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6月的一天，當阿貝·羅森塔爾剛開始讀《紐約時報》時，他並沒有注意到有這麼一條新聞：在30版，用小五號字印在紐約城市學院的獲獎學生名單上。它是這樣寫的：
佈雷特獎給予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的學生——傑克·巴恩斯。
對那些只要讀過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陽照常升起》的人來說，這裡所說的兩個名字是書中的人物：佈雷特夫人和那個愛她的性無能者傑克·巴恩斯。他們居然出現在《紐約時報》上了！
羅森塔爾的那些下班前編輯和檢查這篇報道的編輯人員，顯然也忽視了這條新聞，如果羅森塔爾不是剛剛接到《新聞週刊》一個工作人員的電話問這篇報道，認為它富有想像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會注意它的，但羅森塔爾看不出其中有什麼幽默。事實上，他十分生氣，略感寬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來自普林斯頓大學的報道，一個五欄標題寫道：「校長戈欣告訴普林斯頓大學學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採訪紐約城市學院報道並彙集獲獎名單的《紐約時報》記者，是故意犯這種把虛假消息塞進《紐約時報》的話，羅森塔爾想，那麼就沒有什麼辦法了，只能開除他。許多年前，A.J.利布林在《紐約時報》體育部當文字編輯時，做了與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沒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號字的總分表上列出籃球賽裁判的正確名字——讓記者記住裁判的名字總是有困難的，而僅僅是在填寫名字的地方寫上個意大利的詞ignoto，「未知」。有時「未知」先生被列在《紐約時報》上的次數太多了，因為一個夜晚每個城市都有兩個或三個甚至四個籃球賽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這個「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麼一會兒跑到這兒，一會兒跑到那兒。當這種玩笑被人知道後，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紐約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像力了。
這次紐約城市學院事件的困難在於，那個也許犯錯誤的通訊員——羅森塔爾還沒有這樣說他——克萊德·哈伯曼，是羅森塔爾最喜歡的通訊員，一個21歲的年輕人，他讓羅森塔爾想起了自己的過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幹勁，就像羅森塔爾20年前在城市學院為《紐約時報》當通訊員一樣，哈伯曼很快證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報道然後把它漂亮地寫出來的能力。在擔任學院通訊員的八個月裡，克萊德·哈伯曼寫了60多篇，對於一個活動範圍僅限於一個校園的記者來說，這是一個驚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關於學院學費的文章裡出過錯，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對新聞事業很有獻身精神。他給羅森塔爾留下了深刻印象，羅森塔爾把他列為可以正式進入《紐約時報》記者隊伍的一個優秀候選人。
羅森塔爾但願這個「佈雷特獎」不是哈伯曼放進來的。如果是，羅森塔爾就沒有辦法支持一個年輕人了，就像兩年前羅森塔爾支持一個叫作朱尼厄斯·格裡芬的黑人一樣。格裡芬曾為《紐約時報》寫了一篇頭版報道，講的是哈萊姆的一個盟血兄弟幫的生活。這一幫好戰分子進行空手道訓練，如果哈萊姆的狀況沒有很快有所改進的話，他們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頓了。這篇關於盟血兄弟幫的報道很快被其他報紙挑選出來，在一些人群中引進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別的地方包括哈萊姆地方的氣憤。在哈萊姆，這篇報道被指責為危言聳聽，甚至是一個十足的騙局。羅森塔爾曾檢查過這篇報道，表示他的記者沒有寫虛構的東西，但其他報紙和期刊仍然懷疑和批評《紐約時報》——當他們認為《紐約時報》踐踏了自己的謹慎傳統時，他們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他們沒有發現有盟血兄弟幫這樣的組織，甚至在《紐約時報》的新聞編輯部裡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說，當沒有經驗的記者進行這麼大範圍的採訪時，當紐約城市記者感覺到每一天都要在報紙上有上乘表現的壓力時，這種事情是肯定會發生的。有些記者開始把這篇關於盟血兄弟幫的報道叫作羅森塔爾的豬灣。
羅森塔爾給克萊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裡打電話時，哈伯曼還沒有起床。15分鐘前哈伯曼剛剛接了城市學院宣傳部的一個電話，說已經收到了關於「佈雷特獎」的詢問電話。正是此時，僅僅是此時，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這個幽默的獎勵了。他曾打算，或者說他也許打算，把這個長名單送給編輯之前，把自己搞的這個玩笑從名單上清除掉。他記得他當時在新聞編輯部裡非常厭煩和無聊，在打字機前用了幾個小時錄入這個沒完沒了的獲獎名單，這個名單兩天後要提交給學院的畢業典禮——幾百個名字和獎勵。他想，在《紐約時報》上發表它是浪費版面，是對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頭疼。他能理解《紐約時報》作為一個記錄的報紙，會把版面用於國會的名單，或者會印長長的講話稿……但用紐約城市學院獲獎學生的名字來填充三欄版面，在他看來是絕對愚蠢的。他錄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獎給予社區關係的優秀者——尤金·沙曼；
西奧多·臘斯克紀念獎給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權利領域有非同尋常的前景的學生——菲利斯·庫珀；
本傑明·盧賓斯基紀念獎給予工程學上有造就的學生——阿農·裡格；
尼赫邁亞·吉特爾森獎章給予在本科生中最能體現追求真理精神的學生——格雷戈裡·查爾丁；
……
佈雷特獎給予在非常不利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的學生——傑克·巴恩斯。
這句話突然閃現在哈伯曼的腦子裡，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紙上。他笑了，覺得非常有趣的，並決定馬上把它刪掉，但又沒有，他繼續打字……後來他開始忙於別的事情了，在他寫報道時就忘了「巴恩斯」和「佈雷特夫人」的事了，於是這個長長的名單就送給了編輯。早上的電話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學院宣傳人員的，然後是羅森塔爾的電話。
「克萊德，」羅森塔爾溫和地說，「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學院的獲獎名單了嗎？」
「是的。」
「你看到了佈雷特獎了嗎？」
「是的。」
「你怎麼把這個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進去了，」克萊德膽怯地說，「在愚蠢的時候。」
「你幹的，」羅森塔爾慢慢地說，聲音變得嚴厲起來，「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報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這些話。他感到震驚了。在報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開玩笑！為這樣一件無意義的事情，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羅森塔爾的要求立即趕往新聞編輯部，但甚至在坐地鐵去時報廣場時，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紐約時報》的工作就這樣結束了。哈伯曼感覺到羅森塔爾是一個極其敏感的人，這種感覺在哈伯曼閱讀羅森塔爾那篇關於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的經典之作時就產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閱讀這篇文章時他是如此地動感情，以致他奇怪羅森塔爾如何能有這般溫柔的感情。現在，在地鐵裡，哈伯曼想，羅森塔爾僅僅是為《紐約時報》上的這個玩笑而心煩。哈伯曼非常瞭解他，感覺到羅森塔爾把對《紐約時報》開玩笑視為對他開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釋了自己沒有惡毒的意圖，這個錯誤就會過去並會被忘記。
中午時哈伯曼來到了新聞編輯部，幾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飯了。他走到羅森塔爾坐的大桌子前，詢問了一個寬肩膀、灰頭髮的叫查爾斯·貝維拉誇的職員，貝維拉誇已經在那裡工作多年了。
「羅森塔爾先生在嗎？」哈伯曼問。
「出去吃午飯了。」貝維拉誇說。
哈伯曼轉身要走，但貝維拉誇厲聲叫住了他：「你最好別走遠，他想跟你談話。」
哈伯曼想轉回來說：不騙你，你這個白癡，為什麼別人沒告訴我呢？但哈伯曼明白這時不能有冒犯的行動，於是他溫順地退到了新聞編輯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間，那裡只有訃告作者奧爾登·惠特曼、記者伯納德·溫勞布和一個正在試用期裡的年輕人、哈伯曼的一個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萊德，」康恩笑著說，「你看到今天報紙上的佈雷特獎了嗎？」
哈伯曼說看到了，接著承認是自己寫的。康恩朝自己的額頭上輕輕拍了一下，痛苦地說：「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聞編輯部的中間坐下來，等著羅森塔爾回來。他看著前面的銀色麥克風——他一直在想，對報社的大多數年輕人來說，這是一個最令人可怕的小裝置。他們在交上自己的報道後，害怕看到一個編輯拿起這個麥克風，大聲喊他們的名字，叫他們去紐約編輯的桌前解釋一下他們的疏忽和錯誤。哈伯曼知道，從麥克風的聲音中，一個年輕的記者通常能感覺到編輯的情緒：如果編輯是用一種迅速急迫的口氣喊叫這位記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編輯只有一個小問題希望快點討論一下。但如果編輯軟弱無力地叫一個年輕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說明編輯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嚴重了。
25分鐘後，哈伯曼看見羅森塔爾走進了房間，然後直接走向他的辦公桌。在聽到拿麥克風的聲音時，哈伯曼低下了頭。那是查爾斯·貝維拉誇的聲音，一種低沉悲哀的終場的調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來，開始沿著長長的過道走過去，在經過成排的空桌子時，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查耶夫斯基指導下學的一門寫電影劇本的課程，他希望此時能用一個攝影機拍攝這個房間，永遠留住這殘酷的場面。
他看到羅森塔爾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羅森塔爾說。哈伯曼坐下後，聽到羅森塔爾開始說，「你不能再為我們寫東西了。」
哈伯曼現在接受了這個現實，然而又想做出最後的嘗試，提醒羅森塔爾注意他在城市學院為報社做的工作，寫了許多獨家報道和特寫文章……羅森塔爾打斷他的話說：「是的，這就是你看起來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經支持你，書面表揚過你，你一兩年後就能轉正……你讓我看起來就像一頭蠢驢，你讓《紐約時報》看起來像頭蠢驢……」
一陣沉默。接著羅森塔爾的聲音柔和起來，他悲傷地解釋說，《紐約時報》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聞欄目：人們應該能相信每一句話，決不容忍篡改。羅森塔爾進而說，如果哈伯曼得到寬恕，那麼整個隊伍包括年輕人和已經成名的記者的紀律，就會遭到破壞——任何一個犯了錯誤的人都會說：「但是，哈伯曼逃脫了懲罰。」
羅森塔爾停頓了一會兒，此時他換了另一種口氣——對哈伯曼來說是樂觀的，談起《紐約時報》之外的事。羅森塔爾說，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這個錯誤為他帶來的因難就可以下決心到別的地方取得成功。
羅森塔爾又用溫和、同情的態度跟他談了五分鐘。然後兩個人站起來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動，回到一個桌子旁用打字機寫辭職書，羅森塔爾給了他這個選擇，這樣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個小時前，羅森塔爾跟克利夫頓·丹尼爾，還跟主編助理伊曼紐爾·弗裡德曼和人事專員理查德·D.伯裡特討論了這一點。他們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辭職書交來，就接受它。
寫完辭職書，把它交上去後，哈伯曼意識到新聞編輯部裡的其他人都在注視著他。他感到了處在溫暖的聚光燈下的一種奇怪的感覺。他沒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紙裝進一個牛皮紙夾裡，抱在自己的懷裡，走出了新聞編輯部，經過走廊走向電梯。他在等電梯的時候，聽到跑過來的阿瑟·蓋爾布叫他的名字：「克萊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幫老衛士觀點的影響，從不特別喜歡蓋爾布。但現在蓋爾布非常關心哈伯曼。他寬慰這個年輕人說：世界沒有毀滅，前面還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謝，蓋爾布的關心使他深受感動。
然後哈伯曼乘電梯下到一樓，他經過大廳裡阿道夫·奧克斯嚴厲的塑像前沒有停留，過旋轉門時碰到一些朋友也沒有停下來說話。他回到城市學院去上他的最後一學期課，在畢業之後為未來擔憂。他在畢業後可以暫時為另一家報社工作，接著他或許要去軍隊服役兩年。
第二天，《紐約時報》上出現了一個「更正」，只有一段話。然而它證實了有些事情在《紐約時報》上是不允許做絲毫改變的。這段話是由克利夫頓·丹尼爾寫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紐約時報》公佈了提交紐約城市學院畢業典禮的一個獲獎名單，其中收入了一個「佈雷特獎」。這樣的獎項並不存在，這是一個記者開玩笑放進去的。《紐約時報》為發表這個虛構的獎項而感到慚愧。
儘管有偶爾的緊張和變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聞編輯部裡恢復的活力卻由羅森塔爾和蓋爾布實現了，所有的追求、寫作和加工改寫工作造成的一個結果是午後的紙牌比賽消失了。另一個結果是傳統的道「晚安」的習慣沒有了，因為羅森塔爾不關心他的記者何時來和何時去，只要他們拿出報道就行。第三個結果是，一度曾領先於紐約組的國內組和國際記者組，現在開始感覺到了緊張的壓力和對頭版版面的競爭。有些早晨，《紐約時報》的頭版會刊登五六篇由紐約組提供的報道，而國內組和國際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報道交上去並被編輯或打印後，羅森塔爾和蓋爾布會等著版面設計單，看看牛欄為頭版選了哪些報道，如果紐約組有四篇或五篇，羅森塔爾和蓋爾布就會帶著勝利的情緒離開辦公室。離開辦公室去看版前，羅森塔爾打電話給了一個下屬的編輯，編輯告訴他最後有五篇報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羅森塔爾掛掉電話一段時間之後，下屬編輯就收到了一個改動過的版面，上面顯示了兩篇來自紐約的報道被城外的最新新聞所替代。這名編輯感到很不安，拿著改動過的版面走到牛欄，並且說，「看，我已經告訴阿貝我們有五篇文章刊登在頭版。」
「那，」一位牛欄編輯隨口回答道，「你現在有三篇。」
「是的，」這位紐約的編輯迅速地回答，「阿貝會做出怎樣的反應呢？」
「你說阿貝會對你發火嗎？」
「這個，」這位編輯猶豫不決地說，「你也知道阿貝的為人。」
也許新聞編輯部裡沒有哪個人比克勞德·西頓更多地感覺到紐約組的壓力了。西頓40歲，是國內新聞主任，這個主任工作不同於他作為一個記者在打游擊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個時期，他曾一個月離家20天，有時每天工作20個小時，在南方腹地旅行，採訪民權運動。當時，因他的報道而引起了三K黨和其他種族主義者的蔑視，他勇敢地面對伯明翰的頭子「公牛」康納的惡狗和麻煩，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個親戚扔出了商店。作為對他的獎勵，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頓於1964年回到了紐約，接替哈里森·索爾茲伯裡擔任了國內新聞主任。索爾茲伯裡已被提拔為主編助理。
但羅森塔爾和蓋爾布的出現和索爾茲伯裡的影子，給西頓帶來了挑戰，這些挑戰偶爾地比他在南方農村所感覺到的公開的敵意更嚴峻。他知道，作為索爾茲伯裡的接班人不會是輕鬆的事情。索爾茲伯裡精力旺盛，是一個很有權威也很說服力的人。但西頓沒有充分預料到隨著這個職位而引發的辦公室裡的競爭，很少感覺到但又是現實存在的持久的緊張的對立傾向，即索爾茲伯裡讓給西頓組，以及和他們同房間對面羅森塔爾領導的組之間的對立傾向。儘管索爾茲伯裡陞遷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過去的轄區國內新聞組不要落後於羅森塔爾設置的快速度，西頓很快有了麻煩。毫無疑問，索爾茲伯裡不是羅森塔爾欣賞的人，他們都具有的衝動個性經常使他們只以一種方式，即他們自己的方式來看事情。他們有不同的背景，他們在國內和海外的全部經驗，他們的自我和雄心，他們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們在社交上和處世哲學上格格不入——羅森塔爾，一個來自俄國猶太移民的兒子，曾被共產黨統治的波蘭驅逐的記者，有更多的美國民族主義傾向，對美國的社會制度比更複雜的索爾茲伯裡更恭敬。索爾茲伯裡是一個幾乎講禁慾的中西部人，經歷過斯大林時代最黑暗的時期，來自一個個人主義者的家庭，這個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經定居於美國，曾經在各種各樣、經常是無法區別的政治救星和惡棍統治下生活。當冰冷的、過於直率的、似乎沒有自我意識的哈里森·索爾茲伯裡帶著某種想法或意見來到紐約組時，羅森塔爾似乎總是準備進行格鬥。索爾茲伯裡像是意識不到他給敏感的羅森塔爾造成的影響，當他聽說羅森塔爾去找克利夫頓·丹尼爾解決索爾茲伯裡甚至不知道是問題的問題時，他感到驚奇，或者自認為是驚奇。
克勞德·西頓1964年成為國內新聞主任後，開始體驗到與索爾茲伯裡在國內新聞組最後一年和羅森塔爾之間發生的事件相類似的事件——這些差別並不總是因為個性，而是因為在某些報道應歸紐約組還是國內組處理問題上真正的不一致。來自海外的報道無可爭議地歸國際組管轄，但包括華盛頓分社在內的國內組和紐約組之間的管轄界線卻經常是交叉重疊的。例如，對肯尼迪一家的採訪被認為是國內組的地盤，但當肯尼迪被刺殺後肯尼迪一家有時在紐約，有時在華盛頓，並且在紐約建起了住所時，哪個組負責採訪哪個肯尼迪的問題就經常有爭議了。
1965年，紐約組阻礙駐紮在華盛頓的《紐約時報》的國內政治記者戴維·S.布羅德到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採訪肯尼迪總統的講演，因為普林斯頓是紐約組管轄區域的一部分。作為可能的報復，國內組拒絕讓紐約組的採訪過約翰遜講演的記者去阿肯色州的溫泉縣報道青年共和黨全國理事會關於新澤西告密案的行動。西頓把戴維·布羅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羅德從那裡發回了他的報道，把它歸檔於紐約組，但經過一次編輯就被扼殺掉了。布羅德感覺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務上兩組之間的對立，他還感覺到被《紐約時報》的官僚制度所限制。於是1966年8月他辭去了《紐約時報》的工作，加入了《華盛頓郵報》。在克利夫頓·丹尼爾的請求下，他寫了一個備忘錄，列舉了他的不滿和對《紐約時報》的印象，對《紐約時報》的政治採訪和華盛頓分社狀況的看法。布羅德打印的備忘錄不留空行，將近八頁。他詳細地有時是尖銳地描述了和紐約組打交道時遭遇的挫折。他寫道，華盛頓的精神狀態是很低落的，他對克勞德·西頓的主任職權和紐約過分強調名人新聞報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傾向性報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寫報道的一般傾向，多次表示不滿：
例如，《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我寫的有關艾森豪威爾與裡根會面的報道，可這次會面的過程中並沒有發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給我仔細記錄的、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報道以常規的內頁處理，報道是說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經為其1968年總統競選建立起了來自南方的堅實支持……
總體上來說，我的印象是，以下幾個刺激，會激發《紐約時報》的編輯對於一個政治事件的反應：極端事件，不管是來自新左派還是激進右翼；來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採取的政治行動；任何有關肯尼迪的新聞。這些也許是紐約雞尾酒派對上面政治話題當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們並不會歡迎真正推動全國政治的有關問題。
……官僚政治所帶來的挫敗。我並不願提醒你這一點，但是它為《紐約時報》報道時代脈搏造成了不容忽視的困難。每個記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這一脈搏唯一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你經常獨自一人在外，而當你在紐約被強姦時，你痛苦的哭號永遠不會被聽到。例如，你寫了一篇來自華盛頓的「內幕新聞」，講述羅姆尼如何在來自國會共和黨議員的強大壓力之下，不去反對鮑勃·格裡芬第二屆連任參議員提名，之後再寫到羅姆尼對此即將做出的決定會怎樣為他進行總統競選的前景產生影響。國內組編輯[西頓]讀了你的報道，並且說寫得「猜測性太強，等他做了決定再這樣寫也不遲。」他做出決定之後，你已經在寫另外一篇報道，而出現在《紐約時報》上面的僅僅是一條長度為兩段的特約記者報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選兩天之後，你正要離開加利福尼亞，準備飛越全國，去往波士頓奔向下一項任務。在凌晨時分，你在洛杉磯機場給國內編輯打電話，告訴他你有一篇發生在加利福尼亞的新聞要寫，問他和洛杉磯分社有沒有意見。他說可以。你在飛機上寫了這篇報道，而當你在波士頓著陸，你就給洛杉磯分社打電話，核實幾項細節；那裡值班的助手沒有表露出任何顯示計劃衝突的跡象，因此你從波士頓機場向紐約口述了這篇報道。當你一個小時之後到達旅館時，你給國內組打電話詢問你的稿件有沒有問題，之後你被告知你的報道被留存，因為洛杉磯決定刊發一篇新聞分析，因此沒有版面再刊發你的文章。你的抗議被否決了。然而令人難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報紙既沒有刊發那篇新聞分析，也沒有刊發你的報道。你的報道最終兩天之後刊發了出來，而那篇新聞分析一直都沒有出現……
像華盛頓的許多記者一樣，戴維·布羅德開始對克勞德·西頓不抱什麼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對牛欄和像阿貝·羅森塔爾那樣的高級編輯，他們的做派確實證明了紐約組顯示出的頑固的派系偏見。但西頓好像既沒有羅森塔爾的肆無忌憚，也沒有他的主任權勢。作為國內新聞主任，西頓管轄著全國幾十個地區分社以及紐約的國內編輯組，這個編輯組既編輯地方報道，也編輯湯姆·威克的華盛頓分社提供的報道。當威克的人因文字編輯的編輯或刪節，或因索爾茲伯裡和丹尼爾斥責華盛頓的某篇報道採訪不充分而生氣時，他們通常通過克勞德·西頓來表達他們的解釋或異議，但他們卻經常感覺不到他有足夠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沒有力量擋住來自丹尼爾辦公室的，或來自哈里森·索爾茲伯裡辦公桌的，或來自牛欄的持續不斷的馬後炮式的批評。在過去的日子裡，在華盛頓分社由像阿瑟·克羅克或賴斯頓這樣的出類拔萃的人物來管理時，它習慣了迅速得到結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結果。但在1966年，它感覺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認為西頓要對此負部分責任。華盛頓的記者有時大聲質問：一度使西頓敢於抵抗「公牛」康納和三K黨的勇氣和毅力都跑到哪兒去了。
西頓意識到了他在華盛頓方面和布羅德備忘錄裡的形象，他認為二者都是沒有道理的。西頓畢竟要向索爾茲伯裡和丹尼爾匯報，如果他們對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興——實際上也的確如此——西頓對此也沒有什麼辦法。布羅德的備忘錄中對西頓的一個抱怨是，作為國內的政治記者，布羅德被剝奪了做記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羅德的觀點是，國內政治記者應該有權訪問任何一個州，只要他（和國內新聞主任）認為那裡有具有全國性意義的政治報道。這個記者應該負責這種政治報道，不受該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戰。但這種自由流動的報道在報社裡是很少的，僅限於賴斯頓和索爾茲伯裡這樣的人。如果允許不怎麼有名的記者這樣做的話，那麼就可能使永久駐紮在這些地區的那些分社的記者感到沮喪了。然而，在布羅德退出《紐約時報》並加入《華盛頓郵報》後，丹尼爾在紐約沒有對此掉以輕心，這就是丹尼爾為什麼請求他寫這個備忘錄的原因。《紐約時報》的一個政治記者辭職去了另一家報紙做政治記者，這樣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報紙是《華盛頓郵報》，是《紐約時報》在華盛頓的主要競爭者，這一事實也突出了布羅德辭職的意義，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個烈士一樣的角色，成了在紐約總部遭受挫折的象徵。布羅德備忘錄的複印本偷偷傳出了分社，通過郵件散發給《紐約時報》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駐外分社。西頓不知道丹尼爾把這份備忘錄看得這麼重要，越來越感覺到來自許多方面的壓力。他正受到來自華盛頓的懷疑，還有來自紐約的壓力，來自上面的和他內心的壓力迫使他去迎接有點不集中的挑戰。他想公正地對待地方記者和華盛頓的人員，但有時覺得在華盛頓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藥地被過去的特權寵壞了。然而，他極力去容忍他們的批評，盡量待在紐約工作，對任何可以給國內組帶來報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應。他允許他的西南分社社長馬丁·沃爾德倫用幾周時間調查林登·約翰遜總統越來越多的土地佔有，記錄這樣的事實，即約翰遜總統在得克薩斯州購買新地，該州的道路建設就決不會落後。西頓還對他過去的優勢報道即南方民權運動的日常活動保持警覺的眼光，他對一個接替他的記者羅伊·裡德施加了特殊的壓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槍擊後，紐約得到了有線傳輸過來的一張他俯臥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頓抓過照片，仔細進行查找，問道：「羅伊·裡德在哪裡？」
1966年春，一個叫作威廉·曼徹斯特的小說家和傳記作家完成了一部38萬字的關於約翰·F.肯尼迪總統被刺殺的書。書名叫作《總統之死》（The Death of a President），由哈珀和羅出版社出版。肯尼迪家族最早曾找西奧多·懷特和沃爾德·洛德來寫這本書，但這兩個人都沒空——這本書應該是一個「權威的版本」，手稿出版前要得到肯尼迪家族的認可。然而，曼徹斯特接受了肯尼迪家族的條件，雙方都沒有預料到有什麼大的困難。肯尼迪一家把曼徹斯特看作朋友。曼徹斯特1962年出版過一本擁護肯尼迪的書《總統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紐約時報》的書評人將其描述為「表示愛慕」的書。1964年皮埃爾·塞林傑代表肯尼迪夫人來找曼徹斯特，請他考慮寫一本關於這次刺殺肯尼迪總統的書，曼徹斯特覺得這樣做既是一種榮譽，也是對歷史的一個義務。這應該是關於達拉斯悲劇的最重要的書，它應該最大限度地以準確性和高尚的品位來寫，對它寄予厚望，以此來否定其他作家以粗俗的商業色彩或不準確地寫關於這次刺殺的書的企圖。
所以，威廉·曼徹斯特在1964年以謙遜和奉獻的態度接受了這個任務。在此後的21個月裡，他有時一天工作15個小時，採訪了幾百個人，這些人認識肯尼迪總統，或曾為肯尼迪的華盛頓政府工作，或者在某個方面牽涉到了達拉斯這個不幸的一天。曼徹斯特還對肯尼迪夫人進行了兩次錄音採訪，在採訪過程中她展示了關於她和她丈夫的最後時刻以及她作為寡婦的最初時刻的秘密的、令人辛酸的細節。曼徹斯特還得到了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員和朋友的密切合作，獲准接觸到了個人的信件和其他紀念物。這本書由哈珀和羅出版社的執行副總裁埃文·托馬斯編輯，托馬斯曾編輯過約翰·肯尼迪的自傳《信仰在風中飄揚》。哈珀和羅出版社出版過也是由埃文·托馬斯編輯的羅伯特·肯尼迪的《內部敵人》（The Enemy Within），以及肯尼迪的同事如西奧多·索倫森等人的著作。因此，出版社、編輯、作者看起來都非常適合出版一本會使肯尼迪家族高興的歷史性著作。但實際上卻不是這麼回事，克勞德·西頓在1966年初冬就看出了最初的跡象。他從政府的一些消息來源那裡聽到了一些傳聞，還從一個通俗商業月刊《書籍》（Books）上讀到了一條消息，得知約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銷出版曼徹斯特的這本書。
《書籍》10月，獨家報道，我們得知約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羅出版社撤銷出版威廉·曼徹斯特關於她丈夫被刺殺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總統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話說：「如果按我的決定不出版這本書的話，那麼曼徹斯特先生將因他付出的時間而得到補償。」補償談判已經開始。
哈珀和羅出版社已經召開了高層會議，來決定它對肯尼迪夫人的回應。哈珀和羅出版社是否應無視肯尼迪夫人的要求，這關係到書報審查的道德問題、在國際圖書和雜誌市場的300萬美元銷售額，以及將來和肯尼迪家族的關係……
在此後的兩個月裡，肯尼迪夫人發現有異議的「坦率的」細節佔據了新聞和傳聞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黨派和支持曼徹斯特的力量都把這些細節透露給新聞界——每一方都在爭取輿論的同情，要麼是企圖以侵犯隱私禁止這本書的出版，要麼是出版這本書以驗證真相。據說，這本書含有肯尼迪夫婦在達拉斯最後一夜在一起的場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後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蘭醫院的一位護士廝打起來，她如何把她的結婚戒指放到後來的總統手上。據說這本書還描述了從達拉斯到華盛頓飛機上的緊張情況：肯尼迪和約翰遜兩派在飛機上的惡鬥；約翰遜如何佔據了肯尼迪的坐艙；約翰遜的助手儘管對這次刺殺感到震驚和悲傷，卻掩飾不住他們對約翰遜接管權力的喜悅之情；肯尼迪忠誠的助手肯尼思·P.奧唐奈在華盛頓機場如何阻止約翰遜下飛機，防止這位新總統和傑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親密哀悼者一起下飛機。
這些細節和更多的細節，由那些讀過或自稱讀過曼徹斯特手稿複印本的人透露給新聞界——這些人在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經購買了這本書連載權的雜誌社工作，或者在文學部門、書籍俱樂部、法律事務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這些人集體地成了新聞界的「代言人」，有幾周他們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見左右了新聞界。在這場曼徹斯特爭論之前，《紐約時報》和其他大都市日報上有一些關於華盛頓的羅伯特·肯尼迪參議員和J.埃德加·胡佛之間爭論的頭版文章，《時報雜誌》把這場爭論描繪為「竊聽之戰」：胡佛指責肯尼迪——當他是美國的司法部長時——知道中央情報局在使用竊聽器侵犯私人領域和會談的隱私，但肯尼迪否認這個指控。似乎有一個更大的事情要爆發，這兩個人的夙仇使其露餡了。但後來曼徹斯特和傑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開來，沖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爭議。
《紐約時報》關於傑奎琳·肯尼迪的異議的第一篇大報道是由羅森塔爾的一個下屬寫的，回應了已經在其他報紙上發表的報道。它是在週末出現的，當時克勞德·西頓不在，但西頓立即斷言這種報道是全國組的任務，的確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顧羅森塔爾不高興，西頓在第二天就把它接過來了。西頓現在有了一個能在幾周之內提供頭版報道的故事，的確是這樣的。
通常全國新聞主任並不直接調動新聞編輯部的任何一個記者，所有新聞編輯部的記者都在羅森塔爾領導下。在地理上，離西頓最近的記者主要在費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勞德·西頓想派新聞編輯部的記者執行出城的採訪任務，從紐約出發也許比從一個地方分社出發能更快或更容易到達採訪地，或者如果西頓想用新聞編輯部的一位記者在紐約出一項具有全國政治意義的採訪任務，像這次肯尼迪—曼徹斯特事件一樣，西頓就不得不去找羅森塔爾，向他借用一名記者。西頓自然想要羅森塔爾的最優秀的記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決於羅森塔爾在這一天對西頓的感覺如何。如果羅森塔爾感覺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歡這項任務並且願意去做，西頓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羅森塔爾賭氣，他會說所有高級記者都有其他任務了，然後會給西頓派一個他也許最不願意看到的記者。
然而，當肯尼迪—曼徹斯特事件爆發時，西頓非常幸運。在新聞編輯部裡碰巧有費城分社的一個人在臨時值班，這個人叫約翰·科裡。科裡是《紐約時報》的一個小分隊的一員，這個小分隊在全國各地跑，調查沃倫委員會[註：沃倫委員會（the Warren Commission），負責調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員會的非正式名稱，由林登·約翰遜總統於1963年組織成立。]《報告》中提供的線索。當西頓接過對曼徹斯特事件的報道時，科裡正平靜地坐在新聞編輯部裡閱讀他的沃倫委員會筆記。但科裡原來從事的調查被證明是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所以就被派去報道曼徹斯特事件，這個報道會影響他此後在《紐約時報》的一生。
科裡是一個講究修飾的、外表溫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淺棕色的頭髮，乾淨但不過分講究。34歲時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現在有兩個女兒。儘管他不是那麼自信，但也不洩氣，在西頓看來，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斷力——科裡不是那種想引人注目的人，不會用華麗或可疑的詞藻誇大或曲解報道。但西頓所不知道的是，在科裡內心沸騰著的是對西頓這樣的人對他的印象的不滿情緒。科裡從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願意承認的，因為承認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許是他達不到的。科裡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點，給他的名字加上一點火花就足夠了，在紐約周圍小有名氣——足以證明他內心有荒誕和野性的秘密，等著有哪怕稍微一點借口迸發出來。通常，他壓抑著這種渴望。
作為布魯克林的一個小伙子，科裡曾打算成為一個牧師。他的父親是一個嚴格而可靠的銀行職員，一個讓大多數愛爾蘭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愛爾蘭新教徒。他每天西裝革履地去上班，這是他在社會中下層的鄰居中高人一等的標誌。約翰·科裡討厭這個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裡壓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學院，該學院是由荷蘭歸正教會歸正會管理的，他和其他學生生活在寄宿舍裡。一天夜裡，在一次宿舍聚會上，科裡喝了酒，只穿著他的三角褲爬下窗台進了女房東的臥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聲中，他走過房間進入大廳，出了前門，來到清涼的戶外。由於這件事，他此後三年在霍普學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軍隊裡，科裡給人以嚴格遵守紀律的印象，被訓練成軍事警察。但有一天，一個年輕的中尉找他麻煩，科裡粗野地拒不服從，受到軍法審判，後來他光榮地被解除軍籍了。1956年他回到紐約，在《紐約時報》體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為小五磅號字職員。他的責任是負責棒球擊球平均分數和團隊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內，他成了一名文字編輯，編輯關於大型戶外活動的報道——但他很難忍受這份工作。1961年他轉到了新聞編輯部的另一個大組，國內組，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更有意思，但他想成為一名真正的記者，走到辦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開始為平日版的《紐約時報》和星期天《時報雜誌》寫報道，顯示了一種不尋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紐約時報》十年後，他成了一名記者。當年10月，他被派到了費城。
當克勞德·西頓帶著對曼徹斯特的採訪任務來找科裡時，科裡並不想幹。自肯尼迪遭刺殺以來已經有了那麼多的關於肯尼迪家族的書，有了那麼多的對這種神話的推銷，所以科裡不想參與其中。科裡非常敬仰約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時他也同情威廉·曼徹斯特。科裡在承擔沃倫委員會的採訪任務時，當年早些時候去過達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個暴徒的咒罵和威脅，他能夠想像出曼徹斯特在這個城市進行研究是多麼困難，能夠理解曼徹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責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脅時會多麼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試圖以誠實的筆觸來描繪人，那他將會經常惹惱筆下的人——科裡早就從個人經驗當中得知了這一點。最近兩次，他都在《時報雜誌》被刊登出來之前把文章發給文中描寫的人，這兩次文章當中涉及的人都試圖修改他寫的內容。其中一個，阿爾傑農·布萊克，把這事例拿到了《紐約時報》管理者面前。他並沒有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這對於科裡來說確實不太愉快。另一個，小說家拉爾夫·艾裡森，覺得科裡的文章暗示了「湯姆叔叔主義」[註：湯姆叔叔主義（Uncle Tom-ism），指黑人對於種族壓迫逆來順受的反應，典出19世紀著名的反種族主義小說《湯姆叔叔的小屋》。]，提出文章可能會為法院訴訟提供某種依據。艾裡森並沒有提出訴訟；事實上，後來他為科裡寫的這篇文章寫了一篇贊詞。但是科裡發誓他再也不會犯這個錯誤。然而如果他面臨著曼徹斯特的高風險、高機會成本的抉擇，他著實不知道自己將會怎樣反應。也許他也會同意寫經過授權的、他生平當中最具戲劇性的事件。畢竟，他為《紐約時報》寫的每一個字，都是經過授權的。
但科裡的本能是迴避這項任務，讓《紐約時報》其他記者去承擔它。科裡承認，這是和與肯尼迪相關的人在一起的好機會，會處在公眾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種作為名人的快感，但他過於敏感的神經迫使他不要接受這個任務。然而，克萊德·西頓似乎對這篇報道有了像蓋爾布一樣的熱情，並且對科裡很信任，以致科裡發現自己已經不由自主了。西頓說，這篇報道裡有大量的好處，暗示高層某個人，也許是丹尼爾會親自介入這次報道——如果丹尼爾對這次報道著迷的話，科裡知道版面會是不受限制的。這種報道會把每一個編輯特別是丹尼爾迷住的，因為它非常時髦地把歷史因素和悲劇因素結合起來了。科裡考慮了一下，然後告訴西頓，好，他答應承擔這項任務。
事情一開始是令人興奮的。科裡感覺到了《紐約時報》的龐大機器運動起來，伸向世界去把握真相。來自《紐約時報》馬德里分社的一個電報傳給科裡，告訴他肯尼迪夫人在這個夏天曾給《觀察》（Look）雜誌的加德納·考爾斯打電話，懇求他改變連載的計劃。從華盛頓得到消息，賴斯頓給科裡打電話，提到紐約有一個肯尼迪活躍的集會，並且說羅伯特·肯尼迪參議員並不真正關心這本書——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懼怕肯尼迪的死會使光輝的歲月和不倒的神話破滅。科裡後來在賴斯頓的專欄裡看到了這些話，賴斯頓顯然是提前把他的專欄文章透露給科裡，科裡希望自己做出了恰當的反應。科裡還得到了《紐約時報》在全國各地的人的口信和備忘錄，使他印象深刻的是這個龐大的組織在一篇報道上是如此親密合作——幾十個人都為一個記者的工作做出貢獻。
克萊德·西頓希望能搶在其他報紙之前對曼徹斯特進行獨家採訪。一天凌晨4：30，他為科裡安排了一個小快艇，去迎接瑪麗女王號，因為這艘輪船正帶著那位作家從英國回到紐約。曼徹斯特曾想在英國躲避喧鬧，但現在他不得不因肯尼迪夫人的法律威脅的傳聞而回家。科裡直到凌晨3點鐘還睡不著覺，他之前患的胃痛因緊張比以往更嚴重了。科裡來到輪船上，找到了曼徹斯特。但曼徹斯特拒絕接受採訪，說在這些困難解決之前他不能講話。科裡因自己的病情難忍而沒有多說，就回到了《紐約時報》社，很高興自己只需要寫一篇關於曼徹斯特到達的小報道就行了。但後來，不知為什麼，他給哈珀和羅出版社的編輯埃文·托馬斯打電話，大膽地說他從一個「無可懷疑的消息來源」聽說，肯尼迪夫人正威脅要就曼徹斯特的書起訴他們。實際上並沒有「無可懷疑的消息來源」，科裡只是在猜測。但由於突然感到驚奇，托馬斯便問科裡是如何知道的，因為法律文件剛剛才準備！
當天晚上約翰·科裡的報道刊登在頭版上，第二天他走進新聞編輯部時覺得自己像是個小英雄。其他記者紛紛向他表示祝賀，並且問科裡是如何設法得到這個獨家新聞的。科裡極力裝出胸有成竹的樣子。克勞德·西頓走過來，微笑著，一再說《紐約時報》在這次報道上是「傾巢出動」，並要給科裡提供更多的幫助。「你需要什麼——錢，更多的記者？」西頓說，「租一架直升飛機如何？」西頓又笑了起來，但科裡覺得，如果他要求的話，《紐約時報》會給他一架直升飛機的。
這天早晨稍晚，西頓告訴他，肯尼迪的人正計劃舉行一次新聞發佈會，他給了科裡一個肯尼迪參議員在紐約的公寓的電話號碼。科裡撥通了這個號碼，說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陣沉默，接著肯尼迪的前講話稿撰寫人，35歲的理查德·古德溫來到電話機旁，告訴科裡這個新聞發佈會將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辦公室舉行，如果科裡願意的話，他可以早一點先到肯尼迪參議員在紐約的公寓，進行一次私下的談話。
科裡來到了這個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聯合國廣場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牆塔樓，一個守門人恭敬地向他問候，問是否需要幫助。「參議員的公寓。」科裡說。「噢，好吧，」守門人說，似乎感覺到了科裡是誰，他給大廳旋轉門後面的一個穿制服的衛士做了個手勢。這個衛士笑著領科裡走向電梯。使科裡印象深刻的是這個守門人沒有事先打電話，他想像一個低級的守門人通常是會先打電話的。他通過了某種小小的檢查，科裡站在電梯之中時想看這一點。
女管家領科裡進入一個大房間，房間四周是大玻璃，牆上有一些畫，櫥窗上有肯尼迪總統和親屬的照片，有一種奇怪的沒人居住的氣氛。房間裡有兩部白色的電話機，也許每一個上面有六個鍵，有幾個人坐在或站在房間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溫走向前來，他有一雙黑黑的大眼睛，皮膚不太好，看起來像一個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記者。他把科裡介紹給伯克·馬歇爾，一個戴眼鏡的身材纖弱的44歲律師，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發言人；約翰·西根塔勒，39歲，一個看起來不文雅的納什維爾報人，據說是他幫助羅伯特·肯尼迪發掘了證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證據；弗蘭克·曼凱維奇，一個多少有點粗壯的禿頂的人，42歲，是肯尼迪的新聞秘書和一個好萊塢製片商的侄子。
科裡一開始先問伯克·馬歇爾能否向《紐約時報》提供關於肯尼迪總統的屍體解剖照片，在這些照片交給聯邦存檔前馬歇爾曾給肯尼迪家族看過這些照片。但馬歇爾拒絕了，迅速地把話題轉達到曼徹斯特的書上，回顧了事情發生的過程——手稿何時完成的，誰讀過它，肯尼迪夫人的異議是什麼。約翰·科裡聽著，不時地點頭，做筆記。但敘述中的他經常提醒自己，我現在得知的恰恰是他們想告訴我的。但他想，這已經足夠了，他發現自己喜歡肯尼迪周圍有這些精明的人。科裡的問題，甚至是那些他認為是挑釁性的問題，沒有一個能擾亂馬歇爾或古德溫的鎮靜或耐心，也沒有使他們產生肯尼迪家族處在劣勢的印象。科裡問道：「這本書不是使肯尼迪參議員和約翰遜總統的政治關係緊張了嗎？」其中一個人溫和地非正式地說：「鮑勃·肯尼迪在這本書裡被描寫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於他。
伯克·馬歇爾的新聞發佈會在一個小時內結束了，然後古德溫解釋說，他們還要開一次工作會議，希望科裡不介意單獨去肯尼迪夫人的辦公室，而他們則要擠進一輛汽車裡。科裡和藹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離，他都禁不住要稱讚他們的通情達理，他們按他們後台的小計劃使他消除了敵意的方式。科裡提醒自己，他們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紐約時報》，如果我不是在《紐約時報》工作的話，這些人是不會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認真對付他們，堅持注重事實。在任何一篇這樣的報道中犯一個錯誤，這些人就會騎到你的頭上，騎到西頓的頭上，向蘇茲貝格本人發牢騷。儘管如此，科裡還是覺得在這四個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們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覺得在他們周圍有一種輕鬆自如的感覺。他想，這也許是因為古德溫的皮膚不佳，或者是因為伯克·馬歇爾以一種尖細的聲音說話，或者是因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圖案的襯衫、打了一條低劣的領帶，或者因為弗蘭克·曼凱維奇是一個大煙鬼。科裡，現在一天要抽三包煙，但還是沒法忽視曼凱維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煙的事實。
15分鐘後，科裡走進了公園大道上的一個大樓14層肯尼迪夫人的辦公室。房間內擠滿了新聞界人士，靠牆有四個灰色的鐵櫃，上面放著20個信夾，地板上是薄紙板箱，其中有一個上面用墨水標記著「捐給圖書館」。牆上的一個小彩色照片顯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總統在後面。肯尼迪夫人沒有出席這次聚會，但科裡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書帕梅拉·特納，她穿一件破舊的開襟羊毛衫，她的頭髮是鬆散的，沒有化妝。科裡很快就毫無緣由地不信任她了。
過了一會兒，伯克·馬歇爾和古德溫、西根塔勒、曼凱維奇走進來。馬歇爾主持會議，立即開始就曼徹斯特的書發佈新聞。他提出了一些事實，恰恰就是按一個小時前科裡聽到的順序。科裡笑了。現在他想到，他已經為這次新聞發佈會進行了一次綵排。他幾乎可以肯定，在他們來肯尼迪夫人辦公室的路上，他們分析了他對這次爭論知道了多少，觀察了他對他們告訴他的事情的反應，並且從他的提問中預先瞭解了其他記者會向他們提出的問題。這是奏效的——科裡的問題現在正被其他記者所重複，肯尼迪的人輕鬆地回答他們的問題。
第二周的情況對約翰·科裡來說很好。他的報道幾乎每天都上頭版，西頓看起來很高興。一天下午晚些時候在新聞編輯部裡，科裡說他必須出席這天晚上的一個宴會，這個宴會要求出席者必須穿宴會小禮服並打黑領結，但他不能長時間地離開打字機，沒空出去買一雙合適的鞋子和寬腰帶，於是西頓就命令一個送稿生去為科裡買這些東西。但另一個編輯聽說科裡穿9號半的鞋子，自願把他的鞋子和寬腰帶借給科裡，一個送稿生被派去取鞋和腰帶。
科裡還沒有找到曼徹斯特，但他在過去的一周從近處觀察了傑奎琳·肯尼迪。一天，他得知她將在下午一點鐘出現在華爾街48號的沙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科裡便提前一個小時到達那裡，同《紐約時報》的另一位記者和攝影師一起在路邊等候著。下午1點15分，一輛新的藍色奧爾茲轎車慢慢行駛到這條大街上，裡面坐著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律師西蒙·H.裡夫金德、理查德·古德溫。汽車減速了，但古德溫發覺了科裡，把車又加速開走了。科裡讓另一個記者跟著它，看看他們是不是通過邊門或小門進這座大樓。幾分鐘後，這輛奧爾茲轎車又開回來了，這一次它停下了，肯尼迪夫人下了車，後面跟著裡夫金德和古德溫。《紐約時報》的攝影師開始抓拍這三個人走進大樓的照片，古德溫瞪了一眼科裡。這一看給人印象很深，《紐約時報》在第二天就把這張照片用在了頭版上，《新聞週刊》和《時代》也把它挑出來用了。這三個人從科裡面前匆匆走過，經過旋轉門進了大樓，但走錯了樓。科裡站在華爾街50號，而不是48號前，他觀察到這三個人在大廳裡注視著牆上的示意圖，一個清潔工拿著拖把站在附近，目瞪口呆地看著傑奎琳·肯尼迪。過了一會兒，裡夫金德從旋轉門出來，瞇著眼看看大樓的號碼，然後又進去，接著挽著肯尼迪夫人又出來了，古德溫跟在後面。古德溫看了看科裡，勉強地笑了笑。科裡在他們進了律師事務所後，回到了時報大樓，留下另一個記者在路邊巡視，捕捉在律師事務所的會議之後會做出的任何評論。這天科裡寫的報道是很客觀的，沒有提到他們起初走錯了樓，也沒有提到那個拿拖把的清潔工驚訝的表情。科裡多次試圖把這些小小的荒誕偷偷地塞進他的報道，但他懷疑它們能否被文字編輯通過。
沒有任何特殊的原因，而且他起初也沒有意識到，情況卻在1967年1月初開始變得對約翰·科裡不利了。如果必須準確確定衰變的日期，他確定不了，而且他也沒有在邏輯上分析所發生的事情。他心裡只是有一種模糊的感覺，事情不像過去那樣好了。讚美之詞沒有了，他感覺到，《紐約時報》的有些編輯覺得他們過於重視這一新聞的報道了。他們想跳下這個旋轉木馬，但又不能，因為其他報紙和媒體在日復一日地保持這方面的報道。科裡懷疑自己是不是厭倦了寫這個主題，《紐約時報》的編輯們是不是厭倦了發表它，肯尼迪們和曼徹斯特是不是厭倦了閱讀它，每個人是不是都有點互相厭倦。但他肯定，在新聞編輯部裡馬後炮式的批評在增多。
1月6日星期五，《觀察》雜誌社提前送來了六本包含有連載曼徹斯特的書的第一部分的雜誌，《紐約時報》的編輯們送一本給華盛頓的湯姆·威克，要他閱讀後準備寫政治方面的啟示；送一本給亞特蘭大的吉恩·羅伯茨，要他準備寫關於這次刺殺的資料；也送一本給科裡，要他做一篇包含所有其他細節的一般的綜合性報道。《觀察》發佈有關這本書的消息是在1月9日晚上6點，星期一。但在這個週末，《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提前曝光了新聞。星期六中午之前，約翰·科裡突然接到電話，要他立即去辦公室，為星期天版寫報道。由於亞特蘭大的羅伯茨還沒有得到他那一份材料，科裡被要求在他的報道中將刺殺的內容也寫進去。西頓從他在韋斯特切斯特的家裡打來電話，要一個編輯人員轉告科裡，報道中還要包括政治意義方面的內容，但牛欄的另一個編輯後來取消了這一要求。接著，星期六很少在時報大樓露面的克利夫頓·丹尼爾也出現了。他進了他的辦公室，傳話說，他想等打字員打出來就一頁一頁地讀科裡的報道。在科裡寫了幾頁後，他得知，丹尼爾想在這篇報道裡突出關於《芝加哥每日新聞》如何更改發行日期的事情。丹尼爾不久就離開了，但後來給牛欄的一個編輯打電話提醒說，《紐約時報》的讀者想確切地知道《觀察》對它連載的第一部分內容做了什麼修改，他們還想知道是不是有東西被從《觀察》連載的第一部分裡拿出來，放到以後的連載中。
科裡一直是按以前的發稿時間寫作的，但隨著這些問題和其他問題向他壓過來，他開始感到苦惱了。為回答丹尼爾的一個問題，科裡很快打出了一個插入語：「不知道是不是有東西被從《觀察》連載的第一部分裡拿了出來，以放到以後的連載中。」但其他需要新插入的問題源源不斷——好像丹尼爾的出現使得編輯們比通常更按字面意義理解他的命令。在科裡寫了《觀察》連載的第一部分「說出了秘密機構的放縱」後，在四個編輯中間——三個來自國內組，一個來自牛欄——展開了討論，討論科裡對「說出」的用法。用這個詞是不是正確？科裡太分心了，靜不下來。他還受到別的事情的干擾，不久前他接到了威廉·曼徹斯特的電話，使他在經過幾周不成功的努力後感到十分驚奇，這次談話也使他非常緊張和混亂。曼徹斯特顯然是作為對丹尼爾的一個電報或條子的回應而打電話來的，丹尼爾曾請求他和《紐約時報》合作。使科裡疑惑不解的是曼徹斯特在電話上的親密態度：他直呼科裡的名字「約翰」，並同意接受採訪的條件。
「你會速記嗎，約翰？」曼徹斯特問。
「不會。」
「你記筆記快嗎？」
「一般。」
「你應該用一個錄音機，約翰。我有所有這些信件、備忘錄、文件……」
接著曼徹斯特說了一件讓科裡大為驚奇的事情：他建議科裡用錄音機錄下他們的採訪，然後，由他來編輯它！
「我想讓任何錄音都以這樣的話開頭：『這盤錄音帶是威廉·曼徹斯特的財產，不得複製或抄寫』……」
難以置信，科裡想，難以置信的，瘋狂的，粗野的——這個曼徹斯特，這個被迫害的作家，肯尼迪書報審查制度的犧牲品，就像他們對他極力做的那樣，也在極力對我做同樣的事情！
電話上一陣停頓。曼徹斯特似乎也感覺到了這是個諷刺。
「這決不會是審查，」曼徹斯特急促地說，「我不過是看看名字、日期諸如此類的事情是不是準確……」
「我不——不知道，」科裡邊說邊看表，他的發稿截止時間更逼近了。
「不是審查，」曼徹斯特重複道。
「我只是……這樣做不是《紐約時報》的政策。」科裡最終說。科裡想掛斷電話，迅速地。他不想和曼徹斯特對抗，丟掉以後的一次可能的採訪，但他不能承擔曼徹斯特提出的要求。科裡決不會再這麼天真，在他有了同拉爾夫·埃利森和阿爾傑農·布萊克打交道的經驗後，再不會天真了。
「《紐約時報》會不會讓你到加勒比海待幾天呢？」曼徹斯特問。
「我想不會。」科裡說，想著他孤零零地在一座島上，他一邊寫新聞曼徹斯特一邊從肩膀後面看著他的畫面。
在幾分鐘遲疑不決的談話之後，曼徹斯特仁慈地掛了電話。
第二天早晨，科裡在曼哈頓的西區大道的公寓的電話鈴響了，但科裡決定不去接電話。他太厭煩了，而且他的孩子和老婆出了水痘。他感到失望——這整個體驗扭曲了他一度對名望和權力抱有的那麼多的奇妙幻想。昨天夜裡他不停地喝酒，希望以此來放鬆他的神經，幫他入眠，但並沒有用。現在電話鈴響了，他敢肯定是辦公室來的。科裡想或許是西頓的電話，他讓電話響了四五次，然後他拿起了電話，是西頓打來的。
克勞德·西頓，出生在佐治亞的一個農場，習慣於黎明即起，當他成為一個報人後，他仍然按農場主的時間生活。現在他熱情地告訴迷迷糊糊的不高興的科裡，州最高法院在採取某種行動——曼徹斯特和肯尼迪夫人的調解似乎臨近了。
科裡從床上爬起來，乘地鐵到了下曼哈頓。在法院，他得知這些事情推遲了，於是來到新聞編輯部，又得知曼徹斯特同哈珀和羅出版社社長卡斯·坎菲爾德這天下午將在海外新聞俱樂部發表聲明。他們顯然已經和肯尼迪家族達成了庭外調解。
在新聞俱樂部裡，幾十個記者和攝影師圍著準備宣讀自己聲明的曼徹斯特。科裡悄悄地走近他，平靜地說：「嗨，我是約翰·科裡。」
「噢，好的，」曼徹斯特笑著說，接著拉住科裡的胳膊，湊向前來，平靜地說，「一會兒來找我。」
科裡想，也許他同意了這次採訪，西頓會非常高興的。
在宣佈了承認調解的聲明之後，曼徹斯特拒絕回答關於肯尼迪們或他的書的問題。然後，在他的律師和代理人陪同下，他走向了電梯。到了外面，科裡裝出是曼徹斯特一個律師的樣子，跟著曼徹斯特，沿著第四十大街走向麥迪遜大道。在這本書的代理商哈羅德·馬特森公司的辦公處，科裡和曼徹斯特走進了一個電梯，在那裡曼徹斯特要科裡暫時在一個外間等一會兒。十分鐘後，曼徹斯特回來了，同意在第二天晚上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爾頓接受科裡的獨家採訪，曼徹斯特居住在那裡。在此後的24小時，科裡一心只想著這件事情。
第二天早晨，1月17日，星期二，科裡公寓裡的電話鈴響了。是西頓打來的。他說《紐約時報》考慮在星期五的一期刊登科裡的一個長篇綜合報道，一個「獨立專題長文」。「獨立專題長文」大約有4000多字，占《紐約時報》的一整版，它將概括迄今為止在肯尼迪—曼徹斯特事件中所涉及的每件事情。科裡知道做這篇長文章涉及的工作量，說他在星期五之前寫不出來。這篇獨立專題長文現在並沒有激起他的興趣，因為他渴望的是曼徹斯特許諾的今天晚上在康涅狄格的獨家採訪。西頓也對採訪曼徹斯特感興趣，但在西頓的聲音中似乎有某種遲疑——彷彿西頓上面的編輯，也許是丹尼爾，對報道的階段有了另外的想法。後來，西頓第二次給科裡打電話，告訴科裡去對曼徹斯特進行採訪，不必擔心星期五的獨立專題長文。但西頓又說，他希望科裡能在星期五下午完成這篇獨立專題長文，這樣編輯們就能在週末審讀它。科裡感到慍怒，他一再說，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他無法做所有的工作。他今天，星期二晚上必須去康涅狄格找曼徹斯特；星期三他必須整理自己的採訪筆記，寫這次採訪；星期四，可以準備寫這篇獨立專題長文，但他必須回頭思索一下過去幾周裡在這場爭論中涉及的主要人物——與肯尼迪相關的人、哈珀和羅出版社的發言人、律師、代理人、《觀察》編輯，以及可以對此次事件國內外政治影響做出評估的人——一句話，在星期五下午他不可能完成這篇獨立專題長文。「約翰，」西頓溫和地打斷他的話，極力掩飾他明顯感覺到的來自上面的壓力，「約翰，你是在為一個日報工作，而不是雜誌。」科裡仍然生氣，然後掛斷了電話。他起床，坐上了去城裡的地鐵，很快他又坐上了一輛長途客車，奔向康涅狄格的米德爾頓。
這次對曼徹斯特的採訪進行得非常順利。星期二晚上科裡和曼徹斯特一起吃晚飯，飯後在曼徹斯特的家裡談話。他從曼徹斯特那裡得到了可以任意使用的幾沓文件和信件，曼徹斯特沒有為採訪中他的發言安排預先編輯的要求，科裡也不敢提起此事。曼徹斯特非常高興有機會向《紐約時報》記者敞開自己的心扉，幾周來他一直被他的律師限制，現在可以展示這個故事中他所知的那一面了。科裡在康涅狄格的一家汽車旅館裡過夜，第二天早晨和曼徹斯特一起吃早餐，和曼徹斯特度過了下午。科裡知道，他有了一次重大的採訪，他考慮到了發表在《紐約時報》上後會得到的反應。當天晚上科裡乘坐長途客車回紐約，非常疲倦，但非常高興。他幹完了自己的工作，對世界上的這個被談論最多的人進行了獨家採訪。星期四凌晨2點鐘他下了長途車，沒有直接回家，而是走過第八大道來到時報大樓。當時只有一些加工改寫人員和文字編輯在值班。科裡坐在前排的打字機前，準備給西頓留一個備忘錄，描述一下這次不一般的採訪。科裡打開機器，但總是敲錯鍵盤，好像喝醉了酒，但他一整天根本沒有喝酒，可能是疲勞、緊張、激動的綜合作用。他終於設法打出了一段話，告訴西頓他回到城裡，得到了獨家採訪，在他休息一下之後再給他打電話。
當天稍後，科裡給西頓打電話。西頓告訴他，《紐約時報》不想要那篇對曼徹斯特的採訪。約翰·科裡不相信這些話。西頓又溫和地重複了一遍。他解釋說：現在辦公室裡有人「抵制」在曼徹斯特—肯尼迪的事情上做如此之多的文章，一篇獨立專題長文可以總結性地將此事件畫上句號，根本不需要科裡寫一篇單獨的對曼徹斯特的採訪；他可以把對曼徹斯特的採訪編進那篇獨立專題長文中，而寫那篇文章看來要在週末之後刊登了。科裡失望了。他提到《新聞週刊》雜誌在追蹤曼徹斯特，也許會在下一期發表他們對曼徹斯特的採訪。科裡早就聽說《新聞週刊》在跟蹤曼徹斯特，但直到現在他才想起提到它。這種策略在記者中是常見的——每當編輯不願意發一篇報道時，有人就給他們提出另一家出版物在搞這篇報道的威脅，通常這能使編輯緊張起來，趕快處理這篇報道。當然，西頓知道這種花招，或許在他還是一個記者時就運用過它多次。然而，有可能科裡說的是真話，所以西頓說，他將在吃午飯時和克利夫頓·丹尼爾討論一下。
午飯後科裡接到了電話。西頓說，丹尼爾仍然反對刊登這次採訪的想法。科裡很快就洩氣了，來到新聞編輯部，當面申訴他的理由，但沒有成功。西頓重申，《紐約時報》只想要那篇獨立專題長文，並且說科裡必須對主要人物的觀點給以同樣的篇幅——必須是平衡的。科裡走回到他的桌前。他想到交上他的辭職書。本周早些時候他曾跟他的妻子談過這種想法。妻子說，這篇報道給他造成了損失，也許他應該退出《紐約時報》。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裡在家裡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寫獨立專題長文的第一稿。在過去的幾天他進行了幾次採訪，他非常疲勞了。快到5點30分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是辦公室打來的。國內組的一個編輯在電話中請科裡馬上來報社，他們需要他給星期一報紙的頭版寫篇報道。這位編輯說，即將出版的一期《新聞週刊》已經來了，上面有一篇對曼徹斯特的獨家採訪，科裡是不是要為《紐約時報》拿出一篇同樣的報道呢？
科裡想哭。他把電話挪開，然後把他的前額靠在聽筒的一頭，輕輕地敲自己的腦袋。
「去死吧，」科裡平靜地說，他掛了電話。接著科裡給西頓的家裡打電話，西頓又給丹尼爾打電話，然後西頓又給科裡回電話。在下午6點30分，科裡來到新聞編輯部，坐在他的打字機旁，翻閱一沓筆記，努力根據他此前對曼徹斯特的採訪形成一篇報道。筆記是非常無條理的，是在他的頭腦裡不準確地回憶起來的，科裡不得不花費寶貴的時間把他關於曼徹斯特的筆記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筆記分開。後來西頓出現在了辦公室。牛欄已經在報紙上開了一個六欄的天窗，要求科裡在完成了他的頭版報道之後，再為二版寫更詳細的東西——就是那篇獨立專題長文。科裡說他不能寫這篇長文了。此時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沒有人和他爭論。
科裡寫了一個一欄半的頭版文章，大約1100字，接著西頓告訴他二版的報道需要有「硬的」線索。西頓提議寫寫在科裡的頭版報道的底部出現的事情——肯尼迪參議員告訴曼徹斯特「撕掉和刪除」手稿，這樣《觀察》就不能發表它了。科裡以這個線索開始寫他的二版報道，但後來牛欄的一個編輯過來問科裡，「撕掉」是不是意味著肯尼迪參議員要曼徹斯特真的把這個手稿撕成碎片。科裡麻木了，說不是，沒有這個意思。
他繼續打字，完成了一個兩欄半的報道，大約兩千字，及時供二版用。報道中引用了曼徹斯特的話，提到了作者對一場因誤解而產生的爭論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個有那麼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熱的案子——但科裡不能妥當地表達他在這篇報道裡所希望的一切。這篇報道沒有重心，組織的也不好，他覺得寫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當科裡讀到頭版的報道時，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這並沒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壓垮了。說起來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時相信噩夢已經過去，他可以靠死記硬背來繼續他對那篇獨立專題長文的研究了。他對哈珀和羅出版社的埃文·托馬斯進行了一次採訪。托馬斯和他的律師南希·韋切斯特坐在一邊，他的宣傳員斯圖爾特·哈里斯在另一邊。科裡聽托馬斯說：「對所發生的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惱，」然後托馬斯轉向他的律師問道：「我這樣說對不對，南希？」科裡把這些話寫進了他的筆記，認為很有趣，但笑不起來。
這天下午科裡回到辦公室。西頓來了，擁抱了科裡，建議科裡寫下一篇關於對曼徹斯特採訪的報道。科裡說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頓要求科裡寫一篇關於肯尼迪同《觀察》進行爭論的短文。科裡努力了，但寫了兩頁多就寫不下去了。科裡的第一條線索被退回了，還不夠「硬」。他的第二條線索遭到了拒絕，第三條線索也一樣。西頓給丹尼爾說了，決定暫緩一下，再給科裡一天時間寫出這篇報道。第二天，星期三，科裡來了，開始用頭天被否決的第一條線索寫這篇報道。他用一張複寫紙，逐字把它抄下來，它得到了通過。
接著科裡開始了他的寫獨立專題長文的工作。在週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長度達到了六欄。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該文的，決定在週末的其餘時間走出辦公室，讓編輯們想怎麼處理它就怎麼處理它。科裡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電話鈴響了，辦公室對他的獨立專題長文提出了許多問題，要求他回到報社，幫助回答這些問題。他到達後，看到有三四十個需要解決的問題：克勞德·西頓在頁邊寫了一些問題，克利夫頓·丹尼爾在下面親自回答了一些問題。科裡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兩個高級編輯親自在我的報道上互相問答。西頓的筆跡在頁邊上問道：「為什麼《生活》得到了兩份手稿？」在下面丹尼爾寫道：「因為有一個編輯病了，想在家裡讀它。」在另一處西頓問道：「肯尼迪為什麼給哈丁打電話？」丹尼爾下面回答說：「因為哈丁是總顧問。」
星期天下午，科裡按要求又去了報社。丹尼爾要求把長條校樣送到自己家裡，他還有一些問題。西頓也是。星期一，這篇獨立專題長文發表在《紐約時報》上了。科裡讀了它後搖頭歎息，蠢極了，真是蠢極了。
科裡想現在自己該離開了，離得遠遠的。他給西頓說了這個意思，西頓給了科裡五周的假。此時科裡接到了一個出版商帕特南的電話，請科裡寫一本關於曼徹斯特的書的書。儘管科裡非常討厭這個故事，但還是被吸引住了。他還留著過去幾周的各種日記，這是《紐約時報》絕不會發表的東西，他記這日記是為了將內心的各種不快和鬱結吐出來。好的，科裡最終說，他願意寫這本書。他把這視為一個寫他迄今為止不能寫的東西的機會，可以說說60年代的美國，它對魅力和瑣事的著迷，它庸俗的商業主義，它的虛偽。所以，他和帕特南簽了協議，給他的妻子留話說接下來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說他不在。他搬進了西區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樓裡的另一間公寓裡，是由一對夫婦出遊得州科珀斯克裡斯蒂暫時騰出的。科裡開始了他的書。他翻閱了在從事這項長期的任務期間積累的日記和幾沓筆記。他重讀了他的評論，回顧了他每日的體驗，有西根塔勒給特納·卡特利奇的電報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裡的一篇報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溫、各種各樣的律師、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報販子的電話談話的備忘錄，有他關於約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評論，他懷疑她是真的想要隱私，還是喜歡玩弄隱私——就像她喜歡出現在時髦的滑雪場，或者地中海的游輪上，以此來刺激狗仔隊的關注。科裡承認，新聞界也應該受到譴責，包括《紐約時報》。新聞界把她樹立起來，我們把她樹立起來，所以時尚雜誌拍她的各式各樣的照片，通過廣告推銷藥盒帽和蓬鬆的髮式——每一個人做出一點行動，這就是很大一筆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開始的這本書也是這整個計劃的一部分。科裡想，很好，我如何開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給他年幼女兒的公開信的形式來開始這本書，他的女兒珍妮特還不到一歲。從現在起多年後，她也許喜歡知道構成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亂。但後來一想，科裡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兒捲進來，不想以「親愛的珍妮特」開始這本書。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隱私……想到這一點他覺得很有趣。是的，我現在正是有史以來最重大的隱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這個機會，利用傑奎琳·肯尼迪來賺錢，將曼徹斯特的痛苦連本帶利地賭注到我自己的書當中；但當我的隱私，或者我女兒的隱私受到了侵犯時，我會像其他人一樣表現糟糕。我並沒有比別人強到哪去，科裡承認；但是又有誰說過我比別人更好呢？他問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頁，給他的打字機又裝上了一張紙，開始寫他的書了。
約翰·科裡的書《曼徹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會像曼徹斯特本人的書那樣成為大暢銷書，但科裡會得到表示尊敬的評論，會賺些錢，會看到自己的書稿被裝訂在硬殼中間而感到職業上的滿足。在完成手稿後，科裡想，他已經使自己的體系擺脫了整個記者的噩夢，於是他回到了《紐約時報》，但一想到還要回費城分社干他過去的工作就悶悶不樂。他還發現他不再對報紙報道有熱情了。他看起來像被惰性、混亂和衝突的價值觀所煩惱。他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錯了，他只是覺得他變得不同於過去。
他向西頓坦白了這種混亂的感覺，西頓非常關心。科裡很快來到了克利夫頓·丹尼爾的辦公室，坐在這位主編桌子的對面，丹尼爾對他既感到麻煩又抱以同情。
「你喜歡在《紐約時報》做什麼？」丹尼爾問，彷彿科裡可以任意挑選他喜歡的工作。
「好的，」科裡想了想說，「不做什麼，真的。」
「什麼意思？」丹尼爾問。
「是，」科裡說，「我……我想回文字編輯組。」
丹尼爾奇怪地看了看他，於是便極力去與科里拉近關係，回憶了自己1954年在蘇聯執行任務期間不快的記者生活，這是他最後當駐外記者，然後他回了家，碰到了瑪格麗特·杜魯門。丹尼爾想起自己作為莫斯科的一個40歲的單身漢的孤獨，過度工作是多麼疲勞，如何得了潰瘍——丹尼爾懷疑科裡是不是也有病了。沒等科裡回答，丹尼爾說他想讓科裡上13層，找一下《紐約時報》的戈爾茨坦醫生。丹尼爾親自拿起電話，安排了預約。科裡感謝了丹尼爾，離開辦公室乘電梯來到醫療部。戈爾茨坦醫生在等著他，微笑著，寬慰科裡說：「我想讓你見見我們的赫斯醫生。」
「誰？」科裡問。
「他將和你談話，」戈爾茨坦說，領著科裡輕輕地走向另一個診室，科裡突然想到赫斯醫生一定是《紐約時報》的心理醫生。
「赫斯醫生是個心理醫生嗎？」科裡以懷疑的口氣提高聲音問，但戈爾茨坦醫生似乎沒有聽到這個問題，他僅僅是溫和地說：「赫斯醫生是個了不起的人，我們的一些高層管理者都會看赫斯醫生。」
看了赫斯醫生後，約翰·科裡明顯恢復了正常的情緒。他回到了新聞編輯部，但他感覺到並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繼續抵制回費城分社工作，最終被允許留在紐約，又一次當了編輯人員。在此後的幾個月裡，科裡平靜地在新聞編輯部工作，偶爾也寫點小東西——一個值得注意的例外是為《哈潑斯雜誌》寫的一個關於斯佩爾曼紅衣主教的長篇特寫。後來有一天，約翰·科裡莫名其妙地不再猶豫不決了，就像過去他莫名其妙地猶豫不決起來一樣——他突然想寫些比他所認為的報紙所能容納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長篇大論。當科裡簽下了為《哈潑斯雜誌》寫作的合同後，開始認識到這可能是他一直尋求的挑戰和變化。他下定決心，鼓足勇氣，從《紐約時報》辭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