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幹半島的殺伐之聲即將大幅升高。一九一二年三月，俄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成功打造出旨在阻止青年土耳其黨收回巴爾幹半島失地、擊退奧匈帝國侵犯的塞爾維亞-保加利亞同盟。然後俄國出面居中協調，讓希臘人、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達成瓜分馬其頓的協議。奧地利始終認定，馬其頓曾遭多個外族入主一事（曾先後屬於保加利亞帝國、塞爾維亞帝國、拜占庭帝國），加上該地族群、宗教的多元複雜，會使任何巴爾幹國家都無法控制它。畢竟土耳其人二十世紀統治馬其頓時，憑借的手段包括鼓勵居民（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希臘人、羅馬尼亞人、阿爾巴尼亞人）互相迫害（此舉偶爾迫使列強堅持要求土耳其改革，甚至派國際委員會來落實改革）。[1]
但俄羅斯的介入，對土、奧兩國大計的威脅，遠不只限於馬其頓一地。由於俄國的運作，塞爾維亞與保加利亞為共同目標而結盟，說服希臘和黑山加入一起奮鬥，然後在一九一二年十月向奧斯曼帝國宣戰。這一巴爾幹聯盟的成員國不久後就會為爭奪戰利品而大打出手，但當下他們都有志於趁君士坦丁堡充滿幹勁的新政府尚未鞏固其在國內和在其少數僅存的歐洲省份（例如馬其頓、阿爾巴尼亞）的權力時，先打敗土耳其人。
接著爆發的戰爭，使奧斯曼帝國失去大片疆土，使其陸軍消亡殆盡。開戰才三星期，五十萬土耳其部隊（在色雷斯的二十二萬部隊和在馬其頓的三十三萬部隊），遭總兵力達七十一萬五千人的巴爾幹聯軍擊敗。希臘人拿下薩洛尼卡；保加利亞人進逼到君士坦丁堡城門；黑山人攻入科索沃和斯庫塔裡（斯庫台）；塞爾維亞人往南攻入馬其頓，遠至莫納斯提爾（Monastir，馬其頓語稱比托拉/Bitola），然後十一月時揮兵向西抵達海邊。由於希臘人和保加利亞人佔領土耳其的愛琴海沿岸，塞爾維亞人即不客氣奪取奧斯曼帝國阿爾巴尼亞境內濱亞得裡亞海的四個港口：聖喬凡尼-迪梅杜亞（San Giovanni di Medua，阿爾巴尼亞語稱聖金/Shengjin）、阿萊西奧（Alessio，阿爾巴尼亞語稱萊什/Lezhe）、都拉佐（都拉斯）、發羅拉（Valona，阿爾巴尼亞語稱夫羅勒Vlore）。一九一三年五月簽署的倫敦條約，為土耳其在其歐洲諸省的統治敲響喪鐘，因為奧斯曼帝國的巴爾幹諸省大部分被轉讓給巴爾幹聯盟。奧匈帝國，歐洲的巴爾幹強權，一無所獲。維也納的《時代週刊》以無法置信的驚訝口吻說道：「這場巴爾幹危機使我們的外交遭逢如一八六六年的挫敗。」[2]
事實上，奧匈帝國在這場危機中的表現並不突出。死於危機期間（一九一二年二月）的埃倫塔爾，認為在維也納準備好可以重新向愛琴海進攻，在途中吞併馬其頓之前，不妨讓這個省份留在土耳其人手裡；不料，人算不如天算，希臘人突然進佔薩洛尼卡，塞爾維亞人突然攻入史高比耶、科索沃以及阿爾巴尼亞諸港。從經濟上講，這一發展無異於一場災難。在土耳其百分之十一的關稅下暢銷的奧地利製造品，從此再無法打入這些新市場，因為這些市場被築上進口關稅壁壘，從最低的保加利亞的百分之三十三，到最高的希臘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奧斯曼帝國人民所戴的非斯帽（fez），原幾乎都是波希米亞的毛紡廠所制，但不久後這些毛紡廠就會失去這筆很有賺頭的生意。[3]「頭一個亡於巴爾幹飛躥的子彈者，乃是現狀，」有位奧地利將領痛苦地指出。原本令維也納受益的現狀，突然間煙消雲散。[4]在奧地利軍界，巴爾幹危機的解決之道似乎再清楚不過。「就讓這件事爆發為戰爭，」阿佩爾將軍從薩拉熱窩匆匆寫道，「我們有什麼好怕的？俄羅斯？他們不會有任何動作，我們得把塞爾維亞一勞永逸地解決。」[5]
但俄羅斯人大概會有動作，而且弗朗茨·約瑟夫和弗朗茨·斐迪南都不想要戰爭，儘管塞爾維亞就是靠戰爭併吞掉奧匈帝國主要勢力範圍裡的大片土地的。接埃倫塔爾之位的利奧波德·馮·貝希托爾德伯爵，因決意阻止戰爭升級並打造奧俄友好協約，已得到皇帝和皇儲的支持。他主張奧匈帝國不採取任何軍事行動，以免列強想起它一九八年的「侵略性角色」。[6]由於無意用武力恫嚇，貝希托爾德實行沒人放在眼裡的軟弱外交路線。他安排了一個「馬其頓代表團」（來自索非亞的兩名教授和來自史高比耶的一名土耳其退休官員）訪問英國駐維也納大使館，讓他們在該使館發出獨立而非瓜分的懇求。他們主張，「馬其頓理當得到自治，不該被移交給希臘人和塞爾維亞人」，結果是狗吠火車。[7]
但現實上奧地利人能如何執行他們在巴爾幹半島日益萎縮的治理權？奧地利若掀起大戰，德國將不得不充當其後盾，因此德皇以嘲笑口吻說道，他不會「為了一些牧羊草地」大動干戈。[8]心知為了阿爾巴尼亞的牧羊草地大動干戈，戰火會擴及加利西亞的農業區，因此，捨穆瓦將軍驚恐萬分地響應這場危機，特別是回應一九一二年秋俄國在華沙和基輔兩地區的試驗性動員。他下令局部動員（在波斯尼亞和加利西亞的五十萬奧地利人），但無意動用他們。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憂心忡忡，在布達佩斯召開一場有康拉德、捨穆瓦、弗朗茨·斐迪南參與的軍事會議，與會諸人全都同意什麼都不要做。[9]這情況和一九一四年七月奧匈帝國會面臨的情況（塞爾維亞挑戰維也納，俄、法兩國站在塞爾維亞這一邊）幾乎一模一樣。但一九一二年時奧地利的決定，比兩年後會做出的決定，明顯更為明智。布達佩斯會議推斷，以奧地利如此薄弱的陸軍，靠軍力解決問題絕對行不通。
R+B作戰計劃——因應俄羅斯（R）的部隊和因應巴爾幹半島（B）的部隊，加上在這兩者之間策應的一支機動預備隊——表面上看來頗能因應新情勢，但實際上掩飾了現代戰爭決定勝負之關鍵（運輸工具、火炮、受過訓練之步兵）的嚴重不足。因此，貝希托爾德把重點放在減少奧地利的損失，盡量保住奧地利的顏面上。基於此考慮，他公佈一組不算苛刻且勉強保住面子的要求：領土得到擴大的巴爾幹諸國必須「尊重奧地利的經濟利益，與維也納談定貿易協議，保持通往（愛琴海、亞得裡亞海）兩海域之鐵路、公路暢通無阻」。[10]貝希托爾德還讓人意想不到地成為新獨立的阿爾巴尼亞之父（使該地和其四個奧斯曼港口不致落入塞爾維亞之手），堅持要塞爾維亞繼續當個內陸國，要靠新帕扎爾區的阻隔使塞爾維亞無法直接進入黑山和亞得裡亞海。奧地利人控制新帕扎爾區這個八十公里寬的狹長地帶多年，但一九八年，作為其吞併波斯尼亞後給予土耳其的補償之一，已將它歸還土耳其。這時奧地利人不由得處於一有點荒謬的處境，即試圖捍衛正日漸消失之土耳其轄下歐洲省份的主權。貝希托爾德向奧地利代表團解釋道：「我知道『大家都說』奧斯曼帝國一瓦解，奧地利就該奪取新帕扎爾區，以阻止大塞爾維亞國的出現，但我們覺得如今這麼做，代價會太高。」[11]一心想著實現其擴張天命的塞爾維亞，剛剛收復其在一三八九年黑鳥平原（Field of the Blackbirds）之役中被土耳其人奪走的所有領土，在這種情況下，要求讓阿爾巴尼亞獨立，乃是維也納所能有的最好作為。[12]阿佩爾將軍行走於波斯尼亞境內時，察覺到鄙夷之意：「在這裡，就連村中愚夫愚婦都開始嘟噥『破爛的老奧地利』——一如這裡的報界；每個人都認為這個君主國衰弱、怕得發抖。」[13]
始終把塞爾維亞斥為微不足道的「豬與豬群之地」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這時與捨穆瓦前往柏林，以取得德國保證在奧地利與豬群交戰時支持奧國。柏林報界饒有興味地打量這些憂心忡忡的奧匈盟友：「理論上，歐洲六大國平起平坐；但實際上，在民族特性、財力與經濟實力、迅速動員能力、海陸軍隊素質上，有很大差異。」[14]民族特性乃是這幾個項目裡霍夫堡宮能在短期內改變的唯一項目，於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以愛說大話著稱的康拉德，在弗朗茨·斐迪南的極力要求下復職，取代捨穆瓦。當初康拉德於「捨奈赫危機」期間遭解職的內情，這時也曝光，原來那是美景宮與霍夫堡宮所達成交易的一部分。弗朗茨·斐迪南原想要撤換外長埃倫塔爾和陸軍部長捨奈赫，但皇帝堅持條件交換，以繼續將陸軍抓在手裡。於是，弗朗茨·斐迪南同意康拉德下，捨穆瓦上，前提是皇帝願意照斐迪南的意思撤掉捨奈赫，換上奧芬貝格。但一九一二年三月，三家匈牙利報紙揭露奧地利擬了最高機密的U計劃（斐迪南大公欲入侵匈牙利、關閉其議會的一九五年計劃），並指出該計劃在由奧芬貝格擬定時，奧芬貝格就變成燙手山芋，即使是對斐迪南大公來說亦然。
U計劃的曝光引發軒然大波，於是，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即上述交易談成才一年，就不得不草草談定另一項交易。皇帝將奧芬貝格解職，且不盡放心地召回康拉德。布羅施從美景宮指出，如果找別人來當，當然更好，但其他候選人全是「婆婆媽媽之徒」。捨穆瓦未做出一番成績。他的聲望不夠高，壓不住陣腳，在戰爭隱隱然即將爆發之際，必然總綰兵符的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將需要康拉德當他的左右手。[15]法國駐維也納大使館覺得這場危機最有趣之處，乃是揭露了霍夫堡宮與美景宮無休無止的暗鬥。披露U計劃那三家報紙全領皇帝的薪水，這表示弗朗茨·約瑟夫刻意剷除奧芬貝格，「以打擊弗朗茨·斐迪南和其黨羽」。法國大使館論道，這類耍陰使計的行徑，不只降低奧地利高級軍官的戰鬥力，也降低他們的素質。康拉德果然取代捨穆瓦出任參謀總長，但找不到人接替奧芬貝格。「沒有優秀的軍官願意接陸軍部長之位，」法國人指出，「近來，帝國陸軍部被視為匈牙利的附屬機構——事實確是如此——且如今大部分高級軍官效忠於弗朗茨·斐迪南，不想冒著被他視為叛徒的風險接掌這一職務，因為皇帝太老，不值得把個人前途押在他身上。」[16]最後，博爾弗拉斯終於找到一位已快退休因而不在意前途之人：六十三歲，在皮爾森（Pilsen）的Skoda廠督造新火炮的亞歷山大·克羅巴廷（Alexander Krobatin），一個無害且無能之人。[17]
斐迪南大公和康拉德兩人未拾回過去的友誼。虔誠的天主教徒弗朗茨·斐迪南，痛惡康拉德與已婚女子半公開往來引發的軒然大波，也痛惡這位參謀總長明知奧地利軍力不強仍那麼不自量力地好戰。斐迪南大公始終中意於奧、俄達成保守性協約的構想（且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解決與塞爾維亞、俄羅斯，很可能還與意大利、羅馬尼亞同時交戰的難題），因此漸漸轉向貝希托爾德與皇帝的和平政策。[18]但和平政策的可行性似乎也不高——塞爾維亞一心想打仗，俄羅斯想不出與奧地利重啟一八七八年已截止的同盟關係有什麼好處。更糟的是，弗朗茨·斐迪南認為阿爾巴尼亞的角色，類似於一八六四年時的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普奧戰爭就肇因於這個地區的歸屬爭端。普魯士人從丹麥手中奪走石勒蘇益格-荷爾斯泰因諸公國，將它們與奧地利分掉，然後以分配戰利品時必然產生的不和為借口，向哈布斯堡王朝開戰，以一勞永逸地解決「德意志問題」。
弗朗茨·斐迪南深信俄羅斯人在阿爾巴尼亞玩同樣的把戲——打算「縮小阿爾巴尼亞的疆域」，以壯大其「塞爾維亞受保護國」，為剩下的領土挑起與奧地利的戰爭。[19]他只能指望德國人會支持奧地利，制止俄羅斯。[20]如果德國人不願意，奧地利會垮掉。就連老邁的弗朗茨·約瑟夫都驚醒過來，緊張問道：「陸軍已可以作戰了嗎？」[21]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在申布倫宮召開的一場高層首長初步會議，權衡了奧匈帝國不同選擇的利弊得失。外長貝希托爾德推測，德國人大概不會支持奧地利在巴爾幹半島的「軍事冒進」。[22]事實上，德國人會；在三天前於波茨坦召開的德國秘密軍事會議中，德皇與其將領就已決定，無論情況如何他們都會保衛奧匈帝國，且應引發戰爭，以在俄、法兩國尚未完成其軍事擴張時將它們擊敗，「愈快愈好」。[23]一如以往，德國人不認為有必要將此決議告知奧地利人，奧地利人不覺得有必要向其盟邦徵求意見。一如一九一四年七月時德奧所會有的作為，這兩個大國各搞各的，不知對方的真正意向。奧匈帝國的財長提醒道，不管有沒有德國支持，奧地利節節升高的備戰成本會搞垮財政。陸軍已召集十七萬兩千後備軍人增援現役部隊。其中一半部署於加利西亞，另一半部署於波斯尼亞，然後又召集了五萬後備軍人。在皮爾森、布拉格、柯尼希格雷茨，捷克籍後備軍人被派赴駐地時高唱塞爾維亞國歌，而非奧地利國歌，嘩變情景令皇帝震驚。在柯尼希格雷茨（捷克語稱赫拉德茨-克拉洛韋/Hradec-Kralove），兩千民眾堵住兵營通往火車站的公路，朝試圖驅散他們的警察丟石頭；還有數百名示威者等在火車站，當局動用上了刺刀的部隊才將他們驅離。開拔部隊的指揮官在火車車廂裡遭憤怒暴民攻擊。火車啟動時，又有數十平民躺在鐵軌上阻止運兵火車離開，當局不得不將他們拖到監獄。[24]
俾斯麥那句老話「奧地利皇帝說『上馬鞍』，人民就上馬鞍」，已不再適用於現實情況。在薩拉熱窩，波蒂奧雷克估計，為了巴爾幹戰爭危機派到那裡的後備軍人，至少有三分之一不堪用——政治上心懷不滿、身體不適作戰，或兩者兼而有之。[25]這樣的局部動員，所費也不貲：這一突發且短暫的活動，耗去兩億七千五百萬克朗（五千五百萬美元），相當於平時陸海軍費的一半。
這樣的開銷如果持續到真正爆發戰爭時，有可能使國家破產。反過來說，這個君主國禁得起這樣的花費卻不動手？康拉德提醒所有聽得進去的人，一九一二年十一月開始的局部動員（只有加利西亞境內三個軍和波斯尼亞境內兩個軍），每天要花掉兩百萬至三百萬克朗。光是多添購用以運送補給品、火炮和增援騎兵中隊的馬，就花掉三千多萬克朗（六百多萬美元），但皇帝找任何地方要錢，都吃閉門羹。對於陸軍部長奧芬貝格的緊急撥款請求，匈牙利議會連考慮都不考慮，奧地利議會則用刻意阻撓議事的手段將該請求拒於門外。最後，弗朗茨·約瑟夫動用哈布斯堡王朝典型的利益交換手法，以承諾於倫貝格（烏克蘭語稱利沃夫/Lviv）設立烏克蘭大學，使烏克蘭籍議員不再阻撓議事，但已為時太遲：無計可施的財政部已尋求以屈辱性的條件在紐約借款，也打算針對收入、資本利得、不動產、火柴、煙草、烈酒，以及史上頭一遭的，針對咖啡館裡侍者的小費，徵收不得人心的新稅。[26]
似乎只有前陸軍部長從這場危機中獲益。涉入U計劃，只是奧芬貝格十二月離職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拿承包動員事宜之公司的股票內線交易之事。據說是一位名叫海因裡希·施瓦茨（Heinrich Schwarz）的低階軍官向證券交易所密告此事，此人後來自殺，留下他與奧芬貝格將軍往來的書信。[27]維也納顯然一籌莫展。醜聞、蓄意抵制議事、次級信貸、示威、嘩變——維也納無法再承受一次這一連串丟臉的事；它寧可冒戰爭的危險。「奧地利陸軍得發動戰爭，而非只是擺出不惜一戰的樣子……不計代價追求和平的民眾似乎決意用最高昂的成本買得和平，而塞爾維亞則讓自己永遠處於隨時可開戰的狀態，耗盡哈布斯堡君主國的財力，以便戰爭爆發時，俄羅斯可輕易消滅國力已遭削弱的奧地利。」[28]
但在這場危機中，徵召三十萬後備軍人的俄國頭一個打退堂鼓，斷定不值得為了替塞爾維亞取得阿爾巴尼亞的港口，與德、奧兩國交戰。[29]俄、奧等列強於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在倫敦召開大使會議，以阻止危機惡化，避免戰爭發生。「在此談判時，（奧斯曼）帝國被擺在砧板上砍成數塊，」維也納《新聞報》駐倫敦記者報道說，「馬其頓丟了，古塞爾維亞（Old Serbia）、伊庇魯斯與其附近島嶼（Epirus and the Islands）、阿爾巴尼亞成了受大國保護的中立區。留給土耳其的，只有阿德裡安堡（Adrianople）周邊的部分色雷斯地區。」[30]但儘管失去大片領土，青年土耳其黨仍熬過了又一波的打擊。恩維爾帕夏在君士坦丁堡他掛著拿破侖、米歇爾·內伊（Marshal Ney）肖像的辦公室裡招待外國記者時解釋道，青年土耳其黨為保住斯庫塔裡、阿德裡安堡、達達尼爾海峽入口處四座希臘島嶼之類的地方戰鬥，把每一次失土視為把土耳其外債轉移給巴爾幹的機會而予以接受，借此弔詭地展示了他們維護祖國的決心。[31]這樣的說法倒也有其難以反駁的道理；土耳其國土縮水，但長遠來看穩住自己，而執著於維護榮譽和歷史權利的奧匈帝國人似乎沒能耐這樣做。國外有個新病夫，那人位在維也納。
戰爭未爆發，但差點爆發，且雙方都從這一令人驚駭的事件得出錯誤的結論。弗朗茨·斐迪南的《奧地利評論報》怒沖沖說道，維也納差一點遭遇「第二次柯尼希格雷茨之敗」，差點「被趕出巴爾幹半島」。[32]布羅施上校驚訝於在人人都已上緊發條準備開打時，「和平意想不到地出現了」。[33]康拉德認定俄羅斯打退堂鼓，乃是因為他的局部動員，也認定他本可以入侵塞爾維亞和黑山然後全身而退。波蒂奧雷克寫道，在下一場危機時，將不得不開戰，否則「士兵和軍官會認定政治領導人已對軍隊失去信心」。奧地利不能「像一九九、一九一二年那樣」第三度徵集後備軍人，「卻不動用他們」。換句話說，若未來再有挑釁，必會引發世界大戰，但這個君主國如此不得民心，碰到這樣的戰爭時，大概會有多達三分之一的奧匈帝國軍人不願為它打仗。[34]
奧地利的敵人也對這場危機有錯誤的解讀。俄羅斯推斷，奧匈帝國未入侵塞爾維亞，乃是因為害怕俄國軍隊，而非因為德國人的制止。[35]塞爾維亞人認為他們帶挑釁意味的吞併無傷大雅，把戰爭恐慌心理歸咎於「又老又病的弗朗茨·斐迪南的武力恫嚇」。
德國則慶幸奧地利避掉了戰爭，至少避掉了在巴爾幹半島的戰爭。在柏林，德皇像個往巧克力盒裡仔細瞧的人，拿捏不定該追求稱霸歐洲，還是稱霸全球。他把目光盯在「土耳其、中國、南美」境內更美的肥肉，在那些地方，誠如柏林報紙所說，「下一個十年將決定由哪一個經濟大國擊敗群雄而勝出」。[36]由於這些肥肉已在伸手可及的範圍內，德皇打定主意不想只因為「奧地利不讓塞爾維亞人在阿爾巴尼亞立足」，而捲入對抗俄、法、英的民族生存戰中。德國參謀總長毛奇最初判定戰爭「勢不可免」，這時卻根據帝國的新形勢改弦更張，把處於較邊陲地區之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爭恐慌現象視為「奧地利人的愚蠢行徑」。[37]
還有更愚蠢之事會發生。一九一三年五月，巴爾幹半島上空再度戰雲密佈，保加利亞人揚言掀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以擴大他們在馬其頓所瓜分的領土，就在這時奧地利報界報道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四十七歲的阿爾弗雷德·雷德爾上校，哈布斯堡陸軍最有才華、最受肯定的軍官之一，在大部分同輩都還在上尉官階苦撐時就當上上校之人，被人發現死於維也納某飯店房間裡。他把布朗寧手槍塞進嘴巴扣動扳機，轟掉顎部和腦部，左鼻孔噴出大量鮮血，幾乎立刻喪命。雷德爾於週六住進飯店，週日早上被人發現癱在安樂椅上，血已乾掉結塊，手槍掉在他右手下方的地板上，手槍（顯然不是他自己的手槍）的使用手冊攤在他身旁的桌子上。書桌上擺了兩封信，一封給他的最後一個指揮官上司，布拉格的阿瑟·吉斯爾（Arthur Giesl）將軍，另一封給他的兄弟。另外，還有一份簡單的自殺短箋：「請求諒解和原諒。」[38]
奧地利報界如餓虎撲羊般擁向這則最新的離奇事件。那是醜聞頻發的一年。首先，爆發無畏級戰艦事件，奧地利第一艘全裝重型火炮戰艦同心協力號（Viribus Unitis）交艦時，發現艦身過重，航速比先前對外宣稱的慢了一半。幾名海軍將軍和造船廠主管遭撤職，製造出不符規格之火炮與裝甲的Skoda廠遭公開責難。[39]然後爆發揚德裡奇事件（Jandric Affair）。波斯尼亞塞爾維亞裔出身，與參謀總長康拉德之子庫爾特（Kurt）交情甚好的奧地利中尉塞多米爾·揚德裡奇（Cedomil Jandric），被指控將奧地利火炮的技術資料賣給俄國人，且判定其罪名成立。[40]陸軍調查揚德裡奇，結果查出另一個間諜（庫爾特·康拉德的意大利女友），這間接表示小康拉德本人可能也涉入其中，從父親書房偷取最高機密文件賣給俄國人。揚德裡奇醜聞之後鬧得非常大的奧芬貝格事件，則似乎坐實了哈布斯堡王朝最高階層貪得無厭、對人性懷疑悲觀的印象。這位哈布斯堡前陸軍部長遭指控拿國防承包商的股票進行內線交易，最後只受到微懲就脫身。然後，現在，就在那最後一樁醜聞的風波幾乎要平息之際，康拉德將軍底下極優秀聰明的一位軍官，被人發現自殺身亡於飯店房間。
報界推測，雷德爾上校是那種為上司承辦大小事，做到累得像狗的人。在弗裡德裡希·貝克（陪侍皇帝左右且生性很懶惰的皇帝好友）當參謀總長那二十四年期間，這種人到處可見。貝克和其底下的各部門頭頭，常把自己該做的大小事，都丟給波蒂奧雷克、康拉德和最近身亡這位上校之類積極進取的下屬做。吉斯爾將軍（典型的奧地利好逸惡勞將領，鬆垮垮的三層下巴垂在他軍裝衣領上）把雷德爾調來他麾下，正是因為在維也納的共事經驗，讓他知道雷德爾是個從不喊累的工作狂。總而言之，雷德爾工作個不停，早早就來上班，工作到很晚，然後到咖啡館看報紙，接著回辦公室工作到深夜。他離晉陞將官只差一小步，但似乎不堪工作負荷而垮掉。另有報道推測，雷德爾說不定是被國外危險的「秘密活動」搞到精神崩潰。
「我們不清楚他為何開槍自殺，」《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於五月二十六日星期一坦承道，「聽說他於週六晚上坐轎車來到維也納，有三名軍官來接他。那三人護送他到飯店房間，跟他談了些事，然後離開。」三名軍官離開後，雷德爾離開飯店，在附近一家餐廳用餐，寫了短箋和信，走了一會路，午夜時回到他下榻的飯店，在書桌上擺上三千克朗（六百美元），然後開槍自殺。週日早上五點，那三名軍官派傳令兵去叫醒他，發現他已身亡。[41]到了那一周中期（那名傳令兵也自殺之後），每家報紙都在報道此事，《新維也納日報》則報道了一場「非常古怪的喪禮」。如此受敬重的軍官，為何葬禮如此隱秘低調，沒有軍方儀仗隊，而是由老百姓抬棺，且棺木蓋著，然後沒有儀式，急匆匆從駐地停屍間送到維也納遼闊中央公墓一個未標記亡者身份的墓下葬？[42]
到了那個週末，一切真相大白。自那一周中期起，幾家八卦報就一直在拿雷德爾的性生活捕風捉影地報道，陸軍部在這些報紙催逼下，終於發佈一簡短聲明，說雷德爾自殺，乃是「因為同性戀情使他財務陷入困境，他為緩和此困境，把機密軍事資料賣給某外國的特務」。[43]更簡單地說，雷德爾把奧、德軍事機密賣給他的俄羅斯愛人，以換取性愛和金錢。每一次他想洗手不幹，俄羅斯人就威脅要揭發他。八卦報拿這個腥膻醜聞大做文章時，《新聞報》一直對此不碰不談，但此時它也屈服：「我們一直以為這個高貴帥氣的軍官是個喜歡與女人為伍的瀟灑迷人男子，其實似乎已『墮落了』。」[44]
真相是阿爾弗雷德·雷德爾至少從一九五年起就替俄羅斯人搜集情報。那一年，他四十一歲，掛上尉官階，奉派到高加索學俄語，結果卻對某些俄羅斯人研究得有點太深入。雷德爾在維也納軍中往上爬時，他當年的俄羅斯東道主一直守著這秘密。[45]當上維也納軍事情報局副局長時，他主持反間諜部門，使他不只能洩漏德、奧的機密，還能洩漏維也納安插在俄國的最優秀間諜名單。擔任布拉格第八軍（康拉德之機動預備隊的四個第二梯隊軍的其中一軍）參謀長時，雷德爾洩漏了德奧一旦與俄國開戰，兩國在波蘭、加利西亞的聯合作戰計劃。俄國報紙頻頻討論奧匈帝國機密計劃一事，終於促使奧地利展開內部調查，進而揪出雷德爾。他會事跡敗露，敗在一封塞有六千克朗的信。與他接頭的俄羅斯人從德國將那封信寄到他位於維也納的郵政信箱，但他未及時領取，信於是被「退回寄件人」。德國官員收到退回的信，將其拆開，比對了掌握的資料，發現了奧地利人十年來都未發現的秘密。[46]
奧芬貝格憶道，雷德爾事件「帶來接二連三的打擊」，而最後一個打擊堪稱最嚴重。把雷德爾叫到維也納的參謀官，未訊問雷德爾，查明其叛國程度和接頭對象，反倒交給他一把手槍，允許他自裁了事。誠如英國武官所說的，這麼做大概是「為了避免令人難堪的醜事曝光」。維也納的《工人報》問道：「敵人怎麼有辦法收買如此傑出且有經驗的奧地利陸軍參謀？」問出了大多數人心中的疑問。[47]《新聞報》覺得「如此幹練的軍官，得到他上司無限的信任——他甚至是Vertrauensmann（受信任之人），獲准進入弗朗茨·斐迪南在美景宮的私室——竟會叛國，實在令人震驚」。雷德爾事件令維也納顏面無光，無地自容。
事實上，奧地利軍方領袖最擔心的，乃是雷德爾叛國對軍方可能造成的影響。在四月那件涉及自己兒子的間諜醜聞中勉強全身而退的康拉德，不希望雷德爾供出他的恩師（康拉德是其恩師之一）、共犯、方法。[48]要那三個逮人的軍官在飯店房間盤問雷德爾，然後給他一把手槍，讓他自裁的人，就是在雷德爾被捕時正在環城大道克特納段（Kartner Ring）的格蘭德飯店用餐的康拉德。康拉德希望借此使雷德爾問題消失，以為報紙只會報道有位傑出軍官以奧匈帝國薪水過低的軍官所常有的那種出於絕望的自殺了結自己性命，不料反把事情搞砸。
雷德爾接受倉促的盤問時極不合作，把他的秘密大部分帶進了墳墓裡，但逮捕者從盤問中和後來撬開他位於布拉格住所的保險箱中得到的少許信息，卻令人驚駭：雷德爾已把最新版的R計劃（一九一二年更新的計劃）賣給俄羅斯人，裡面包括所有動員和部署計劃、作戰命令和行軍計劃表、德國針對東部邊界制定的動員計劃（得自第一次巴爾幹戰爭期間雷德爾本人在柏林與毛奇開會時）、德奧作戰裝備的技術性說明書、加利西亞一地普熱梅希爾（Przemysl）要塞建築群草圖、該要塞群的物資補給計劃。雷德爾把參謀部對奧匈帝國軍事演習的機密評論賣給俄國人。他常提醒俄國人留意奧匈帝國陸軍部正在思考的組織改革或技術性改革，向俄國人洩漏奧國間諜名單，掩護奧地利境內的俄國間諜，誣告無辜的奧地利軍官為外國刺探情報（以維繫其堅持不懈偵捕間諜的名聲），扼要說明必會接掌集團軍或軍之奧匈帝國將領的長短處。說到康拉德此人時，雷德爾說他「善於出謀劃策但無識人之明」，而那樁英國大使館所謂「令康拉德大為難堪、名譽掃地」的事件，似乎正坐實這評斷。[49]
對一再容忍康拉德的狂妄而一徑予以保護的弗朗茨·斐迪南來說，這林林總總曝光的內情是壓垮他對康拉德之信任的最後一根稻草：這些內情揭露康拉德本身的顢頇無能，為萊塔河兩岸批評哈布斯堡陸軍的那些人，送上進一步縮減軍事預算和特權所需的彈藥。曝光的內情中，包括雷德爾布拉格家的保險箱裡有一名騎兵中尉的裸照，雷德爾只要人在維也納，就與那人黏在一塊。有份報紙寫道：「如今大家說陸軍是反常性愛與性慾倒錯的溫床。」還有一份報紙把焦點放在錢而非性上面：「我們花數百萬的錢在陸軍上，認定至少不會有叛國之事，如今卻爆出這讓人難以置信的醜聞：一名最高階軍官，在未遭察覺下偵刺情報十四年。除了說陸軍是個瞎眼的傀儡，除了是只有封建領主與資產階級勢利鬼才能參與的地方，除了是場災難，我們還能說什麼。」[50]
康拉德底下參謀部安全意識的鬆懈，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否則以雷德爾這個加利西亞公務員之子，財產暴增，生活闊綽，僱用五名僕人，在布拉格租下一間豪華公寓，在維也納買下一間豪華公寓，養了四匹良種馬，怎會一直未受到懷疑。雷德爾還在幾乎人人都沒車的時代，開著一部三十六匹馬力、值一萬六千克朗的奧地利-戴姆勒（Austro-Daimler）汽車，一年花掉估計十萬克朗，憑著上校的薪水卻積聚了兩百萬克朗的財富。雷德爾光付他僕人的薪水，一年就花掉七千克朗，相當於兩名陸軍少校的年薪。如此張揚闊綽，怎會沒人起疑？
信教虔誠的斐迪南大公，也震怒於雷德爾的同性戀。當時的軍官圈子仍把同性戀稱作「波茨坦病」（la Potsdamie），謠傳這種斷袖之癖盛行於普魯士宮廷，因此而得名。經查明，雷德爾自殺的那間飯店，距霍夫堡宮步程不遠的克羅姆澤（Klomser）飯店，就是雷德爾常從布拉格開車來與男友斯特凡·霍林卡（Stefan Horinka）中尉相會的地方，而霍林卡在維也納約瑟夫施塔特（Josefstadt）區的公寓，據房東太太所說，乃是「狂歡作樂」之地。雷德爾總會順道過來，和霍林卡雲雨一番，告訴房東太太他來「看他的侄子」；她不是傻子，知道怎麼回事，但還是納悶陸軍軍官怎能穿得這麼好、開這麼貴的車四處跑。房東太太推斷，「他在部裡搞見不得人的交易，大概在把緩役證明賣給想讓自己兒子緩役的有錢人」，而他對雷德爾的這番認定，正與一般大眾對陸軍的懷疑相一致。[51]
這是自一九四年皇帝將路德維希·維克托大公流放出京以來，維也納所爆發的最大同性戀醜聞，使哈布斯堡王朝所希望遮掩的種種事物再一次曝光：蒸汽浴、男按摩師、在維也納市立公園找少年尋歡以及多瑙運河沿線好色的雷德爾常去的所有地方。而這一切全發生在康拉德眼皮底下。雷德爾的戎馬生涯始於貝克麾下，但在康拉德麾下開始平步青雲，這時，康拉德甚至不願把雷德爾事件的相干人等解職或懲戒，而只要霍林卡中尉接受三個月的苦役和貶為大頭兵。[52]弗朗茨·約瑟夫對這些曝光的事極為反感，於是把他的兵權大部分轉移給弗朗茨·斐迪南大公，任命他為「聯合武裝部隊督察長」。若非這一連串發展，皇帝絕不會授予他此職。督察長指揮陸海軍和掌理參謀部，而此前最後一任督察長是這位老皇帝的堂伯，已於一八九五年去世的阿爾佈雷希特大公（ArchdukeAlbrecht）。[53]弗朗茨·斐迪南對這些曝光之事的厭惡，至少和弗朗茨·約瑟夫一樣強烈，但這位信教虔誠的大公也認為康拉德讓雷德爾選擇自裁一事違反神的律法。他再次開始要求撤換康拉德，代之以會掃除積弊、重整紀律與道德之人。他提出特爾斯蒂揚斯基（Tersztyanszky）將軍與波蒂奧雷克將軍兩人選，儘管波蒂奧雷克據說也是個同性戀。
整個二元君主國，而不只是奧地利報界和軍方，都緊盯著雷德爾事件不放。保守派認為此事再一次揭露正腐化奧地利的「社會弊病」：「對金錢與個人前途的極力追求、自我中心、物質主義、浮誇虛華、道德徹底淪喪。就連k.u.k.軍官團都已被這些東西滲入。」[54]奧地利議會群情激憤，要求陸軍將此事交給司部法調查，議場裡響起令人難堪的質問：為何雷德爾未被捕，未照規定送交軍法審判？他靠什麼如此快速陞遷，當上陸軍部一重要部門主管和軍參謀長？他豪奢闊綽的生活作風怎麼一直未被注意？他為何獲准自己了結性命？既然雷德爾也洩漏了德國的機密，為何未邀德國一起調查？他出賣了哪些機密？未來任何對俄作戰計劃都已被摸得一清二楚？陸軍理不直氣不壯的自我辯護——「雷德爾穿皇帝的軍裝，但其實完全稱不上是奧匈帝國軍官，因為軍官團是純正的」——是可笑的，隱含反猶意味（雷德爾是猶太人因而不純正）的，被斥為胡說八道。[55]匈牙利議會看到他們所已然鄙視的共同軍裡曝光這些無能、腐敗、墮落之事，驚駭萬分，無法接受。自一九一二年晚期起，貝希托爾德為了得「一勞永逸地」和塞爾維亞打一仗之事受到康拉德圍剿，這時則得到解圍，因為抬不起頭的康拉德噤了聲。[56]
不久後，巴爾幹聯盟的炮火打破這靜默。該聯盟所有成員國自一八九年代起就蠶食馬其頓（保加利亞人襲掠希臘人村莊，阿爾巴尼亞人襲掠塞爾維亞人，每個族群都在襲掠土耳其人），這時則張開口，想盡可能吞下馬其頓土地。[57]在巴爾幹戰爭前，塞爾維亞承諾把馬其頓中北部的大部分地方讓給保加利亞人，但被列強逼離阿爾巴尼亞後，貝爾格萊德反悔，不願割讓馬其頓領土。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只花一天時間就把保加利亞軍隊打到薩洛尼卡的希臘人，不願割讓馬其頓或色雷斯的任何土地。羅馬尼亞人跟著湊上一腳，要求取得保加利亞的多瑙河港錫利斯特拉（Silistra）和多布羅加（Dobrudja）南部。奧地利人還是只能窘迫不堪地看著他們在自己主要的勢力範圍裡撒野，插不上手。三月，布達佩斯有份日報寫道：「奧匈君主國在巴爾幹戰爭中喪失的威信，更甚於在此戰爭中遭擊敗的奧斯曼帝國。」[58]這些新興的巴爾幹國家為統一民族而攻打土耳其人（且彼此攻伐），其初生之犢的衝勁與活力，哈布斯堡君主國裡厭倦、消沉的斯拉夫人、羅馬尼亞人絕對看在眼裡。[59]
一九一三年夏在波希米亞舉行的一年一度奧匈帝國陸軍演習上，弗朗茨·斐迪南大公把康拉德拉到一旁，告以他想在一九一四年安排另一組軍事演習，也就是想在依例於九月舉行模擬和俄國交戰的演習之前，在六月於波斯尼亞辦一場大規模軍事演習，以威嚇塞爾維亞，在巴爾幹展示老早就該展示的武力。這位大公甚至已想好日期，六月二十八日，即塞爾維亞紀念一三八九年基督教王國在科索沃的黑鳥平原之役敗於土耳其之手的國定假日。[60]
奧地利人暗自籌謀時，保加利亞人掀起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打算糾正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的不公平結果。七月，他們遭這時已停止運作的巴爾幹聯盟的其他成員國徹底擊敗。保加利亞之所失，即塞爾維亞之所得：貝爾格萊德的疆土擴增一倍多，人口增加三分之一，取得從史高比耶至北邊莫納斯提爾（比托拉）的馬其頓中北部大部分土地。一九一三年八月召開和會，結束此戰爭，而奧地利人再次以缺席和會引人注目。德國人不顧奧地利反對，批准和約條文，同意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塞爾維亞擴大疆域，從而進一步削弱他們奧國盟邦的國力。
維也納能（如埃倫塔爾那般）把塞爾維亞貶為從奧地利果園偷蘋果的「壞小孩」的時代，顯然已經一去不復返，但就在形勢如此危蹙之時，這個二元君主國的兩個部分仍無法共體時艱，同心協力。一九一三年，負責聯繫奧、匈兩國政府的兩國代表團會晤，以討論緊急擴編軍事預算和年度徵兵員額之事，卻為了下了班的哈布斯堡王朝軍官能不能在匈牙利議會兼差當警衛，或為了是否必須取消他們「外國士兵」資格的問題，而陷入僵局。[61]整個帝國似乎正逐漸崩解。英國某報刊出一篇名為《奧匈帝國解體》的文章，其副標題為「說不定今日，或許明日，肯定後日」。該文預言這個君主國會於不久後遭德、意、俄、塞、匈瓜分，而最令奧地利人感到羞辱的，乃是瓜分國裡有匈牙利。[62]
一九一三年波斯尼亞境內的哈布斯堡陸軍演習，反映這一普遍的不安；這些演習引爆康拉德與弗朗茨·斐迪南的公開爭吵。康拉德指責斐迪南大公把演習搞砸，然後憤憤然離開演習現場。弗朗茨·斐迪南不甘示弱，罵參謀總長是「華倫斯坦之流」，影射他和三十年戰爭中帶兵得勝、後來陰謀推翻哈布斯堡王朝、最後遭刺殺的奧地利統帥華倫斯坦一樣。[63]康拉德與斐迪南大公爭吵的原因，大大透露了奧地利陸軍持續未消的難題。貝克當參謀總長時，軍事演習的質量就已大不如前。他趕在一兩天內完成演習，以配合皇帝日衰的體力和注意力，且使花招營造攻方兵力龐大的假象，以滿足皇帝愛看盛大場面的心理。[64]康拉德較專業，較跟得上時代。他把一九一三年的演習分為兩部分。第一階段四天，要兩軍（各一萬四千兵力）在科林（Kolin）與布傑約維策百威小鎮（Budweis）周邊丘陵相逼近，陳兵列陣，以測試指揮官的作戰能力。第二階段三天，要測試他們的戰術能力。這一次，康拉德抱怨斐迪南大公之事，完全言之有理。弗朗茨·斐迪南縮短演習第一階段，使指揮官——不久後就會在戰場上與俄羅斯人真槍實彈對打的布魯德曼將軍和奧芬貝格將軍——沒有機會偵察行動中的敵軍動靜和調度部隊攻打敵軍。然後斐迪南大公在布魯德曼的部隊已開始潰敗時突然中止戰鬥階段，下令隔天針對「以旗子代替的敵人」演習。這一把部隊抽離守方，在他們陣地裡留下旗子，然後要他們加入攻方的做法，曾被貝克大肆使用以營造戲劇化效果，但已遭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陸軍揚棄，「因為那導引出戰場上所不會呈現的情況」。一九一三年時，較認真的演習都以沒有旌旗飛揚但切合實際的「空蕩蕩戰場」為特色，騎兵下馬，步兵和火炮進入壕溝或躲在掩蔽物後。武官把人馬擁擠的戰場上旗海飛揚的演習稱作「表演給姑娘看」，且的確有人在無意中聽到，斐迪南大公下令某上校把其參與插旗演習的部隊，調到「從山上較容易看到的地方」，而弗朗茨·斐迪南就和他妻子、小孩一起坐在那山上。
看了數千奧地利士兵以緊密隊形迅速奔馳於戰場上去攻擊一排旗子時，法國武官轉向他的塞爾維亞同行，問道：「在你們所打的最近兩場戰爭中，有看過守方守得比這還輕鬆的嗎？」這個塞爾維亞人沒見過。[65]但斐迪南大公不以為意；康拉德要求演習更逼真時，有人不小心聽到斐迪南大公如此反駁：「承平時期沒必要教我們的士兵死。」[66]奧地利報界報道了在演習場上所遠遠看不到的陰謀。魯道夫·布魯德曼（Rudolf Brudermann）將軍，「美景宮的寵兒」，原本就要慘遭因涉及匈牙利人、金錢、女人的醜聞搞壞名聲，而欲被借由這場演習扳回顏面的奧芬貝格殲滅時，斐迪南大公不想看到自己的愛將輸，於是在布魯德曼的部隊逐漸瓦解之際突然停止演習，然後下令展開插旗演習，以為布魯德曼保住面子，讓奧芬貝格無法如願挽回名聲。[67]康拉德對此極為反感，當場遞出辭呈，遭斐迪南大公駁回。弗朗茨·斐迪南提醒康拉德，陸軍禁不起在雷德爾事件後再出醜聞，因為「猶太人、共濟會的報紙」會拿他們兩人的不和和康拉德的去職大做文章。[68]匈牙利報紙《布達佩斯》報道弗朗茨·斐迪南與康拉德之間的緊張關係時，表露出事不關己的立場：「對匈牙利大眾來說，由康拉德還是別的將領佔有這職位，無關緊要，因為他們的陸軍與我們國家沒有瓜葛。那不是我們的陸軍，不為我們的國家目標而戰。」[69]
康拉德辭職不成後，在這職位上力求表現。十月十八日在萊比錫與德皇會晤時，康拉德從威廉二世口中索要到一旦與塞爾維亞開戰德國會支持奧國的保證。這時，塞爾維亞正侵犯五個月前才由列強扶立的新國家阿爾巴尼亞。德皇以低沉聲音說道：「我站在你這邊。」同一天，奧地利人向貝爾格萊德發出最後通牒，要其撤出阿爾巴尼亞所有有歸屬爭議的領土，揚言若不從將開戰。已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中損失九萬一千人的塞爾維亞，一個星期後撤兵。
一如在春季時的斯庫塔裡危機中所見，哈布斯堡揚言開戰的舉動迫使塞爾維亞人（和俄羅斯人）從戰爭邊緣縮手。好在威脅奏效，因為奧匈帝國的狂言大話掩飾了陸軍武器的嚴重不足，特別是野戰炮和機槍方面的不足。亞歷山大·布羅施上校從博岑告知奧芬貝格他的團「樣樣都缺：火炮、機槍、炮彈、步槍、步槍彈」。[70]貝希托爾德漠視這些警訊，且如他在十月二十一日寫給弗朗茨·斐迪南的信中所誇稱的，慶幸他「在沒有（德國人）指導下」又打贏塞爾維亞人一回，儘管德皇曾發電報表達其對奧皇的支持，向貝希托爾德表示祝賀之意。威廉二世告訴駐柏林的奧地利武官，「奧地利擺出威脅姿態；我希望她繼續這麼做」。[71]貝希托爾德的沾沾自喜，主要得歸因於對國際情勢過分樂觀的解讀；貝希托爾德仍認定英國把「強大的奧匈帝國視為歐洲（壓制俄羅斯）所不可或缺」，且認定英國協助阻止了塞爾維亞人取得阿爾巴尼亞的海港，以阻止由俄羅斯主導的「大斯拉夫帝國」形成。[72]就是這些浮誇的認定，使奧國免於和塞爾維亞陷入難以收拾的小衝突（「即使是白癡，有時也會走狗屎運」，布羅施酸味十足評論貝爾希托德此人）。[73]
事實上，維也納已失去身為大國所擁有的大部分行動自由。在外交政策上國內沒有共識，預算赤字達十億克朗。老皇帝和以往一樣瘋瘋癲癲——十月與英國大使館官員會晤時，他閒談巴爾幹半島的整個政局，最後，令款待他的英國人大吃一驚的是，他推斷「總的來說，土耳其人是那裡最好的人」。[74]土耳其人當然已不在那裡，但這位皇帝似乎未因這一實際情況改變他的看法。
沒皇帝那麼老朽的奧地利領導們，則非常清楚他們處境的艱險。英國武官報告了這個君主國開始明白自己國力有多弱時，陸軍部和參謀部近乎恐慌的情況。巴爾幹半島上的戰爭恐慌已迫使奧地利人思考真打起仗來他們要如何分配兵力，結果發現兵力太少，不管是要對付俄國、塞爾維亞、意大利、羅馬尼亞乃至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境內的一場叛亂，都無法取勝。聖誕夜康拉德沮喪提筆寫道：「我愈來愈相信我們的目標只會像艘逐漸下沉的船，體面的沒頂。」[75]
對外，奧地利逃不掉德國的擁抱。「他們（兩國）原是結盟關係，現在則是銬在一塊，」丘吉爾後來如此寫道。德國陸軍（或德國揚言動用陸軍），已成為奧地利唯一的「保命符」。奧匈帝國得趁塞爾維亞還未變得更強大時殺殺它的氣焰，但打塞爾維亞人，必然要打俄羅斯人，而沒有德國助陣，則打不贏俄羅斯人。貝希托爾德正催外交部內的同仁盡快完成對哈布斯堡外交政策的大幅檢討，而外交部的涉入正證實了上述德國角色吃重的看法。檢討報告的主要結果有兩重：塞爾維亞日益受到陸軍和「黑手會」（以及其侵略性的新任駐俄大使）的左右，所以不可能安撫得了，只有動武才能壓制其野心，而一旦動武，俄羅斯不會退縮。檢討報告指出，聖彼得堡這時正運用其在巴爾幹半島上所能動用的所有手段削弱奧匈帝國的地位。俄國人在煽動塞爾維亞人，試圖使羅馬尼亞脫離其與奧、德的結盟關係，且有可能用法國人的貸款利誘保加利亞人、土耳其人也脫離這關係。情況看來似乎已沒有什麼好談的——只有一團籠罩巴爾幹半島且悄悄滲入由斯拉夫人佔多數的哈布斯堡君主國的泛斯拉夫狂熱。這使塞爾維亞掌握了主動權。塞爾維亞這時看出，把俄羅斯、塞爾維亞兩地民族主義合流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絕不會再拋棄貝爾格萊德；如果再一次拋棄貝爾格萊德，陸軍有可能不再挺他，而陸軍是沙皇政權的支柱。塞爾維亞因此信心大增，絕不會再因奧地利的放言恫嚇而退縮。如果戰爭爆發，他們會放手一搏，心裡認定俄羅斯人會踢開奧匈帝國的東大門，助塞爾維亞征服波斯尼亞-黑塞哥維那、克羅地亞、斯洛文尼亞。
柏林這時是左右大局的關鍵，而德皇有他自己需要認真思考的疑慮。德國人肯定奧地利自一八六七年開始施行的折中方案，卻極為擔心奧匈帝國即將到來的接班問題；他們知道弗朗茨·斐迪南一旦接位（據認不久就會發生的事），會動手拔除維也納、布達佩斯之間並不順利的夥伴關係。一九一四年弗朗茨·約瑟夫已八十四歲，身子虛弱到每次斐迪南大公去他的波希米亞鄉村別墅或位於亞得裡海濱的府邸，都有一輛專列在那等著，以便皇帝突然駕崩時，可將他迅速送回維也納。一九一四年五月，斐迪南大公，而非皇帝，為奧、匈兩地代表團的開會主持開議儀式，因為弗朗茨·約瑟夫病重，無法主持。皇帝未參加陸軍演習已數年，都由斐迪南大公代他參加。[76]但弗朗茨·斐迪南因立場反匈，為匈牙利人所痛恨。在其他地方，他也不得民心。就連克羅地亞人都在一九年代初期背棄他，儘管他原想讓他們在薩格勒布有自己的都城，且已讓他們躋身領導階層，一同治理這個君主國。[77]捷克人也背棄他；一九一四年一次大戰爆發前那幾個月，他們為爭奪布拉格議會和奧地利議會的控制權，和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爭戰不休，加利西亞的烏克蘭人也加入這場爭鬥，攻擊奧地利議會中的「波蘭社」（Polish Club）。如果每個民族都要求躋身維也納、布達佩斯的特權統治階層，或要求有權完全脫離自立，奧匈帝國還能倖存嗎？顯然不可能。一九一四年三月，弗朗茨·約瑟夫指示其總理卡爾·馮·施蒂爾克（Karl von Sturgkh）宣佈奧地利議會無限期休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康拉德和毛奇自一九九年起進行過零星幾次幕僚會談，粗略同意一旦爆發大戰，德國人會執行其施裡芬計劃，擊潰法國人，奧匈帝國則力挫俄國人在東邊的任何早期攻勢。一旦打倒法國，德國人揮兵向東，將奧地利救離勢不可擋的俄軍之手。一九一四年五月他們在波希米亞的卡爾斯巴德（Karlsbad，捷克語稱卡羅維瓦利/Karlovy Vary）最後一次開會時，確定這一粗略的協議仍然有效。但在具體做法上，有含糊不明之處。按照康拉德的作戰計劃，哈布斯堡王朝陸軍要分成三個部分，即俄羅斯群（二十八個師）、巴爾幹群（八個師）、機動預備隊（十二個師）。歐洲大戰幾乎肯定會在巴爾幹半島點燃，然後立即擴及俄羅斯，因此，至關緊要的是，德國人得得到奧地利的以下保證：維也納將只會用其「最小巴爾幹群」的八個師守住其南邊界，把其他部隊（四十個師）全迅速調到東邊擋住沙皇軍隊。
一如德國，奧地利非常清楚其東疆極難守住。弗朗茨·斐迪南的軍事文書署於一九一一年所擬的研究報告推斷，奧地利根本無力在塞爾維亞、俄羅斯兩地同時作戰，這麼做將使人數居於劣勢的奧匈帝國部隊孤軍深陷華沙與倫貝格之間的廣大地區，幾乎必然全軍覆滅。[78]二十世紀時俄軍兵力已如此龐大（六百萬），即使奧匈帝國動用其全部兩百萬兵力，也難以削弱其攻勢。如果抽調部分兵力到塞爾維亞，使迎擊俄軍的奧匈兵力變少，奧地利八九不離十會落敗。
不過，鑒於康拉德不斷痛斥貝爾格萊德，他很有可能會先打塞爾維亞。他會試圖集結二十個師來對付塞爾維亞的十二個師——從而實質上執行B計劃，而非R計劃——而這將使奧地利位於東邊的二十八個師陷入險境，可能遭兵力三倍或四倍於它的俄軍殲滅。德國無視這一顯而易見的危險。毛奇最關心的似乎是使康拉德不要再執著於要德國派軍隊到東邊，因而決定略過細節不談。不講清楚符合雙方的需要，既使維也納可以視情勢發展決定是否要消滅塞爾維亞，也使柏林能保有抽離東線部隊，全力進攻法國的選項。[79]
毛奇、康拉德兩位將軍是行經墓園吹哨子壯膽，其實心裡都怕。一九一四年的俄羅斯已不是十年前施裡芬計劃的初步草案中設想的那個不堪一擊的巨人。自敗於日俄戰爭後，俄羅斯力行革新，添置了急射輕炮和重炮，徹底整頓了本國的動員流程。俄國已建造了連接莫斯科、聖彼得堡到華沙的新雙線鐵路，從此將可隨時與敵交戰，且配備有比奧地利部隊更多火炮的軍隊，可迅速部署到邊疆地區，而不必停下來等姍姍來遲的後備軍人報到。俄羅斯人自信滿滿，因而在一九一一年向法國人保證，第一道動員令一下達，只需十五天，他們就會把八十萬部隊部署到其與德國、奧匈帝國的交界處。[80]沒人把俄羅斯人這些保證當一回事（畢竟俄羅斯是個帝國，後備軍人一般來講得跋涉約一千一百公里才能從家鄉抵達兵站），但這些聲明仍間接表示俄國科技的進步和令人吃驚的樂觀。
在這同時，令人憂心的巴爾幹半島情勢，使奧地利與塞爾維亞幾乎免不了要一戰，儘管這樣的戰爭八九不離十會招來俄國出兵干預，屆時，因施裡芬計劃和俄國可能進攻東普魯士，而把心力放在別處的德軍，將分不出身來施以援手。因此，形勢有利於貝爾格萊德。儘管奧匈帝國想方設法圍堵，但塞爾維亞人還是擴張一倍版圖，使其人口增加到將近五百萬。維也納如臨深淵。有家英國報紙示警道，與塞爾維亞、俄羅斯同時對干，「愚不可及」。[81]但康拉德就在思考這一愚不可及之事。此刻，他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想這麼幹。
[1]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Washington，DC（NARA），M 862，roll 940，Constantinople，Nov. 10，1908，Lewis Einstein，「Report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the Near East.」
[2] Die Zeit，Nov. 15，1912 and Apr. 17，1913，「Dilettanten-Vorstellung.」
[3]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Die Zukunft des Fez.」
[4] FML Otto Gerstner，「Albanien und die Balkan-Frage，」 Neue Freie Presse，Nov. 9，1912.
[5] Haus-，Hof-und Staatsarchiv，Vienna（HHSA），Politisches Archiv（PA）I 872，The Hague，May 19，1915，Giskra to Burian；Kriegsarchiv，Vienna（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6] Service Historique de l』Armee de Terre，Vincennes（SHAT），7N 1131，Vienna，Jan. 25，1912，Cdt. Levesque；Hugo Hantsch，Leopold Graf Berchtold（Graz：Verlag Styria，1963），1：7.
[7] British National Archives，Kew（BNA），Foreign Office（FO）120/907，Vienna，Aug. 26，1913，Cartwright to Gr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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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Neue Freie Presse，Nov. 21，1912，and Wiener Sonn-und Montagszeitung，Jan. 6，1913.
[11] Fremden-Blatt，Dec. 16 and 18，1913.
[12] Sudslawische Revue，Feb. 1913，189.
[13] KA，B/232：11，Sarajevo，Dec. 2，1912，FML Appel to Col. Brosch.
[14] KA，Militarkanzlei Franz Ferdinand（MKFF）196，Berliner Tagblatt，Sept. 20，1912，「Deutschland，England，Europa.」
[15]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Lawrence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Architect of the Apocalypse（Boston：Humanities Press，2000），120.
[16] SHAT，7N 1131，Vienna，Mar. 16，1912，「Le conflit militaire austro-hongrois.」
[17] Rudolf Kiszling，「Alexander Freiherr von Krobatin，」 in Neue Osterreichische Biographie，1815-1918（Vienna：Amalthea，1923-1987），17：202-206.
[18] Horst Brettner-Messler，「Die Balkanpolitik Conrad von Hotzendorfs von seiner Wiederernennung zum Chef des Generalstabes bis zum Oktober-Ultimatum 1913，」 Mitteilungen des osterreichischen Staatsarchivs 20（1967），180-182.
[19] Reichspost，Feb. 22，1913；Die Zeit，Feb. 13，1914，「Ein neues 1864」；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4.
[20] Rothenberg，Army of Francis Joseph，165，168.
[21]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ow，Aus osterreichs Ho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50.
[22] David Fromkin，Europe』s Last Summer（New York：Vintage，2005），90-93；Fritz Fischer，War of Illusions（London：Chat to and Windus，1975），161-164.
[23] Annika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138-144.
[24] Neue Freie Presse，Nov.26-Dec. 17，1912.
[25] 「Wenn der Kaiser von Osterreich reiten lassen will，wird geritten.」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26] SHAT，7N 1131，Vienna，Feb. 23，1913，「Notes sur la situation」；BNA，FO 120/907，Vienna，Aug. 9，1913，Chung to Cartwright；Neue Freie Presse，Dec. 1.2 and 13，1912，「Weltkrieg wegen des Korridors nach Durazzo？」
[27] Neue Freie Presse，Dec. 14，1912；Josef Ullreich，「Mortiz von Auffenberg-Komarow：Leben und Wirken，」 phil.diss.，Vienna，1961，148-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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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Neue Freie Presse，Dec. 12，1912.
[31] Reichspost，Jan. 27，1913；Neue Freie Presse，Feb. 7，1913.
[32] Osterreichische Rundschau 39（1914），June 15，1914，Politicus，「Imperialismus.」
[3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34] KA，B/1503：5，Sarajevo，Dec. 21，1912，Potiorek to Conrad.
[35] Sean McMeekin，The Russian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Belknap，2011），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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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HAT，7N 1131，Vienna，June 1，1912，「Le premier dreadnought autrichien inutilisable，」 and June 6，1912，「Le dreadnought autrichien.」
[40] Clark，Sleepwalkers，116；BNA，FO 120/906，Vienna，Apr. 18，1913，Maj，Tho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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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Neuen Wiener Journal，May 29，1913.
[43] Neuen Wiener Journal，May 30，1913.
[44] Neue Freie Presse，May 30，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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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NA，FO 120/906，Vienna，Apr. 18 and June 4，1913，Maj.Thos.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Conrad』s son had been implicated in the Jandric Affair in April，possibly as a spy，and certainly as a gullible enabler. Markus，Der Fall Redl，75；Istvan Deak，Beyond Nation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145.
[49] Fremden-Blatt，May 30，1913；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Wiener Mittagszeitung，May 31，1913；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125；Markus，Der Fall Redl，128-129；BNA，FO 120/906，Vienna，June 5，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Graydon Tunstall，Planning for War Against Russia and Serbia：Austro-Hungarian and German Military Strategies 1871-1914（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106-107.
[50] Arbeiter Zeitung，May 30，1913，「Der Generalstabsobert als Spion」；Die Zeit，June 6，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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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SHAT，7N 1131，Vienna，May 29 and June 12，1913，「L』affaire du Col. Redl，」 Markus，Der Fall Redl，75，152.
[53] BNA，FO 120/907，Vienna，Aug. 30，1913，Maj.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
[54] Moritz Freiherr von Auffenberg-Komarow，Aus Osterreichs Hohe und Niedergang：Eine Lebensschilderung（Munich：Drei Masken Verlag，1921），232，241-242；FML Johann Cvitkovic in the Neue Freie Presse，May 31，1913.
[55] Budapester Tagblatt，June 1，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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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Rudolf Jerabek，Potiorek（Graz：Verlag Styria，1991），75.
[61] BNA，FO 120/906 and FO 120/907，Vienna，Mar. 14，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and Vienna August 9，1913，Cuninghame to Cartwright；Fremden-Blatt，Dec. 13-14，1913；Clark，Sleepwalkers，99.
[62] KA，MKFF 196，Dec. 22，1912，「U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
[63] 「Der Chef des Generalstabes，」 Freudenthaler Zeitung，Oct. 4，1913；KA，B/677：0-10（Auffenberg），Bozen，Nov. 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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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Die Zeit，Sept. 24，1913；Pester Lloyd，Sept. 27，1913；Vorwarts（Berlin），Sept. 28，1913.
[68] 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133.
[69] KA，MKFF 198，Budapest，Sept. 30，1913.
[70]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Oct. 28，1913，Brosch to Auffenberg.
[71] BNA，FO 120/907，Vienna，Oct. 29，1913，Cartwright to Grey.
[72] KA，MKFF 197，Wiener Sonntag-und-Montagszeitung，Jan. 6，1913；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54-155.
[73] KA，B/677：0-10（Auffenberg），Bozen，Dec. 9，1913，「Der Dumme hats Gluck！」
[74] BNA，FO 120/907，Vienna，Oct. 28，1913，Cartwright to Grey.
[75] BNA，FO 120/906，Vienna，Jan. 1，1913，Maj. Thomas Cuninghame to Cartwright；Sondhaus，Franz Conrad von Hotzendorf，135.
[76]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86-187.
[77] SHAT，7N 1129，Vienna，Mar. 29，1905，「La situation politique de la Croatie」；Vladimir Dedijer，The Road to Sarajevo（London：MacGibbon and Kee，1967），132-134.
[78] KA，MKFF 202，Vienna，Winter 1910-1911，Brosch，Untertanigstes Referat.
[79] Williamson，Austria-Hungary and the Origins，181-182.
[80] Mombauer，Helmuth von Moltke，77；Gerhard Ritter，The Schlieffen Plan（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79），74；Timothy C. Dowling，The Brusilov Offensive（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8），4-5. A Russian corps had 108 field guns in 1914，an Austrian corps 96.
[81] KA，MKFF 196，Dec. 22，1912，「Ubersetzung aus der『Review of Revi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