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歷史大聲地對國王們疾呼：
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前，這些觀念就會緊隨並支持你們。
如果你們走在時代觀念之後，它們便會拉著你們向前。
如果你們逆著時代觀念而行，它們就將推翻你們。
——拿破侖三世[1]
人類的軍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貿易家的國度中發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爾的摩槍炮俱樂部」只有一個興趣：為了仁慈的目的而毀滅人類；同時這個俱樂部也著手改進武器，因為他們把武器視為文明工具。
——凡爾納，1865年[2]
1
在歷史學家看來，19世紀50年代的繁榮標誌著全球工業經濟和單一世界歷史的基礎已告奠定。在19世紀中期歐洲統治者的眼中，就像我們已經講過的那樣，這場繁榮提供了一個喘息機會。在這一繁榮時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還是鎮壓革命都沒能解決的問題，若不是已被遺忘，至少也由於繁榮富足和牢固統治而告淡化。確實，由於經濟高度擴張，由於採用適合於無限制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由於社會問題安全閥的敞開——例如良好的就業機會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減輕群眾不滿的壓力，凡此種種使得社會問題看起來易處理得多。但是政治問題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紀50年代結束之前，政治問題已經無法再迴避了。對單一的政府而言，這些政治問題本質上是內政問題，但是由於從荷蘭到瑞士一線以東的歐洲國家制度的獨特性質，遂使國內與國際事務糾纏在一起。在德國和意大利，在奧地利帝國，甚至在奧斯曼帝國和俄羅斯帝國的邊緣地帶，自由主義與激進民主，或是最起碼的對民權和代表的要求，無法與民族的自治、獨立或統一問題區分開來。如此一來，內政問題便很可能導致國際衝突；就德國、意大利和奧匈帝國而言，更必然會造成國際衝突。
暫且不提任何歐洲大陸邊界的重大改變都會涉及幾個大國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統一就意味著得把奧地利帝國排除在外，因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區都是屬於奧地利帝國的領地。德國的統一則會導致三個問題：（一）要被統一的德國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聯包括奧地利帝國少部分地區、普魯士的大部分地區以及荷爾斯泰因—勞恩堡（Holstein-Lauenburg），後者也屬於丹麥和盧森堡，也有非德語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時屬於丹麥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意志關稅同盟，到19世紀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個普魯士，但不包括奧地利，也沒包括漢堡、不來梅和北部德意志的大部分區域（麥克倫堡、荷爾斯泰因—勞恩堡以及石勒蘇益格）。這種狀況的複雜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魯士和奧地利這兩大強權都是日耳曼邦聯的成員，假如兩者一起加入未來的德國，應當如何協調；（三）對於其他為數眾多的小君主國將如何安排，這類君主國從中等大小的王國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國不等。像我們已經看到的那樣，德國和意大利在自然邊界上都與奧地利帝國有著直接關係。實際上，兩者的統一就意味著戰爭。
對於歐洲統治者而言，幸運的是，這種國內問題和國際問題的混合碰撞，在當時已經不具爆發性，或者更恰當地說，是緊隨著革命失敗而來的經濟繁榮，拆去了爆發的導火線。總而言之，從19世紀50年代末期開始，各國政府發現他們面臨著國內的政治動盪，這些動盪不安是由溫和的自由中產階級和較激進的民主主義者掀起的，有時甚至是被新興工人階級運動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從前更易受到內部不滿的打擊，特別是當他們在對外戰爭失利之時，例如俄國在克里米亞戰爭和奧地利帝國在薩奧戰爭之後。但是，除了一兩個地方以外，這些新的動盪不具革命性質，而即使在這一兩個特殊地方，動盪也可以被孤立和限制。這期間最具特色的插曲，是發生在1861年選出的強硬自由派普魯士國會和普魯士國王與貴族之間的對立。在這場對立中，普魯士國王和貴族完全沒有對國會讓步的想法。普魯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義者的威脅僅僅是口頭上的，於是主動挑起爭執，然後乾脆任命當時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麥——擔任首相，實行沒有國會或者把拒絕投票贊成徵稅的國會置於不顧的統治。俾斯麥這樣做了，而且毫無困難。
然而，在19世紀60年代，具重要意義的事情並不是政府始終處於主動地位，也不是政府幾乎不曾喪失過他們對金融形勢的控制，相反，卻是反對群眾的要求總有一部分會被政府應允，至少在俄國以西的歐洲是如此。這是一個改革的10年，一個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謂的「民主力量」讓步的10年。英國、斯堪的納維亞和低地國家已經實行議會制度，選舉權已經擴大，更不用說還有一系列同步進行的相關改革。英國1867年的《議會改革法》，實際上已將選舉權交到工人階級手中。在法國，拿破侖三世政府在1863年顯然失去了城市選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個代表中獲得一個席次——於是逐漸採取廣泛措施，加速帝國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議會制的君主國家中，這種態度上的變化甚至更為明顯。
1860年之後，哈布斯堡王朝乾脆放棄統治，好像它的臣民們完全沒有政治意見一樣。此後，它致力於在其為數眾多而且吵鬧不休的民族之間，尋找一些聯合的力量，這種力量應該強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無法發揮政治作用，儘管眼前對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語言上的讓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這個王朝都可以在其說德語的中產階級自由主義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統治基礎。但在控制馬扎爾人這方面，則不見成效，馬扎爾人在1867年的《妥協方案》（Compromise ）之前，已經贏得了不亞於獨立的地位，這個《妥協方案》將帝國轉化為奧匈二元君主國。然而，在德國發生的轉變甚至更能說明問題。1862年，俾斯麥當上普魯士王國首相，著手施行一項方案，旨在維持傳統的普魯士君主和貴族統治，抵制自由主義、民主主義和日耳曼的民族主義。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統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國的宰相，帝國同時設立一個由全體成年男子普選產生的國會（顯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溫和的）德國自由主義者的熱情支持。俾斯麥本人絕不是個自由主義者，而且在政治上也遠不是一個日耳曼民族主義者（見第五章）。他聰明得足以認識到，與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者拚死對立，是無法保住普魯士地主階級的統治地位的，應該設法與兩者周旋，使他們為自己服務。這意味著他將按照英國保守黨領袖本傑明·迪斯累裡（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說的去做，迪斯累裡在採用1867年《議會改革法》時說過：「要在輝格黨人（Whigs）洗澡的時候趕上去，穿上他們的衣服走開。」
所以，19世紀60年代統治者的政略，是基於三方面考慮而制定的。其一，他們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經濟和政治雙重變化的形勢之下，這種形勢是他們無法控制的，必須去適應。唯一的選擇——政界要人對此認識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這道勁風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樣憑借他們嫻熟的技術把航船駛往另一個方向。風本身只是一個自然因素。其二，他們必須決定要對新勢力做怎樣的讓步，才不至於威脅到他們的社會制度，或者在特殊情況下，不威脅到他們有責任防禦的政治結構；他們也必須決定該讓步到什麼程度，超出這種安全程度，就必須收手。其三，他們非常幸運，能夠在他們擁有主動操控優勢的環境中，做出上述兩項決定，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態的發展。
因而，在傳統的歐洲歷史中，這一階段表現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夠有條不紊地將政治管理與政府機器的外交控制相結合的人，例如普魯士的俾斯麥、皮埃蒙特的加富爾伯爵、法國拿破侖三世；或是那些精於妥善掌控上層統治階級不斷擴大這一艱難過程的人，例如英國自由黨人格萊斯頓（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黨人迪斯累裡。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舊非正規政治力量轉向有利於他們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贊成他們。拿破侖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為他最終還是沒有做到這點。但當時有兩個人對這個棘手問題具有非凡的處理能力，即溫和的自由主義者加富爾和保守主義者俾斯麥。
他們兩人都是特別清醒的政治家。這一點在加富爾的清明無慾和俾斯麥那種德意志人的平凡務實中充分展現。俾斯麥是個更複雜、更偉大的人物。他們兩人都是徹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對各種政治勢力的同情，然而卻有辦法接收這些政治勢力的計劃，在意大利和德國貫徹施行，並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兩者都注意把民族統一和民眾運動區別開來：加富爾堅決主張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國變成皮埃蒙特王國的延續，甚至拒絕把其（薩伏伊）國王伊曼紐爾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稱號改成（意大利）國王伊曼紐爾一世；俾斯麥則將普魯士的霸權擴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國。兩者都非常靈活圓融，成功地把反對派吸收到政府當中，卻又使他們無法實際控制政府。
兩者都面臨著艱巨複雜的國際策略和（就加富爾而言）民族政策問題。俾斯麥不需要外界的幫助，也不必擔心內部的反對，所以他認為統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統一後的德意志國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過大的，因為如果太龐大，普魯士就無法發揮主導作用。這意味著：其一，須把奧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麥憑著1864年和1866年發動的兩次漂亮短暫的戰爭達到這項目標；其二，必須排除奧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響力，他藉著支持和保證讓匈牙利在奧地利帝國境內獲得自治（1867年），而達到此目的；其三，與此同時必須保留奧地利，我們可以看到他此後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來完成這項目標。〔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潰，落入其境內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奧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國，這樣就會打亂俾斯麥精心構築的普魯士優勢地位。這也正是1918年後發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實所顯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政策最深遠的結果，正是普魯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魯士的名字亦不復存在，除了在歷史書中。〕這也意味著必須使那些反普魯士的小侯國覺得一個優勢的普魯士要比優勢的奧地利更易接受，為此，俾斯麥在1870—1871年以同樣漂亮的手段挑起並進行反法戰爭。與俾斯麥不同，加富爾得要動員同盟（法國）來替他把奧地利趕出意大利，而當統一進程超出拿破侖三世所能信守的情況時，他又得解散這個同盟。更為嚴重的是，他發現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統一，一半是由下進行的革命的統一。由下進行的革命戰爭是民主共和反對派所領導的，由飽受挫折的19世紀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紅衫軍首領加裡波第——擔任軍事領導。1860年，經過簡短考慮、快速會談和妥善謀劃之後，加裡波第才在勸說之下把權力交給國王。
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為仍然值得讚賞，這純粹是由於他們的傑出能力。然而，使他們獲得如此驚人成就的，不僅是個人才能，還包括當時那種非比尋常的迴旋餘地，這種迴旋餘地是由當時不具嚴重的革命危險和無法控制的國際對立所提供的。群眾的運動，或者說非正規的運動，在這個時期十分軟弱，單憑自身無法有多大的作為，他們不是失敗就是淪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義者、民主激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革命者，除了在德國統一的實際進程中表示歡呼或異議，別無實際貢獻。意大利左派，就像我們看到的那樣，扮演了一個較重要的角色。加裡波第的西西里遠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爾立即採取行動。雖然這是一項極具意義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爾和拿破侖三世所造就的局勢，這種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無論怎麼說，左派終究未能如願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國，對他們來說，那是統一的必要成分。溫和的匈牙利貴族在俾斯麥的庇護下，為其國家爭取到自治，但激進主義者卻感到失望。科蘇特繼續過著流亡生活，客死他鄉。19世紀70年代巴爾幹人民的造反結果，是保加利亞獲得某種形式的獨立（1878年）。但只有在合乎強權利益的時候才能獲得獨立：波斯尼亞人在1875—1876年開始掀起一些起義，結果只是以奧斯曼統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可能還好一點兒。與此相反，像我們將要見到的那樣，獨立革命的結局終歸慘敗（見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獨立革命，也只在1873年造就了一個短命的激進共和國，不久便因君主復辟告終。
我們不應低估19世紀60年代偉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績，但必須指出，由於可以採取重大的制度變化而不會招致激烈的政治後果，而且甚至可以準確恰當地說，還由於他們幾乎可以隨意發動和停止戰爭，他們的事業遂變得更加容易。所以，在這一時期，無論是國內秩序還是國際秩序，只需冒極小的政治風險，就可以做出極大的更改。
2
這就是為什麼1848年後的30年間，在國際關係形式上，而不是國內政策上，將是一個變化更加顯著的時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碼是在拿破侖失敗之後（見《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國政府已經極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間發生大型衝突，因為經驗似乎已經證明：大型戰爭和革命是如影隨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來去，限制外交活動的因素便大大減弱。1848年之後的30年，不是革命的時代，而是戰爭的時代。其中有些戰爭實際上是內部矛盾、革命，或接近於革命現象的產物。嚴格地說，這些——中國的太平天國運動（1851—1864）和美國內戰（1861—1865）——不屬於本章討論範疇，除非涉及這一時期的戰爭技術與外交問題。我們將在別處加以探討（見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們關心的主要是國際關係體系中的緊張和變化，並留意國際政策和國內政策間的奇妙交織。
假如我們能夠詢問一位在1848年前實際處理國際外交問題的生還者——比如說能夠詢問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在革命很久之前就擔任英國外交大臣，其間除短暫間斷，直到1865年去世為止，都持續處理外交事務——他肯定會做如下之類的說明：唯一可以算作世界事務的是五個歐洲「大國」之間的關係，它們的衝突可能會導致一場大規模的戰爭，這五個大國是英國、俄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見《革命的年代》第五章）。五強之外，唯一具有足夠野心和力量的國家是美國，但它可暫時忽略，因為美國把其注意力放在另一個大陸，而歐洲大國中沒有一個對美洲有積極的野心，除了經濟利益之外，這些經濟利益是私人企業家關心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實際上，遲至1867年，俄國仍以700萬美元的價格將阿拉斯加賣給了美國，並加上足夠的賄賂金，以說服美國國會接受普遍被認為是一片亂石、冰川和北極苔原的地區。歐洲大國本身和那些佔有重要地位的國家——英國，因其龐大的財富和海軍；俄國，因其廣闊的土地和強大的軍隊；法國，因其國土遼闊，軍隊強大，還有著相當驚人的軍事業績——有充分的野心和理由互不信任，但不至於無法達成外交上的妥協。在1815年拿破侖失敗後的30多年間，歐洲大國沒有使用過武力相互對抗，而是把他們的軍事活動限制在鎮壓國內或國際的顛覆活動上，限制在一些地方騷亂上，限制在向落後國家的擴張上。
當時確實存在一個相當持續的摩擦根源。一方面是一個緩慢解體的奧斯曼帝國，另一方面是俄國與英國在該區的野心衝突，這兩方面的結合遂形成了摩擦的根源。在奧斯曼帝國的解體過程中，一些非土耳其部分爭取擺脫出去，而俄國和英國則對東地中海地區、現在的中東地區和介於俄國東部邊界與英印帝國西部邊界的地區，同樣抱有爭奪野心。只要外交大臣們不必擔心國際體系有被革命打亂的危險，他們就可以一直忙於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所幸，事態並沒有失去控制。1848年革命證明了這一點，因為儘管5個大國中的3個遭到革命顛覆，大國的國際體系仍然得以恢復，而且實際上並沒有被革命所改變。事實上，除了法國之外，各國的政治制度也沒有發生變化。
然而，接下來的10年將是顯著不同的。首先，各大國（至少英國）把法國看成是攪亂國際體系的最大潛在禍害。法國在1848年革命後，以人民帝國的面貌在另一位拿破侖統治下出現。而且更嚴重的是，1793年雅各賓主義再現的恐懼，已不再是這個人民帝國害怕的事。拿破侖三世雖然偶爾宣稱「帝國意味著和平」，但卻特別喜歡干涉世界事務：遠征敘利亞（1860年），加入英國對中國的戰爭（1860年），征服印度尼西亞南部地區（1858—1865），甚至當美國正在忙於其他事務時，冒險出兵佔領墨西哥（1861—1867），但法國的附庸皇帝馬克西米連（Maximilian，1864—1867）並沒有執掌到美國內戰結束。在這些橫行霸道的舉動中，法國並沒有獲得什麼特殊利益，其出兵動機或許只是因為拿破侖三世認為這些活動可以增添帝國的光榮，有利於他的選舉。法國只是強大到足以做出犧牲所有非歐洲國家利益的事。至於西班牙，儘管它也存有野心，想要恢復它在美國內戰期間在拉丁美洲失去的某些影響，但已無能為力。只要法國的野心放在海外，就不會特別有害於歐洲大國體系；但是，一旦法國在歐洲大國間有爭執的地區採取行動，就會擾亂到已經相當不穩的平衡體系。
這種擾亂的第一大結果是克里米亞戰爭（1854—1856），這是在1815—1914年間最接近歐洲大戰的事件。導致這場戰爭的因素中沒有什麼新鮮和意外，這是一場重大、拙劣的國際大屠殺，一方是俄國，另一方是英國、法國和奧斯曼。在這場戰爭中，據估計約有60餘萬人死亡，其中將近50萬死於疾病。在這些死亡者中，22%是英國人，30%是法國人，大約一半是俄國人。在這場戰爭之前或之後，俄國無論是瓜分奧斯曼還是把奧斯曼變成附庸國，都無須考慮會因此導致大國之間的戰爭。在奧斯曼解體的下一個階段，即19世紀70年代，大國之間的衝突實際上是發生在兩大宿敵之間，即英國和俄國，其他大國除了象徵性的舉措外，或是不願干涉，或是無力干涉。但是在19世紀50年代，法國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戰場，而且其採取的方式和戰略都是不可預料的。毫無疑問，沒有人想要這樣一場戰爭，於是一旦大國們能夠擺脫，便草草結束這場戰爭，對「東方問題」沒有留下任何可見的持久影響。結果是，純粹為對抗而設計的「東方問題」外交機制，就此暫告崩潰，但付出了幾十萬人的生命代價。
這場戰爭的直接外交結果是暫時性的，或者說不具重要意義，儘管羅馬尼亞因此變成既成事實的獨立國家。但其更深遠的政治後果卻仍較嚴重。在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堅硬的專制外殼宣告破碎，當然在此之前該體制已受到了日益沉重的壓力。一個危機、改革和變化的時代開始了，它最終將導致解放農奴（1861年）和19世紀60年代晚期俄國革命運動的出現。歐洲其餘地方的政治地圖不久也將更改。克里米亞戰爭帶動了大國國際體系的變遷，就算它不是動因，至少也是催化劑。就像我們所注意到的那樣，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王國在1858—1870年間出現；一個統一的德國在1862—1871年間形成，其間拿破侖第二帝國崩潰和巴黎公社出現（1870—1871）；奧地利被排除在德國之外，並進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簡而言之，在1856—1871年間，除英國之外，所有的歐洲「大國」都發生了徹底的變化，甚至絕大多數是在領土方面。一個新興大國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並且不久就將躋身於它們的行列之中。
這些變化的絕大多數，都間接或直接起源於德國和意大利的政治統一。不管這些統一運動的原始動因是什麼，其過程都是由政府操持的，例如適時地使用軍事力量。套用俾斯麥的名言，統一問題是用「鐵和血」解決的。在12年間，歐洲經歷了四場大戰：法國、薩伏伊和意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1858—1859），普魯士和奧地利對丹麥的戰爭（1864年），普魯士和意大利對奧地利的戰爭（1866年），普魯士和日耳曼諸邦對法國的戰爭（1870—1871）。這些戰爭的時間都不長，而且以克里米亞戰爭和美國內戰的標準來衡量，耗費並不特別大，雖然在普法戰爭中大約有16萬人戰亡，多數是法國士兵，但這些戰爭有助於形成一個獨特的歐洲歷史階段。正因為如此，本書才以一個類似戰爭的開端為引子，否則本書本來是論述一個極其太平的世紀（1815—1914）。然而，儘管在1848—1871年間，戰爭是相當普遍的事，但全面戰爭的恐懼——20世紀的人們實際上一直生活在這種恐懼之中，自從20世紀初以來從未間斷過——還沒有籠罩在資產階級世界的公民心上。直到1871年後，這種恐懼才開始慢慢出現。政府仍然可以隨意發動和結束國家之間的戰爭，俾斯麥正是擅用這種狀況的絕佳好手。只有內戰和極少數的衝突會演變成真正的人民戰爭，例如巴拉圭（Paraguay）與鄰國的戰爭（1864—1870），演變成無限制的屠殺和毀滅事件，就像我們所處的世紀非常熟悉的那樣。沒有人能夠知道太平天國運動的傷亡人數，但是據稱中國的一些省份直到今天還沒有恢復到內戰之前的人口數。美國內戰殺死63萬士兵，傷亡總數是聯邦軍隊和邦聯軍隊總人數的33%—40%。巴拉圭戰爭殺死33萬人（假定拉丁美洲的統計數字準確無誤），主要受害國的人口減少約20萬人，其中可能只有3萬人是男性。無論怎麼看，19世紀60年代都是血腥的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