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新的時代裡，一切不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軍事藝術不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的成員和敵人都已經不同了。各民族的權力和征服，他們的政治和戰爭輝煌，總是依賴於單一的原則、單一強大的制度……我們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們的軍事制度應和敵人不同。那麼很好，如果法蘭西民族因我們的熱情和技能而令人生畏，如果我們的敵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條斯理的話，那麼，我們的軍事制度必定是奮勇向前的。
——聖鞠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的報告
說戰爭是天命注定是不對的；說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錯誤的。上帝自己詛咒戰爭，發動戰爭並使戰爭顯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這樣。
——維尼（Alfred de Vigny），《軍事奴役與尊嚴》（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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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792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於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為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麼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兩種極不相同的交戰者在這20餘年相互對峙，它們的實力和制度都極不相同。作為一個國家，法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願望而與其他國家對抗（或結盟）；但另一方面，作為革命的化身，法國又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推翻暴政、爭取自由。於是保守和反動的勢力都一致反對它。無疑，經過革命最初的天啟年代之後，對抗兩邊的差異性逐漸減小了。到拿破侖統治末期，帝國主義征服和剝削的因素已壓倒了解放的因素。每當法國軍隊打敗、佔領或兼併了一些國家，國際戰爭與（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則是）國內內戰的混淆情況便可減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強權則順應了法國許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轉性，因此願意談判（帶有一些保留的）和平條件，但這種談判更像正常行使職能的強國之間的談判，而不像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談判。反革命強權甚至在拿破侖失敗的最初幾周內，就準備重新吸納法國為同盟以對抗聯盟，恫嚇、威脅在戰爭等傳統遊戲中的平等夥伴，在這些遊戲中，外交活動調節著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雖然如此，戰爭作為國家之間和社會制度之間衝突的雙重性質依然存在。
一般來說，交戰雙方的陣營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國本身以外，只有一個重要國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對《人權宣言》的讚賞，使其在思想上傾向法國一邊，那就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確倒向法國那邊，並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進行了戰爭，即或未與法國人結盟，美國至少也是反對彼此共同的敵人——英國。但是，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裡都保持了中立，而它與英國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解釋。至於其他的盟友，法國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國家的政黨和輿論流派，而不是國家權力本身。
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每一個受過教育、有才能、具有開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國大革命，至少在雅各賓專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續得更久（直到拿破侖稱帝以後，貝多芬才將獻給他的《英雄交響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歐洲天才異士者名單，只有20世紀30年代對西班牙共和國那種類似的、幾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與之媲美。在英國，有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柯勒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騷塞（Southey），有化學家普裡斯特利和幾個伯明翰新月學會的傑出科學家[1] ，有像冶鐵業者威爾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師特爾福德那樣的工藝學家和企業家，以及一般輝格黨（Whig）和非國教知識分子。在德國，有哲學家康德、赫爾德（Herder）、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詩人席勒（Schiller）、荷爾德林（Holderlin）、維蘭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樂家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心理學家拉瓦特（Lavater）和畫家富斯利（Fuessli）。在意大利，實際上所有反教會的輿論界人士都支持法國大革命。可是，儘管大革命因得到這些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並授予傑出的外國同情者和那些據信是支持其原則的人法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以表示敬意，但無論是貝多芬還是彭斯，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2]
政治上重要的親雅各賓主義或親法國的情緒，主要存在於與法國毗鄰、社會條件類似，或經常有文化接觸的一些地區（低地國家、萊茵地區、瑞士和薩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愛爾蘭和波蘭。在英國，雅各賓主義如果不是與英國民族主義普遍的反法傾向相衝突的話，無疑將具有更大的政治影響力，甚至在恐怖時期以後亦將如此。這種民族主義是輕蔑和仇視的混合物。吃牛肉長大的約翰牛對飢餓的大陸人（在這一時期流行的漫畫中，所有法國人都像火柴棍般瘦小）的輕蔑，以及對英國世敵的仇視，無視法國是蘇格蘭的世代盟友[3] 。英國的雅各賓主義最初是一種手工業者和工人階級的現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熱潮過去以後是如此，這是很獨特的。通訊協會（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聲稱是勞動階級的第一批政治組織。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權》（Rights of Man ）一書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並得到輝格黨利益集團的一些政治支持。輝格黨利益集團本身因其財富和社會地位而免遭迫害，並準備捍衛英國公民的自由傳統，以及與法國議和所得的好處。然而，英國雅各賓主義的實際弱點在下述事實上表現出來，即在戰爭的關鍵階段（1797年），於斯匹海德（Spithead）發生兵變的那支艦隊自己吵嚷說，只要他們的經濟要求得到滿足，他們便將出航迎擊法國人。
在伊比利亞半島，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下，在德意志的東部和中部、斯堪的納維亞、巴爾幹半島和俄國，親雅各賓主義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熱情的年輕人，一些自稱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和少數人，例如匈牙利的馬丁諾維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臘的裡加斯（Rhigas），他們在自己國家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歷史中，扮演了光榮的先驅者角色。但他們的觀點在中層和上層階級中缺乏廣泛的支持，更不用說孤立於愚昧頑固的農民之外，這樣的情形使雅各賓主義很容易受到鎮壓，甚至在他們冒險密謀的階段就被鎮壓了，如奧地利。強大而富有戰鬥性的西班牙自由傳統，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時間，才從人數極少的學生密謀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賓密使中，冒出頭來。
法國之外的雅各賓主義多半在意識形態上直接訴求於受過教育的人和中產階級，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賴於他們運用的效力或意志。於是在波蘭，法國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波蘭人都希望從法國那裡尋求支持，以對抗普魯士人、俄國人和奧地利人的貪婪。普、俄、奧已經割佔了該國的廣大地區，並且不久便將進行徹底的瓜分。法國也提供了一切深謀遠慮的波蘭人同意的那種深刻內部改革的典範，只有這樣的改革才能使他們的國家有能力抵禦其屠殺者。無怪乎1791年的改革憲法，如此自覺而深刻地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這也是第一部顯示了法國大革命影響的現代憲法。[4] 然而在波蘭，從事改革的貴族和鄉紳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裡特有的維也納和地方自治派之間的衝突，為鄉村士紳們提供了類似的刺激，使他們對反抗理論發生興趣〔哥美爾州（Gomor）要求廢除違背盧梭社會契約論的檢查制度〕，但他們卻沒有行動自由。因此，這裡的雅各賓主義要微弱得多，也沒有效力得多。其次，在愛爾蘭，民族問題和農民不滿賦予雅各賓主義的政治力量，遠遠超過對「愛爾蘭人聯合會」（United Irishmen）的實際支持，該會領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濟會意識形態。在那個幾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國家，教堂舉行禮拜，為不信上帝的法國人祈求勝利。更有甚者，愛爾蘭人隨時準備歡迎法國軍隊入侵，這不是因為他們同情羅伯斯庇爾，而是因為他們憎恨英國人，並想尋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貧困問題同樣突出，雅各賓主義未能在這裡站住腳，則是由於相反的原因：唯一壓迫西班牙的，不是別人，正是法國。
不管是波蘭還是愛爾蘭，都不是親雅各賓主義的典型例子，因為革命的實際綱領在那裡沒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國有著類似社會和政治問題的國家中，作用較大。這些國家分為兩類：一類是本國的雅各賓主義有相當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權力；而另一類是，只有法國的征服才能推動它們前進。低地國家、瑞士的部分地區，也許還有一兩個意大利鄰國屬於第一類；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數地區屬於第二類。比利時（奧屬尼德蘭）已置身1789年的起義之中：人們常常忘記，德穆蘭（Camille Desmoulins）把他的雜誌稱為「法國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e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親法國分子〔民主的馮濟茨派（Vonckist）〕，其勢力無疑要比保守的國家經濟統治論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夠的力量提供真誠的革命支持，協助法國征服這個他們所愛的國家。在聯合省（United Province），尋求與法國結盟的「愛國者」已強大到考慮發動革命的程度，雖然若無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屬可疑。這群愛國者代表較低層的中產階級和其他人士，反對由大商人所壟斷的寡頭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勢力一直很強，而法國的引力也始終很大。在這裡，法國的征服也只是加強，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勢力。
在德意志西部和意大利，情況有所不同。法國入侵受到德意志雅各賓分子的歡迎，特別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誰也不會說，他們已強大到足以憑自己的力量給政府製造大量事端。[5] 在意大利，啟蒙思想和共濟會綱領的優勢，使革命在知識階層中大獲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賓主義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國勢力比較強大，在那裡，它實際上贏得了所有開明（即反教會的）中產階級和部分鄉紳的注意，並且還更進一步地組成秘密團體和會議，這些組織在南意大利的環境下蓬勃發展。但即使在這裡，雅各賓分子在與社會革命群眾建立接觸上，也遭到徹底的失敗。當法軍向前推進的消息傳來時，一個那不勒斯共和國便輕而易舉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樣輕而易舉地被舉著教皇和國王旗幟的右翼社會革命推翻了，因為農民和那不勒斯的遊民（lazzaroni），不無道理地把雅各賓分子形容為「有四輪大馬車的人」。
因此，廣義地說，外國親雅各賓主義的軍事價值，主要是作為法國征服的輔助力量，並在被征服者與舊式強權的關係方面，其力量組合要複雜些。情況也的確如此。那些受當地雅各賓勢力影響的地區，很容易就會被推向衛星國，而且不久就會淪為法國的附庸。1795年比利時成為附庸國。同一年尼德蘭變成了巴達維亞共和國，最終被納入波拿巴家族王國的版圖。萊茵河左岸也被佔有，並被置於拿破侖的衛星國成員中，例如貝格大公國（Grand Duchy of Berg）——現在的魯爾地區，還有威斯特伐利亞王國。很快，整個西北德意志就被直接併吞了。1798年瑞士變成了赫爾維第共和國（Helvetic Republic），然後又迅速地成為附屬國。在意大利，一連串的共和國宣告成立——阿爾卑斯山南共和國（Cisalpine，1797年）、利古裡亞共和國（Ligurian，1797年）、羅馬共和國（1798年），還有帕特諾伯共和國（Partenopean，1798年），這些地區很快就成為法國版圖的一部分，但是，它們的地位並沒有比衛星國好多少（例如意大利王國和那不勒斯王國）。
法國國外的雅各賓黨人在軍隊中具有一些重要影響，而且，這些國外的雅各賓勢力在法國國內的共和國軍隊中也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就像大名鼎鼎的薩利切特集團（Saliceti group），某種機遇使他們從一個小幫手搖身一變而升為法國軍隊內的「意大利拿破侖·波拿巴黨」，並且隨後在意大利獲得了巨大的好處。但是很少有人認為他們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重要勢力。倒是有一個海外的「支持法蘭西」（pro-French）運動讓人們覺得還算是個英勇果敢的行為，那就是愛爾蘭人聯合會的獨立運動，一個愛爾蘭革命和法國軍隊入侵的聯合行動，主要戰事發生在1797年到1798年之間。當時的不列顛正在與法國的交戰中暫時處於不利地位，愛爾蘭的行動很有可能迫使英國與其簽訂和平條約。但是這次入侵對法國軍隊來說有一個困難的技術問題，就是如何跨越寬闊的海域到達愛爾蘭島。法國人的援助行動看上去來勢洶洶，不過卻在時間上一誤再誤，顯得有些居心叵測。此間愛爾蘭人決定於1798年起義，雖然他們受到了熱烈而廣泛的支持，但由於組織不利而被輕易地鎮壓了。這個法蘭西——愛爾蘭的聯合行動只是提供了一種軍事理論上的可能性，最終卻一事無成。
但是，正如法國人樂於支持海外的革命力量一樣，反法聯盟也是這樣做的。不可否認，在民眾自發的抵制反抗法國人征服的運動中，帶有一些社會革命的成分，甚至在那些被國王與教會臨時組織起來的農民僱傭軍中也是如此。這是值得注意的重要事實，在20世紀的軍事戰略中，對於帶有革命意義的戰爭分析幾乎複雜得無法實現。活躍在1792—1815年間的游擊隊或民兵隊，幾乎是反法同盟保存下來的僅有的軍事力量。在法國國內，旺代戰爭和（布列塔尼的）朱安黨導致了從1793年開始綿延不絕的貴族游擊戰，其中雖有中斷，卻到1802年才基本平復。在法國國外，1798—1799年間在意大利南部發生的小規模戰事，恐怕是反法民兵隊的星星之火。甚至在1809年，安第斯·霍費爾（Andreas Hofer，1767—1810）的共和政體掌管了蒂羅爾地區。但是上述這些地區從1808年開始就被西班牙人統治，而且在1812—1813年間有一部分由俄羅斯人佔領，實際上它被認為是社會革命的成功表現。或者反過來說，對反法運動而言，這些帶有革命成分的軍事行動的重要性，比起國外雅各賓黨人對法國的軍事重要性要高得多。每當法國軍隊潰敗和撤退之後，幾乎所有的境外前雅各賓政權都不復存在。但是在蒂羅爾、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區，一旦法國人表面上的軍事佔領和統治宣告結束，更頻繁、更嚴重的反法戰鬥隨之而起。原因很明顯，這些現象的背景都是農民運動。而在那些反法民族主義者不依賴於當地廣大農民的地區，它們在軍事上的地位就變得無足輕重了。在1813—1814年間，一些保守的具有愛國精神的人士曾經創立了一個日耳曼的「戰鬥解放組織」，但是可以肯定，與其說它是建立在對法蘭西的全面抵抗的基礎上，毋寧說它是一個帶有濃厚而虔誠的宗教成分的傳奇。[1] 在西班牙，法國軍隊被擊敗時，人們就抓住那些法國兵把他們囚禁起來。而在德意志，忠於正教的軍隊則以完全正統的方式打敗了法國人。
從社會意義的角度說，即使是一個法國人，他對當時戰爭形勢的看法也不會有太多的不同，應該說，他的祖國有點「四面楚歌」。在那個舊時代，各種力量、各種勢力的關係更加複雜多變，這裡的基本衝突是法國和英國之間的衝突，這種衝突在那個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主宰了歐洲的國際關係，從英國的觀點看來，這幾乎完全是經濟衝突。他們想消滅主要競爭對手，以實現完全主宰歐洲貿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場和海外市場（這也意味著要控制公海）的夢想。事實上，戰爭的結果差不多就是這樣。在歐洲，這樣的目標意味著英國不具有任何領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據點以外，或者確保這些據點不落入那些強大到足以構成危險的國家手中。至於其他方面，英國對任何具均勢性的歐洲大陸政策，均表示歡迎。在海外，這樣的目標代表著大肆破壞其他國家的殖民帝國，使其盡數納入英國統治下。
這種政策本身原足以為法國提供一些潛在盟友，因為所有從事航海、商業和殖民的國家都會以疑慮、敵視的態度來看待英國的政策。事實上，它們的正常態度就是中立，因為在戰時自由經商的好處是很大的，但英國傾向於把中立國的船運（完全現實地）看作在幫助法國人而不是他們，因而時常有衝突爆發，直至1806年後，法國的封鎖政策才把它們推到對方陣營。由於大多數航海大國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歐洲，所以，沒有給英國造成多大麻煩；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卻是這樣一種衝突的結果。
從另一方面看，法國對英國的敵視態度就要複雜一點，但其中，像英國人一樣，要求全面勝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為加強，這次革命使法國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的胃口在某種程度上也和英國人的胃口一樣，是沒有止境的。要想對英國取得起碼的勝利，便需破壞英國的商業（他們正確地認為，英國仰賴於商業），而要預防英國恢復勢力的措施，便是一勞永逸地摧毀它的商業。（英——法衝突和羅馬——迦太基衝突的類比，大量存在於法國人的思想中，他們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時，法國資產階級會指望靠著自身的政治和軍事資源抵消掉英國明顯的經濟優勢，例如為自己建立一個廣大而受控制的市場，把競爭對手排除在外。與其他衝突不同，這兩種考慮都會使英法衝突變得持久而又難以解決。任何一方實際上除獲得全面勝利外，都不準備解決問題（這種情況在今天雖然很常見，但在當時卻是罕有的事）。兩次戰爭之間的短暫和平（1802—1803年），便因雙方都不願意維持下去而告終結。這種衝突的難以解決，因雙方在純軍事領域中的對峙局勢，而變得更明顯：從18世紀90年代末期，情況就很清楚，英國人無法在大陸上有效地贏得戰爭，而法國人也不能成功地突破海峽。
另一些反法強國，則忙於不那麼殘酷的爭鬥。它們都希望推翻法國大革命，雖然都不想以它們自己的政治野心為代價，但到了1792—1795年後，這樣的願望顯然已難以實現。奧地利是最堅定的反法大國，因為法國直接威脅到它的屬地、它在意大利的勢力範圍和對德意志的主宰地位。因而奧地利加強了與波旁王朝的聯繫，並參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國參加反法戰爭則時斷時續，它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參戰。普魯士的態度則有點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勢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奧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蘭和德意志，卻需要法國的主動支持。於是，它只是偶爾參戰，並且是以半獨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當時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餘時不時參加反法聯盟的國家也表現了類似的政策搖擺。它們反對法國大革命，但是，政治歸政治，它們還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們的國家利益中，並沒有什麼東西非要它們堅定不移地敵視法國，特別是一個決心定期重劃歐洲領土的常勝法國。
歐洲國家這種長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為法國提供了許多潛在盟友。因為在相互競爭和處於緊張關係的每一個永久性國家體系中，與甲方的不和，就意味著對反甲一方的同情。這些潛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較低的德意志王公們，他們有的是長期以來便將自身的利益建築在（與法國結盟）削弱皇帝（即奧地利）對各諸侯國的權力上，有的則是飽受普魯士勢力增長之苦。德意志西南部諸邦，如構成拿破侖萊茵邦聯（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騰堡（Wurtemberg）、巴伐利亞和普魯士的老對手以及受害者薩克森，是這類國家的代表。實際上薩克森是拿破侖最後一個最忠實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經濟利益來說明，因為薩克森是一個高度發展的製造業中心，可以從拿破侖的「大陸體系」（Continental System）中獲得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