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莉：我奶奶老愛跟我們談大蕭條的日子如何如何。書報雜誌上也常有這一類的話題。
羅伊：他們老是喜歡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慶幸自己有飯吃，有這個那個的。因為說到30年代呀，他們總是愛跟我這麼說，大家都快餓得活不下去了，又沒有工作，又這個那個的老一套。
巴奇：我從來沒有不景氣過，所以我才不在乎它怎樣呢。
羅伊：照我們聽的那一套，你不會喜歡活在那個時代的。
巴奇：反正，我又不活在那個時候。
——美國廣播名人暨作家特克爾
（Studs Terkel，Hard Times，1970，pp.22—23）
（戴高樂將軍）上台之際，全法國共有100萬台電視機……到他退隱時，全法國已有1000萬台電視機了。法國這個國家就好像在做娛樂事業一般；可是昨天的戲院之國，與今日的電視之國，卻完全是兩碼子事。
——德佈雷（Regis Debray，1994，p.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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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人類遇到從未經歷過的新事物時，雖然他們完全不能理解，更看不出其中的所以然來，卻往往搜索枯腸，想要為這未知的現象找出一個名目。就在20世紀的第三個25年裡，我們可以看到西方的知識分子正陷入如此的困境之中。一切新名詞當中，都少不了一個「後」（after）字，通常是以拉丁字衍生的同義字「後」（post）字出之。幾代以來，用以釐定20世紀人類生活精神領域的各式各樣的名詞，便紛紛被冠上了一個「後」字。於是這個世界，以及其所有的相關層面，成為後工業（post-industrial）、後帝國（post-imperial）、後現代（postmodern）、後結構主義者（post-structuralist）、後馬克思主義者（postMarxist）、後谷登堡（post-Gutenberg），後這後那，凡事皆「後」。這些加在字首的前綴，就像葬禮一般，正式承認了一代一事的死亡。但是對於死後來生的性質，人們卻不但缺乏共識，甚至根本不能確定。人類歷史上變化最富戲劇性、最迅速也最為普遍的一場社會大變革，便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進入了身歷其境的當代人的意識深處。對這場變革轉型的記錄，即是本章的主旨。
綜觀這場社會轉型的最大特色，就是其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與普遍性。誠然，在此之前，發達國家——就實際意義而言即中西歐和北美地區，以及其他地區儼然世界驕子的少數富人——長久以來，便已生活在經常的變化之中，在他們的世界裡，科技不斷進步，文化不斷更新。對這一類人而言，進一步的全球性大變革，不過是加速並加強他們原已熟悉的變化罷了。說起來，30年代中期的紐約客，不是已仰首瞻望著那座傲視全球的摩天大樓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1934）？帝國大廈穩坐世界第一樓的寶座，直到70年代才被取而代之，而挑戰者的高度，也不過多出僅僅三十幾米而已。因此，物質增長的量變，到底對生活造成何等質變的衝擊，這個問題不但要經過好一段時間方引起世人注意，更別說如何去有效測量其中的程度了。而此種迷茫現象，即使在前述的優越地區也不例外。但在全球性的層面上，這番變動卻突如其來，宛如地震似的排山倒海。因為在50年代，地球上80%的人突然結束了中古時代的生活。更確切的形容是，世人在60年代，開始感受到中古時代的確壽終正寢了。
就許多層面看，親身經歷這種種蛻變的人，往往無法掌握其中變化的全部意義。因為這些經驗對他們本身而言，僅僅屬於漸進式片斷性的變化，正如同在個人生活當中，無論發生多麼巨大的變化，但在變化發生的當時，卻很少將其視為影響整個人生的大變革。一個鄉下人決定進城找工作了，此事在他的心裡，比起從軍，或與兩次大戰中戰時經濟生活對英德兩國男女的影響比較，在變化上又有什麼更持久的意義呢？他們進城時，不曾打算從此永遠改變生活方式，雖然在事實上結果卻是如此。當局者迷，只有局外人每隔一段時間重返前者生活的場景時，才能感受出其中變化的巨大。即以西班牙東岸大城瓦倫西亞（Valencia）為例，筆者上一次到此地是50年代初期，到80年代初，這方地面已經發生了多麼巨大的變化！想想看西西里一名50年代入獄的來自農村的囚犯，服刑數十年後出獄，重返巴勒莫。只見當年的鄉間，已在房地產開發之下變得面目全非，真有著恍如隔世之感。「以前的葡萄園，現在全都變成堂皇的大建築了。」這位老兄滿臉迷茫，不敢相信地對我大搖其頭。世界變化之快，連歷史的時間長河，也得用更短的間隔來度量了。不到10年（1962—1971），遠離城市的庫斯科（Cuzco，位於秘魯）地區已經變成兩個世界：10年前，那裡的印第安人原本都穿著傳統服飾，10年後卻都已改穿西服。70年代末期，墨西哥某小鎮市場上的眾多攤販，紛紛使用日本造的小型計算機為客人結賬，10年之前，根本還沒有半個當地人聽說過這個東西呢。
於是1950年以來，世人便生活在如此高速變化的歷史之中。如果你年紀不太大，並在各處經常有一定程度的走動，便可以感到此中經驗的獨特。自60年代之後，西方年輕人更發現如今前往第三世界國家旅行，不但可行，更成為一種時尚。此時若欲觀察全球的蛻變，只需睜大一雙眼睛即可。然而作為史家，卻不可以片段的印象及零星的見聞為滿足——不管這些印象見聞的意義多麼重大——必須一一深入記錄，並予釐清方可。
20世紀下半葉中變化最巨大、影響最深刻的社會變革，首推傳統小農經濟的死亡，這一變化，永遠切斷了我們與過去的血脈聯繫。自從新石器時代以來，絕大多數人都依土地或海洋為生，地上的禽畜、水裡的魚蝦，供應了人類。即使在工業化的國家裡，甚至進入20世紀，農牧業人口仍然在就業人口中佔有極高的比例，只有英國一地除外。記得在筆者的學生時代，也就是30年代，小農階級遲遲不去的現象，往往被人用來反駁馬克思的預言——馬克思認為小農階級必將從地球消失。即使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農漁業人口低於總人口20%的國家，英國除外，全球也只找得出一個比利時而已。甚至連美國與德國這兩大經濟強國——當時世界上工業化最徹底的兩個國家——其農業人口雖然已呈穩定性的下降，此時卻仍占總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法國、瑞典、奧地利三國的比例，更在35%—40%之間。至於其他落後的農業地區，以歐洲國家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為例，每5名居民裡，就約有4名依然靠土地為生。
現在再來看看20世紀第三個四分之一的年代，情況全然改觀了。80年代初期，每100名英國人或比利時人當中，只有不到3名仍然從事農業方面的生產。因此對一名普通的英國人而言，在他每天的生活裡面，碰上一位一度在印度或巴基斯坦務農之人的機會，遠比碰上曾在英國本土務農者的概率為高。這種情況實在不足為奇。而美國境內農牧業人口的數目，也不斷下降至相同的比例。不過由於長久以來，美國務農的人數本來就在急劇減少，此刻的超低數字自然也就無甚令人吃驚。相形之下，在勞動人口中佔有如此低的比例的美國農民，卻能夠生產出難以估量的糧食，流往美國本土及世界各地，才是最令人驚詫不已的事實。回到40年代，沒有人能預想到待到80年代初期，凡是在「鐵幕」邊界以西的國家，已經沒有一國仍有10%以上的人口在從事農業，只有愛爾蘭共和國，以及伊比利亞半島上的西班牙、葡萄牙兩國除外（愛爾蘭的比例也只比這個數字稍高而已）。但是即使在1950年農業人口約為半數的西班牙、葡萄牙，30年後的此刻，也分別降為14.5%和17.6%。此中意義，不言而喻。西班牙的農民人數，在1950年後的20年間減半；葡萄牙則在1960年後的20年間走上同一道路（ILO，1990，Table2A；FAO，1989）。
種種數字比率，實在令人咋舌。以日本為例，農業人口從1947年占總人口的52.4%，急速降為1985年的9%。換句話說，這段時間等於一名年輕士兵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場歸來，到他由普通職位退休時的長度。再看看芬蘭的一位小姑娘——這是筆者親聞的一個真實人生故事——生下來是農家之女，第一次結婚嫁作農人之婦，但是她從中年開始，卻已經徹底改頭換面，變成一名世界都會的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回到1940年間，當她父親在那個寒冷的冬天在對蘇戰爭中不幸犧牲，留下孤兒寡母無所依靠時，全芬蘭還有57%的人口從事農林牧工作。待到她45歲時，這個比例卻已經不到10%了。個人生涯與國家發展，兩相對照，芬蘭人由農牧始，終而卻進入一個完全相異的生活環境，也就實在不足為奇了。
於是在這些於工業化大道上一路往前猛衝的國家裡，馬克思的預言似乎終於實現了，也就是工業化的結果，果然使得小農階級一掃而空。但是真正令人驚奇的發展，卻發生在其他顯然遠遠落後的國家裡面，因為它們的農業人口，也同樣出現空前的下降趨勢。這些國家貧窮落後，聯合國不得不千方百計想出種種名目稱呼，用以粉飾它們貧窮落後的狀態。就在那些「前途光明遠大」的左派年輕人口口聲聲引用毛澤東的策略，大事慶祝廣大農民百姓終於圍剿都市安於現狀保守派的革命成功之際，這些廣大的農民百姓，卻一個個靜悄悄地拋棄了他們的家園，前往城市謀生去了。在拉丁美洲一地，20年間，哥倫比亞（1951—1973）、墨西哥（1960—1980），甚至包括巴西在內，農民人數急速減半。而多米尼加共和國（1960—1981）、委內瑞拉（1961—1981）、牙買加（1953—1981）三國變化更劇烈，銳減了三分之二。這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除了委內瑞拉外，其農民人數都高佔全部就業人口的半數，甚或絕大多數。但是很快地到了70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全境除了中美一帶的小國和海地外，沒有一國的農民沒有變成少數。西半球伊斯蘭世界的情況也大同小異。30年間，阿爾及利亞的農民由75%銳減為20%，突尼斯從68%降為23%。摩洛哥的例子雖然沒有如此戲劇性，其農業人口卻也於10年（1971—1982）內失去原本的多數地位。至於敘利亞和伊拉克兩地，50年代中期仍有半數人口在土地上胼手胝足；可是20年間，前者的比例卻已減半，後者也降為不到三分之一。伊朗則從50年代中期的55%左右，進入80年代中期降為29%。
與此同時，歐洲的農業地區農民自然也早已停止耕耘土地了。到80年代，甚至連東部及東南歐歷史最古老、最悠久的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的農業區（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希臘），農民人口也減到不足全部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有的比例甚至更低，如保加利亞便是其中一個顯著的例子（1985年只佔16.5%）。歐洲及中東一帶，只剩下土耳其一個國家仍舊堅守著農業文化不放，土耳其的農業人口雖然也呈下降之勢，可是進入1980年，卻依然佔有絕對多數的地位。
如此一來，全球只有三大地區，依舊被村莊和田地所佔有：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南亞及東南亞的大陸地帶，以及中國。只有在這些地區，才可以找到那些不曾為農耕人口下降之勢的裙角掠過的國家。這些地方，在舉世風雲變幻的幾十年間，從事種植莊稼及飼養牲畜的人口，仍舊保持著相當穩定的比例，尼泊爾為90%，利比裡亞為70%左右，加納約為60%。甚至印度——實在令人不得不有點驚訝——竟然在獨立後的25年間，還維持著高達70%的比例；即使到了1981年，也不過稍微下降而已（66.4%）。無可否認，到「極端的年代」結束為止，這些以農業為主的地區，仍佔全人類人口的半數。但是，即使在這些地區，農業經濟也在經濟發展的壓力下瀕臨破滅的邊緣。以印度為例，它堅實的農業人口雖是中堅力量，如今都在周圍國家農業人口快速流失的包圍之下，例如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蘭卡三國的農民，早已經不再佔有多數地位了。同樣，自80年代開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也已走上了同一途徑。至於東亞新興的工業地區例如中國台灣、韓國，當然更不例外——而就在1961年，中國台灣地區、韓國兩地猶有60%以上的人口在田間操作。更有甚者，南部非洲一些國家以農業為主的現象，更屬於種族隔離下的班圖幻象〔編者註：班圖人（Bantu stan）為非洲中、南部黑人之總稱〕。以婦女為主的當地農業，實際上僅只是一個依賴大批外移男性勞動力的經濟的表象；這些男性勞動人口，在白人城市及南部礦區裡工作，他們的所得，才是當地經濟活動的中堅。
於是靜悄悄地，世界上絕大多數大陸上的農業人口向外大量移出，農業島嶼的這種現象更為嚴重。[1] 但是這個現象中最顯眼之處，便是這種農業上大變化的出現，只有部分是因為農業技術的進步，至少在這以前屬於小農經濟的地區如此。我們曾經在第九章中看到，發達國家已經搖身一變（只有一兩個例子除外），成為世界糧食的主要供應國；與此同時，它們實際的農業人口卻持續下降，一減再減，其比例有時甚至減少到不可思議的地步。這種現象，純粹只是在資本密集下造成的單位人口生產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見的因素，首推發達富有國家農民個人擁有的農耕機械。其數量之大，不但是其生產力激增的最大佐證，也是年輕蘇聯共和國的宣傳圖片裡，那些袒胸露背駕駛著耕耘機械的農人的象徵。不幸的是，蘇聯自己卻在這方面一敗塗地，徹底地失敗了。至於另外一個表現雖然沒有如此明顯，意義卻同樣重大的因素，則屬農業化學、選種育種，以及生化科學方面的突飛猛進。種種背景之下，農家不但不再需要過去科技發展前農忙時不可或缺的大批幫手，甚至連農家本身及長工的數目也隨之減少。若有需要，在進步的現代交通運輸幫助之下，也無須將這些雇工長年留在鄉間。於是在70年代蘇格蘭牧羊業的珀斯郡（Perthshire）裡，短暫的剪毛季節中，最划算的方式莫過於由新西蘭運來一批批剪毛的專業工人。南北兩半球季節相異，蘇格蘭與新西蘭的剪毛季節正好錯開，皆大歡喜。
至於世界上其他的貧苦地區，農業革命也同樣如火如荼，雖然較為零星。事實上，若沒有所謂「綠色革命」[2] 輸入的灌溉技術改良和「科學」農業幫助——雖然其長期影響至今仍有爭議——南亞及東南亞大部分地區的糧食生產，勢將無法供應當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從整體而言，第三世界各國，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屬於社會主義或現仍為社會主義的部分國家，在糧食上不但不能自給自足，更無法扮演作為一個農業國家，一般而言糧食生產應該大量有餘，足可用於出口的角色了。這一類的國家，最多也只能從事以出口為目的專門性的農產品生產，以供應發達國家的需要。至於本國人民的糧食所需，若不是來自北美糧食生產過剩的對外傾銷，就只有在田間的泥濘裡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繼續以揮鎬拉犁的勞力密集型的方式生產了。既然田里的勞動依舊需要他們，他們顯然沒有理由拋離這樣一個農業環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漸稀少吧。但在事實上，許多小農外流的地區裡，例如拉丁美洲，土地開墾的比例卻往往很低，一大片未開拓的廣闊地域裡，只有屈指可數的鄉人移往墾殖，哥倫比亞與秘魯便是其中兩個例子。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為當地游擊活動的根據地。反之，在亞洲農業依舊興旺的土地上，卻有著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從250人至2000餘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數僅為41.5人）。
農村的人口日漸稀少，城市卻開始被人潮擠滿。20世紀的下半葉，世界出現了空前的都市化現象。80年代中期開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於城市。若不是由於中國和印度的廣大人口仍然居於鄉間之故——中印兩國占亞洲農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勢必已成為多數（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農業世界的心臟地帶，人口也開始從鄉間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勢尤為明顯。1960—1980年間，肯尼亞的都市人口倍增，雖然1980年的都市總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該國每10名城市居民當中，卻幾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內羅畢（Nairobi），而20年前，這個比例只有10︰4。在亞洲地區，人口動輒數百萬的大都市更如雨後春筍般興起，通常多為所在國的首都。例如漢城（首爾）、德黑蘭、巴基斯坦舊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達、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萬，有的甚至高達850萬。以此趨勢估計，公元2000年時，將會分別增加到1000萬至1350萬之間。可是回到1950年時，除了雅加達外，以上諸城沒有一地的人口數在150萬以上（World 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擁向都市的現象，事實上確以第三世界為最：開羅、墨西哥城、聖保羅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過八位數字。矛盾的是，發達國家的都市化程度，雖然仍舊遠勝於貧窮地區（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區和伊斯蘭世界外），它們內部超級大城的人口卻開始紛紛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區逃散，向城外社區開始遷移之前，發達國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紀之初達到了它們的巔峰時期。如今這些舊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間工作、購物、娛樂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當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後的30年間幾乎暴增5倍之際，紐約、倫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卻開始慢慢離開都市，向都市的外郊逐漸遷去。
然而，卻在一種相當奇特的情況下，西方地區城鄉之間的新舊兩個世界，人潮卻開始交融。發達國家所謂的標準型「大都市」，如今是由一大片市區性聚集點面相連而成。其間往往有工商業或行政中心，若從空中俯瞰，可以看見這裡的高樓大廈鱗次櫛比，彷彿一片山脈連綿，除非如巴黎等地，不准摩天大樓興建是為例外。兩地之間的連接，始自60年代開始在公共運輸上發生的一場新的革命——或可視為在個人擁有汽車風氣的壓力之下，私有汽車交通文化面臨的一大挫敗。自從第一條市內電車路線和第一個地下鐵路系統於19世紀後期興建以來，都市人從未見過如此盛況——如此之多的新地鐵，如此眾多的郊區大眾運輸系統，在如此之多的城市出現——從維也納到舊金山、從漢城到墨西哥，新系統紛紛建立起來。與此同時，都市中心向四郊分散的現象，也在各地持續進行，各地社區及郊區的新興地帶，紛紛建立起自己的購物及娛樂設施，其中最有名、最顯著的便是由美國首開風氣之先，興建於都市周邊地帶的室內型「購物中心」。
然而在第三世界，城鄉之間的交通連接卻極不完善，雖然也有大眾運輸系統存在（多數是難擔重任的過時系統），以及無數破舊不堪的私營老爺車充當長途汽車及「集體搭乘式」的計程車，運送著人潮來往。第三世界都市內部的發展，單看在突然之間，人口暴漲至1000萬甚或2000萬的瘋狂事實，自然便難逃七零八落、雜亂無章的混亂現象。更何況在這些新興都市裡的各個社區，原本都是由七拼八湊臨時搭蓋的陋室起家，十之八九，是揀到空地便蓋起來的違章建築。這一類城市裡的居民，每天恐怕得耗費數小時的時間往返於工作和住家的地點（因為固定的差事難找，一旦找著必須緊緊抓住）。與此同時，為了一享難得的娛樂，他們也願意花上同樣長的時間，不辭長途跋涉，前往幾處稀少的公共場地朝聖。例如巴西舊都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市內足可容納20萬名觀眾的瑪拉卡那（Maracana）球場便是一例，在那裡，市民可以一睹各路足球英雄各顯神技。事實上，在新舊世界裡，交相融合的現象，已經不斷地演變為一組又一組在表象上依舊獨立自足的大小社區的連接，不過就西方國家而言，社區的獨立自足性往往更為正式。此外，西方富裕社會的綠地空間——至少在市郊一帶如此——也遠比貧困擁擠的東方和南方世界為多。於是在都市貧民窟及違章建築裡面，人類與頑強的蟑螂、老鼠共居著。發達國家「內城」（inner city）殘存的廢墟之外，城市之間是一片廣大無人區的奇異地面，如今則成了鼬鼠、狐狸、浣鼠等眾生出沒活躍的野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