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對於年輕人而言，是紛飛的詩歌，是湖邊的漫步，是數周的完美懇談；明天，騎車飛馳，穿過夏日傍晚的野郊。但是今天，是戰鬥的時刻。……
——英裔美籍詩人奧登詩作《西班牙》
（W.H.Auden，Spain ，1937）
親愛的媽媽啊，所有人之中，我知道您將最為悲痛，因此我最後的思念屬於您。請不要因我的死亡而責備任何人，因為是我，為自己選擇了這條命運之路。
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才好，雖然我的神智清楚，卻找不出恰當的言辭。我加入了解放者的行列，就在勝利的光芒已經開始閃耀之際，我卻要死去了……不一會兒，我就要與23名同志一同被槍決了。
戰爭一旦結束，您一定得設法爭取到一筆養老金。他們會把我留在獄中之物都交還給您，我帶走的，只有爹爹的貼身內衣，因為我不想冷得發抖……
再說一次再見吧。您千萬要有勇氣啊！
不孝子
史巴泰可敬上
——1944年，法國馬努尚（Misak Manouchian）地下抵抗組織成員、鋼鐵工人史巴泰可絕筆，時年22歲（Lettere，p.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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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調查可說是20世紀30年代誕生於美國的產物，因為原屬市場研究者常採用的抽樣調查的方式，自1936年蓋洛普（George Gallup）開始，方才正式延伸至政治領域。而早期根據這個新方法採得的各項民意當中有一項，恐怕會使羅斯福之前的歷任美國總統，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方才出生的讀者大吃一驚。1939年1月，以「如果德蘇之間開戰，你希望哪一方獲勝」為題做調查，被問的美國民眾之中，有83%希望蘇聯勝利，支持德國者只有17%（Miller，1989，pp.283—284）。在這個以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抗為基調的世紀裡，在這個以蘇聯為首宣揚十月革命反資本主義精神的社會主義陣營，與以美國為首並做表率的反社會主義陣營的對抗當中，美國民意竟然捨德就蘇，不但不支持在政治上堅決反共、在經濟上公認為資本主義的德國，反而出現這種對世界革命發源地蘇聯大表同情，至少也頗為偏向的論調，不是很奇怪嗎？更有甚者，當時，斯大林在蘇聯境內倒行逆施，一般人都認為這段時期正是其統治最殘酷的時期。
這一段捨德就蘇的民意史，自然屬於歷史上的一次例外，時間也相當短暫，充其量約略可從1933年美國正式承認蘇聯算起，一直到1947年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在「冷戰」中正式對抗為止。不過更確切一點來看，應該只包括1935—1945年的10年時間。換句話說，這段時期的範圍，正好以希特勒德國的興亡為始終（1933—1945年，參見第四章）。以此為背景，美蘇兩國有著共同的目標，雙方都認為德國遠比對方對自己的威脅更為嚴重。
當時美蘇之所以有這種認識，實在超出傳統國際政治關係或強權政治可以解釋的範疇。而且正因為如此，各國之間突破常規的合縱連橫，並攜手作戰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意義便顯得格外重大。各國最後之所以聯合對德，其中真正的主要因素，是因德國之所作所為並非只是在上次大戰不公處置的前提之下，急欲為自己討回公道。德國的政策及野心，事實上完全受到特有的意識形態左右——簡單地說，德國根本就是法西斯強權。反之，如果略過法西斯主義不提，德國現實政治權力的經營，各國一時尚可勉強容忍。因此在這種背景之下，各國對德國的態度，是反對、是懷柔，還是抗衡，必要時甚至是戰是和，均視當事國國策及大局情況而定。事實上，在1933—1941年之間，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各主要國家，基本上都根據這項原則對待德國。因此，倫敦與巴黎當局對德國一味姑息（實際上是慨他人之慷而讓步）。莫斯科也一反以往與德國對立的立場，改為中立，以求在國土上有所收回。甚至連意日兩國，雖然基於共同利益與德國結盟，1939年時，卻也發現國家利益第一，先不妨暫時觀望，不忙著涉入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階段的戰局。但是最後事實演變的結果，證明眾人都無法倖免於希特勒發動這場戰爭背後所依循的邏輯。意大利、日本、美國，紛紛被拖下水。
於是在30年代，局勢隨著時間推移越發明顯，國際（主要以歐洲為主）勢力的平衡越來越成了大問號。西方各國的政治問題，從蘇聯開始，一直到歐洲、美國，已經不再能單純地由國與國間的競爭抗衡來解釋。如今這場衝突，是世界範圍內的意識形態衝突（不過，從第七章可以看出，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卻不能詮釋受到殖民主義控制的亞非政局），而且事實的發展也證明，這場屬於意識形態的戰爭，其中的敵我之分，不是當時所謂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對立，而是以下兩大意識形態陣營的大決戰：一方是自18世紀啟蒙運動及多次大革命以來一脈相承的思想傳統（其中自然包括了俄國革命）；另一方則是這種革命思想的頭號死敵法西斯思想。簡單地說，衝突的雙方不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若是回到19世紀，將以「反動」與「進步」之名劃清界限，並會決一死戰的法西斯與反法西斯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只是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兩個名詞已經不再如當年那般適用了。
這是一場國際性的全面戰爭，因為它在西方多數國家，引發了同樣的問題。這也是一場國內戰爭，因為在每一個國家內部都存在贊同和反對法西斯兩種的力量。過去從來沒有任何一個時期，一國國民對本國國家及政府自發的愛國之心佔有過這麼不重要的地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原有的歐洲國家裡，至少有十國的領導層已經換人，繼任者卻是戰爭爆發之初（有的則像西班牙，是於內戰之初）原屬反對黨或因政治原因流亡的人，至少也是一批認為當時本國原有政府不道德或不合法的人。這些男男女女，通常是來自各國政界的核心人物，他們當時都選擇了向共產主義（即蘇聯）而非自己祖國的效忠之路。「劍橋間諜」（Cambridge spies），和產生更大政治影響的佐爾格間諜網[1] 〔編者註：由蘇聯情報員佐爾格（Richard Sorge）於1933—1941年間在日本所建立的情報網〕中的日本人，不過是眾多這類群體中的兩個而已。因此，從另一方面來看，「國奸走狗」（quisling）一詞的發明——源自挪威一位納粹的姓名——則是用來形容在希特勒鐵蹄之下，那些基於思想觀念的認同，而非純屬貪生怕死，甘為當時其國政府敵人效力的政界人物。
這種矛盾狀況，甚至連那些純粹為愛國心所動，而非由全球反法西斯意識形態出發的人士也不例外。因為傳統的愛國主義，如今也分裂為二。堅持帝國精神並強烈反共的保守人士如丘吉爾，以及天主教背景很深的人如戴高樂，如今都選擇與德國作戰一途。這一類人之所以反德，並非對法西斯素有敵意，而是因為在他們的心中秉持的英國國家精神或法國國家精神。然而，即使就這一類人士而言，他們堅持的目標也屬於一場國際層次的「國內」（civil）戰爭；因為對於愛國一事，他們的觀念並不見得與其政府的立場相合。1940年6月14日巴黎陷落，16日法國開始謀和行動，戴高樂卻於18日赴倫敦宣佈，「自由法國」將在他的領導之下繼續作戰，對抗德國。他的這項行動，事實上是對當時法國的合法政權的反叛。這個政府不但已經依據憲法決定結束作戰，其決定也已獲得當時絕大多數法國人的支持。而在英吉利海峽彼岸的丘吉爾，假定面對與戴高樂相同的情況，必定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事實上，萬一大戰的結果是德方獲勝，丘吉爾一定會被他國的政府以叛國論罪，就像戰時協助德國與蘇聯作戰的蘇聯人於1945年後被本國當作賣國賊論罪一般。同理，諸如斯洛伐克、克羅地亞等民族，戰時卻在希特勒德國的羽翼之下，頭一次嘗到了國家獨立的滋味（雖然是有條件的獨立）。戰時獨立的領袖，究竟是應被該國人民視為愛國英雄，還是應被視為與法西斯沆瀣一氣的通敵者，就只能依民眾觀點而定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立場，在斯洛伐克與克羅地亞兩族內部各有民眾支持。[2]
於是各國境內民心分歧，最後之所以匯合成一場既屬國際戰爭，也是國內戰爭的全面性世界大戰，究其原因，就在於希特勒德國的崛起。更確切一點來說，決定性的關鍵，出在1931—1941年間德日意三國發動併吞其他國家的侵略行動。希特勒的德國，更是侵略行動的主力。三國之中，也只有德國最最公然無情，決意摧毀革命時代「西方文明」的各項制度與價值觀體系，它也是最有能力執行其野蠻計劃的一國。於是一步又一步，凡是有可能成為德日意魔掌下犧牲者的國家，便眼睜睜地看著這三個後來被稱為「軸心勢力」的侵略強權逼近它們的鐵蹄。逼到最後，終於只有戰爭一條路。1931年開始，戰爭似乎已不可避免。就像當時流行的一句話所說，「法西斯即戰爭」（fascism means war）。1931年，日本侵入中國東北，在那裡成立了一個傀儡政權。1932年，日本佔據中國內蒙古地區，並攻陷上海。1933年，希特勒取得德國政權，明目張膽毫不掩飾他的野心計劃。1934年奧地利發生了一場短暫的內戰，民主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半法西斯式的政權。這個政權的最大作為，便是抗拒德國的野心併吞；並在意大利的協助之下，鎮壓了一場謀殺奧地利首相的納粹政變。1935年，德國宣佈廢止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簽訂的一系列和約，重新以陸海軍強國的姿態出現，並（用公民投票的方式）奪回德國西部邊界的薩爾區（Saar），又以極端侮慢的姿態，悍然退出國際聯盟。同年，墨索里尼也以同等輕慢國際輿論的態度，進攻埃塞俄比亞，並於1936—1937年間，將該國當作殖民地征服佔領。隨著這項侵略行動，意大利又師法德國，一手撕毀了它的「國聯」會員證。1936年，德國收復萊茵失地，西班牙則在德意兩國的公然協助與干預之下，發起一場軍事政變，掀開了西班牙內戰的序幕——我們在下節將對此多有描述。於是法西斯兩大強國正式結盟，形成所謂的「羅馬—柏林軸心」。與此同時，德日兩國簽訂一紙「反共公約」（Anti-Comintern Pact）。1937年，不出所料，日本果然發動侵華戰爭，從此中日全面大戰，一直到1945年才結束。1938年，德國也覺得侵略時機成熟，於當年3月吞併奧地利，沒遭到任何軍事抵抗。然後在接連恐嚇之下，10月間的慕尼黑協定終於使捷克斯洛伐克遭割讓命運，在沒有任何軍事衝突的情況之下，這個國家大部分領土以「和平」方式轉移，併入希特勒德國；至於餘下部分，也於1939年3月全部為德國佔領。而數月間一直按兵不動、未曾展露其帝國狼子野心的意大利，見此大受鼓勵，便也出兵佔領了阿爾巴尼亞。緊接著德國再度出於領土要求，引發了波蘭危機，震驚了整個歐洲。1939—1941年的歐洲大戰由此爆發，並演變為第二次世界大戰。
除了希特勒納粹德國崛起為一大主要因素之外，各國最後交織發展成一張國際大網還有另外一個原因：當時自由民主國家一再軟弱退讓，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這些國家，卻剛巧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不論是獨力對敵還是聯合出擊，它們或無能為力或不願採取行動。我們在前面已經看見，正是因為自由主義陷入危境，方才導致法西斯與極權勢力的高漲及其言論的得勢（參見第四章）。於是兩相對照，一邊信心十足野心勃勃，另一邊卻怯懦膽小恐懼讓步。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便是這種情況的最佳寫照。從那時起，在有關西方政治的討論裡面，「慕尼黑」一詞成為懦弱退卻的同義詞。慕尼黑協定造成的恥辱，當時人們立刻便感受到了，連那些親手簽訂協定之人也不例外。這份恥辱的來源，不單單在於拱手送給希特勒一個廉價的勝利，更在於簽約之前，眾人對戰爭持有的那份恐懼心理，以及簽約之後，眾人如釋重負，認為總算不惜任何代價，終得一免戰爭的解脫情緒。聽說法國總理達拉第（Daladier）在一手簽下了這個出賣盟友的協定之後，曾經羞慚地喃喃說道：「真是瘋了。」他心中已經準備好回國時面對國人的噓聲。沒想到迎接他的群眾不但沒有噓聲，巴黎人反而很興奮，歡迎他回來。因此當時蘇聯之所以能得眾望，眾人之所以不願對其境內發生的暴行加以批評，究其原因，主要便是蘇聯堅持反對納粹德國。與西方世界的遲疑比較，相形之下，蘇聯的立場多麼顯著地不同。因此，當1939年德蘇兩國竟然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之際，帶來的震盪也就更為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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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動員抵抗法西斯即德國陣營的號召，需要三方面的響應。其一，凡在對抗軸心勢力一事上具有共同利害關係的政治力量，必須聯合起來。其二，擬定一套實際可行的抗敵方針。其三，各國政府做好準備，徹底實行這一套抗敵方針。而在事實上，這項動員計劃一共花了8年工夫才大功告成——如果我們把全速邁向世界大戰的起點從1931年算起，前後甚至有10年之久——然而，當時眾人對這三項號召的反應，常常猶疑遲鈍、反應不一。
聯合一致對抗法西斯。基本上，這第一項呼聲比較有可能贏得大多數人的立即響應。因為法西斯對異己者「一視同仁」，無論是何門何派的自由主義分子、社會主義者、共產黨，還是任何一種形式的民主政權或蘇維埃政權，一律被其視為大敵，務必摧毀。套句英國老話，大家若不想被逐個「絞死」，那就最好彼此「絞在一起」合力對敵。當時，在「啟蒙左派」（Enlightenment Left）的陣營裡，共產黨原是最具分裂性質的一支政治勢力。它們的炮火（攻擊鬥爭，不幸正是政治激進分子的特色）往往不打向那最明顯的敵人，反而集中全力攻擊身邊的頭號競爭對手——社會民主黨。可是希特勒奪權之後，18個月間，共產黨的方針便有了180度的大轉變，一舉成為反抗法西斯聯合陣營當中最有組織也最有效率（一向如此）的鬥士。共產黨的轉變，根除了妨礙左翼陣營內部攜手合作的最大阻力。不過，左翼內部彼此之間那種根深蒂固的懷疑心態，卻依然縈繞不去。
共產國際提出的策略，本質上屬於一種同心圓式的圍堵（與斯大林共同提出）。當時共產國際已經選出保加利亞籍的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為總書記。季米特洛夫曾在1933年德國國會縱火案的審判中，公開向納粹當局勇敢挑戰，激起各地反法西斯的洪流。[3] 於是以工人階級聯合勢力組成的「聯合陣線」（United Front）為基礎，共產黨開始與民主人士及自由人士組成的「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攜手合作，形成廣大的選民及政治聯盟。除此之外，隨著德國力量的挺進，共產黨更進一步擬出策略，將前述兩陣線擴大成為「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在此思想指導之下，眾人不分意識形態、政治信仰，一律以法西斯（或軸心勢力）為眾人的頭號敵人。這項由左而中而右，超越政治路線的反法西斯聯合陣線——法國共產黨「向天主教徒伸出友誼之手」，英國共產黨擁護一向「聲名狼藉」、專門對付共產黨的丘吉爾——卻較不為傳統左派所接受。一直到了戰爭迫在眉睫，實在不得不出此下策之際，後者方才勉強相從。然而中間路線與左派人士相結合，在政治上的確有其道理存在。於是「人民陣線」分別在法國與西班牙兩地穩住陣腳（法國是最先試用此策的國家），一舉鎮壓了國內的右派勢力，在選舉中獲得戲劇性的大勝（西班牙於1936年2月，法國於同年5月）。
中間路線者與左派聯手在選舉中獲得重大勝利，證明以往分裂不和的不明智。左派陣營內部的人心，更開始顯著地向共產黨轉移，尤其以法國為著，然而，共產黨的政治基礎雖然擴大，反法西斯的力量卻不曾真正受惠。事實上，法國人民陣線雖然在選舉中得到多數支持，並選出法國有史以來首次的一名社會主義人士知識分子布魯姆（Leon Blum，1872—1950）領導的政府，可是激進派、社會主義者和共產黨三方結合獲得的實際票數，卻只不過比三者於1932年的選票總和多出1%而已。西班牙人民陣線領先對手雖然比此稍多一點，新政府卻要面對幾乎達半數依然反對它的選民（西班牙左派的力量，比前還更強盛）。但是儘管現實不盡理想，勝利的果實畢竟甜美，勝利不但激發了當地的工人運動及社會主義運動的希望，更帶來了陶醉的喜悅。但在事實上，當時英國工黨的境遇極慘，先有經濟蕭條，後有1931年的政治危機——議席一潰而為只佔50席的慘況——4年之後，票數雖有上升，卻始終不曾恢復蕭條前的盛況，其議席僅略多於1929年的半數。1931—1935年間的保守黨票數雖有減少，也僅從61%左右略降為54%。1937年起由張伯倫領導的所謂英國聯合政府（其名日後成為姑息希特勒的代名詞），事實上擁有雄厚的多數民意基礎。如若1939年的戰事不曾爆發，英國必於1940年舉行大選，相信保守黨必能再度輕騎過關。其實，除了斯堪的那維亞的社會民主黨派甚有所獲是為例外之外，西歐各國在30年代的選舉結果，並沒有反映人們大規模向左轉移的跡象。反之在東歐和東南歐選舉制度依然倖存的地區，卻有相當多的選票流向右翼。但是新舊大陸之間的政治氣象則截然不同，1932年美國大選，民主黨的選票由1500—1600萬票驟升至幾乎高達2800萬票。4年後的1936年，羅斯福再度獲勝，此番贏得的選票比前稍少（此事除了選民之外，人人跌破眼鏡）。不過就選舉意義而言，羅斯福政治生涯的高峰已於1932年過去。
因此，傳統右派的眾家對頭，雖然在反法西斯的呼聲之下組織起來，其支持人數卻不曾因此而有所增加。總的來說，反法西斯比較能夠動員政治上的少數分子，遠勝其對主流多數的影響。而在非主流的少數當中，又以知識分子及關心藝術的人士最具接受其觀點的開放心態。因為國家社會主義高高在上的姿態，以及其對既有文明價值觀的敵意，文學藝術人士首當其衝，感受最為敏銳（至於另一批受到國家主義暨反民主思潮鼓動而興起的國際文學流派，則不在此類人士之列，見第六章）。於是納粹種族主義立即採取行動，造成散佈於這些尚存寬容氣氛的園地裡的猶太及左翼學者大批流亡。納粹分子敵視知識自由的心態，立刻使得德國各大學幾乎三分之一的師資力量遭到被逐的命運。希特勒上台的同時，便是納粹版「焚書坑儒」的開始：「現代派」文化受到猛烈攻擊，凡屬猶太人及其他不合納粹心意的書籍均遭焚燒。令人感到沉痛的是，對於排猶一事，除了某些確屬倒行逆施的行為之外——如納粹集中營，以及剝奪猶太裔德國人的權利，令其離群索居，貶為下等人，等等（根據當時的標準，只要祖父、外祖父中有一位猶太血統便被判為猶太人）——當時一般民眾並不以此為意，充其量將其視為一時有限度地脫離常軌罷了。因為說起來，集中營也不是什麼新玩意兒，向來不過是恐嚇共產黨人的法寶，以及專門用來關押反叛人員的牢獄，老派保守分子對其還頗具好感。而大戰爆發之際，各集中營裡一共只有8000餘名犯人（這一類監獄，後來轉變成數十萬人，甚或數百萬人遭受恐怖酷刑的死亡集中營，則是在戰爭進行當中才發生的演變），直到戰爭開始之前，不論納粹當局對猶太人何等野蠻，何等凶殘，其對於猶太人的「最終解決」，似乎也僅限於集體逐出，而非集體屠殺。何況若從政治以外的角度看，當時的德國雖有不甚可稱道之處，卻是一個國勢安定、經濟繁榮的國家，並擁有一個頗受人民愛戴的平民政府。但在貌似正常的表象之下，有心人卻可以從當時出版的書籍之中——包括「領袖」本人所著的《我的奮鬥》（Mein Kampf ）一書——發現一個事實：在種種挑動種族情緒充滿嗜殺口吻的言辭背後，以及達豪（Dachau）、布痕瓦爾德（Buchenwald）等地集中營裡發生的殘酷謀殺裡面，還潛藏著一個處心積慮並意圖將現有文明完全翻轉顛覆的企圖。因此，30年代第一批大規模起來反對法西斯的社會人士，即屬西方的知識分子階層（他們當時雖只是少數學生，多數卻出身「人人敬重」的中產家庭，其本人在將來也將躋入中產階級之列）。這批人的實際人數雖然少，影響力卻極為可觀，當然也是因為其中包括新聞界從業人員在內之故。這些新聞工作者頻頻向西方非法西斯國家保守的讀者群及決策人士發出警訊，提醒他們注意納粹主義背後真正的本質。在這一方面，新聞界人士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