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三月，喀爾巴阡山上的雪變軟時，康拉德命奧匈帝國諸將向士兵重新說明戰爭的目標。「對這場衝突的看法」，士兵似乎「分歧得離譜」，這一事態必須予以「釐清並統一」。康拉德的新說法如下：奧匈帝國與德國屬於「平和的中歐」，但它們的敵人經過數年用心準備，「從最深沉的寧靜中」猛撲向這些無助的受害者。巴黎、倫敦、彼得格勒諸「匪」發動了荼毒人民的「冒險戰爭」；法國人是為了找到新的投資處所；英國人是為了統治世界；俄國人則要以十足虛偽的泛斯拉夫主義為幌子，用「火、劍、西伯利亞」「奴役」更多人，擺出「俄國好似自由國度的樣子」。
奧匈帝國軍官必須告訴其士兵，他們在打一場新三十年戰爭，必須保衛中歐，使其不受協約國的蹂躪。不然，後果之可怕只會更甚於十七世紀。十七世紀時，叛變的捷克人受到肯定，結果「在那場衝突後，波希米亞人口只有四分之一存活」。總而言之，奧地利士兵獲告知，他們打仗是因為英、法、俄三國陰謀使德國、奧匈帝國淪為「奴隸民族」。三國中逼人最甚者是俄國。俄國是個「豐饒、落後的地方，由軍人和官僚統治，貪污橫行，廣大人民貧窮且無知」。
一名奧匈帝國軍官和前來保護他的德國人
一九一五年，德國人已接管奧匈帝國的作戰事務。照片中第七軍軍長約瑟夫大公與德國將領漢斯·馮·塞克特（Hans von Seeckt），以及兩人的參謀，攝於喀爾巴阡山脈。
照片來源：Heeresgeschichtliches Museum，Wien
康拉德解釋道，俄國人引發這場戰爭，以使他們的革命知識分子（列寧、托洛茨基之類的「危險分子」），把目光從俄國內部問題移開，讓他們心中燃起狂熱的泛斯拉夫主義。俄羅斯——「亞細亞、半亞細亞的野蠻民族，人數是我們的四倍之多」——覬覦君士坦丁堡，但也覬覦巴爾幹半島，想以之作為俄國產品的外銷市場，並鼓動巴爾幹諸國反奧匈帝國「這個愛好和平的多民族帝國」。該走的路顯而易見：繼續打下去，否則會落得「和巴爾幹半島一樣的下場」，也就是遭擊敗、殖民、陷入「飢餓與不幸」。這份傳閱的文件叮囑奧地利士兵，這就是「你們疲憊不堪時該擺在心裡思考的：勝利的必要。你們所有充滿活力的青春夢想，肯定還沒被這場戰爭的苦難撲滅」。[1]
但奧地利的帝國夢想已遭撲滅，徹底撲滅。沒人相信這些謊言，尤其不信那些編造謊言者。為瞭解（火炮不足這原因之外）軍隊戰績這麼差的原因，奧匈帝國陸軍部一九一五年初期向諸指揮官發了另一份問卷，並將其標為最高機密文件。「民族沙文主義或其他有害的傾向，在我們的軍官身上清楚可見？我們的軍官講起士兵的語言流利到足以領導、激勵他們？我們得盡量讓軍官和其所統領的士兵屬於同一民族？」至於士兵，「為何在各戰線上出現那麼多不夠堅忍或徹底崩潰的例子？」奧匈帝國團級部隊裡「煽動族群或煽動反對軍方」的因子，是戰爭開打前就存在於現役士兵中，還是動員時由招來的後備軍人所引入？
諸民族齊心組成一快樂帝國的虛幻不稽的說法，在平時可支撐住軍隊，但在開戰後，禁不住戰爭壓力，已徹底瓦解。波蒂奧雷克於一九一二年就示警道，奧匈帝國三分之一的軍人在大戰時會不願打仗，此刻的情勢正證明他有先見之明。士兵雖然乖乖報到，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穿上軍服後無心作戰。[2]軍隊逐漸解體，主要原因是不再有人相信多民族的「奧地利使命」。至少對奧地利的斯拉夫人來說，「奧地利使命」只是把裝備不良的奧匈帝國人民鏟進德意志人的戰爭機器裡。[3]
德國人迅速且鄙夷地接管奧地利的作戰事務。駐西部戰線的奧地利聯絡官於一九一五年中期指出，康拉德已被梅濟耶爾、普列斯（Pless）的「德國參謀和司令部」貶為無足輕重的角色（梅濟耶爾、普列斯分別是德軍西線、東線兩戰場的總司令部所在地）。[4]此後直至戰爭結束，每次奧地利人陷入險境，德國人就會前去搭救。他們干預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加利西亞的戰事、一九一五年塞爾維亞的戰事，一九一六年（重創奧匈軍隊的布魯西洛夫攻勢後）再度干預佈科維納、加利西亞戰事，一九一七年在第一次克倫斯基攻勢（Kerensky Offensive）之後再度干預加利西亞的戰事。一九一七年，德奧聯軍在卡波雷托（Caporetto）拿下大捷，而誠如魯登道夫所說，打這場仗（又稱第十二次伊松佐河戰役）既是為打倒意大利人，也為「防止奧匈帝國垮掉」，因為此前十一次伊松佐河戰役，已使奧匈帝國戰鬥力大減。[5]
一九一五年休息的德軍
組織、武器、領軍作戰方面都優於奧軍的德軍，在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裡再度大敗俄軍。照片中為一九一五年五月行軍途中休息的德軍。
照片來源：National Archives
德軍這些救援行動，的確有幾次令德奧燃起希望，但終究是轉瞬即逝的希望。一九一五年五月的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Gorlice-Tarnow Offensive），德奧在一個星期裡奪回俄軍花了半年才奪下的城池。他們擊斃、打傷俄軍一百四十萬，另俘虜了一百萬。一支小小炮兵部隊所能發揮的威力，令人震撼。德國第十一集團軍部署了四百門火炮，其中將近半數是重型壕溝炮，備用炮彈三十萬枚。[6]俄軍按照對付低戰鬥力的奧軍時所慣有的輕鬆方式列隊展開，赫然發現他們喀爾巴阡山陣地的側翼出現德軍。英國武官在俄軍總司令部寫道，這是場俄國的卡波雷托戰役（「這一嚴峻考驗，大部分軍隊碰上都會敗下陣來」），俄國未因此敗亡，完全是因為德軍受到其他威脅的大大牽制，因為奧軍實在弱得無可救藥。[7]
鑒於俄軍的中央部位遭撕裂，軍隊被一拆為二（一在加利西亞，一在波蘭），一九一五年春，俄軍拔腿急退，有些部隊一天後撤七十二公里。[8]但「奧古斯特的火炮」所揭露的俄國種種難題仍在。奧古斯特·馮·馬肯森將軍在著名的「突破戰役」裡，帶領德軍獲勝。突破戰役開打於俄國炮兵因該國的「炮彈危機」而幾乎失去武裝之際，因而德軍佔有天時之利。此役的關鍵條件，是未徹底改革工業、軍事科技程度低的奧地利人怎樣也無法擁有的。
尼古拉·哥洛文將軍把德國人在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裡所用的方法，比喻為「某隻巨獸」的打法。這隻巨獸會要其步兵悄悄潛近俄軍壕溝，接著「把它的尾巴——重型火炮，拉向壕溝」，但會保持在低劣的俄國火炮剛好打不到的地方。然後這隻巨獸會用「鼓擊般的炮火」（又密集又快速，聽來像是擊鼓不斷的炮火），打垮俄國的壕溝。接著德國人（或他們的奧匈帝國援軍）會向前急衝佔領打得稀巴爛的俄國壕溝。如果俄國預備隊反攻，德國炮兵會把他們也了結；倖存的俄軍全會被躲在奪來的壕溝或炮彈坑裡的德國步兵擊斃。「然後這隻巨獸會再拉起它的尾巴，其重炮會開始有條不紊地重擊俄軍下一道防線。」[9]
德國人以昂貴科技替其士兵護身，借此減輕戰爭的殘酷；奧匈帝國人（戰前和戰時）緊縮開支，把他們的步兵像垃圾一樣丟棄。一九一五年有位俄國將軍坦承，「德國人不惜消耗金屬，我們不惜消耗人命」，這句話用在奧地利人身上同樣貼切。一九一五年六月隨德國部隊快速穿越波蘭時，哈里·凱斯勒（Harry Kessler）中尉停下來檢視奧匈帝國某次進攻後的殘骸：「數百萬隻蒼蠅和一股又濃又濕的氣味……森林裡佈滿橫七豎八的屍體，全是奧地利人的屍體。臉已全黑，像黑人，已半腐爛，表面覆蓋污物和土。幾乎每棵樹旁都有一具屍體……那是這場戰爭最血腥的事件之一，而且毫無意義或成果。」[10]誠如凱斯勒筆下逸事所間接表示的，戈爾利采-塔爾努夫攻勢，乃是德國人的突破性進展，而非奧地利人的突破性進展。這時俄國炮兵團全團一天只有十枚炮彈可用，但奧匈帝國的戰鬥報告顯露的是更為徒勞、代價更大的進攻和有限的戰果。[11]
一九一五年十月，終於打敗塞爾維亞。馬肯森打贏戈爾利采之役，即奉命接掌由馬克斯·馮·加爾維茨（Max von Gallwitz）的德國第十一集團軍和赫爾曼·馮·科費斯的奧地利第三集團軍組成的暫編兵團。他們南攻，渡過多瑙河，兩個保加利亞集團軍則西攻，人力、彈藥都已枯竭的塞爾維亞不支倒下。有位哈布斯堡外交官嚴正宣告，這場戰役將「對東線戰局有決定性影響」，將打開通往亞洲的補給線，使同盟國取得急需的石油、金屬等物資。這位奧地利外交官十月下旬呈文外長布里昂，說「塞爾維亞這一障礙的垮掉，將使我們終於掌控這一至關緊要的戰略路線和多瑙河通道」。[12]保加利亞人十月八日拿下尼什，十一月二十四日拿下比托拉（希臘語稱莫納斯提爾）。加爾維茨部順著摩拉瓦河往南猛進，一路只遇輕微抵抗，將塞爾維亞徹底一分為二。到了十二月中旬，加爾維茨部已一路挺進到馬其頓的庫馬諾沃（Kumanova），距薩洛尼卡只有一百六十公里。埃倫塔爾和弗朗茨·斐迪南只能把擁有薩洛尼卡當作夢想；而今德國人就準備要實現這夢想。拿下薩洛尼卡是德國人更大策略的一部分。根據這策略，要先拿下有「英國的第二個直布羅陀」之稱的此地，然後拿下「通往三個世界的門戶」蘇伊士。這一進攻將由馬肯森領軍。[13]
德國皇帝會晤新任奧地利皇帝
一九一七年三月的西克斯圖斯事件，乃是奧地利躲掉戰爭的最後機會。德皇（左）風聞此事後，把奧地利新皇帝卡爾一世（右）叫到德軍總司令部，逼他回頭。卡爾自稱「和新生兒一樣無知」，溫順地接受德國所有要求。
照片來源：National Archives
但德國人只能延長這場戰爭，無法打贏這場戰爭。他們在蒙斯（Mons）、伊普爾消滅英國遠征軍，赫然發現有二十五個軍的基欽納「新軍隊」形成於狼藉的屍體之後，五百艘英國皇家海軍戰艦扼住德意志民族的咽喉。德國人一九一四年殺死、打傷或俘虜無數俄國人，卻在來年面對兵力更大的一支俄軍。從一九一六年至戰爭結束一直統籌德軍作戰行動的埃裡希·魯登道夫將軍，曾以一句話總結他的戰略缺陷。他寫道，「確立純戰略性的目標之前，得先思考戰術，若不可能在戰術上成功，追求戰略目標只是徒勞」。此言甚是（協約國與同盟國的戰略計劃整體來講失敗，因為強攻壕溝的打法無法實現那些計劃），但魯登道夫太自負，相信借由改進其戰術，他能克服此戰爭無法克服的戰略難題：一億兩千萬人的奧德同盟要如何打敗有兩億六千萬人口，擁有更多兵力、船艦，國民收入比同盟國高六成的協約國聯盟？[14]德國人戰術很高明，戰略卻奇糟，未坦然評估自己、奧地利人與敵人的實力差距。一九一四年七月時若這麼做，他們會務實尋求外交解決，而非開戰。
奧匈帝國未與行事愈來愈不顧後果的德國保持距離，反倒侷促不安地投入德國的懷中。這並非勢不可免。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八十六歲的皇帝弗朗茨·約瑟夫終於在申布倫宮去世，卡爾大公（這時已是卡爾一世皇帝）透過任職於比利時陸軍的大舅子西克斯圖斯親王，詢問與法國、俄國個別媾和的條件。隨之展開的西克斯圖斯事件（Sixtus Affair），一九一七年三月時達到決定性階段，且是奧地利躲掉德國主導的戰爭，救亡圖存的最後機會。透過西克斯圖斯轉達的協約國媾和條件——要求交出阿爾薩斯-洛林，恢復塞爾維亞、比利時的獨立地位——奧地利「無興趣看待」俄國聲索君士坦丁堡之事。
鑒於奧匈帝國已遭遇如此多的慘敗，這些條件並不苛刻，卡爾皇帝收到消息後既驚且喜，表示要大力促成。[15]遺憾的是，他在書面上表示願大力促成，實際行動卻拖泥帶水。一年後德國人風聞此事（此前克列蒙梭公佈卡爾的信函以分化同盟國陣營），魯登道夫於一九一八年五月將卡爾叫到德軍總司令部，逼他回頭。卡爾皇帝先是說謊（那些信是「偽造」的），然後歸咎於他的外長（外長揚言如果皇帝堅決不同意他會自殺），最後向德國人求饒，宣稱他「像新生兒一樣無知」。德國人向這位回頭浪子提出的條件很嚴苛：只要戰爭沒停，軍事和經濟上都要唯柏林是從。
這時時局進入關鍵時刻。美國總統威爾遜所概述的美國在歐目標——總結於美國參戰十個月後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他所提出的十四點原則裡——只要求重組奧匈帝國，而未要求將其解體。英法仍極樂見出現改革後的奧匈帝國，作為戰後防止德國或俄國擴張的屏障。如果卡爾皇帝要抽身，此刻就得抽身；俄國人已被打退出戰場，意大利人在卡波雷托之役後也幾乎如此。一九一八年開始時他所短暫享有的優勢，此後將不再有。德國人正準備以從俄國調來的部隊，在西部戰線發動一大規模攻勢。將軍生涯步入尾聲的康拉德，即將在愚蠢的皮亞韋戰役（Battle of Piave）中再失去三十萬官兵，從而（在一九一八年六月）把在卡波雷托戰役中所贏得的，大部分吐了回去。只讓境內百分之七公民享有選舉權，不讓其斯拉夫裔、羅馬尼亞裔人民享有美式「自主發展」待遇的匈牙利，不是那種會在威爾遜重新審視大局後存活的夥伴。[16]
換句話說，機不可失，若背叛同盟國陣營，卡爾皇帝將獲得厭戰的協約國某種程度的支持，但卡爾未這麼做，反倒軟弱屈服於德國的壓力，讓德國接管奧匈帝國境內所有事物（部隊、鐵路、公路、軍火、工廠），甚至誓言此後奧匈帝國將為保住斯特拉斯堡作戰到底，一如為保住的裡雅斯堡作戰到底。[17]威爾遜總統最初願意與奧地利人合作，此刻則嫌惡轉身，不再理會那個「德國政府的附庸」，並在一九一八年九月承認捷克、南斯拉夫「民族委員會」，從而為肢解奧匈帝國揭開序幕。[18]
這場戰爭始於倚賴德國武器的奧匈帝國，也結束於這樣的奧匈帝國。德國人計劃於一九一八年以從俄國抽調來的部隊，在西部戰線發動大規模春夏攻勢。這場攻勢失利，德意志、奧地利兩帝國隨之垮掉。卡爾皇帝於一九一八年十月向其人民發表宣言，承諾變革和承諾成立一新的「民族部」，但為時已晚，這時這君主國的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都已宣告獨立，卡爾除了流亡國外，幾乎無其他路可走。這個君主國登場時威風八面，好不神氣（擊敗土耳其人、拯救基督教世界），下場時讓人不勝唏噓。
史學家常以哈布斯堡君主國直到一九一八年才滅亡一事，證明它的堅忍頑強或正當性，但這說法太牽強，不足採信。這個君主國是個殘忍的碎骨機。它在一九一四年以最漫不經心的作風耗掉它徵召的最精壯兵員，然後如弗裡德裡希大公一九一五年所憂心忡忡指出的一樣，只能倚賴「營養不良的孩子和年老男子」打仗。[19]法國人利用俄國人、意大利人、塞爾維亞人所提出的死傷記錄，一九一六年估計，由於哈布斯堡軍隊一九一四年幾乎遭全殲和此後每月平均損失十二萬兵力，奧匈帝國已「耗掉」它所能取得的大部分男子。[20]據估計還有六十五萬奧地利男子未被耗掉，而這些人大概每日提心吊膽，不知在這支軍隊裡還能活多久。「第三度修正男子」（即曾兩度被評斷為身體或心智上不適打仗而免服兵役的應徵入伍男子）的加入，為六十五萬奧匈軍增添了兵力。但這是支什麼樣的軍隊？[21]一九一六年寄到霍夫堡宮門的一封匿名信，真相貫穿在思鄉之情中：「陛下，如果你想認識這場戰爭的真實面貌，不必派你的陸軍部長千里迢迢到前線，只要派他到後備兵站看看即可。在那裡，正有得了嚴重結核病的男人被強徵入伍；在那裡，正有得了心臟病的五十歲男子被令以整齊步伐集體走來走去，直到不支倒地為止；在那裡，自稱有病的男子遭下獄十四天。」[22]像這樣的男子，在戰場上沒有立足之地，將一批批成群死去。光是在東部戰線，就有一百萬奧地利人喪命，其中半數死於感染和疾病。在一九一四年秋，戰爭從機動戰轉為壕溝戰時，哈布斯堡軍隊的情況未好轉，只是較易維持軍紀而已。但每當奧匈帝國士兵置身開闊地，奉命展開新攻擊時，通常打得很糟或逃跑。奧匈軍總司令部於是在一九一五年十月發了一份令人難堪的極機密通條給諸軍、師長，想知道俄軍「雖然後備士兵和軍官的素質劣於我方，但在彈藥比我們少的情況下，為何打得比我們出色許多」；二十萬奧匈帝國官兵在加利西亞作戰期間怎麼會「消失得如此快且徹底」；為何「有那麼多次進攻，甚至就連敵寡我眾的進攻，都被打得七零八落」。
凡是在前線附近待過的人都知道答案：奧地利士兵不在乎勝敗，已不願承受行軍、待壕溝的苦。他們是徹頭徹尾的老百姓。奉命離開壕溝行軍至別處時，大批士兵在路旁坐下，等著被俘。弗裡德裡希大公要求將士兵鑒別分類，「較佳者」送到前線，老弱送到後方部隊。這正證明逃避責任的風氣在哈布斯堡軍隊裡有多盛行，最有戰鬥力的人利用關係把自己弄到後方安全的宿營地，這位大公不得不在提出此建議時放話稽查，「以確保此命令嚴格執行，提升我軍戰鬥力」。[23]
一九一四年時，以團為傲的精神就已漸漸成為明日黃花。團向來是擁有自身歷史、講究儀式排場的部隊，但隨著團在戰火中消融，誰都看得出當兵只是去當炮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布隆（捷克語稱布爾諾）上演了一件讓軍方顏面無光的事。當時，第八團某連上火車，開赴前線。火車加速時，一名全身戰鬥裝的步兵跳出貨車廂，落在月台，拔腿逃命；結果被圍困在火車站廣場一隅，遭憲兵以棍棒打倒在地，三百名路人驚愕看著這一幕。[24]哈布斯堡第三十團，一九一五年四月從格拉茨（Graz）得到補充兵員後，該團波蘭人痛毆他們，叫他們「德意志豬」，扯破他們的背包，搶走他們的食物。[25]格拉茨這些波蘭惡霸，大概會集體自豪於他們屬於一七二五年在倫貝格所創建之團一事，但不會有人自豪於他們的新際遇：編入獨立營，獨立營會被隨機安插進暫編團。暫編團則是為了集攏各殘破部隊裡可用的殘兵，將他們送回前線而成立，而到了前線，他們也可能難逃一死。[26]
每個地方的壕溝戰都非常殘酷。有位戰地記者報道了一九一五年在布達佩斯某醫院所見到，來自喀爾巴阡山脈的凍傷病患和截肢者，「醫生得意誇稱他們很善於找到良好的健康纖維皮瓣和製作合用的假腿，他們的農民傷員則一下子咧嘴而笑，一下子繃起臉」。[27]另一名記者驚駭地看著混在一塊的奧地利人、俄國人屍體，像好多「塊生鐵」般被倒進敞露的壕溝裡。誠如他所說的，這不是「維也納的女孩向這些青春正盛的健壯年輕男子喝彩時」心裡所想的下場，甚至不是奧匈帝國陸軍部所想的下場。陸軍部原保證會「把官兵六人一個棺木，埋在從遠處可容易見到的高地上，以表達祖國對這些英勇軍人的虔敬和感激」，結果卻是把這些不知姓名的官兵一股腦丟進萬人坑裡，撒上生石灰。[28]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在其某份保守自大的公報裡確立了最高指揮部輕慢的作風：向士兵保證，只要「往地下挖三米，就會安全無虞。這樣的壕溝即使遭直接命中，士兵也幾乎不會受傷害，只有些許震動和搖晃，但士兵會沒事」。[29]當他和弗裡德裡希大公得為自己尋找擋住一切攻擊的安全處所，挽救他們破敗的名聲時，就一點也沒這麼自滿。整個一九一六年，康拉德與弗裡茨爾拚命欲打消深受霍夫堡宮寵信但黯然下台的布魯德曼將軍所提出的要求，即對他們兩人在兩次倫貝格戰役中領導有否失當的調查。一九一六年七月康拉德緊張地抗議道：「總司令部無法響應已遭卸除兵權的將領提出的每個申訴、備忘錄、作戰報告和諸如此類的東西。」
康拉德痛惡德國人，此時卻堅持要布魯德曼看看「德國陸軍的指導原則：將領遭卸除兵權即永遠不會再取得兵權，且永遠不會對其遭卸除兵權之事提出抗議」。這一如黑手黨成員被抓即封口，絕不洩露組織秘密的原則，肯定合康拉德的意，儘管他戰後寫了帶有偏見的回憶錄，整個戰後生涯都在做替自己辯解的抗議。他一九一六年對布魯德曼的背後中傷，將化為二十五頁以不空行方式打成的文稿，而那就像是他回憶錄的第一份草稿，把自己說成無辜受害者，受害於有勇無謀的下屬。他寫道：「為了維護紀律，我得促請陛下的軍事文書署將這一調查連同布魯德曼的平反要求一併駁回。」八月，經過一番思考後，博爾弗拉斯將軍和皇帝再度退縮，拒絕調查、平反。[30]
康拉德所謂在壕溝裡會平安沒事的保證，從未平息士兵的疑慮。他們並不安全，全軍所有官兵被炮轟得膽戰心驚，不想再這樣下去。戰爭步入尾聲時，哈布斯堡軍隊已分為兩派：居少數的「衝鋒集團」（年輕有衝勁者）和居多數的「防守集團」（軍中大部分人）。衝鋒集團是仿德國方式打造的衝鋒隊，吃得好，薪水高，裝備好，執行所有進攻；防守集團則在整個戰爭期間扮演全然被動的角色，挖壕溝，修壕溝，守壕溝。[31]
一九一六年布魯西洛夫攻勢所引發的情景，即使是厭戰的奧地利人都感到震驚，且說明了這個君主國的大部分官兵如何不願打這場戰爭。卡爾·馮·弗朗澤-巴爾丁將軍談到他「破敗的軍隊」，目擊者驚訝地看著奧匈帝國一場大規模（且出乎預料）的反攻，竟演變為集體投降，數千名哈布斯堡士兵丟下步槍，舉起雙手跑向俄國防線。[32]多達三十五萬奧地利人以如此方式向俄國人投降，布魯西洛夫收復一九一五年失去的所有土地，一路攻回到喀爾巴阡山脈諸山口。布魯西洛夫攻勢打掉了奧地利人僅存的些許進攻能力，迫使他們把軍隊交給德國人指揮，直至戰爭結束。[33]
一九一六年，康拉德的總司令部遇到一突如其來的報復性活動，因為每個奧地利軍、師都奉命查明問題根源，予以解決。兩年前兵敗薩巴茨後經歷過一次又一次徹底失敗的特爾斯蒂揚斯基將軍，向他的集團軍如此講話：「第四集團軍被戰鬥力並不具壓倒性的敵人趕出強固的陣地，被逼退好遠，損失眾多士兵和物資，且辛苦建造的橋頭堡和斯蒂爾河（Styr）陣地也未守住，你們得給我一個解釋！」軍官奉命調查其部隊，查明是誰帶頭組織集體逃亡，誰同意放棄如此多加農炮和機槍，並奉命「無情」懲罰還留在部隊裡的所有壞蛋。[34]
但還有什麼懲罰，比留在這個軍隊和這個走入歧途的戰爭裡繼續打仗，更為無情？到了一九一七年，哈布斯堡軍隊已幾乎稱不上是軍隊。喪命、受傷或被俘者（共三百五十萬），和剩下的現役軍人一樣多。[35]由於協約國軍隊不斷增加其火炮、炮彈、機槍的數量，每個哈布斯堡士兵都確信自己很快就會從第二類（活人）變為第一類（死人），於是許多人開始撤離。一九一七年開始時，被俄國人俘虜的奧匈帝國士兵高達一百七十萬（相對地，被俘的德國人只有此數目的十分之一）。[36]一九一七年六月俄軍克倫斯基攻勢，在奧匈帝國第三集團軍的諸軍之間，輕易就扯開一道五十公里寬的缺口，又俘虜數千人。若非俄軍本身為失望情緒和布爾什維克宣傳所腐化，奧匈帝國很可能已在那年畫上句點。[37]
在意大利戰線的蘇加納谷（Val Sugana）——阿爾卑斯山中史上有名的狹長谷地，作為神聖羅馬帝國往來亞得裡亞海的要道達數百年——某奧地利團的整個領導階層（斯洛文尼亞裔上校、四名捷克裔軍官、三名捷克裔士兵），在卡爾扎諾（Carzano）投奔意大利壕溝，然後帶敵軍回來，穿越奧軍鐵絲網，進入奧軍壕溝，把此團整個俘虜。奧匈帝國當局宣稱震驚，但這問題自一九一四年起一直未消失而且是日益惡化。[38]集體逃亡變得司空見慣；一九一八年十月某日，匈牙利第六十五團一千四百五十一人逃亡。這時，哈布斯堡君主國已開始把有專門技能的軍火工人、男孩、領養老金者送進其戰爭機器裡。在索爾費裡諾戰役（Battle of Solferino，一八五九年）和柯尼希格雷茨之役（一八六六年）之間那幾年出生的老人，一九一六年被徵召入伍，一直服役到戰爭結束。[39]
對奧匈帝國來說，這場戰爭從頭至尾都沒有道理可言，而一九一七年俄國戲劇性的戰敗和解體，最為鮮明突顯這點。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奪取政權後，突然退出戰爭，並在一九一八年三月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約》（Treaty of Brest-Litovsk）中，把波羅的海地區、白俄羅斯、波蘭、烏克蘭割讓給德國。俄國的垮台照理應使同盟國陣營團結，結果反倒加深該陣營成員間的分歧。德國評論家覺得上了奧匈帝國的當。哈布斯堡王朝在戰場上打得一塌糊塗，從頭至尾倚賴德國支援，卻在俄國垮掉時，試圖在俄國割讓的波蘭、烏克蘭大片土地裡分一杯羹。哈布斯堡王朝想得到波蘭，然後派一大公治理該地，但此事若成真，哈布斯堡君主國裡斯拉夫人與德意志人比例失衡的程度會加劇到危及其生存的程度。有位分析家於一九一七年晚期寫道，「奧地利一千萬德意志人會淹死在七千萬或更多斯拉夫人的大海裡」。吃下波蘭這塊肥肉，奧匈帝國版圖會增加一倍，斯拉夫人和天主教徒會更能左右民意的走向，這幾乎必然導致奧匈帝國日後與其盟邦德國決裂。這一預言絕非杞人憂天，一九一七年時德國人未把波蘭視為該直接吞併的土地，而是視為該先清空其上的波蘭居民、再安置以德意志人的一個空間。那一構想因俄國撤出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有實現的可能，且將導致德國在下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展開有計劃的族群清洗和種族滅絕。[40]
俄國的戰敗讓奧匈帝國得以繼續打這場艱苦的大戰，但奧地利人從未解決俄國充沛人力所帶來的難題，美國作者（暨俄國通）約翰·裡德（John Reed），對此有言簡而意賅的說明：「落敗但變強之軍隊的弔詭，即撤退的一大群人，其撤離本身為征服者帶來他們所非常不樂見的後果。」一九一五年在倫貝格看過看不到盡頭的俄國步兵縱隊走向野戰餐車後，裡德寫道：「現在，唱著歌的軍人如長河般湧進每個街道……這是俄國用之不竭的國力，她血管的有力血液，從她深不見底的人力噴泉隨意灑出，浪費掉，毫無節制地用掉。」[41]裡德熱愛他的俄國人，以浪漫手法描繪他們。事實上俄國人殺自己人，就和奧地利人殺他們一樣麻木不仁，而俄國農民不是傻子，他們採取了預防措施，不是毫無抵抗地向奧地利人投降，就是逃亡。他們於一九一四年響應動員，但一年後大批逃亡。
整個大戰期間，俄國老百姓驚訝於「在城裡、村子裡、鐵路邊、俄國全境四處遊蕩」（沙皇的農業部長一九一五年語）的軍人之多。其中只有少數人有假條（徵召入伍兵鮮少有幸得到的特權）。載增援部隊赴前線的俄國運兵車，有時抵達目的地時才發現，車上的軍人已全部跳車逃走。俄國行軍營的逃跑率平均達四分之一。[42]一九一六年時，法國人已把每月死傷率降到一九一四年水平的一半，俄國人的死傷率卻未降低，甚至反倒升高。一九一四年時俄國人用光其第一級本土防衛預備隊，一九一六年時則耗盡所有第二級預備隊。一如奧地利人，他們開始把他們所能找到的男子都徵召入伍，一九一六年俄國國會某委員會痛批軍方「恣意揮霍」：沒有足夠的「鉛、鋼、爆裂物」，俄國將領覺得「用人血打開通往勝利之路」沒什麼好大驚小怪。到了一九一七年，俄國人已在思考所有人力物力用盡的問題，二月革命突然爆發時，俄國人正努力欲解決該問題。臨時政府決定繼續打仗以取得「最後勝利」一事，使該政府失去了深信打這場戰爭徒勞無益只是送死的人民的支持。死傷慘重到了吃不消的程度：一百三十萬人喪命，四百二十萬人受傷，兩百四十萬人被俘，總數將近八百萬。[43]十一月時，布爾什維克人以非常宏觀的政綱——列寧要結束戰爭——拉下臨時政府。
但俄國熊的垮掉也救不了奧地利。哈布斯堡君主國已分裂為數個得到協約國幫助的「民族委員會」，這些委員會受邀於巴黎和會上表達他們各自的民族獨立主張。德國於《凡爾賽條約》中受到人盡皆知的懲罰，奧匈帝國則在《聖日耳曼條約》（the Treaty of St. Germain）、《特裡亞農條約》（the Treaty of Trianon）兩條約中壽終正寢。這兩個條約於一九一九年正式裂解哈布斯堡帝國，創造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個新國家，強化既有國家（例如羅馬尼亞）的版圖。塞爾維亞吸並維也納的原南斯拉夫土地，成為名叫南斯拉夫的新國。在其他所有民族都退出後，由哈布斯堡王朝僅存的小塊土地，即維也納至因斯布魯克之間的德意志人地區，鬱悶地組成奧地利共和國，且受條約所束，嚴禁與北邊大上許多的德意志人國家合併。
奧匈帝國垮台的影響甚大。《凡爾賽條約》要德國割土、賠償且嚴格限制德國海陸軍力，但德國國力受削弱只是表象。事實上，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所創造的新秩序，使德國變強。蘇俄已縮回去打內戰，陷入孤立，而後來的發展表明，從中歐奧匈帝國割出的「繼起諸國」，國力太弱，擋不住德國（或蘇俄）的侵犯。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它們與英法結盟。巴黎和倫敦把這些新國家視為制衡東山再起之德國或俄國的潛在力量。這些防禦條約意在填補哈布斯堡王朝留下的權力真空，最終卻在德國人於一九三八年吸並奧地利和竊取捷克斯洛伐克後，一九三九年嘗試侵犯波蘭時，引爆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如一九一四年時，西方列強不情不願地動員開戰，以解決來自中東歐的糾紛。
這場人間浩劫的罪魁禍首在西方歷史裡的形象，從未受到大幅修正。弗朗茨·約瑟夫皇帝仍是那個留著絡腮鬍、居心良善的帝國老爹。這豈是事實？就最高指揮官的角色來說，他是個屠夫。就戰略家的角色來說，他是個不自量力之人。就政治家的角色來說，他原本可以利用在位如此之久的契機修正或減輕令奧匈帝國衰弱的諸多難題，結果他毫無作為。傳說收到意大利已於一九一五年向奧地利宣戰的消息時，這位老皇帝深情微笑，低聲道「終於和意大利打起來，這下我可以開心了」，如果此說不假，我們不得不推斷此人老時已性情大變，變成凶殘之人，與年輕時謙遜的他判若兩人。[44]
總的說來，我們得重新思考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把奧地利人擺進新的歷史位置。從根本上來說，奧匈帝國並不是一個正派的，而是帶著光環的懶懶散散的強權，它稀里糊塗地闖入並打完了整個戰爭。它是個心態極其矛盾的強權，為了保住其自古即擁有對波希米亞、匈牙利之類土地——已不想再和哈布斯堡王朝有瓜葛，正努力脫離自立的土地——的所有權，不惜讓整個歐洲陷入戰火。奧地利的大戰建立在不計後果的賭注上，即賭哈布斯堡君主國的內部問題可靠戰爭來解決。實則戰爭解決不了那些問題。[45]這不是戰後才為人所揭示的。一九一四年的重大事件發生之前許久，總理卡西米爾·巴德尼（Casimir Badeni）就指出，奧匈帝國境內失意的諸民族與該帝國的軍事安全擁有明眼人都看得出的關聯：「多民族國度發動戰爭，必會危及自身。」[46]但奧匈帝國還是發動了戰爭。該帝國最後一位外長奧托卡·切寧（Ottokar Czernin）伯爵，以太不當一回事的口吻論道，「我們在劫難逃；我們可以自由選擇怎麼死，而我們選了最可怕的死法」。[47]前線士兵陷身於這場可怕戰爭的最可怕的環境裡，若聽到切寧（胎死腹中的西克斯圖斯事件的主導者）這番話，肯定會深表贊同，且遺憾於他無法阻止或結束這場戰爭。
一九一四年七月，老皇帝最後一次抽出他的劍，卻驚駭地看著揮出的劍刃被擋開，反轉，刺回他肚子裡。哈布斯堡王朝沒理由於一九一四年開戰，卻開了戰，要自己人民在準備不周的攻勢裡送死，然後打起一場使已然衰弱的君主國必然垮掉的消耗戰。在這場慘絕人寰的戰爭裡，有太多錯誤和失算，而奧匈帝國一九一四年的決定堪稱是其中最不明智且最應受斥責的。這場大戰只是在我們的歷史地圖上贏得的一塊黑色區域，而維也納，和柏林一樣，同是這塊區域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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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I was told this anecdote by Prof. Lothar Hobelt of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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