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德最初的憲法很相似。兩部憲法都規定了總統為國家首腦，另外還有政府的政治領袖（西德的總理稱作Chacellor，東德的總理稱作Prime Minister）；兩國都有上下議院，下議院的議員理論上是通過全國選舉選出，代表著人民，而上議院則代表著邦（Lander）；兩部憲法均未規定本國應當採取什麼樣的社會經濟體制。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憲法實際上是臨時的，因此以「基本法」（Grundgesetz）來命名，並明確表示致力於兩德的最終統一。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憲法在制定的過程中也保留了兩德統一的可能性。然而，兩國的政治體制在原則上有著根本的不同。西德採取的是民主代表制，每四年舉行普選，社會中廣泛的群體均可參與；東德憲法卻是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之上，議會中不同政黨和大型組織的代表席位是事先分配的，其中德國統一社會黨佔據了主導地位。正如本書即將談到的，後續的發展不斷加大兩部憲法之間的差異。
雖然德國已經分裂成了兩部分，但一開始人們並不認為這是不可逆轉的。後續的發展卻不斷鞏固著兩德的分立。1951年，統一計劃失敗。20世紀50年代，東西德分別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與他國結盟。1955年，兩德重新確立了各自的完整主權。1961年8月，柏林牆修建。當兩德的分界最終被混凝土封閉，從東德逃往西德的最後通道也被封住了。隨著20世紀70年代東方政策的實施，東西德於1972年互相承認了主權。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20世紀80年代，兩德關係不斷發展，與任何其他兩個分離且獨立的國家關係都無法相提並論。1989年秋，東德爆發革命，兩德分立的問題再次浮上了檯面。同年，柏林牆倒塌。
1949年8月，基督教民主聯盟成為聯邦議院（Bundestag）中的第一大黨。西德的第一位總理是康拉德·阿登納（Konrad Adenauer），這位天主教徒足智多謀，在魏瑪共和國時期曾擔任科隆市長，第三帝國期間一直相當低調。在聯邦總理的選舉中，他一直強迫德國自由民主黨的議員給他投票，最終只比第二名多得了一張選票。德國自由民主黨候選人特奧多爾·豪斯（Theodor Heuss）後來成為西德第一任總統。阿登納一開始十分依賴聯合政府，並成功地在1957年的大選中領導基督教民主聯盟贏得了壓倒性的多數選票。在十四年的總理生涯後，阿登納最後以87歲的高齡於1963年退休。阿登納專橫的治理方式[由此誕生了「總理式民主」（Chancellor-democracy）這一新的政治概念]為西德的戰後發展打下了基礎。阿登納堅定地促進西歐的一體化，同時領導西德實現了爭議較少的「經濟奇跡」，這和他的經濟部長路德維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也密不可分。儘管阿登納在正式場合曾言不由衷地表達了支持統一的態度，但他對西歐一體化的熱情正好與美國的西歐政策相一致。美國希望通過戰後西歐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一體化來抗衡共產主義。1949年10月，聯邦共和國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the 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1年4月，西德加入歐洲煤鋼共同體（the 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同年5月，西德成為歐洲委員會（the Council of Europe）成員。1957年，西德與其他五國在羅馬簽署了《歐洲經濟共同體條約》。1955年，《佔領法》期滿終止，西德獲得了完整的主權，成為1949年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sation）的成員。1956年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儘管遭到國內很多人的反對，聯邦共和國還是建立了常備軍隊並開始徵兵。西德一方面努力獲得國際社會的重新認可，另一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經濟復甦，從戰敗的廢墟中，成長起一個物質主義的國家，其經濟增長率和生產效率令人震驚。西德專注於建立繁榮的未來，讓人暫時忘記了它的過去。前納粹主義者也相對容易地融入了20世紀50年代保守主義的新德國。在這一過渡時期，西德反共產主義和物質上的成功給新的民主政體帶來了實際的合法性。
東德的政治和社會經濟變革還在持續。1952年，邦（Lander）被廢除，建立了更小的地區（Bezirke），以便於中央加強對地方的控制。但直到1958年，代表各邦的上議院才被廢除。德國統一社會黨在經歷了一系列的清洗後，黨的領袖瓦爾特·烏布利希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加強。新經濟政策倉促實施，政府對一些群體的要求做了讓步，卻同時對另一些群體提高了工作標準。1953年6月17日，隨著公眾對政府的不滿越來越嚴重，大規模的罷工終於爆發。這次起義一開始是對經濟政策的抗議，後來迅速發展為對政治的大規模不滿。但在蘇聯出動坦克前，這場起義就自己瓦解了。本質上，這是一場混亂的抗議，它沒有領導人，因此並不可能發展為革命。這次起義加速了德國統一社會黨內的清洗，遭到清洗的大多是前社民黨的成員，但卻莫名其妙地鞏固了烏布利希的地位，畢竟在莫斯科，他的地位岌岌可危。這場起義也自相矛盾地將兩德統一的希望破滅了，西德決定不再介入東德的事務，以免引發國際危機。看起來西德想讓東德人自生自滅。據可靠研究證明，東德官方並沒有將起義歸結為是西方「奸細」的挑動，而西方國家也只是對起義進行了觀察和報道，並沒有對東德人的抗議提供任何有力的支持。烏布利希對反抗者採取了進一步的措施：1956年對沃爾夫岡·哈里希（Wolfgang Harich）等人進行審判和監禁，1958年將一小部分反對派趕出了政治局。這樣，烏布利希成功地將所有內部的反對派都驅逐了出去，他那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態度非常強硬，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官方譴責斯大林主義後，烏布利希仍然堅持強硬的態度（不過在1963—1965年，烏布利希當局曾試圖進行經濟改革，並在針對青年人、工人和文化的政策上採取了一定的自由化）。
同時，東德進一步採取經濟改革措施。1952—1953年以及1959—1960年，農業經歷了兩次主要的集體化階段。雖然在1953年起義後，政府對消費者做出了一些讓步，但工業生產的重點仍然是重工業。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計劃，但經修改後又拋棄了。儘管當西德的經濟增長暫時減緩時，東德人燃起了短暫的希望，但20世紀60年代初，人們就已清楚地認識到，東德的集權經濟是無法與西德的繁榮抗衡的。西德經濟迅速增長，人民生活富裕，同時伴隨的居然不是政治鎮壓，而是相對的個人自由（甚至可以沒有政治傾向）。於是，20世紀50年代，許多東德人乾脆「用腳投票」，離開東德進入西德。雖然與西德的主要接壤處被封鎖了，但他們還是有可能從東柏林越過邊境到達西柏林。為了不引起懷疑，他們必須輕裝上陣逃往西德。雖然每年逃往西德的難民人數都不一樣，但20世紀50年代，勞動力的缺乏還是影響了東德經濟的發展，隨著一大批年輕的熟練男工離開崗位，東德整體的氣氛越來越頹喪和壓抑，未來的形勢也不容樂觀。
圖35 1961年8月開始修築柏林牆，東德人民警察在一旁守衛。柏林州立檔案館州立圖片資料室藏。
1961年，此前進行的土地改革引發了食物短缺，在這種情況下，東德打算採取激進的措施嚴防勞動力的流失。8月13日早晨，當柏林人醒來後，發現原本分成兩半的城市定型了，街道上架起了帶有倒鉤刺的鐵絲網，士兵守在一旁，之後迅速用混凝土和磚頭搭起了更為堅固的城牆。邊界不再只有幾碼寬，而是長達幾千英里，家人和朋友從此兩地分離。雖然西德人對此發起了抗議，但西方國家並不會因為柏林牆一事而去惹怒蘇聯。城市的分裂暢通無阻地進行著。
不過，奇怪的是，20世紀60年代，唯一逃跑方式的消失可能真的改善了東德人的境況。這是個「科學技術革命」的年代，東德人成就事業的機會開始增加。1963年，政府建立了新經濟體系，允許一部分經濟決策去中心化，並為擁有特定技能和資格的人提供成功的機會。也許是因為別無選擇了，人們開始接受新經濟體系。隨著一些教育和社會政策的實施，以及新機會的產生，社會流動性大增。另一方面，20世紀60年代的西德則出現了許多社會運動，猛烈地抨擊人們追求物質享受和富裕生活，而不願意面對過去。1965—1966年的經濟衰退加速了艾哈德政府的倒台。艾哈德是阿登納的繼任者，為人十分軟弱。接著，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接任總理，他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與社民黨組成了「大聯合政府」。學生運動表達了人們的抗議和不安，因為議會中沒有真正的反對派，因此人們認為「議會外的反對」成為必需。在柏林的示威遊行中，一位學生被射殺，保守派的小報促進了公共觀點的兩極分化。1967—1968年，學生抗議達到了高潮。這一時期，右翼運動也漸漸發展起來，極端民族主義的國家民主黨雖然在許多州議會中獲得了不少席位，但在全國議會中並沒有獲得席位。1969年，西德歷史開啟了新時期。社民黨在大選前與其他黨派商討良久後，和現在更加自由主義的德國自由民主黨組成了聯合政府，在聯邦德國短短二十年的歷史中，第一次成為政府執政黨。
西德社民黨的領袖，前柏林市長維利·勃蘭特（Willy Brandt）成為總理後，德國與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漸趨緩和。如今，美國和蘇聯都希望兩德之間的關係能夠好轉，這也符合勃蘭特本人的願望，他希望兩德關係改善，並促進兩德人民的互相接觸。勃蘭特的所謂東方政策制定於20世紀60年代晚期，1971年埃裡希·昂納克（Erich Honecker）取代烏布利希成為總理後，東方政策繼續施行。儘管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和基督教社會聯盟的反對不斷，勃蘭特還是促使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條約和協議，並最終於1972年12月簽訂了《兩德基礎條約》。1973年5月，條約被正式批准（儘管還是有人反對）。1973年9月，兩德都加入了聯合國。從此以後，兩德正式承認了對方的主權，但兩德對彼此來說也不是真正的外國，它們之間有著特殊的關係（從雙方的角度出發，稍有不同）。這種特殊關係的象徵是互設代表，這個代表不叫「大使」，而叫「常設代表」（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1973—1989年，兩國議題不再涉及日益模糊而抽像的所謂統一，而是更注重改善兩國之間的關係。雖是不同的國家，但東西德之間卻有獨特的關係。
西德由社民黨與自民黨組成的聯合政府於1969年上台，1982年下台。除了勃蘭特起初外交政策的成功外，這一時期而臨日益嚴重的經濟問題和國內難題。以1973年的石油危機為代表，這一時期的能源危機對西德經濟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同樣對西德經濟產生不利影響的還有20世紀70年代晚期至80年代的世界經濟衰退。同時，20世紀60年代晚期的激進運動繼續發展，除了相對無害的撤退主義亞文化，還出現了更為麻煩的、由一些「紅軍派」的激進分子[1]所領導的恐怖主義運動。1974年，東德間諜入侵事件後勃蘭特辭職。更為右翼的赫爾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接管政府。同黨派的左翼分子就環境、核能和國防問題抨擊施密特。同時，面對不斷上升的失業率和政府在福利上過大的投入，施密特在通過預算決議上面臨著很大的困難，社民黨的右翼聯合政黨——自民黨給施密特施加了很大的壓力。1982年，自民黨終於以憲法為武器，發起了建設性不信任動議(Constructive Vote of No Confidence)，罷免了時任總理，轉而投向基民盟和基社盟。僅僅因為一個小黨的幾名議員倒戈，基民盟的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就成為西德的保守派總理。許多西德人對此情形有些不安，科爾也一樣，他又發起了信任投票（雖然他是故意要讓自己得不到多數票的），隨即讓提前大選成為可能。1983年大選確定了科爾的總理地位。西德因此進入了戰後第三個主要的政治階段，即保守派政府。前兩個階段分別為保守派政府（1949—1969，最後三年為大聯合政府）和時間較長的社民黨政府（1969—1982）。
1971—1989年，在埃裡希·昂納克的領導下，東德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烏布利希時期，社會迅速變革，烏托邦主義和鎮壓相互結合。隨後的昂納克時期，政府拒絕承認當下的一些問題，面對社會政治問題也不願尋求長期的解決方案。20世紀70年代，政府又開始在經濟上集權，提出並持續強調消費者滿意度，電視、汽車等產品需求高漲，也越來越容易買到。起初，文化政策呈明顯的自由化趨勢，但這種情況只持續到了1976年。這一年著名歌手、吉他手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遭到了當局的強制流放，引發了東德文化圈的抗議。20世紀70年代晚期，政府重新對文化領域加強了控制，東德的新教教會是個例外。1978年，新教教會與政府達成了一致，鞏固了自身在東德社會的地位，同時為持異見者提供了一個受到保護的討論空間。20世紀80年代，兩德進一步互相接觸。隨著兩國之間的交通改善，東德人去西德旅行更容易了。1987年，埃裡希·昂納克對聯邦德國進行了歷史性的訪問。20世紀80年代，隨著領導層的年齡增長，他們越來越無法容忍國內漫天的異見和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改革的影響，政治氛圍似乎越來越壓抑。儘管如此，東德還是明顯越來越成熟了，許多沒有政治傾向的德國人也能在此謀生，並過上至少過得去的生活。
1989—1990年，一波革命席捲了西歐，「德國問題」的解決方案、兩德分立的時限以及歐洲的各種問題又一次被提上日程。蘇聯帝國搖搖欲墜，中歐戰後協議被廢除，在這樣的背景下，影響東德四十年的共產主義政治體系倒塌了。在考慮戰後時期的戲劇性結尾之前，我們最好先仔細研究一下兩德到1989年為止的政治和社會經濟體系的某些方面，並分析兩者從共同的起點開始，在多大程度上發展成了擁有不同文化和身份認同的社會。
[1]Red Army Faction, RAF，也叫巴德爾-邁因霍夫團伙（Baader-Meinhof），巴德爾和邁因霍夫是團伙的早期領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