐收漁利。
在這一點上，馮·霍爾斯坦先生的政策走過頭了。德國政府繼續採取恐嚇態度。法國的提議無人理會。德國堅持在刻意羞辱法蘭西的條件下，召集歐洲會議。塔坦巴赫伯爵（Count Tattenbach）在費茨（Fez）突然襲擊，玩弄權術。人們認為，特權和貸款的明確條件直接違背了巴黎勉強達成的特別協定。德爾卡塞先生的繼承人意識到，他的犧牲白費了。德爾卡塞曾經一再斷言：只有他原先的政策才能維護國家的尊嚴和最終的獨立。他的觀念隨之死灰復燃：法蘭西只有進一步靠攏英格蘭，才能保障安全。法國直言不諱，大膽地提出：萬一德國發動進攻，英法就結成軍事同盟。或許，這是《英法協約》最關鍵的時刻。
英國政府注定要反對明確的結盟，而此刻，法蘭西願意傾聽和理解英國政府的論據嗎？如果它當時明白其中的理由，或許不可避免地會失望。它還能信任英格蘭的忠誠嗎？非常危險。如果這樣，德國的目標已經差不多實現了。法蘭西無論多麼痛苦，都會確信只能無條件接受德國當時提出的條件，實際上等於承認法蘭西的外交政策必須服從柏林的命令。這種政治屈辱肯定會使它痛恨虛偽的朋友英格蘭，後者在它最需要的時刻拒絕伸出援手。
由此可見，在這樣的困境中，國王陛下政府的態度自有道理。《英法協約》變成了英法聯盟，勢有所必，理由充分。同時，德國獲得了明確的警告；其他主要列強認清了形勢：不要指望英格蘭公眾輿論會無動於衷。如果法蘭西奉行的政策引起爭執，英格蘭的榮譽有支持的義務，無論哪一屆政府當權，英國公眾都肯定會主張積極干預。
無疑，法德雙方最初的考慮都有恐嚇的成分。早在1905年初，甚至更早，德爾卡塞先生肯定已經洞燭先機：由於他的政策，他的國家將會面臨條頓鄰邦的憤怒。事實證明，他疏於軍事準備，認為德國威脅不外乎虛聲恫嚇。而法蘭西公眾毫無準備，驚慌失措；法蘭西政治家各懷私心，相互猜忌。德爾卡塞毫無喚起他們警覺、戰勝他們恐慌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他的估計大錯特錯。他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代價。
德國方面並不真正期望戰爭，因為它確信：法蘭西自知沒有做好準備、不能抵抗攻擊，會在威脅之下屈服。然而，它錯估了英國人感情的力量和陛下大臣的性格。它沒有料到針對德國的英法軍事同盟，因此無法面對其中可能的危險。現在眾所周知，馮·霍爾斯坦先生以其名譽擔保，說服了比洛親王。他們以自己的聲譽預言：無論哪一屆英國政府都不會如此舉措失宜，居然支持法蘭西，因為幾百年來，法蘭西一直是英國無所不在的對手；而且，法蘭西現在仍然是俄羅斯的盟友，而俄羅斯是英格蘭的「世仇夙敵」。晚至阿爾赫西拉斯國際會議召開，德國代表仍然遵循比洛親王的指示。他們向英國代表推心置腹，痛陳英國支持法蘭西的種種愚蠢和危險。他們繪聲繪色地描述英德合作、顛覆法蘭西的誘人前景。甚至在那時，他們仍然相信爭取英格蘭的可能性。柏林要害部門估計英國政府可能的對策，據此發出指示。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他們犯下這種驚人的錯誤，而事實證明，當前的錯誤對長期政策的策劃者是致命的，因為彰明昭著的失敗需要替罪羊。德國當局拒絕了馮·霍爾斯坦先生的建議，最終在阿爾赫西拉斯會議上作出讓步。由此，國際協議勉強得以達成。比洛親王有失體面，罷免了馮·霍爾斯坦先生，而直到當時，親王一直遵循同樣的路線。德國政府將這種失敗的政策推薦給皇帝，比洛親王的責任一定跟馮·霍爾斯坦先生同樣重大。
列強簽訂了《阿爾赫西拉斯決議》，於是摩洛哥事務的第一階段暫且結束。《英法協約》獲得了全新的含義，不同於最初的設想。一開始，協約的意義不外乎友好解決特定的懸案分歧，希望兩個鄰邦在未來和諧相處，養成彼此協調的習慣。現在，協約增加了共同抵抗外力壓迫和侵略的因素，因特殊利益形成的聯盟日益發展為針對第三方的積極合作。最重要的是，協約的這一新特徵是德國企圖破壞協約的直接後果。如果沒有德國的明確威脅和敵意，協約即使一度懷有反德偏見，現在肯定已經煙消雲散，未來同樣不大可能繼續存在。然而，此事存在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是：英德仇恨只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產物，不會產生反德的願望或意圖。第二種可能是：兩國的政策和利益天然敵對，仇恨根深蒂固。英國政治家必須澄清這個問題，不容含糊。因此，這個問題必須尋根問底。
英格蘭的地理形勢決定了外交政策的一般特徵，這是它無法改變的。它是一個島國，位於歐洲的大洋一側，擁有遼闊的殖民地和屬地。大英帝國若欲保存或延續其獨立的存在，就必須維持壓倒性優勢的海權。馬漢上校的經典著作描繪了海上霸權的驚人影響，現在已經無人反駁。海權比陸權更強大，因為海權無遠弗屆。從字面意義上講，海上霸主是所有瀕海國家的鄰邦。海權的強大由此昭然若揭，自然會引起普遍的猜忌和恐懼，因此，海上霸權總是面臨全世界聯合顛覆的危險。沒有一個單獨的國家能夠長期抵抗這種聯合，何況區區島國，它的國民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糧食依賴海外貿易。實際上，危險得以避免，歷史已經做出了證明，先決條件是：擁有海上優勢的島國必須將政策導向符合全人類普遍利益的願望和理想。尤其重要的是：它能恰到好處地與大多數國家或是盡可能多的國家的基本利益和重要利益一致。現在，所有國家的首要利益是維護本國獨立。因此，英格蘭直接和明確的利益就在於維護各邦的獨立。在這方面，它比任何非島國更有利。如果任何國家威脅到其他國家的獨立，英格蘭必然是侵略者的天然敵人和弱小各邦的天然保護者。
各邦總是珍視在世界市場上自由交流和貿易的權利，僅次於獨立的理想。相應地，英格蘭就要最大限度地捍衛普遍自由貿易原則。無疑，它因此強化了自己的協調能力，可以增進與其他各邦的友好親善，至少可以減輕他們的擔憂。各邦因此認為：海上霸權掌握在自由貿易的英格蘭手中，總會好過落在貿易保護的強權手中。這是自由貿易問題易受忽視的側面。有句話說得好：每個國家只要有選擇的餘地，就會寧願自己掌握海上霸權；如果沒有選擇的餘地，它們寧願海上霸權歸英格蘭掌握，也不願意歸其他國家掌握。
歷史顯示，威脅各邦獨立的危險普遍源於或至少部分源於鄰邦短暫的優勢。鄰邦如果兼具軍事力量、經濟效能、擴張邊界或影響的野心，危險就會不斷增加，與其權力、效率、野心的自發性或「不可避免性」成正比。只有同樣強大的對手或幾個國家形成的防禦聯盟，才能遏制由此產生的政治優勢濫用。列強組合建立的力量平衡，在技術上稱為「勢力均衡」。英格蘭的世界政策就是維護勢力均衡，幾乎是歷史上的老生常談。霸權國家或聯盟的勢力越大，英國支持其對手的力度就越大。
如果英國政策確實遵循這種理念，那麼任何追求霸權的國家勢必走向英國的對立面，像自然規律一樣不可抗拒。一位論述英國政策的傑出作家確實已經從理論上證明，並在歷史中闡明了這種規律。
人們將普遍規律應用於特殊案例，就可以嘗試判斷以下的難題：在特定的時間裡，某些野心勃勃的強國是否必定會變成英格蘭的敵人。或許，德國目前的處境就是現成的例證。我們有必要查明：德國的真實意圖是不是以犧牲或貶低其他國家的方式，在國際政治中奠定德國的優勢地位、政治霸權，實現純粹德意志的擴張目標。
我們可以認為：現代德意志帝國繼承了普魯士的外交政策。或許，普魯士歷史最顯著的特徵首先是：雄主相承，臣民精力充沛，熱愛誠實工作。而僅次於此特徵的，就是它的歷史發展過程：勃蘭登堡王室韜光養晦，奠定了小小的基業，然後在相對並不很長的時期內，他們成就了固若金湯的歐洲霸業。系統的領地擴張主要依靠武力，而野心勃勃的統治者或政治家神機妙算，謀劃了最重要、最有決定性的征服。他們公開宣佈的目標是：保障普魯士的規模、凝聚力、領土和人口一致性。這樣的目標勢必提升普魯士的地位和影響力，使它變成一流國家。其他各國無不致力征服，許多戰爭規模更大、更為血腥。本文無意衡量或討論各邦霸業的相對優點或正當性，只想探討普魯士發展的獨特條件。德國的特點並不是列王熱衷於征服；也不是兼併土地，從地理上或種族上建立真正完整的民族領土；更不是國民或多或少的無意識的傾向：更充分地發展民族的生命與資源，擴展其影響力和欣欣向榮的生命力火種。德國的情況毋寧是，如一個弱小的藩國統治者所說，「我想要國家獨立和強大。目前的邊界和人口無法實現這樣的目標。我必須擁有更大的領地和更多的居民，為此必須組織強大的軍事力量」。
在現代歷史上，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最偉大、最經典的實例。他蓄意策劃，將小邦轉變為大國。他在最和平的年代突然攫取西裡西亞，並參加第一次對波蘭的瓜分，將繼承的領地擴大了一倍。他維持當時最高效、最強大的軍隊，支持英格蘭維護勢力均衡、反對法蘭西侵奪的大業。就這樣，他成功地保證了普魯士作為歐洲列強之一的地位。他的繼承人繼續依據同樣的原則，制定普魯士的外交政策。除了以下的事件，我們幾乎沒有必要提到更多的擴張。普魯士參加第二次和第三次瓜分波蘭；一再跟拿破侖合謀，企圖吞併漢諾威；1815年肢解薩克森，以波蘭土地交換萊茵省；1864年，吞併石勒斯威格-霍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1866年，明確吞併漢諾威和黑森選侯國，私自侵佔其他領地；最後，普魯士在1871年重新從法蘭西奪回阿爾薩斯-洛林。當然，兼併的基礎並非完全相同。它們的一致性在於：有目的、有計劃地創造大普魯士或德意志。
1871年的各種事件將普魯士的精神傳遞給新德國。沒有任何其他國家如此根深蒂固地依托以下條件：全民各階級人人保衛民族權利，實現民族理想。它的民族理想完全依靠全體公民時刻準備就緒，拿自己和自己的國家孤注一擲，維護其主張和論據。普魯士依靠「鐵與血」，鍛造了它在歐洲列強議事會當中的地位。德國剛剛贏得統一，就急不可耐地從事種種民族事業。尤其是隨著日益增長的海外貿易流過新帝國的港口（這些港口原先屬於「獨立」但政治上無足輕重的漢薩同盟各邦），年輕的帝國向歐洲以外的世界大顯身手。以前，它的海外意識至多不過若有若無。現在，德國船隻在大洋上航行，德國商人第一次預見天命所歸，德國將會真正享有英格蘭、美國、法蘭西，甚至荷蘭的地位，德國的政治影響力將會遠及海外和各大洲。德國尤其清楚，全世界承認和羨慕英格蘭的殖民地與海外領地。德國的名字即使有人提到，也不會激起特殊的興趣。這種發現對德國人的心靈產生了奇特的影響。在海外，歐洲強國的地位並不是這個天地的有效通行證。這裡，各邦的大小強弱比例驚人地扭曲了，其他各邦在本土相對弱小，在海外卻能當家做主，而德國至多享有榮譽賓客的地位。海外世界存在明顯的不平等，海權和殖民國家享有巨大的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