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處在一個新紀元的開端，它的一大特色，便是極度的不安、永久的危機，並缺乏任何「不變的現狀」……我們一定要瞭解一件事，我們正處在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所形容的世界歷史一大危急關頭。這個關頭的意義，絕不遜於1945年後的那一回——雖然克服種種困難的條件，似乎較以往為佳。可是如今世界，既沒有勝利的一方，也沒有被擊敗的一方，甚至在東歐也是如此。
——施圖爾默（M.Sturmer in Bergedorf，1993，p.59）
雖然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偏重的理想已告解體，它們打算解決的問題卻依然存在：社會優勢地位的濫用，金錢勢力的無法無天，權和錢力量相結合，完全引導著世界的發展方向。如果20世紀為全球帶來的歷史教訓，尚不足為世人產生防患於未然的預防作用，那麼紅色的呼嘯旋風，勢將捲土重來，再度全部重演。
——索爾仁尼琴（New York Times，1993年11月28日）
能夠身經三次改朝換代——魏瑪共和國、第三帝國，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我這個歲數，竟也能夠親眼見證聯邦共和國（波恩）也壽終正寢了。
——穆勒（Heiner Muller，1992，p.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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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20世紀」，即將在問題重重中落幕。沒有人有解決方案，甚至沒有人敢說他有答案。於是20世紀末的人類，只好在瀰漫全球的一片迷霧中摸索前進，循著朦朧足音，跌跌撞撞地進入第三個千年紀元。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便是一頁歷史已告結束。除此之外，所知甚少。
兩百年來第一次，20世紀90年代的世界，是一個毫無任何國際體系或架構的世界。1989年起，新興領土國家林立，國際上卻沒有任何獨立機制為它們決定疆界——甚至沒有立場超然可資作第三者從中調停——足以證明國際結構不足之一斑。過去出面「排難解紛」，確定未定之界，或至少認可未定之界的超級大國，都上哪兒去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它們的監督之下，重劃歐洲及世界版圖，這裡劃一條國界，那兒堅持舉行一次「全民公決」，這些昔日的勝利者，又到何方去了（說真的，往日外交場上視為家常便飯的國際工作會議，多實在，多有成效。哪像今天那些高峰會，只不過搞搞公關，照幾張相，就匆匆了事）？怎麼也不見蹤影了呢？
新的千年將即，真的，那些國際新舊強權，到底都在哪裡呢？唯一還能留下撐撐場面，還能被人用1914年大國定義看待的，也就只有美國一國了。而實際上呢，情況卻很曖昧。俄羅斯經過一場地動山搖，版圖大為縮小，回到17世紀中葉的大小，自彼得大帝以來，它的地位還沒有這麼渺小過。而英法兩國也一落千丈，降格為地區性的勢力，即使手上再有核武器，也不能掩飾此中落魄。至於德國、日本，的確堪稱經濟兩「強」，可是兩國都不覺得有必要像以往一般，加強武力以助其經濟聲勢——就算現在沒人管它們了，可以自由行事——不過世事難測，它們未來意向如何，無人敢保證。至於新成立的歐盟組織，雖然一心以其經濟合作為範例，進一步尋求政治同步，但在事實上卻連裝都裝不出來。老實說，今日世界上的大小新老國家，除了極少數外，等到21世紀度完頭一個25年時，能以目前狀況繼續存在者恐怕不多。
如果說國際舞台上的演出者妾身未明，世界面對的種種危機也同樣面目不清。「短20世紀」，大戰不斷；世界級的戰爭，不管冷戰熱戰，都是由超級大國及其盟友發動，每一回的危機都日益升級，大有最後核武器相見，不毀滅世界不罷休的架勢。所幸悲劇終能避免，這種危險顯然已遠去。未來如何，猶未可知。但是世界劇場上的各位主角，如今不是悄然下台，就是黯然退居陪襯，意味著一場如舊日形態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極不可能發生。
然而舊戰雖了，並不表示從此世間再無戰爭。80年代時，即有1983年的英國與阿根廷馬島之戰，以及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為證，人世間永遠會有與超級大國國際對峙無關的戰火。1989年以後，歐、亞、非各地軍事行動頻仍，多至不可計數，雖非件件正式列為戰爭——在利比亞、安哥拉、蘇丹、非洲合恩角，在前南斯拉夫、摩爾多瓦，以及高加索山與外高加索地區的幾個國家，在永遠蓄勢待爆的中東地區，以及前蘇聯的中亞及阿富汗。在此起彼伏，一國接一國崩潰解體之中，經常弄不清楚到底誰在交手，而且為何交手。因此一時間，這些軍事動作很難界定，極不符合傳統「戰爭」的定義，既不是國際交戰，也非國中內戰。然而黎民百姓身在其間，烽火之中何來安寧，當然不可能覺得天下太平。像波斯尼亞、塔吉克、利比裡亞幾地，不久前還在和平度日，此刻自然深感離亂之痛。除此之外，90年代巴爾幹局勢的動盪，更證明地區性的相殘殺戮，與較易辨識的舊式戰爭之間，並無明顯界限，隨時可以變成後者。簡單地說，全球大戰的危機並未消失，只是戰爭的性質改變了而已。
至於那些國勢較強、較穩、較受老天眷顧的幾個國家——例如歐盟組織，則與相鄰地帶的烽火連天有雲泥之別；斯堪的納維亞的北歐諸國，也與波羅的海對岸的前蘇聯地區命運有別——眼見倒霉的第三世界，騷動不安、屠殺殘酷，它們可能滿以為自己幸得豁免，殊不知此想大錯特錯。傳統民族國家的紛爭，也足夠使它們惹火上身。其中關鍵所在，倒不是它們會解體分家，而是20世紀下半期新起的一種風氣，即毀滅的力量已經進入民間或落入個人之手，於是暴力與破壞處處可見，世上無一地可以倖免。不知不覺之間，已經削弱了這些國家，至少，也剝奪了它們獨自有效運作的能力，而這能力，原是世上所有疆界已定的地區當中，一國國家權力的主要憑證。
時至今日，一小群政治不滿團體，或其他任何不同政見組織，無時無地，都可以造成破壞毀滅，例如愛爾蘭共和軍在英國本土的行動，恐怖分子撞擊紐約世貿大樓之舉（1993年）。不過到「短20世紀」結束，這些破壞活動導致的損失，除了保險公司所費不貲以外，整體而言還算客氣。因為跟一般的想法相反，其實這種零星式的個別行動，論殺傷對像、範圍，比起國家發動的正式戰爭，遠不及後者不分青紅皂白殃及無辜的程度。也許正因為前者的目的（如果有其目的）在於政治，而不在軍事之故吧。此外，除去使用爆炸物之外，這類恐怖行動多用單人操作的武器，較適合小規模的殺戮，而非大肆屠殺的重型炮火。不過有朝一日，將核武器設計成小團體武器也並非沒有可能，看看製造核武器的材料及知識唾手可得，已經在世界市場上滿天飛的情況便可推斷。
更有甚者，毀滅武器的普及化和民間化，使治安的成本增加。正因為如此，當面對著北愛爾蘭境內天主教徒與新教徒民兵間的正式開火，雖然雙方人數不過數百，英國政府也不得不到場坐鎮，派遣約2萬名士兵的部隊，以及8000名武裝警察，長期駐紮，年耗費高達30億英鎊。而國境之內的小規模騷亂，換在國外發生自然更為頭痛。甚至連相當富有的國家，碰到國際上這種煩惱事，也不得不考慮是否花得起這種沒有限制的費用。
冷戰結束之後，立即發生數起事件，愈發顯示出國家威力日益減弱的現象，波斯尼亞和索馬裡就是兩個最明顯的例子。此中狀況，更點明新千年中，最大可能的衝突來源，是貧富地區之間愈益快速加深的巨大鴻溝。貧與富，富與貧，彼此相互憎恨。於是伊斯蘭激進主義者的興起，顯然並非只是抵制「現代化即西方化」的意識，而且更進一步，根本就是反對「西方」本身。因此這一類運動的成員，便著手傷害西方的旅客以達目標（例如在埃及），或大舉謀殺當地西方住客（例如在阿爾及利亞）。反之，西方富國之內則盛行仇外思想，其最激烈處也直接指向第三世界的外來者，歐盟國家堤壩高築，阻擋第三世界前來打工的貧民洪流。甚至在美國，事實造成的無限制移民，也開始遇到嚴重的反對。
不過就政治和軍事而言，雙方都遠在對方勢力所及之外。雖然在任何可想見的南北公開對抗之中，北方諸國仰仗其科技優勢和財富強大，往往勢在必贏，例如1991年的海灣戰爭即為鐵證。某些第三世界國家，即使有核武器——假定也有維修和發射的能力——也不能造成有效恐嚇。因為西方國家，例如以色列、海灣戰爭中的盟軍，有打算也有能力，在後者尚未造成真正威脅之前，先發制人，發動大軍，摧毀力弱不堪匹敵的對手。從軍事觀點而言，第一世界實在可以把第三世界視為毛澤東所說的「紙老虎」。
然而，在「短20世紀」後半葉裡，情況卻越來越清楚，儘管第一世界可以在戰役中擊敗第三世界，卻無法贏得戰爭。或者換個角度，即使可以贏得戰爭，卻也不能真正保證可以進行軍事性的佔領。早先帝國主義的最大資產，在於殖民地被殖民者一旦佔領，往往願意俯首稱臣，乖乖地聽命行事，讓少數佔領者管轄，可是這種局面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回到哈布斯堡王朝時代，將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納入帝國統治可以無虞，但是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期，論到如何綏靖這不幸為戰火蹂躪的國家，所有政府的軍事顧問，都主張非數十萬大軍常駐不可，換句話說，等於動員一場大戰所需的兵力。當年的索馬裡（Somaliland）殖民地，向來難搞，一度甚至得勞駕英國軍隊出動，由一位少將率軍。但在整個殖民時期，倫敦及羅馬當局，卻從來不曾閃現過該處會鬧出英國及意大利殖民政府大為棘手問題的念頭，甚至連素有「瘋子毛拉」（Mad Mullah，編者註：「毛拉」是伊斯蘭教神職人員）之稱的阿卜杜拉（Muhammad ben Abdallah），也不在它們眼下。然而日換星移，到了90年代初期，美國及聯合國數十萬的佔領部隊，一旦面對著目的不明、時間不確定的長期佔領的選擇，竟然便立即不名譽地打退堂鼓了。甚至連美國的無邊威力，碰上鄰近的海地事件，也不得不退避三舍。傳統上原是華盛頓當局衛星附庸的海地，在當地一名將領的指揮下，領著由美方一手裝備訓練的部隊，堅決拒絕一位美國（勉強）支持的民選總統歸國，並挑戰美國前來進攻。但是美國一口拒絕，正如它當年在1915—1934年間的決定一樣。倒不是因為只有1000餘人的海地軍隊難以對付，而是因為如今美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用外力解決海地問題。
簡單地說，20世紀是在全球秩序大亂中落下帷幕。這種混亂現象，性質不明確，控制無方法，止息更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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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的無能為力，不是因問題本身的難度，及世界危機的複雜性；卻在不分新舊，一切對策顯然均已失靈，無法對人類進行任何管理改進。
「短20世紀」，是一個宗教性思想大戰的年代。但是其中最凶殘血腥的一宗，卻來自19世紀遺下的世俗宗教思想，例如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主義。箇中的神祇，則是抽像的教條，或被當作神人般的政治人物。這種獻身世俗宗教的虔敬狂熱之極致，也許在冷戰步入尾聲時即已漸走下坡（包括五花八門的個人崇拜），至少原本屬於普世教會的現象，已經減為零星對立的宗派。然而世俗宗教的力量，不在其能夠動員如同傳統宗教般所能激發的熱情——其實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者幾乎從未做此嘗試——卻在他們口口聲聲，聲稱能為危機中的世界提出永久性答案。糟糕的是，隨著20世紀的告終，它們的失敗之處，卻正在其不能提供這個答案。
蘇聯的解體，自然使眾人將注意力集中在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蘇式社會主義垮台，正表示全民所有制度行不通。舉凡生產的手段，以及無所不包的計劃，都在國家及中央的手裡，完全不借助市場或價格機制的調節，這種制度，如今已全盤失敗。而歷史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也都主張將生產、分配及交換的手段由社會全體擁有，並全面剷除私有企業，不再以市場競爭進行資源分配。因此蘇聯的失敗，即非共產社會主義希望的破滅——不論馬克思抑或其他——雖然環顧世上，並無一國政權真正宣稱屬於社會主義經濟。不管任何形式的馬克思主義學說，這個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及精神鼓舞之所在，未來能否繼續存在，勢將屬於世人爭辯的題目。但是顯然易見，如果馬克思老先生一直活著，而且繼續作為一位大思想家（此事想來無人懷疑），那麼自1890年以來，為號召政治行動並掀起社會主義運動而形成的馬克思思想眾版本中，恐怕沒有一家能以其原有面目出現吧。
而在另一方面，與蘇維埃制度相反的另一種烏托邦思想，也顯然破產。即對完全自由經濟的迷信堅持，認為經濟資源的分配，應該全部由毫無限制的市場與完全開放的競爭決定。認為唯有如此，方能產生最高效益，不但提供最多的財富與工作，且能帶來最大幸福，並是唯一配得上「自由」之名的社會形式。事實上，如上所述的「完全放任」社會，從來就不曾存在。還好，不像蘇維埃式的烏托邦，在80年代之前，世上還沒有人試圖建立過極端自由主義的理想國。自由主義的精神，在整個短促20世紀時期，都只是作為一種原則而存在，乃是針對現在經濟制度的不見效與對國家權力的膨脹提出批評。西方國家裡，以英國的撒切爾夫人政府對此最為嚮往，一再嘗試，到「鐵娘子」下台，其經濟之頹勢已為一般人所公認。但是甚至連英國的嘗試，也只敢漸進為之。待到前蘇維埃社會主義經濟向外求醫診治，西方顧問提出的藥方卻是「休克療法」（shock therapies），立刻以「自由放任」的特效藥取代舊制度。結果自然是慘不忍睹，造成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多方大災難。新自由主義神學所依賴的理論基礎，徒然好看，卻與實際完全脫節。
蘇維埃模式的不濟，肯定了資本主義支持者的信念：「沒有股票市場，就沒有經濟社會。」而極端自由主義的失敗，卻證實社會主義的看法比較合理，人類事務之重要，包括經濟在內，的確非比尋常，絕不可全由市場處理。而一國經濟之成功，顯然更與其經濟大家的名望無關。[1] 不過站在歷史的角度言之，所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勢不兩立，各為不能共存的兩個極端，諸如此類的爭執辯論，看在未來時代眼裡，恐怕只是20世紀意識形態冷戰的餘波吧。在三千年紀元的歲月裡，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爭，也許正像16、17世紀的天主教和宗教改革者為誰是真基督教的爭論一般，到了18、19世紀，卻全屬無謂的辯論。
較之兩極制度的明顯崩潰，最大的危機，卻在於實行中間路線或混合經濟者，同樣亦陷茫然。這一類的政策，主導了20世紀中最予人深刻印象的多項經濟奇跡。它們以實際手法，配合個別條件及思想意識，結合公有及私有、市場與計劃、國家和企業。但是這裡的問題，卻不在某些高明的知識理論在應用上出了毛病，因為這些政策的長處，不在理論的完整，卻在實際運作的成功——問題的癥結，就出在連這些實際的成果，如今也已遭到侵蝕。危機20年的出現，證明黃金時代的各項政策也有限制，可是卻找不出其他令人信服的方法取代。同時暴露無遺的，則是1945年以來因世界經濟革命，而對社會、文化產生的種種衝擊，以及為生態帶來的潛在毀滅後果。簡單地說，這一切都足以證明，人類的集體建制，已經不能再控制人類行動造成的共同後果。事實上新自由主義烏托邦之所以流行一時，在思想上的吸引力之一，即它是以「越過人類集體決定」為宗旨。讓每一個個人追求他或她的快樂滿足，完全沒有限制阻礙，如此不論結果為何，必將進入所能達到的最佳後果。換作另外任何一條路——這些人竟然主張——效果都將不及這個最佳手段。
如果說誕生於革命年代及19世紀的思想，到了20世紀末期，發現自己已瀕臨窮途末路；那麼人類最古老的指路明燈，即傳統式的宗教，狀況也好不到哪裡去，同樣不能為世人提出可行之路。西方宗教已一塌糊塗，雖然在少數幾國——最奇怪的是由美國領軍——隸屬某教堂並經常舉行宗教儀式，依然為一般生活的固定習慣（Kosmin／Lachmann，1993）。總之，新教派的力量急速下降，立於20世紀之初的大小教堂，到世紀之末，卻都已人去樓空，於是不是出售，便是改作他用。甚至如英國威爾士一帶，這個當初靠新教建立起國家認同的地方，也同樣一蹶不振。而從60年代始，如前所見羅馬天主教之衰落更是急轉直下，甚至在天主教享有反抗極權象徵地位的前共產黨國家，共產黨失敗之後，此地的羊群也與他處一般，漸有背離牧者遠去的跡象。有些時候，一些宗教觀察家們以為在後蘇聯的東正教地區，抓住了一點回歸宗教的蛛絲馬跡。可是在世紀末的此刻，這種發展趨勢卻不大可能，缺乏有力的證據——雖然絕非無稽之談。各式基督教派的諄諄教誨，不管其佳言美意如何動聽，願意靜心聆聽的善男信女如今均已減少。
傳統宗教力量的衰亡，並不因戰鬥性強的宗派興起而有所彌補，至少在發達世界的都市社會中如此。各種新異宗派及聚教眾而居的現象流行，世間男女逃脫他們不再能理解的世界之餘，紛紛投入各種以無理性為最大追求的怪異信仰；凡此種種，亦不能挽回宗教勢力流失於萬一。社會上雖然充滿了這一類奇宗異派，但是事實上其群眾基礎卻很薄弱。英籍猶太人當中，只有3%—4%屬於某支極端保守型宗派或團體。美國成人人口裡面，隸屬於好戰式宣教派者也不到5%（Kosmin／Lachmann，1993，pp.15—16）。[2]
至於居於邊緣位置的第三世界，情況自然大不相同。不過遠東地區的廣大人口照例要排除在外，因為他們在孔老夫子的傳統教誨之下，幾千年來，就已與正式的宗教無緣——雖然其中不乏非正式的民間宗派。除此而外，在其他的第三世界裡，宗教傳統，一直是其世界觀的骨幹。此時此刻，隨著一般平民也成主角常客，自然令人以為傳統宗教在這個舞台上的勢力也應越發強大。這種揣測，事實上也正是20世紀最後數十年的動態，因為主張並倡導其國家現代化的少數世俗精英，畢竟只是廣大人民群眾裡的少數（參見第十二章）。政治化宗教的追求，於是越發強大，正因為舊有宗教依其本質，便與西方文化和無神富國為敵。在舊宗教的眼裡，後者不但是導致社會紊亂的媒介，而且壓搾凌逼窮國日盛。這一類運動在本國境內攻擊的目標，便是那些開著奔馳轎車、女子也皆解放的西化富人階級，這種現象，不啻更添幾分階級鬥爭意味。這群宗派團體，在西方隨之以「極端宗教激進主義者」而聞名（此名其實有誤導作用）。名字也許新潮，論其性質本源，卻來自一個人為想像的「過去」；在那裡，不再縹緲虛無，一切都比較穩定可靠。但是一來時光不能倒轉，二來（比如說）古中東牧民社會的意識思想，與今日社會的實際問題根本不能掛鉤，因此這類觀念，自然無法發生絲毫啟迪作用。所謂極端宗教激進主義者的現象，正如維也納機智大家克勞斯對「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所下的註解：「它的本身，正是它所要治療的對象。」
而那一時之間，彷彿熱鬧成一片的口號思想雜燴——簡直令人難以將它們稱為意識形態——也陷在同樣委頓不振的局面裡。它們生長在舊制度、舊意識的灰燼之上，正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漫漫雜草叢生於炮火之後的歐洲各大城市殘垣一般。這便是仇外思想與認同政治的興起。但是拒絕接受那難以接受的眼前現實，卻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參見第十四章）。事實上隨著21世紀的開始，最能接近這類思想的政治手段，也就是威爾遜——列寧式的主張，認為所謂有相同種族語言文化的民族，應擁有「民族自決權利」，如今卻已淪為野蠻悲慘的一幕荒誕劇。90年代初期，許多理性的觀察人士，開始將政治因素排除（除了某些主張民族主義的行動分子）——也許是頭一回開始公開提出——或許放棄「民族自決權利」正是時候。[3]
理性思考宣告失效，群情卻越發激烈，這種情形並不是第一次。於是走投無路之下，在這個危機年代，以及各地國家、制度紛紛崩解之際，便在政治上擁有極大的爆發力量。正如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那段時期的憎恨情緒曾經造成法西斯思想的猖獗一般；在這個分崩離析的世界裡，第三世界發出的宗教性政治抗議，以及迫切尋求認同安全感與社會秩序的飢渴呼聲，就為某些政治力量提供了生長的土壤（建立「社區家園」的要求，習慣上恰與建立「法律與秩序」的呼籲相呼應）。這些力量於是進而推翻了舊有政權，建立了新政權。然而，正如法西斯也不曾為大災難的時代提供解決辦法一樣，它們也不能為21世紀的世界提出答案。在「短20世紀」的末了，甚至看不出它們能否組織出全國性的群眾力量，一如當年在法西斯攫得決定性的國家權力之前，即已將法西斯思想捧上政治強權的那股群眾勢力。細數其最大資產，恐怕只在它可以不受那與自由主義形影不離的學院派經濟學的干擾，以及反政府者的滔滔言論罷了。因此，如果政治的氣候決定工業應該收歸國有化，就絕不會有亂議國是的相反意見前來阻撓，尤其是在它們根本不懂這些「胡說八道」有何意義之際。其實，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不論由誰去做，也都不見得比別人更清楚該做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