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
你——
可以——
傾斜報道，
扭曲我們的觀點，
歪曲事實，
把我們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註：美國首都華盛頓的一部分。]，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
高高地站在喬治城，
你——
就——
沒錯！
艾倫·德魯裡有關華盛頓媒體的小說《榮譽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樂部」過程中，愉快而諷刺地提醒了他們自己應該「高高地站在喬治城」的任務——也就是與政府機關合作，不去搗亂，以一種在首都上流社會能夠得到社會認可的方式來報道新聞……要「高高地站在喬治城！」一位記者這樣說道，以此來解釋他稱讚羅伯特·肯尼迪，誹謗尼克松，將史蒂文森神聖化，譴責戈德華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記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寫作不符合推進自由主義的綱領，「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喬治城了！」
艾倫·德魯裡把華盛頓描繪成一個妥協的和任人唯親的城市，這種描繪是從1959年他的暢銷書《建議與採納》（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開始的，同報紙上每天展示的華盛頓很少有相似之處。但正如《紐約時報》對《建議與採納》所做的評論一樣：「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華盛頓的一些新聞界人士侷促不安。」該書稱華盛頓新聞界的成員，主要由自由民主黨人構成——德魯裡立場更保守——為了討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觀點而傾向性地編輯新聞。在他的第三部小說《榮譽的能力》中，德魯裡闡釋了偏私這一主題，詳細敘述一代年輕記者如何從全國各地來到華盛頓，「充滿了理想主義的想像，抱著堅定的信心，要誠實地無所畏懼地告訴人們美國的真理，不管有利於誰或者妨礙誰」，但「還沒等他們認識到真理，他們很快就開始寫新聞了，不是為國家，而是為彼此。他們開始報道和解釋新聞事件，不是根據他們大多數人在來華盛頓之前通過教誨所瞭解的嚴格、誠實的標準，而是要考慮新聞俱樂部略帶刻薄又輕鬆的俏皮話和他們互相調侃的聚會能否接受。」德魯裡的結論是，就像華盛頓的誘惑力腐蝕了一些政治家一樣，它肯定也腐蝕了新聞界的一些人，儘管這一過程中他們很少是有意的和惡意的。
德魯裡在寫《建議與採納》時是《紐約時報》駐華盛頓分社的一員。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羅克喜歡這本書，而有些自由主義的詹姆斯·賴斯頓卻不喜歡。賴斯頓認為，德魯裡所描繪的新聞界是不公正的。賴斯頓並沒有親自告訴德魯裡這種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給了一本新聞雜誌，這使德魯裡有些惱火。對艾倫·德魯裡來說，像他小說裡的新聞界人士一樣，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別是像賴斯頓這樣傑出人物的讚賞。他沒有從賴斯頓那裡得到讚賞，因而感到失望和沮喪。每天早晨賴斯頓都帶著微笑和對每個人的問候走進辦公室，但對德魯裡卻隻字不提這部關於華盛頓的小說，要知道這本書正在成為熱門暢銷書。德魯裡是一個高個子、黑頭髮的單身漢，有點羞澀和冷漠。在加入《紐約時報》前他曾是華盛頓《夜星報》（Evening Star）的政治記者。他實際上是賴斯頓於1953年成為分社社長後僱用的第一個記者。賴斯頓指派德魯裡採訪國會山，特別是參議院，但在隨後幾年裡德魯裡感覺到了這種報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對參議院的採訪沒有為他的創造才能提供什麼出路，紐約的編輯們總是想消除他報道中顯露出的風格。
雖然卡特利奇和紐約的其他高級編輯號召要更明快地寫作，但實際上當他們得到時卻經常不想要它；或者說當他們得到時，他們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報紙。決定權在編輯手裡。是他們最終決定什麼是明快的，什麼不是明快的，什麼東西適合發表。眾所周知，由於大多數文字編輯都缺乏幽默感——他們吃力不討好的工作無法為他們培養幽默感，即便他們有，也被這工作磨沒了——如果記者想使自己關於參議院會議的報道有一種明快感，就會在編輯們那裡遇到很大困難，即使參議院發生的事情已經證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紐約時報》對參議院的報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樣宣告，《紐約時報》實際上想要的是參議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機構的乏味。《紐約時報》對官方的東西充滿了敬畏。準確報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厭倦的活動，要比準確而有意思的論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紐約時報》上參議院是一個頑石，是一潭統計數字和死水，而不是一個充滿生氣的人類習慣與幻想、驅動力和野心的集合，不會以某種方式來回應國家的振動。議員們自身，以及華盛頓的行家們，並沒有對《紐約時報》的報道感到反感，因為他們是為數不多的可以從字裡行間之中填補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讀者幾乎永遠都不會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畫面。因此公眾在到參議院採訪之前對它實際上是什麼樣子很少有什麼想法，於是他們經常對它顯示出來的活力感到驚奇。但在《紐約時報》上，如果有對參議院內部、情緒、氣氛的一兩段描述性的話，通常也都被埋在報道的底部，並且安排在內頁。讀者不得不瀏覽上千個詞才能見到很少幾行生動的展示。《紐約時報》關於美國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業、工業、時尚、體育、藝術——的報道卻不是這樣的，《紐約時報》對於這些事情是能生動表達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對《紐約時報》人來說，似乎誠實而坦率地寫寫阿瑟·米勒要比寫寫韋恩·莫爾斯更容易得多。
當然，如果編輯是對可讀性的真正的壓制者，像艾倫·德魯裡這樣的記者就總要同文字編輯進行更艱難的鬥爭了。的確，《紐約時報》的一些記者不斷地同編輯們鬥爭，對每一處改動提出挑戰，但在華盛頓不像在紐約那樣容易做到。紐約的一個在新聞編輯部裡夜間工作的記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報道的長條校樣，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編輯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聞編輯部的一個角落裡同他爭論，可能會說服這個文字編輯在第二版時恢復他的原話。但華盛頓的記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報紙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為時已晚，而且必須通過正式的渠道，這樣就不得不通過賴斯頓。賴斯頓可以拖延一段時間再傳達給德賴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後再通過丹尼爾或伯恩斯坦透露給國內新聞主任、國內新聞主任助理、國內文字編輯組組長，最後才到文字編輯那裡。除非編輯歪曲了事實或報道的意思，否則斥責文字編輯胡亂擺弄記者的散文風格，是不明智的。畢竟《紐約時報》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編輯對抗會擾亂他們的信心和幹勁，會最終導致他們放任自流或者害怕進行修改，這最終又會使得不認真的或沒有品位的報道出現在《紐約時報》上。文字編輯是紀律的實施者，是奧克斯的信徒。他們捍衛著傳統，他們不應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從文字編輯對什麼是「明快」的定義，記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報道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後不去讀它算了，有些記者就是這樣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斷地同編輯組鬥爭，有些記者是這樣做的；或者他們能做艾倫·德魯裡做的事情，給《紐約時報》它想要的東西，保留精力和才能為外面寫作。
每一天德魯裡都會採訪參議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話，也算是準確地寫作，通過分社把他的報道發送到紐約後，德魯裡便迅速離開辦公室，去寫一部描述參議院、總統、華盛頓的新聞界和社會的小說，表達一種在《紐約時報》上從沒有以他的名義發表的見解。在《建議與採納》完稿送出版社後不久，它被《讀者文摘》摘錄，後來又是每月書訊俱樂部選擇的書。阿瑟·克羅克、拉薩爾·巴克爾和華盛頓《夜星報》的瑪麗·麥格羅裡為這本書寫了讚賞性的推薦，德魯裡在城裡到處都得到祝賀和議論——但賴斯頓卻不置一詞。德魯裡知道賴斯頓對小說幾乎沒有什麼興趣，主要是讀那些對他作為一個記者有用的非虛構著作。「19世紀是小說家的時代，20世紀是記者的時代」，是賴斯頓通常對小說的評價。然而賴斯頓是一個消息靈通的人，德魯裡不相信賴斯頓沒有聽說過《建議與採納》。最終，德魯裡無法忍受下去了，終於要求得到賴斯頓的承認。一天他來找賴斯頓的秘書，說幾乎所有人都知道這本書，唯獨斯科蒂·賴斯頓不知道。
第二天，賴斯頓經過德魯裡的桌旁，說了兩句簡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話，向德魯裡表示了祝賀。他說，他沒有想到德魯裡一直在進行這個計劃。德魯裡提醒他，自己兩年前就提到過這件事，當時他已經開始嚴肅地寫作。賴斯頓回答說：「我沒有想到這就是你的意思。」並且說他認為整個事情都挺好，然後笑了起來。賴斯頓說完後，以那種無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氣走了。
德魯裡注視著他，想起了自己當時對賴斯頓的印象，幾年後本質上仍然是一樣的：這個卓越的記者和優秀的作家，也是一個高傲的人，以自我為中心的，不會故意冷酷，但卻是有強烈競爭心的人，即使在他無可爭議地身居高位時。德魯裡承認，他為人很善良，但通常卻像是大領主。賴斯頓的自我和競爭精神很強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來自一個下級的競爭，特別是當這個下級不僅敢於挑戰權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時。
德魯裡的《建議與採納》獲得了普利策獎，成了名列榜首的暢銷書。此後不久，1959年，德魯裡退出了《紐約時報》。他為《紐約時報》寫的最後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為社裡的內刊《時報閒談》寫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表明，儘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編輯和高層管理者卻仍然不為所動。他寫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並且說，「我在編輯部門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陳舊的、可愛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職業刺客。」他說，他的書最令人滿意的結果是，他受到了全國新聞俱樂部裡的記者同行發出的講演邀請，他到場時，全體人員起立熱烈鼓掌歡迎。後來，女記者俱樂部在斯塔特勒賓館的年度大會之夜，正當德魯裡站在那裡跟內務部長斯圖爾特·尤德爾夫婦說話時，賴斯頓和他的妻子薩莉過來了，尤德爾喊了起來：「你的人在這兒呢！」
賴斯頓對德魯裡笑了笑說：「我現在是他的人。」
德魯裡想，所以我們彼此不喜歡，但現在他非常高興。
德魯裡的華盛頓不是賴斯頓的華盛頓，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爾德或戈爾·維達爾的華盛頓——但德魯裡虛構世界裡的政治家們的脆弱，華盛頓新聞界的黨派鬥爭、自我保護和自我誇大，構成了首都的場景。在紐約，一些《紐約時報》人認為這是非常現實主義的。不是說紐約的編輯們願意在《紐約時報》上描繪華盛頓的不敢恭維的畫面，而是說，對於這個城市，他們有興趣看到這種比他們自己的感覺更尖銳、更深刻的感覺。通常他們懷疑，他們得不到這種感覺的一個原因是，華盛頓分社過分保護它的消息來源。這種抱怨在有了時報大樓時就有了，但卻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達出來。當時紐約的一個編輯代表其他編輯的意見，給奧克斯寫了一個長長的備忘錄，指責克羅克的前任理查德·庫拉漢正被伍德羅·威爾遜政府利用，並且定期寫政府宣傳文章。編輯們於是建議庫拉漢每週到紐約來一趟，這樣他就可以和編輯們一起吃飯，領悟一下他們的智慧。但奧克斯當時並不把親威爾遜的政策視為一種缺點，特別是由於不久前《紐約時報》被指責為親德國，於是拒絕干預庫拉漢的事情，這種態度一直奉行到庫拉漢去世。後來克羅克從紐約被派到了華盛頓。隨著這個問題得到了解決，另一個問題又出現了，這就是克羅克本人的問題。在1962年，克羅克的接班人賴斯頓，當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長，開始感覺到來自紐約的由來已久的壓力正在復活，其中許多壓力出自一個剛剛被任命管理國內新聞組的主任——哈里森·索爾茲伯裡。
國內新聞主任不僅處理華盛頓送來的報道，也處理《紐約時報》在全國的其他分社——費城和波士頓、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薩斯城和休斯頓——送來的報道，南方腹地採訪民權運動的報道，西海岸——洛杉磯的格拉德溫·希爾和舊金山的勞倫斯·戴維斯——的報道。索爾茲伯裡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頓·丹尼爾的支持，主持國內的採訪工作。索爾茲伯裡對如何完成這一目標有非常明確的觀念，並不留意他在這一過程中是否得民心。索爾茲伯裡不是一個辦公室政治家。他說話尖銳又直率。他是一個長著長腿的高個子，有著一個瘦削的貓一樣的臉，敏銳的眼睛，留著小八字須，這似乎對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種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覺的程度，這並沒有使他煩惱。他首要的興趣是改進國內組的報道。他想要更多的想像力，他想要他的記者更多地流動並且更有幹勁，有更多在飛機上工作的記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們的後院裡發生。如果他的地區記者沒有按他的願望去做，他就會從紐約借來心情迫切的年輕記者去侵犯他們的地盤。索爾茲伯裡最近作為一個導師和記者在全國做了幾十次旅行，他知道哪裡有什麼新聞，什麼新的潮流和反應在改變著美國，他想讓他的記者充分報道這些東西，把它們寫得漂亮些。為了保證這種寫作不被文字編輯排斥，索爾茲伯裡就盯著他們，在必要時否決他們的意見，他不關心這些編輯中的煽動家——西奧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緒。
索爾茲伯裡對華盛頓也有明確的感覺。他曾在那裡為合眾社工作過，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工作過，採訪國務院。賴斯頓曾建議他留在華盛頓，但索爾茲伯裡非常自主，不感興趣。他認為，賴斯頓和他很快就會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華盛頓的夏季之行後他回到了紐約，開始執行特殊任務。卡特利奇曾為他提供了教育編輯的職位，索爾茲伯裡認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為他提供國內新聞部主任職位時，他接受了。
不久賴斯頓的人就感覺到了索爾茲伯裡的出現，並且表示不滿。他們不習慣這種書報審查，於是就向賴斯頓抱怨，賴斯頓進行了調解。但索爾茲伯裡並不洩氣。每隔幾天，他會就某個新的政府計劃或陰謀不停地給分社發更多的備忘錄、打電話、做指示，如果分社沒有拿出他認為應該有的報道，他便不滿意。這多少意味著，他們沒有足夠的人進行檢查，或者他們全盤接受了他人採訪時的回答，或者還應該有比這「更多的東西」。分社的一些成員對索爾茲伯裡的懷疑傾向感到驚訝，他們把這歸咎於他在斯大林時代的蘇聯待了幾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爾茲伯裡把他們同《先驅論壇報》《華盛頓郵報》或《華爾街日報》在華盛頓的某些記者進行不利的比較。他們說，他喜歡的《先驅論壇報》上的生動的報道，僅僅意味著一家垂死的報紙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後掙扎。他們驚奇，他居然決定在《紐約時報》上發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鋼鐵工業對立期間時，肯尼迪總統不文明的評論。賴斯頓的副手華萊士·卡羅爾，在他的報道中寫道，肯尼迪總統對鋼鐵業人士全面提高價格的決定很氣憤，對他們頗有微詞。但卡羅爾沒有直接引用後來在他的報道中出現的肯尼迪的原話（「我的父親一直對我說，所有商人都是狗娘養的，但我今天才相信這一點！」）；正是索爾茲伯裡感覺出這些話出自總統之口，他從他信任的線人那裡得到了這個消息。於是索爾茲伯裡給卡羅爾打電話，要求他寫上一段把這句話包括在內的插入語。卡羅爾表示反對，說他沒有聽到總統使用這樣的語言。索爾茲伯裡堅持自己的意見，卡羅爾反駁說：「見鬼去吧，你自己寫吧！」
假如賴斯頓此時不是忙於寫作他的專欄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爾、馬克斯·弗朗克和安東尼·劉易斯這樣的年輕人來鞏固他的未來的話，假如賴斯頓的時間和興趣不是放在關注全國、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總是看不夠他的三個兒子——的話，賴斯頓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紐約的編輯們鬥爭。然而，賴斯頓有比這更大的抱負。索爾茲伯裡的入侵是令人討厭的，但賴斯頓承認索爾茲伯裡是一個優秀的報人，即使他的方式經常是錯的，但他的本能卻經常是對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賴斯頓總能直接去找業主。實際上德賴富斯最近已經研究了在將來某一天讓賴斯頓來紐約當《紐約時報》「編輯主任」的可能性，儘管這個頭銜現在還不存在，但根據德賴富斯模糊的說法，它似乎會使賴斯頓擁有比主編更大的權力。然而，賴斯頓表明，他寧願生活在華盛頓，在任何情況下他都不想放棄他的專欄。因為專欄既是賴斯頓的興趣所在，也是他在這個組織裡的特殊的權力基礎。由於這個專欄，以及他用這個專欄做的事情，賴斯頓成了一個全國性的人物，總統們的心腹。如果他離開《紐約時報》的話，其他報社社長只要可能也會僱用他的。如果他放棄了專欄，他就在世界的領袖那裡沒有什麼份量了，很快他在報社的地位就會不如以前了——他會更多地依賴於他在《紐約時報》的頭銜，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氣，這樣也就沒有什麼優勢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專欄，有華萊士·卡羅爾這樣有用的下屬來減輕他的許多行政負擔，賴斯頓就樂意對紐約（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羅克還在幕後小聲抱怨，他是分社社長的時候，從來沒聽過紐約的話）採取一種逆來順受的態度。賴斯頓現在已接近55歲了，有書要寫，有兒子要考慮，沒有時間和編輯同事爭吵。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目標，更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幸福的人。
蘇茲貝格一家自豪地把賴斯頓叫作自己人。更讓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紐約報紙罷工期間，賴斯頓在電視上朗讀了他的星期天專欄，同幾百萬人交流他對《紐約時報》的感情，他痛心於《紐約時報》正在遭到罷工的打擊。
閱讀《紐約時報》是一項人生事業，就像養育一個家庭——同樣非常困難。但是我已經開始習慣它的獨特方式，不能打破這種習慣。它是一項社區服務，就像疏通管道一樣。
這是一個和平的季節，而不知怎麼的——我不知道為什麼——和平似乎在《紐約時報》上有著更好的機會。每個人似乎都在向我們吶喊著，給人類六個星期的時間讓他們脫離困境。但是《紐約時報》一直在說著在16世紀，人類也面臨著困境……
沒有了報紙，生活的進程就會被改變。在辦公室度過一個長長的、多嘴的一天，對人類感到很厭倦之後，勞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爾的生平，或者哈羅德·麥克米倫的政治風險中，而必須繼續與陌生人交談，一直到西港。
這對於公眾來說就夠糟糕了，但對一名記者來說更是如此。我25年間每天早晨都有訂閱的《紐約時報》被放在門廊上，而現在外面已經很寒冷、孤獨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讀到自己寫的東西，我怎麼會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這次罷工從1962年12月8日開始，持續了114天。它不僅影響了《紐約時報》，而且也影響了《每日新聞》《美國日報》《世界電訊和太陽報》，還影響了紐約的其他三家日報和長島的兩家報紙。後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會的打擊，而是這兩家報紙擁有者發出了有產者團結的信號，要麼中止，要麼減少他們報紙的發行量。這次罷工是在聖誕節之前的廣告高峰期進行的，使報社老闆們損失了幾百萬美元，從而把一些報紙削弱到了無法恢復的程度。的確，在這次罷工結束後不久，《鏡報》停辦了；幾年之內，《先驅論壇報》《世界電訊和太陽報》及《美國日報》的合併版在又一次罷工後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罷工期間，印刷工工會主席伯特倫·A.鮑爾斯曾預言，紐約日報的數量最終會減少到三家，他說對了。只有《紐約時報》和兩家通俗小報，即早晨的《新聞報》和晚上的《郵報》，仍在這個城市裡存在，而1900年這個城市卻有16家日報，1930年也有12家日報。
紐約報紙消失是有多種原因的，僱主的發言人和勞工的發言人有不同的解釋。但雙方都認為，它是一種決策失誤、經營不善、錯誤估計和互不信任的歷史結果。使報社老闆苦惱的是報紙生產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資要求，電視侵入來爭奪廣告收入。他們手忙腳亂地進行試驗來追趕經濟的潮流和變化著的社會，卻經常走錯了棋，誤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動化機器，而老闆卻將其視為生存下去的工具。儘管新技術論者有模糊的許諾和委婉的說法，但工人們知道，自動化會最終破壞他們的手藝和安全，所以他們提出了被老闆們認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闆有自己的、營利者的想法，他們不是慈善家。老闆們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時髦的社區住。他們還有週末的別墅。儘管他們擁護平等的事業，但他們卻把自己的孩子送進私立學校，躲藏在高高的籬笆牆後，有看門人來守衛。報社老闆發表了許多關於言論自由的講演，但他們對採訪罷工談判的記者卻「無可奉告」，並且經常用他們的經營會議來阻礙新聞界。在任何經濟危機中，持各種意見的報社老闆總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們是滿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當他們犯了錯誤，漏了一行字，擊錯了鍵盤時，他們的工作才會被注意到。他們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裡，周圍是少數民族的鄰居，他們不關心中國或共同市場，只關心正被蠶食的貧民窟、他們小額的投資和相鄰的學校。如果他們關心遠方的戰爭的話，那也是因為他們的兒子會第一批應徵參戰。他們忠誠的不是報紙，而是工會，在工會裡他們也有與老闆們相類似的基本的裙帶關係。除此之外他們就和老闆沒有什麼共同點了。
在這次持久的罷工中，報社老闆們可以尋求並且得到總統和國家的支持，因為政治家們總是急於做那些對老闆們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們的工會。1962年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一個叫作伯特倫·A.鮑爾斯的堅定的現實主義者身上。鮑爾斯41歲，是紐約印刷工工會的頭子。他是一個高個子，有著一張稜角分明的臉盤和漸漸變白的金黃色的頭髮，並且是一個思想專注、不會閒聊的人。他只上了兩年高中就當了印刷工人，在他看來工會是必不可少的。他認為，如果僱主公平地對待他們的僱員，不剝削他們，就決不會有工會。但慷慨大方不是僱主們的傳統美德，鮑爾斯從自己當印刷工的經驗中得知，老闆很少自願地做出讓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這樣的事情，也要在契約中規定下來。事實上，1962年和老闆談判的條款之一就是印刷工願意放棄一天15分鐘的「上廁所時間」，以此換取把他們每週的工作時間從36個小時15分鐘減少到35個小時。但老闆們想當然地認為，不管在契約上有沒有規定，印刷工都會拖延上廁所的時間，並且說每週工作時間的減少會增加生產成本。
鮑爾斯和老闆之間還有其他許多不一致的觀點。鮑爾斯想為他的印刷工爭取更多的錢，多於現在的141美元的工資；他想把不扣工資的病假從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僱主應對工會的資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貢獻；業主應把使用自動裝備節省下來的錢拿出一份。鮑爾斯想要的這些東西和其他東西並不總是說得清楚的——他想要老闆自己提出來，由工會來決定——他還想要契約中沒有說明的東西，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嚴格地說不是一種個人的身份，儘管這是反對他的許多人的要價，而是給他的工會的身份，因為他的工會多年來在老闆和其他工會每兩年一次的談判中一直處在後台。其他工會是：1953年發起罷工的照片製版工工會，鑄版工工會，新聞工作者工會，投遞員工會，電器工、郵件工和大型日報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會。印刷工工會一直是和其他工會混在一起的，特別是和紐約報紙聯合會混在一起，後者代表記者和文字編輯、職員和送稿生、電梯操作工和清潔女工及自助餐廳廚師，以及和九大行業工會沒有密切關係的其他所有人。紐約報紙聯合會1951年發起了反對《紐約世界電訊報》的罷工，取得了勝利，因為行業工會支持了它。自那時起聯合會在各工會中獲得了它以前從未享有的領導地位。每兩年，聯合會的契約在10月31日終止前，聯合會的代表就會和老闆們進行協商。他們達成新的協議後，便假定這些協議也會為行業工會所接受，而行業工會的契約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終止的。鮑爾斯現在想結束這些假定和程序。
鮑爾斯認為，聯合會不能因為它的契約終止日比較早就可以為其他工會來設定標準，他想要所有工會的契約都在同一天終止，也就是說都在聯合會的10月31日終止日終止，這樣行業工會就能在聖誕節前的廣告高峰期之前對付報社老闆，因為老闆在這個時間最怕罷工。鮑爾斯的工會，是一個多世紀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來沒有號召過罷工，只在1919年發起過一次「自願休假」，希望獲得一周44小時工作制。但這次抗議，是在無視國際印刷業工會的情況下舉行的，失敗了。在本世紀，更富進攻性的工會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會卻落後了，靠繼續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塊錢，它是永遠趕不上其他工會的。這些各種各樣的微不足道的好處，對其他工會來說也許是可以接受的，因為他們的基本工資更高一些。
鮑爾斯認為，印刷工還需要的，是對他們自己身份更強烈的意識。一個報紙沒有記者和編輯也能生產出來——管理者、辦公室和電訊服務能夠填補寫文章的空白，但一個報紙離開了印刷工卻無法生產出來，至少在這個時代還不行。當然，如果自動排字機——像彈鋼琴一樣對紙帶的穿孔條做出反應——被允許擴大使用的話，它們最終會導致印刷工、工會和鮑爾斯本人被消滅。對鮑爾斯來說，而不是對所有報社老闆來說，這是一種令人苦惱的想法。
在這次罷工期間，一些衝動惡毒的報社老闆開始仇恨鮑爾斯。他們把鮑爾斯看作是對他們在新聞界生存的無情威脅。在紐約的日報中，只有《紐約時報》和《新聞報》繼續營利，其他報紙是靠報紙業鏈條或所有者個人的副業生存的，這些所有者的財富主要來自外部源泉。儘管報社業主聯合會向工會保證任何一個正式僱員都不會因自動化而失去工作，但報社老闆卻想立即開始使用自動化機器把華爾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關的股票走勢圖排印在金融版上。這些機器會從美聯社或合眾國際社接收包含這種信息的紙帶。但工會出面阻止，堅持要求把使用紙帶可能節省下來的一部分錢納入一項專門基金，用於印刷工的培訓，或他們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補償性的失業福利。老闆們表示反對，說其他大城市的報社已經得到工會認可，增加使用了紙帶，並沒有為印刷工建立專項基金。於是這形成了一種僵局，雙方的態度都強硬起來。1962年聖誕節之前的幾周，罷工開始了。
印刷工的糾察隊在《紐約時報》《新聞報》《美國日報》和《世界電訊和太陽報》的辦公室前走來走去。紐約未進行罷工的報紙——《郵報》《鏡報》《先驅論壇報》的所有者停止了報紙的出版，鎖上了他們的門。突然間，紐約幾百萬人的讀報習慣改變了。一些紐約人，他們的常規中斷了，開始習慣了沒有報紙的生活，再不會成為報紙的訂戶了。他們開始更多地看電視，或者更詳細地讀新聞雜誌或書籍，並且發現，沒有了赫斯特集團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標題，《新聞報》上傳聞的匪徒槍擊，《紐約時報》上威脅性的國際衝突，紐約似乎成了一個更正常的、平靜的地方。另一些紐約人，堅持每天的讀報習慣，開始閱讀《紐約時報》的西部版，這是由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朋友給他們寄來的，或者他們購買現在擺放在報攤上的外埠報紙——《費城探詢報》（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學箴言報》（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們讀《華爾街日報》、《婦女服飾日報》（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記者（包括《紐約時報》的記者）生產的薄薄的特殊的罷工版。對《紐約時報》的這些人和其他人來說，這次罷工並沒有像1953年的罷工那樣引起內部衝突和懊悔。過去的那場罷工是一種新出現的令人不安的體驗，它在歷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紐約時報》的出版，儘管《紐約時報》的大多數人被迫不去越過糾察線，但他們畢竟還有一種放棄和背叛《紐約時報》的感覺。
然而，現在個人的紐帶不那麼強有力了。《紐約時報》在最近幾年似乎成了更少個性的地方，它越來越大，越來越重要，也就越來越冷漠了。現在《紐約時報》的老人在看到糾察線時心情是平靜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罷工期間，特別是在早期階段，《紐約時報》的一些年輕人甚至有了一種冒險和自由的感覺：他們的日常生活現在不是直接圍著《紐約時報》轉了，他們有更多的時間考慮自己，重新評價他們現在的環境，深思未來。他們可以看到，沒有《紐約時報》，生活仍然繼續，地球照樣轉。報紙罷工繼續，他們獲得了自信心和意識；他們悠閒地遊覽城市的新地區，他們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覺到了不作為《紐約時報》人會是什麼情況——沒有了政治家給予的特權待遇，沒有了新聞機構的免費票券，也不能保證一個重要人物會回電話；沒有了對這些重要人物的責任感，沒有了在寫《紐約時報》的報道時所受到的限制，沒有了在處理公共事務或私人問題時的個人限制和謹慎的感覺。在罷工期間他們看到了他們生活的兩面：一面是更有特權並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證但也許更令人滿意。他們權衡這兩個世界，他們在等待著。他們得到了失業金和工會的好處，他們也可以在電視台、政府、公關公司或雜誌社找份臨時的工作，收入經常是和他們在《紐約時報》時掙得一樣多，甚至更多。《紐約時報》的一個記者，菲利普·本傑明，在罷工期間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說——《莫負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繪了他作為《紐約時報》記者曾去採訪過的南極洲。這部幽默小說於1963年出版，影視版權賣給好萊塢得了五萬美元。
幾乎所有罷工者，行業工會會員和新聞工作者，都適應了這次漫長的罷工，沒有遇到大的資金困難。普通印刷工，靠工會基金和國家失業保險來支撐，收入比他們工作時大約少20美元。如果說罷工使有些人的財力受到傷害的話，那就是報紙的老闆，還有那些生意受報紙影響的局外人，如依賴地方廣告的商店老闆、百老匯演出的製作商、地產的買賣者、投資人、投機商、廣告員。這次罷工對首次亮相的藝術家，對剛剛從業的演員，對找工作的速記員，對丟了寵物或鑽石的人，對做講演的人——儘管對電視採訪沒有把握的政治演說家一般會在電視上謹慎說話——是令人沮喪的。然而，這次罷工對世界經濟或政治沒有任何嚴重的影響，它並沒有持續到要恢復秘密外交藝術的程度，也沒有使試探性的手段無用武之地。想著要瞭解消息的紐約人——儘管沒有《紐約時報》，消息就不會那麼詳細——那就去閱讀其他消息資源，或轉向電台和電視範圍擴大的報道。雖然缺少了《紐約時報》，使電子新聞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聞導向，但媒體令人稱道地對這種挑戰做出了反應。紐約的NBC第四頻道還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電視節目，主持人是《紐約時報》那些沒有參加罷工的人，他們在罷工期間仍在發佈和評論新聞，這些新聞原本是出現在星期天的《紐約時報》上的，如果沒有罷工的話。克利夫頓·丹尼爾是這個節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節制的舉止使人們想起了英國演員萊斯利·霍華德[註：萊斯利·霍華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國舞台劇演員和電影演員，他最著名的角色是電影《亂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爾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飛機從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國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納粹擊落，飛機墜海身亡。]。《紐約時報》的所有人都值得稱讚地展示了新聞和他們自身——伯恩斯坦和索爾茲伯裡，賴斯頓和奧凱斯，博斯利·克勞瑟和夏洛特·柯蒂斯；體育編輯詹姆斯·羅奇，美食編輯克雷格·克萊本，以及其他幾十個人。也許只有克萊本在鏡頭前顯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調手藝時手發抖了，盤子摔碎了，但他把這種神經質的表現歸因於他在家庭觀眾那裡太有影響了。當時他正準備倒調味汁，他說「你們拿一個船形肉鹵盤，搖一搖，晃一晃……」，結果把自己的盤子晃掉了。
罷工繼續到第六周，由於勞動部長甚至肯尼迪總統都不能對調停有所影響，甚至也不能進行嚴肅的談判，詹姆斯·賴斯頓便真憤怒了。賴斯頓，連同他的華盛頓分社，全國及海外的分社，紐約總部的管理者和沒有參加工會的少數僱員，現在也許比罷工者本人更強烈地感覺到了這次罷工。沒有參加罷工者沒做多少事情仍在領工資，對此感到很不安。賴斯頓特別意識到這次罷工正在使蘇茲貝格夫婦和奧維爾·德賴富斯感到極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賴斯頓為《紐約時報》的西部版和國際版、它提供新聞服務的外埠72家報紙寫了一篇專欄文章，攻擊伯特倫·鮑爾斯和印刷工工會，主張如果必要的話，報社老闆們可以找沒有工會的印刷廠印刷紐約的報紙，並通過郵遞進行分發。賴斯頓的文章如下：
美國總統不能審查紐約媒體。《權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確禁止美國國會干涉媒體自由，但是伯特·鮑爾斯，紐約印刷工的首領，卻不僅可以審查媒體，還可以把它們關閉。
一個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鎖言論的媒體，還有什麼「自由」可言？……
因此在這座全國最大的城市當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絕對的權力所擺佈，而權力的掙扎非常不均衡。因為工會在利用它所有的權力來停止出版，而媒體的所有者沒有盡其全力來繼續推進出版事業。
這如果是在一個肉類工廠或者鋼廠，也許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報紙並不是豬排或鐵柵欄。除非每個人，從傑弗遜，到門肯到傑拉爾德·約翰遜都在對我們開玩笑，否則我們的工作就是印刷新聞，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借用伯特·鮑爾斯善意的允許，但是如果得不到，那麼在必要的情況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許。
我知道這個觀點並不會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認同，但是記者也是這個行業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們無法得到光榮的和平，我們就要默認新聞就像是肥皂一樣可有可無的商品，那麼我們將會被當作肥皂小販一樣被對待，並且活該如此。
這篇專欄文章被《紐約時報》封殺了。它沒有發表在《紐約時報》的西部或國際版上，而且《紐約時報》還給接受新聞服務的外埠報紙發了一個刪除通知。這個決定最終是奧維爾·德賴富斯決定的。當德賴富斯看到賴斯頓的專欄文章時，談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這種虛幻的跡象很快消失了。德賴富斯沒有把握住任何機會。賴斯頓是失望的，但在這個場合他無力影響德賴富斯。德賴富斯仍然是賴斯頓非常親密的朋友和讚賞者，但除此之外德賴富斯還是報社業主。他不願意有意冒犯伯特倫·鮑爾斯，因為這可能引起勞工和經理之間更多的不和。
然而，罷工仍在繼續。十周後，在罷工仍在進行時，賴斯頓未發表的專欄文章出現在《新共和》上了，並且有了一個應答者默裡·肯普頓。肯普頓儘管稱讚賴斯頓的精神，批評《紐約時報》查禁賴斯頓文章的決定，但他並不同意賴斯頓文章的基本論點。肯普頓寫道：「我們從中看到了我們經常在杜勒斯國務卿的演講中看到的、使賴斯頓感到不舒服的惡棍和聖人。」肯普頓認為，賴斯頓的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對報紙的罷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對《紐約時報》的罷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進也不代表保守的觀點，他代表的是《紐約時報》。」肯普頓寫道。肯普頓希望賴斯頓講鋼鐵廠和肉類加工廠這樣的地方的罷工態度不要過於傲慢。「如果一次肉類加工廠的罷工使兩萬人丟掉了工作，」肯普頓寫道，「就存在著值得公眾關注的個人利益。」肯普頓的結論是，進行罷工的印刷工，想要證明自己作為工會會員的自豪，而不是作為手藝人的自豪——「對他們來說，他們有一種社會欠他們的債的觀念，就像賴斯頓和我本人關於記者對社會的貢獻的觀念一樣是膨脹起來的。」
這次罷工持續到整個冬天，德賴富斯看起來很沮喪而且疲勞。雖然德賴富斯剛剛50歲，並且看起來身體健康，但他年輕時就有風濕性心臟病，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在徵兵體檢時發現的。現在作為報社老闆，他在極力爭取得到一個公正的安撫性的解決方案。在一個關鍵的時刻，當談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責中破裂時，德賴富斯說服主要談判代表繼續談下去，抑制一下他們的敵意。大多數敵意針對的是德賴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顧問、《紐約時報》總經理艾默裡·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這次罷工之前被報社業主聯合會指定為聯合會對工會的首席發言人。報社業主們意識到了布拉德福德的專橫，但他們敬佩他的獨立性和信心。他們相信他們找對了布拉德福德這個難對付的使者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反對工會的野心。他們沒有預料到工會人士對布拉德福德的反應。如果說有誰在與工會領導會談過程中，完全無法表現得像「普通人」一樣，那就是艾默裡·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這樣做。當布拉德福德和工會人士在一起時，就像是一個貴族學校的校長和貧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愛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時經常對土著酋長的笑：頭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著遠方，目中無人。在工會的圈子裡，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說些什麼，似乎都是錯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錯的，他瘦削、金黃色頭髮、新英格蘭人的英俊是錯的，他的煙斗和他的暗色雙排扣的外交官服裝也是錯的。他在談判桌上面對的是伯特倫·鮑爾斯，這對他來說也沒有什麼優勢。鮑爾斯是個固執的出身於低層的美國愛爾蘭人，曾在波士頓居民區接觸而對輕鬆瀟灑的哈佛大學學生沒有好印象。當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魯大學畢業的，但這對鮑爾斯來說沒有什麼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顯示出一點高傲的跡象，都會使鮑爾斯生硬起來。隨著罷工的持續，布拉德福德受到來自報紙所有者、商業界、紐約和華盛頓的政治家與和平人士的很大壓力。布拉德福德的舉止越來越冷漠和傲慢。不僅鮑爾斯和其他工會人士感覺到了這一點，而且曾幾次主持調解罷工會議的紐約市長羅伯特·F.瓦格納，公正的罷工調解人西奧多·W.基爾，《紐約郵報》社長多蘿西·希夫都感覺到了這一點。罷工進行到第三個月，希夫女士開始煩惱起來，她退出了報社業主聯合會，恢復了她的報紙出版。她覺得，紐約人至少應該有一份可閱讀的地方報紙，而解決罷工問題似乎沒有多大希望。雖然開了幾十次會議，其中一些會議甚至通宵達旦，但雙方的讓步卻很少，只有更多的惡毒攻訐。使伯特倫·鮑爾斯特別惱怒的是，肯尼迪總統在一次電視新聞記者招待會上對他進行了人身攻擊。肯尼迪在宣讀一篇有利於報社老闆們的聲明時，指責鮑爾斯堅持沒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這種爭論交給第三方來解決。肯尼迪總統說：「顯然，在這次紐約報紙罷工中，國際印刷業工會的地方組織和它的主席伯特倫·鮑爾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場而言，是企圖強加一種解決方案，把紐約的幾家報紙關掉，使幾千人丟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裡·布拉德福德說這番話，鮑爾斯是不會被激怒的，但這些話出自總統之口，對鮑爾斯來說卻大失所望。因為總統是波士頓的愛爾蘭人，是一個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競選中鮑爾斯曾為他搖旗吶喊。鮑爾斯沒有把他同他過去接觸的波士頓其他哈佛男孩聯繫起來。現在不僅是鮑爾斯，工會也同樣對肯尼迪的批評感到憤慨、不安和驚奇。
肯尼迪發表聲明兩天後，總統的一個朋友、華盛頓的一個報社老闆來找鮑爾斯。這個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華盛頓郵報》和《新聞週刊》（News Week）的總裁和首席執行官。格雷厄姆聽說《時代》週刊準備為鮑爾斯安排封面報道，他也在考慮同樣的事情，於是邀請鮑爾斯去紐約他下榻的賓館進行私下會晤，兩個人談了六個小時。鮑爾斯感覺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這位華盛頓的報紙老闆不會瞧不起鮑爾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規教育。鮑爾斯在社交時是鎮靜的，口才很好，他在罷工期間獲得了很大自信，習慣了在每天電視攝像機鏡頭的燈光下、同時在成群人的包圍中表達他的觀點。在罷工期間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幾次高級餐廳，他開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義。他看到了21俱樂部的領班如何歡迎著名的英俊的罷工調解人西奧多·基爾，他熟悉了市政廳的內部，市長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裡出出進進的人。鮑爾斯還更近地觀察了報紙老闆是如何生活的——他們在冬天如何兩次度假，到佛羅里達、拿騷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報紙罷工期間。高層的全國勞工領袖也過著好生活。在高層，勞工同經理已經沒有大的不同。他們已經獲得了權力，被邀請出席同樣的政治宴會，在講台上緊挨著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難區別他們。很快，至少年輕的勞工領袖，會像老闆一樣，去找同樣的裁縫，由同樣性感的女修指甲師來給他們修指甲，或許也會和老闆們有同樣的邪念。
在報紙罷工期間，所有這一切不是突然對鮑爾斯發生的。在1961年他成為印刷工工會主席之前，他當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個中學教師的婚姻也有助於磨平他高低不平的稜角，增強他的自我意識。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罷工期間的體驗是新的、戲劇性的。他現在才理解了媒體作為一種權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當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電話，請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萊爾賓館的套間會談時，鮑爾斯立刻就去了，並且知道地點。它在麥迪遜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報紙上經常提到的地方，因為它是哈里·杜魯門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經常光顧。
格雷厄姆對鮑爾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們討論結束後，格雷厄姆給在棕櫚灘的肯尼迪總統打電話，鮑爾斯也在房間裡。格雷厄姆向總統稱讚了鮑爾斯，譴責了紐約的報紙老闆們。當肯尼迪知道鮑爾斯在場後，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後再通電話，格雷厄姆照辦了。在下一次通話時，格雷厄姆表達了想成為紐約報社業主聯合會和工會之間的中介人的興趣，肯尼迪贊成這個想法。但當紐約報社老闆們得知此事後，拒不同意。他們說，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紐約的談判，他們就退出談判。
在《紐約時報》新聞編輯部的相對平靜中，西奧多·伯恩斯坦決定，在這次罷工最終解決後，《紐約時報》應該努力向它的讀者解釋這次罷工的原因究竟是什麼，為什麼持續這麼長時間，日復一日地在談判桌的背後都發生了什麼。伯恩斯坦找了《紐約時報》勞工專家A.H.拉斯金做這件事，拿出了草稿。這是一個不一般的任務。它意味著拉斯金不僅要分析工會及其領袖的頑固要求，而且還要把它同報社業主聯合會——包括它的發言人、《紐約時報》的艾默裡·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協的做法擺平。在《紐約時報》的歷史上，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報道中禁用的詞，因為他認為沒有任何事從未發生過；但如果拉斯金寫了一篇文章來批評《紐約時報》的副總裁，而且如果發表了的話，那確實將是前所未有的。
當拉斯金開始他的研究時，他一點兒也不驚奇地發現，報紙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樣，當碰到不那麼令人愉快的消息時，同樣會迅速躲開記者。拉斯金給辦公室打電話找布拉德福德沒找到，給他的秘書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電話。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層的辦公室，沒有到別的地方去談判的話，這只能說他這個管理者鎖上了自己的門，不願意見人，包括在《紐約時報》工作的記者，這真令人驚奇。
當拉斯金的報道於1963年4月1日，也就是僱員終於停止罷工回去工作後的一天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後，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煩意亂。拉斯金寫道，114天的罷工已經結束了，鮑爾斯在他的三個關鍵問題上取得了突破。鮑爾斯得到保證每週工作35小時（作為回報，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鐘的上廁所時間）；在和報社老闆的契約問題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會共同的契約終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聖誕節前的廣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復活節前的廣告高峰之前，這也是不錯的；鮑爾斯還設法把自動裝備的使用限制在老闆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內，並組成一個聯合委員會分析節省下來多少錢，有多少應給工會。薪水增加了，在兩年期內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沒有罷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裡，紐約市長瓦格納和調解人基爾被稱讚為可接受的解決方案的推動者，但鮑爾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許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採訪者之口說鮑爾斯「誠實、公正、民主——同時難以對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輕重緩急」，但又承認鮑爾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遠的」製版技術工會領袖。艾默裡·布拉德福德被說成是有敏銳的頭腦和表達能力，但拉斯金還報道，布拉德福德把「這樣一種冷冰冰的蔑視態度帶進了會議室，以致調解人經常覺得應當要求賓館把房間調熱」。拉斯金還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導火線」，並且曾說過市長解決罷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討厭整個程序」。這篇報道引用瓦格納市長的話說，經理的力量和勞工的力量由於同樣的不稱職而導致這場罷工，並且說「這是對雙方的互相懲罰」。
拉斯金寫完了報道後，交給伯恩斯坦審閱，然後給卡特利奇審閱。卡特利奇閱完後，立即給德賴富斯打電話，問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賴富斯說，等到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後，他會讀的。卡特利奇讓他在發表之前先審閱一下。所以，德賴富斯把這篇報道帶到了中央公園，在那裡他可以一個人在湖邊來讀它。卡特利奇在辦公室裡仍然不確定德賴富斯會做出什麼反應，這篇文章會不會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儘管德賴富斯最近扼殺了賴斯頓的專欄文章，但德賴富斯總的表現是值得稱讚的，允許在《紐約時報》上發表肯定會被大多數報社老闆槍斃掉的報道。儘管反對吸煙的社論曾使《紐約時報》在香煙廣告上損失了幾千美元，但德賴富斯卻沒有否決這些文章的發表。《紐約時報》的電視批評家傑克·古爾德在大肆張揚的電視智力競賽醜聞期間，寫了一欄文章告訴讀者，報人「沒有資格披上潔白無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賴富斯也沒有反對。古爾德曾寫道，一種常見的罪惡是「免費旅遊」，也就是說，由一個商業公司支付記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費用，因為這個記者正採訪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開一家新的賓館，或者在歐洲或墨西哥拍攝的一部電影。古爾德還提到了報社的「聖誕節戰利品」的傳統，私人公司在聖誕節時會給新聞界送大量的禮品。儘管古爾德沒有挑出來哪一家報紙進行批評，但《紐約時報》總是被列在送禮單上的。的確，在聖誕節的那一周《紐約時報》的接待室裡堆積著新到來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籃的水果、銀製餐具、照相機以及其他來自紐約各個推銷員和商人聯絡感情的代金券。
德賴富斯會意地一笑，提醒古爾德他的這篇報道將是「打開了一罐飛蟲」，但德賴富斯似乎高興發表它，並且馬上在新聞編輯的公告板上貼上一項通知，要求從此以後《紐約時報》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禮品包，這個政策顯然沒有使古爾德在報社裡更得民心。
現在讀了拉斯金的文章後，奧維爾·德賴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辦公室。德賴富斯輕輕地吐了口氣，皺起了眉頭，但他還是告訴卡特利奇發表它。德賴富斯預料不到它會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麼反應，但德賴富斯覺得別無選擇，只能發表它。拉斯金有準確判斷能力的名聲是不成問題的，所以這篇文章送進了四層的排版室，那裡的印刷工饒有興趣地讀了它。當艾默裡·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時，勃然大怒。他強烈要求德賴富斯重新考慮，但這位業主說他不能這樣做。所以，在4月1日，這篇報道發表了，佔了《紐約時報》整整兩版。很快它在全國得到了喝彩——在《紐約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譽為新聞獨立性的範例。肯尼迪總統後來在同《紐約時報》華盛頓分社的一個人談話時議論了它，說如果他是德賴富斯的話，他或許不會發表它。
這是德賴富斯作為《紐約時報》業主做出的最後決定之一。此後不久他離開辦公室去波多黎各進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勞，看起來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斷，住進了聖胡安附近的醫院。後來有關人士用飛機把他送回了紐約，下飛機後又從機場直接送進了哥倫比亞長老會醫療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維里昂醫院。5月25日他在這家醫院裡因心臟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歲。
奧維爾·德賴富斯去世後，全國和世界各地的領導人發來了唁電，其中有肯尼迪總統和U.桑特，迪安·臘斯克和阿德萊·史蒂文森，法國的讓·莫內，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馬特奧斯，尼日利亞的加加·瓦祖庫，幾十個國會議員、州長、報社社長，幾百個朋友。兩千多個哀悼者參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馬內利會堂舉行的追悼會。詹姆斯·賴斯頓寫的悼詞是這樣開始的：
將奧維爾·德賴富斯的去世歸因於心力衰竭，這顯然不是理由。奧維爾·德賴富斯的心臟從沒有使他倒下，也沒有辜負其他任何人——不信問問《紐約時報》的記者。它像恆星一樣是穩定的——不信問問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個。它像潮汐一樣是忠實的——不信問問他可愛的妻子和家庭。不管醫生說什麼，他們都不能把他的離去歸因於他的心臟。
賴斯頓接著詳細敘述了德賴富斯作為報社業主的品質，他在壓力下做出健全決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選舉之夜在新聞編輯部，德賴富斯第一個「感覺到我們公開發表擁護肯尼迪的意見太早了，堅持要我們重新考慮」。賴斯頓繼續說：「到了1961年，當我們處在要不要報道對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關鍵時刻，他謙恭的發問和智慧的判斷制止了我們。」
這最後一點似乎對聚集在會堂的紐約編輯們帶有最輕微的刺激，因為他們曾計劃充分報道豬灣入侵事件，但德賴富斯同意賴斯頓的觀點，命令降低這篇報道的調子。
除了蘇茲貝格和德賴富斯的家庭、政治權貴們之外，在會堂聚集的還有大多數高層管理者和編輯——馬克爾和克羅克，卡特利奇和奧凱斯，丹尼爾和索爾茲伯裡，以及過去幾十年的許多編輯：前社論版主任查爾斯·默茨，曾在范安達、伯查爾和詹姆斯手下工作過的主編助理尼爾·麥克尼爾，奧克斯親自錄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維·H.約瑟夫。艾默裡·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禮，但沒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間，而坐在了幾排之後。對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立即預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將辭職。
德賴富斯被葬在離阿道夫·奧克斯和奧克斯夫人的陵墓不遠的墓裡，在一個園丘上，向西可以俯瞰著韋斯特切斯特縣的薩米爾河。此後幾周新聞編輯部裡進行了熱烈的猜測：誰會是下一任業主？阿瑟·海斯·蘇茲貝格72歲了，因為心臟狀況不佳而被限制在輪椅上，不能重掌指揮權，即使是短暫地。他唯一的兒子阿瑟·奧克斯·龐奇·蘇茲貝格37歲，幾乎沒有什麼管理經驗。由於德賴富斯在罷工前看起來身體健康，蘇茲貝格夫婦以為德賴富斯在20世紀70年代都會是報社的首席執行官，所以沒有培養一個接班人的迫切感。
現在《紐約時報》處在麻煩的狀況，沒有有經驗的家族成員來接班，能像德賴富斯接蘇茲貝格的班，或蘇茲貝格接奧克斯的班一樣。選擇另一個女婿來接替德賴富斯也是不可能的。理查德·N.科恩，是蘇茲貝格的三個女兒中最小的女兒朱迪思·蘇茲貝格·科恩博士的第二任丈夫，是一個成功的保險商。儘管他進了《紐約時報》的董事會，但他對把新聞工作當職業卻沒有什麼興趣。另一個女婿本·黑爾·戈爾登，是蘇茲貝格的二女兒魯思的丈夫，有辦報的經驗——他是《查塔努加時報》的社長，但他們的婚姻狀況正在惡化，很可能會離婚。然而，戈爾登夫人本人，在紐約的新聞編輯部裡被提到是一種可能人選。她是一個極其聰明的女人，文筆漂亮，並且有《查塔努加時報》的管理背景。人們還談到了約翰·奧凱斯成為社長，或者社長的責任被兩個人分擔——家族的一員可以充當《紐約時報》經營方面的監管人，而新聞方面可掌握在一個同家族有密切個人聯繫的編輯手裡。一個明顯的人選會是詹姆斯·賴斯頓，他是伊菲吉妮特別中意的人。
伊菲吉妮現在71歲了，但她仍像以前那樣敏捷。她在董事會裡很活躍。在董事會裡除了蘇茲貝格家族之外，還有像布拉德福德這樣的非家族成員，世界銀行的前行長尤金·R.布萊克，卡爾·范安達的兒子保羅·范安達。但董事中，伊菲吉妮無疑是最有影響的，特別是在她的丈夫現在健康狀況不佳時。她控制著大約三分之二《紐約時報》股份投票權。在她死後，她父親的財產會在家族裡分解，但她現在還非常活躍，雖然《紐約時報》的正式聲明仍然是以阿瑟·海斯·蘇茲貝格的名義做出的，但要靠伊菲吉妮·蘇茲貝格堅定的手來幫助他寫下每一句話。
6月20日，德賴富斯去世三周多後，阿瑟·海斯·蘇茲貝格辦公室發表一項聲明宣佈，他的兒子阿瑟·奧克斯·蘇茲貝格將成為《紐約時報》的業主。新業主37歲，是該報社有史以來的最年輕的首席執行長官。他的外祖父阿道夫·奧克斯在1896年8月接管《紐約時報》時，48歲的生日已經過去5個月了。
「現在真正可以說，」阿瑟·海斯·蘇茲貝格聲稱，「《紐約時報》是一個家族企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